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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托克维尔热情讴歌革命，称许其废除了延续千年之久的欧洲封建制度和旧社会习俗，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另一方面，托克维尔质疑了革命惯用的激进手段及其对法国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
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名字忽然在中国的公共舆论场内得到了广泛传播。
这可能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有关。
这是本什么样的书？阅读这本写于一个半世纪前的书有什么价值？
“擅长思想胜于行动”
托克维尔是19世纪欧洲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1805年出生于法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在其短暂的一生（1859年去世）中历经5个朝代（拿破仑帝国、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目睹并投身亲历了大革命后法国政治的波澜起伏。
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是研究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本书让他在36岁那年即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称号。
随后的托克维尔积极投身政治事务，曾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后，他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所有这些经历，让他对政治和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和洞察。
1856年，法国大革命爆发67年之际，他推出了浓缩其毕生思想精华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用以阐释历经半个多世纪动荡起伏的法兰西民族的命运。原本他还准备写第二卷，可惜3年后因病去世。
事实上，托克维尔的名声在其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为世人所称道。雷蒙·阿隆曾说，在他念大学的时候，托克维尔的名字并没有列入法国哲学思想先贤的必读书目中。直到二战结束以后，欧美学术界才重新发现托克维尔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论述的重要性，带动了公众对这位思想家著作的阅读热情。
复杂而暧昧的答案
概括地讲，托克维尔试图通过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唤起公众重新思索社会革命对国家构建的复杂意义。
他在该书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宣布，他并不试图撰写一部大革命演进历程的编年体史书，抑或是革命人物的列传汇编，而是希望通过抛出一系列问题，把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与形成法国社会的历史因素（即他所谓的旧制度）加以联系和展开。
托克维尔首先挑战的是世人的一个成见：革命的到来总伴随着政治上的腐朽和低效，经济的恶化以及民众的困苦。托克维尔则指出，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恰恰相反：无论是物质积累、文化艺术，或者国民的教育素养，大革命前夕的法国都可以当之无隗地位列启蒙时代的欧洲前列。而且，大革命前的法国当局也已经着手推动更有利于民众和进步的方向的制度改革。
托克维尔最关注的问题就在这里一为何是这样的法国爆发了大革命而步入“浩劫”？
对此，托克维尔提出了本书流传最为深远的历史论断：“对于一个坏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变革的时刻。”
诚然，与过去的历史相比，法国的封建贵族和僧侣制度在路易十四执政期间已经大为削弱，特权阶层的力量和影响风光不再。到了路易十六时代，特权阶层的削弱趋势更为显著。但这时底层民众对残存特权的存在却较以往更为敏感且越来越无法容忍。一旦政府在财政和内政外交上应对失措，这种潜在汇聚的社会怨气就到达危险的临界点而随时爆发。托克维尔以为，民众与执政者之间的认知错觉或是误判彼此的最大导火线。
但革命是否真的能够解决旧制度遗留下来的问题？大革命当中史无前例的政治和暴力运动，是否真的能涤荡专制遗留下的毒瘤，创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博爱的理想社会呢？托克维尔在书中给出的答案是极为复杂和暧昧的。
