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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的第一次江南写生正是李可染深入探寻现实生活实践的开始，他迈出了试探性的一步，师造化，到大自然中进行中国画改革的探索。虽然以写生的方式改革中国画并不是李可染的首创，但是此时的李可染确实将改革中国画的命运与自己相连，这是50年代一位中国画家面对厄运时的自觉意识，源自内心最深处的艺术良知与责任担当。然而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拥有改革的勇气与能力，因为中国画的改革不仅仅要面向生活，还要拥有深厚的传统功底和对西方绘画的理解掌握。
李可染曾说：“用传统的水墨画表现方法作真实景物的描写，这在我们还是新的尝试，所以我们的目的与要求也比较简单，这就是：画一些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但又不是老一套，而是有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
“在太湖，在西湖，在苏州，在富春江……处处可以看到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游人，使我们认识到解放了的人民对祖国的美丽河山是如何的热爱，同时更感觉到中国人民能够生活在这样如画的环境里，真是很大的幸福，因之更加强了我们在这方面努力的勇气。在太湖，在西湖，在苏州，在富春江……处处可以看到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游人，使我们认识到解放了的人民对祖国的美丽河山是如何的热爱，同时更感觉到中国人民能够生活在这样如画的环境里，真是很大的幸福，因之更加强了我们在这方面努力的勇气。”
在20世纪中国画坛呈现出一派创新气象。当然，也有人微词，有人批评“是受了传统的毒”，有人讽刺说“这哪里是中国画”，但李可染不以为然。出发江南前，李可染还曾专门请邓散木篆刻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胆”者，是敢于突破传统中的陈腐框框;“魂”者，是创作具有时代精神的意境。有人说李可染是一位胆小谨慎的人，但是他在艺术创作中却有巨大的能量与勇气。他把“胆”字放在前面，为自己改革中国画的江南写生之旅壮行，为中国画命运置之死地而后生勇于寻求突破。当然只有胆量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立足于“魂”，这个“魂”字不仅仅是画家将时代精神与自我情景相融合的灵魂，更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灵魂，是中国画改革创新的精髓所在。所以，李可染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创作出《家家都在画屏中》、《雨亦奇》等美术史上令人称颂的作品，也就不难理解了。
1956年李可染再度提出出去写生，美院助教黄润华当他的助手。出发前，李可染约法三章：一，不能到地方就打电话说李可染来写生了;二，必须能吃苦;三，回学校要出成绩。显然，李可染是带着问题去写生的。在江苏、浙江、安徽、四川，他们反复寻景写生8个月，路程数万里。经太湖、杭州、绍兴、雁荡山、黄山、岳麓山、韶山，转赴三峡、重庆、成都、万县、乐山、凌云山、嘉陵江、岷江，过栈道险阻，越宝成铁路，辛劳的程度难以想象。年近五旬的李可染，患有失眠症和高血压，迈开两条腿穿梭于祖国山河。炎炎烈日下，一个画夹、一书包笔墨纸砚、一个小马扎、一个水壶、一盒午饭，外加遮阳伞和雨衣，背负十余斤重的必需品行进往返于高高低低崎岖不平的大自然中。为了集中精力作画，减少交友应酬，宁住车站附近小旅店也不住招待所，即使通铺、加铺也不在意。在四川，为了省钱，有时用人家摆完龙门阵后的桌子拼搭成床;有时在骡马店里打地铺;有时找个澡堂子，等营业结束了简单靠一靠。实在没有住处时，才打电话给当地美协请求帮助。为了保证作画时间，经常提前吃早餐，带干粮上路，晚上简单充饥。
