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地飞马到肤施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周恩来到西安代表中国共产党去处理事变善后。当时的党中央设在陕北保安（今志丹县），交通不便，张学良只能派自己的专机到肤施（延安）接人。保安到肤施的路程有85公里多，当时又下着鹅毛大雪，且肤施城内驻有肤施、安寨和保安3县民团，共有1500多人的武装。
　　周恩来一行虽然重任在肩，却不能轻易进入肤施城，因为很危险。周恩来果断决定：骑马绕过肤施城到甘泉去，那里驻有东北军，让东北军用汽车送他去西安。
　　16日一早，周恩来一行冒着寒风，策马西行。当他们绕过肤施城，沿着崎岖的山路，翻越几道山沟，来到杜甫川时，天已近中午了。正焦急间，忽然听到飞机的马达声。周恩来仰天一望，反应极快地说：“这一定是张学良的飞机来接我们的。”于是，他们调转马头，赶回到肤施城郊。然而，由于民团的阻拦，他们无法直接去东郊机场。于是，周恩来就让随行的张子华以“南京派来与中共谈判的代表”身份，拿着周恩来亲笔写的纸条，由周恩来的副官邱南章陪同先进城找到肤施县县长高仲谦，让他下令民团不要阻拦。这样，周恩来一行才得以催马赶往东郊机场。这时，驻肤施城内的民团惶恐地喊：“红军冲过来了！”城内外顿时乱了起来。幸亏随飞机而来的张学良秘书刘鼎（中共秘密党员）对高仲谦说：“不准开枪，否则发生问题要你负责！”高仲谦立即命令民团不许开枪，周恩来一行这才从南山绕过去赶到机场。
　　九死一生的飞行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1937年2月13日，周恩来因有重要事情回延安，就请杨虎城写信派一架军用飞机送他回一趟延安。
　　周恩来到机场后，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第七大队第六中队的飞行员得知是要送红军领袖周恩来，都感到事关重大，不声不响地溜走了。这时，留下没走的飞行员祝葆卿向副中队长陈又超提议：“既然周将军有急事要走，请批准让我带他上去试试。”陈又超犹豫片刻，答应了。
　　当天天气状况不好，飞机飞到西安北边的三原县上空时，乌云遮天，雨也越下越大，机头前茫茫一片。祝葆卿一看继续朝前飞有困难，就转过身来，带着紧张的心情向后舱打了一个前进还是回头的手势，周恩来微笑着用手朝前指了指，示意继续前进。于是，祝葆卿驾驶着飞机很快又冲到同官县上空。
　　在强风暴雨袭击下，飞机失去了平衡。突然，一股强大的气流从上往下冲击下来，飞机又发出“昂昂昂”的怪叫声，机身急剧下沉，祝葆卿连连使出应急的驾驶措施都没能奏效。眼看着将要机毁人亡，他就拼命地一面向后舱打手势，一面大声喊叫：“不好，快跳伞！”周恩来摇了摇头，表示他不会跳伞。祝葆卿想到，如果自己跳伞，那么周恩来肯定与飞机同归于尽。在这万分火急的情况下，祝葆卿决定想尽办法摆脱危险，化险为夷，于是他继续顽强地掌握着操纵杆，几乎是在不可能的绝望中又一次使飞机平飞了。在祝葆卿的苦苦操纵下，飞机终于飞出了乌云层，一直绕到洛川上空，航线上云层稀疏多了，但遥望延安依然云遮雾障。他不便再冒风险飞行，只得绕道返航，降落到西安机场。
　　周恩来一下飞机就抢先一步跨到前边说：“祝飞行师，让你受惊了。”祝葆卿顿时感到一阵温暖，颇带几分歉意地说：“很遗憾，我没能送你到延安。”周恩来却像没事似的，指着乌蒙蒙的天空，轻松地扬扬眉毛说：“这不能怪你，是天公不作美嘛。”
　　多年之后，每当祝葆卿回忆起那一次送周恩来去延安的往事时，他都十分感慨地说：“周恩来将军为国为民，那可真是九死一生啊！”