一方面，托克维尔热情讴歌革命，称许其废除了延续千年之久的欧洲封建制度和旧社会习俗，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另一方面，托克维尔质疑了革命惯用的激进手段及其对法国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
他还发现，一些在革命初期被废除的法律和旧式习惯，包括旧制度下的思想观念，在若干年后重新流行，并被投机分子所摘取。
托克维尔意在警醒读者，大革命孕育在旧制度之中，革命既带有与过去决裂的勇气和决心，同时也掺杂着对往昔制度的继承，甚至还有倒退的可能。
纵览《旧制度与大革命》全书，托克维尔对革命的手段和目的都抱有深刻的怀疑，尽管他表述得非常复杂和婉转。
对“文人共和国”的反思
启蒙时代的法国开启了一个至今为人称道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时代，一大批文人思想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发表对国家时事的各种看法。或许是出于法兰西特有的民族特性，这些文人思想家最令人瞩目的工作，就是对旧制度不间断的口诛笔伐，并因此博得了公众和仰慕他们的贵族的拥戴。
但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正是旧制度的某些特性，保障了这些文人受尊崇的社会身份和发表国事意见的权利，而当大革命到来之后，他们将会失去这种地位和权利。当然，在革命尚未到来时，他们对此浑然不觉。
文人群体通过诉诸抽象的理性启蒙，唤醒民众对旧制度罪恶的唾弃和仇恨，但稍不小心自己就会陷入了自我构建的哲学天空之城，丧失对现实政治中复杂且强大的传统习俗的洞察，或无视现实统治中诸种复杂的因素。这种认知上的缺失要比民众的愤懑所带来的后果更加危险，更为严重。大革命高潮期接二连三的政治清洗和满负荷运行的断头机，说明了社会思潮极端化带来的严重后果。
托克维尔对此有深刻的思考：大革命没有带来美好社会的降临，而只看到一个道德理想国的倾覆。
愿意肩负历史责任的精神气质
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固然要牢记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深邃洞见，但更具启发价值的，是掌握观察和分析现实政治的能力。
托克维尔在该书中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
这句论断并非托氏一时的心血来潮之语。纵览托克维尔的思想历程，他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深入考察、对法国农民土地财产档案的大量阅读，对英法德知识分子特性的比较，目睹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对自由内涵的重新审视，等等，都带着高度自觉的问题意识，而这种“问题意识”的核心，就是通过对他者与自我的不断比较，不断逼近理想型社会的价值追求。
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并不说明你是一名政治保守主义者，或者说仅仅想成为一名见证社会转型的旁观者。托克维尔自始至终对民主持有崇高的敬意，并愿意为此付诸实践。这是一种可贵的、愿意肩负历史责任的精神气质。
似乎就在一夜之间，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名字忽然在中国的公共舆论场内得到了广泛传播。
这可能很大程度上与他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有关。
这是本什么样的书？阅读这本写于一个半世纪前的书有什么价值？
“擅长思想胜于行动”
托克维尔是19世纪欧洲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1805年出生于法国的一个贵族家庭。在其短暂的一生（1859年去世）中历经5个朝代（拿破仑帝国、波旁王朝复辟、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目睹并投身亲历了大革命后法国政治的波澜起伏。
托克维尔在1835年出版的《论美国的民主》是研究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这本书让他在36岁那年即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称号。
随后的托克维尔积极投身政治事务，曾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年路易·波拿巴建立第二帝国后，他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所有这些经历，让他对政治和历史有了更深刻的体悟和洞察。
1856年，法国大革命爆发67年之际，他推出了浓缩其毕生思想精华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用以阐释历经半个多世纪动荡起伏的法兰西民族的命运。原本他还准备写第二卷，可惜3年后因病去世。
事实上，托克维尔的名声在其死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为世人所称道。雷蒙·阿隆曾说，在他念大学的时候，托克维尔的名字并没有列入法国哲学思想先贤的必读书目中。直到二战结束以后，欧美学术界才重新发现托克维尔关于民主与自由的论述的重要性，带动了公众对这位思想家著作的阅读热情。