如此衣食住行，客观上实在是相当劳累疲乏的。他们在重庆枇杷山上画山城和嘉陵江时，从早晨上山，一直画到落日几尽，李可染筋疲力尽，连收拾画具的力气也没有了，在黄润华的帮助搀扶下到山坡上歇息后方才下得山来。一路作画，一路艰难。到南京时，李可染的裤子膝盖都破了，鞋底磨了一个大洞，用一块瓦楞纸垫上，像叫花子一样。向姐姐借钱才回到北京。
李可染想要“为祖国河山立传”。这一趟作画近200幅，画了一批好东西。从山水入手，山水点缀人物、花草。山水解决好了，其他都迎刃而解。1956年李可染营造的意境不再是属于传统绘画营造的文人意境，而是主体精神外延空间的不断放大，主观而超越的同时，又是现实的，可以带领欣赏者身临其境——把观众拽到画里面，实现可行、可望、可游、可居。李可染本着“为祖国山河立传”的艺术理想再次出走，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突围。首次写生的作品中尚能看到水彩画的痕迹和西方风景画的影响，而第二次坚持不懈地行走在祖国山川之中，自然与人文互相关照互相生成，水彩画的色彩关系与西方风景画的透视关系逐渐合并包容，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对景写生。单论构图方法，1956年所作的《江城暮色》，仅在画面的最上部留出了不能再少的一缕白色，而这一点仅有的地方也并非空白，而是由淡墨描绘的江水、天空、帆船组成。画面饱满的构图和黑与白的强烈对比，使画面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震撼力。
1957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委派，李可染与关良应邀赴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历时四个月。乘火车途径西伯利亚、莫斯科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十多天后才到达东柏林。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东德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博尔茨在克林莫克教授家里为他们两人召开欢迎会，展示其部分作品，邀请了许多画家、雕刻家、版画家和社会知名人士来参观，并建议其将带来的作品在柏林藝术科学院开个展览会。在柏林、德累斯顿、魏玛等地旅居、逗留期间，李可染水墨写生《东德金秋连作》约20幅，德国还专门为他精印大帧单幅山水写生作品七卷。柏林艺术科学院全体院士通过决议，为两位中国画家举办联展，还特别将展出日程安插在就近的日期内，使得展览两个月之后就得以开幕。此次展览反响强烈，名驰欧洲，观众参观异常踊跃，并热切地要求购买他们的展品。随后，两位画家应邀在法国举办展览，法国一家报纸整版刊载展览的作品，这在法国是少有的。
李可染《井冈山主峰图》。
“可贵者胆，所要者魂”
李可染曾说：“用传统的水墨画表现方法作真实景物的描写，这在我们还是新的尝试，所以我们的目的与要求也比较简单，这就是：画一些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但又不是老一套，而是有亲切真实感的山水画。”
“在太湖，在西湖，在苏州，在富春江……处处可以看到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游人，使我们认识到解放了的人民对祖国的美丽河山是如何的热爱，同时更感觉到中国人民能够生活在这样如画的环境里，真是很大的幸福，因之更加强了我们在这方面努力的勇气。在太湖，在西湖，在苏州，在富春江……处处可以看到摩肩接踵、络绎不绝的游人，使我们认识到解放了的人民对祖国的美丽河山是如何的热爱，同时更感觉到中国人民能够生活在这样如画的环境里，真是很大的幸福，因之更加强了我们在这方面努力的勇气。”
在20世纪中国画坛呈现出一派创新气象。当然，也有人微词，有人批评“是受了传统的毒”，有人讽刺说“这哪里是中国画”，但李可染不以为然。出发江南前，李可染还曾专门请邓散木篆刻了“可贵者胆”、“所要者魂”两方印章。“胆”者，是敢于突破传统中的陈腐框框;“魂”者，是创作具有时代精神的意境。有人说李可染是一位胆小谨慎的人，但是他在艺术创作中却有巨大的能量与勇气。他把“胆”字放在前面，为自己改革中国画的江南写生之旅壮行，为中国画命运置之死地而后生勇于寻求突破。当然只有胆量还不够，更重要的是立足于“魂”，这个“魂”字不仅仅是画家将时代精神与自我情景相融合的灵魂，更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灵魂，是中国画改革创新的精髓所在。所以，李可染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创作出《家家都在画屏中》、《雨亦奇》等美术史上令人称颂的作品，也就不难理解了。
