中国税制改革的逻辑——兼论新一轮税制改革方向设计

来源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cheng_wutao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以中国近年来大规模减税降费的现实背景和内在根源为思考起点,文章试图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次税制调整的产生背景、职能定位及政策用意,由此提炼与归结中国税制改革的逻辑机理和优化空间,并对新一轮财税改革提供方向指引.通过对税制改革历史进程的梳理,文章发现,各阶段税制改革均产生诸多历史遗留问题,这些问题内生于特定经济发展阶段,并成为下一阶段改革的契机,这决定了中国税制改革的渐进式特征.在充分明确中国税制局限性的基础上,文章认为,新一轮税制改革应注重推进结构性改革、加快地方税体系重构、加强减税降费等政策的短期应对能力,同时应更加重视配套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作用,以更快更好推进税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其他文献
本文采用2004-2018年黄河流域沿线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非期望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黄河流域沿线省份的绿色经济效率,运用空间全局莫兰指数评估了2004-2018年黄河流域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关联性,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黄河流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2004-2018年间黄河流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均值为0.879,并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黄河流域绿色经济效率在2006-2018年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性;环境规制与黄河流域绿色经济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同时,经济增
职业经理人与公司所有者之间的委托代理矛盾由来已久,为有效解决这种矛盾,公司决策部门尝试通过建立奖励机制来化解矛盾,但收效甚微.上世纪50年代末期,世界上诞生了第一个管理层持股计划,观代意义上的管理层持股机制在发展中逐渐形成,因委托代理矛盾所产生的公司治理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当前,越来越多的公司采用管理层持股作为激励员工的一种手段,但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因委托代理以及职业经理人道德风险所带来的一系列公司治理问题.本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内在作用机理和外在传导机制详细分析管理层持股对公司绩效所产生的
本文基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城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从理论上阐述了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并利用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借助分位数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二者关系及传导机制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对城镇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正向促进作用,且在人力资本结构高级化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城镇化具有显著部分中介效应.有鉴于此,为加快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政府应在保障人力资本存量持续上升的同时,注重引导和调整各层次人力资本之间的协调与
基于2017年5月至2019年4月我国共享单车企业的月度样本数据,构建一个面板校正标准误差(PCSE)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业务扩张方式对企业用户规模的影响效果.实证结果显示:不同的业务扩张模式对用户规模的影响迥异,其中引入商城服务显著降低了共享单车企业的用户规模,而引入网约车服务则显著扩大了用户规模.基于生态化特征,进一步提出了共享单车企业业务生态的两种构建思路,并给出了出行服务生态圈和生活消费生态圈的扩张路径.
经济复杂度是对生产结构的衡量,生产是“双循环”的起点,生产决定分配,通过分析经济复杂度对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是寻求有效驱动“双循环”路径的关键.本文从产品空间视角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和实证检验.研究表明,就全国而言,经济复杂度的提升能够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形成对扩大内需的支撑,进而有利于“双循环”发展的推进.地区和产品层面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东部地区经济复杂度的提升能够产生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中西部地区还未表现出显著影响,由此区域生产结构性差异是造成“双循环”不畅的重要原因.不同区域生产的高复杂度产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实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战略,是落实《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的重要抓手,同时也是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式.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系统思维,厚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内涵,体现了低碳经济发展与政策体系协同的整体布局,彰显了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下“气候正义”的时代价值.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战略的实现,应当兼顾碳排放总量控制与经济社会发展双赢的现实诉求,这是构建新发展理念下低碳循环经济运行体系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确保落实全球气候治
2008年以来,中国与英、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都呈现出下降趋势,但相同的下降趋势代表的是不同的生产力发展过程.文章基于系统论视角对生产力发展具体过程的理论研究表明: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技术创新促进生产资料和科学技术要素的协同发展以及通过制度创新促进劳动者发展的过程具有相似性.但由于所有制结构的差异,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制度创新形成的组织管理方式存在根本区别,这导致生产力系统协调度的不同发展趋势并最终体现为经济增长率变化趋势的差异.基于复合系统协调度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支持了理论分析结
本文研究中国研发创新的影响因素以及技术提升效果.本文选择财政研发资助政策、专利保护、汇率、货币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内生增长DSGE模型框架下分析其对研发创新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汇率政策无法有效促进研发,在长期并不能有效提升技术进步,货币政策对技术的影响呈现中性,因而,保持汇率和货币政策在合理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依然是重要的政策目标;财政研发资助的提高有助于刺激短期经济和提高经济增长率,但由于研发资助的提高引起了研发部门的拥挤效应,降低了国内研发部门的研发效率,因而从本文可以看到研发资助比例提高
本文基于生产函数分析框架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市场化改革与杠杆率之间的关系,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1)市场化改革与杠杆率之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当市场化程度达到一定临界值时,进一步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份额并不利于控制杠杆率水平;(2)市场化改革去杠杆的效果在东中西部地区存在显著差异,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高,进一步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份额不利于经济去杠杆,中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低,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可以有效去杠杆;(3)市场化改革对杠杆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即市场化改革通过影响金融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使得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政府债务水平大幅度上升,加上影响更为深远的老龄化问题,高政府债务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长期现象.在此背景下,指望"财政稳债务"已经不现实,同时,经济长期低迷导致低通胀、甚至通货紧缩,"货币稳通胀"因而也没有了必要.文章认为,在高政府债务背景下,财政货币政策的配合应该转向一个新组合——"财政稳经济、货币稳债务":对财政来说,需要以发行政府债务来增加财政支出,弥补总需求的不足;对央行来说,通过购买政府债务来维持政府债务的可持续性.在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