复杂而暧昧的答案
概括地讲，托克维尔试图通过撰写《旧制度与大革命》，唤起公众重新思索社会革命对国家构建的复杂意义。
他在该书序言中就开宗明义地宣布，他并不试图撰写一部大革命演进历程的编年体史书，抑或是革命人物的列传汇编，而是希望通过抛出一系列问题，把大革命爆发的根本原因与形成法国社会的历史因素（即他所谓的旧制度）加以联系和展开。
托克维尔首先挑战的是世人的一个成见：革命的到来总伴随着政治上的腐朽和低效，经济的恶化以及民众的困苦。托克维尔则指出，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恰恰相反：无论是物质积累、文化艺术，或者国民的教育素养，大革命前夕的法国都可以当之无隗地位列启蒙时代的欧洲前列。而且，大革命前的法国当局也已经着手推动更有利于民众和进步的方向的制度改革。
托克维尔最关注的问题就在这里一为何是这样的法国爆发了大革命而步入“浩劫”？
对此，托克维尔提出了本书流传最为深远的历史论断：“对于一个坏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变革的时刻。”
诚然，与过去的历史相比，法国的封建贵族和僧侣制度在路易十四执政期间已经大为削弱，特权阶层的力量和影响风光不再。到了路易十六时代，特权阶层的削弱趋势更为显著。但这时底层民众对残存特权的存在却较以往更为敏感且越来越无法容忍。一旦政府在财政和内政外交上应对失措，这种潜在汇聚的社会怨气就到达危险的临界点而随时爆发。托克维尔以为，民众与执政者之间的认知错觉或是误判彼此的最大导火线。
但革命是否真的能够解决旧制度遗留下来的问题？大革命当中史无前例的政治和暴力运动，是否真的能涤荡专制遗留下的毒瘤，创建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博爱的理想社会呢？托克维尔在书中给出的答案是极为复杂和暧昧的。
一方面，托克维尔热情讴歌革命，称许其废除了延续千年之久的欧洲封建制度和旧社会习俗，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另一方面，托克维尔质疑了革命惯用的激进手段及其对法国社会造成的严重破坏。
他还发现，一些在革命初期被废除的法律和旧式习惯，包括旧制度下的思想观念，在若干年后重新流行，并被投机分子所摘取。
托克维尔意在警醒读者，大革命孕育在旧制度之中，革命既带有与过去决裂的勇气和决心，同时也掺杂着对往昔制度的继承，甚至还有倒退的可能。
纵览《旧制度与大革命》全书，托克维尔对革命的手段和目的都抱有深刻的怀疑，尽管他表述得非常复杂和婉转。
对“文人共和国”的反思
启蒙时代的法国开启了一个至今为人称道的文人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时代，一大批文人思想家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发表对国家时事的各种看法。或许是出于法兰西特有的民族特性，这些文人思想家最令人瞩目的工作，就是对旧制度不间断的口诛笔伐，并因此博得了公众和仰慕他们的贵族的拥戴。
但颇具反讽意味的是，正是旧制度的某些特性，保障了这些文人受尊崇的社会身份和发表国事意见的权利，而当大革命到来之后，他们将会失去这种地位和权利。当然，在革命尚未到来时，他们对此浑然不觉。
文人群体通过诉诸抽象的理性启蒙，唤醒民众对旧制度罪恶的唾弃和仇恨，但稍不小心自己就会陷入了自我构建的哲学天空之城，丧失对现实政治中复杂且强大的传统习俗的洞察，或无视现实统治中诸种复杂的因素。这种认知上的缺失要比民众的愤懑所带来的后果更加危险，更为严重。大革命高潮期接二连三的政治清洗和满负荷运行的断头机，说明了社会思潮极端化带来的严重后果。
托克维尔对此有深刻的思考：大革命没有带来美好社会的降临，而只看到一个道德理想国的倾覆。
愿意肩负历史责任的精神气质
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固然要牢记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的深邃洞见，但更具启发价值的，是掌握观察和分析现实政治的能力。
托克维尔在该书中曾说过这么一句话，“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
这句论断并非托氏一时的心血来潮之语。纵览托克维尔的思想历程，他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深入考察、对法国农民土地财产档案的大量阅读，对英法德知识分子特性的比较，目睹了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后对自由内涵的重新审视，等等，都带着高度自觉的问题意识，而这种“问题意识”的核心，就是通过对他者与自我的不断比较，不断逼近理想型社会的价值追求。
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并不说明你是一名政治保守主义者，或者说仅仅想成为一名见证社会转型的旁观者。托克维尔自始至终对民主持有崇高的敬意，并愿意为此付诸实践。这是一种可贵的、愿意肩负历史责任的精神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