　　幔帐后的枪口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放走蒋介石并草率跟着蒋介石到南京负荆请罪后，反被蒋介石无理扣押，导致东北军群龙无首，一片混乱。在救回张学良的问题上虽然大家是一致的，但在究竟是用文救（和平方法）还是武救（打仗方法）上却出现了互不相让的两派。最后，由张学良一手提拔的一帮“少壮派”们失去理智，在2月2日清晨枪杀了他们认为主和的67军军长王以哲，这就是东北军内著名的“二二”内讧事件。
　　周恩来为了向东北军表示作为朋友的哀悼和关心，赶到王以哲家中吊唁。当时有好事之徒恶意挑拨说：少壮派们杀王军长是受共产党指使挑动的。这时，人在现场、年仅18岁的王以哲小舅子信以为真。当有人说中共的周恩来等人前来吊丧时，这位年轻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一下拔出手枪，将子弹推上了膛，一边藏身到幔帐后边一边大声说：“就让共产党人活祭我的姐夫！”
　　一旁的王以哲夫人一听，顿时吓白了脸，她一把拉住弟弟的手说：“千万不能，人家共产党的周恩来是鼎芳（王以哲字）真正的朋友。”这真可谓千钧一发，如果不是王夫人发觉并及时制止，那将是怎样的结果？今天回想起来也足以令人心悸。
　　劳山枪声惊天地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又面临着一个新的艰巨任务———同国民党谈判。4月25日，周恩来等人坐上一辆卡车离开延安。卡车刚刚进入了甘泉县境，车窗外突然响起了枪声。不多时，左侧的峭壁上、左后侧的崖畔间和车头方向，都响起了枪声。
　　周恩来下令直接开车冲过去，但敌人事先在土公路上挖了堑壕，卡车往前还没冲出五六米远，右车轮就已陷进沟壕。这时，埋伏在前边不远的坝梁上的敌人开火了，随着卡车嘎的一声停住，司机老李身中数弹，倒在驾驶座上。
　　周恩来敏捷地翻滚出驾驶室，对车上的人发出短促的命令：“下车！散开！还击！”
　　坐在车厢里的张云逸命令陈友才和陈国桥：“陈参谋长，你保护周副主席迅速转移；陈排副，你组织战士进行抵抗。”听到命令，干部、战士迅速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予以还击。尽管敌人居高临下，用的都是长枪，给他们造成很大的杀伤。但他们毫不畏惧，手持短枪顽强地战斗着。就在周恩来等人往右撤下公路时，陈友才为了吸引敌人的火力，拖着疼痛的伤腿，不停地向敌人射击。但不久，他就被敌人射来的排枪子弹夺去了生命。
　　周恩来带领张云逸、孔石泉等人钻进树林，正行进间，忽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3人迅速做好战斗准备，待临近一看，原来是特务队的战士曹鸿都。曹鸿都向周恩来汇报了他撤出战斗时的情景，并说他是奉陈国桥之命特意赶来保护首长的。
　　4人决定先回延安，他们攀登断壁危崖，苦行多时，终于脱险。
　　就这样，周恩来脱险了。然而，劳山遇袭，周恩来一行22人，当场就牺牲了11位，其他人也都受了伤，只有周恩来、张云逸、孔石泉和曹鸿都4人平安无事。在劳山遇袭后，周恩来一直随身带着一张陈友才的一寸照片，在这张照片背后，周恩来亲笔写下了“劳山遇险，仅剩四人”几个字。几十年之后的1973年，周恩来陪外宾到延安时，还对延安地委书记土金璋等人说：“我一生遇到过许多危险，在劳山的那次是最危险的一次。”
　　（摘自《党史纵览》，秦九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