1956年李可染再度提出出去写生，美院助教黄润华当他的助手。出发前，李可染约法三章：一，不能到地方就打电话说李可染来写生了;二，必须能吃苦;三，回学校要出成绩。显然，李可染是带着问题去写生的。在江苏、浙江、安徽、四川，他们反复寻景写生8个月，路程数万里。经太湖、杭州、绍兴、雁荡山、黄山、岳麓山、韶山，转赴三峡、重庆、成都、万县、乐山、凌云山、嘉陵江、岷江，过栈道险阻，越宝成铁路，辛劳的程度难以想象。年近五旬的李可染，患有失眠症和高血压，迈开两条腿穿梭于祖国山河。炎炎烈日下，一个画夹、一书包笔墨纸砚、一个小马扎、一个水壶、一盒午饭，外加遮阳伞和雨衣，背负十余斤重的必需品行进往返于高高低低崎岖不平的大自然中。为了集中精力作画，减少交友应酬，宁住车站附近小旅店也不住招待所，即使通铺、加铺也不在意。在四川，为了省钱，有时用人家摆完龙门阵后的桌子拼搭成床;有时在骡马店里打地铺;有时找个澡堂子，等营业结束了简单靠一靠。实在没有住处时，才打电话给当地美协请求帮助。为了保证作画时间，经常提前吃早餐，带干粮上路，晚上简单充饥。
如此衣食住行，客观上实在是相当劳累疲乏的。他们在重庆枇杷山上画山城和嘉陵江时，从早晨上山，一直画到落日几尽，李可染筋疲力尽，连收拾画具的力气也没有了，在黄润华的帮助搀扶下到山坡上歇息后方才下得山来。一路作画，一路艰难。到南京时，李可染的裤子膝盖都破了，鞋底磨了一个大洞，用一块瓦楞纸垫上，像叫花子一样。向姐姐借钱才回到北京。
李可染想要“为祖国河山立传”。这一趟作画近200幅，画了一批好东西。从山水入手，山水点缀人物、花草。山水解决好了，其他都迎刃而解。1956年李可染营造的意境不再是属于传统绘画营造的文人意境，而是主体精神外延空间的不断放大，主观而超越的同时，又是现实的，可以带领欣赏者身临其境——把观众拽到画里面，实现可行、可望、可游、可居。李可染本着“为祖国山河立传”的艺术理想再次出走，完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艺术突围。首次写生的作品中尚能看到水彩画的痕迹和西方风景画的影响，而第二次坚持不懈地行走在祖国山川之中，自然与人文互相关照互相生成，水彩画的色彩关系与西方风景画的透视关系逐渐合并包容，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画对景写生。单论构图方法，1956年所作的《江城暮色》，仅在画面的最上部留出了不能再少的一缕白色，而这一点仅有的地方也并非空白，而是由淡墨描绘的江水、天空、帆船组成。画面饱满的构图和黑与白的强烈对比，使画面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震撼力。
访问东德
1957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委派，李可染与关良应邀赴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访问，历时四个月。乘火车途径西伯利亚、莫斯科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十多天后才到达东柏林。在那里他们受到了隆重的接待。东德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博尔茨在克林莫克教授家里为他们两人召开欢迎会，展示其部分作品，邀请了许多画家、雕刻家、版画家和社会知名人士来参观，并建议其将带来的作品在柏林藝术科学院开个展览会。在柏林、德累斯顿、魏玛等地旅居、逗留期间，李可染水墨写生《东德金秋连作》约20幅，德国还专门为他精印大帧单幅山水写生作品七卷。柏林艺术科学院全体院士通过决议，为两位中国画家举办联展，还特别将展出日程安插在就近的日期内，使得展览两个月之后就得以开幕。此次展览反响强烈，名驰欧洲，观众参观异常踊跃，并热切地要求购买他们的展品。随后，两位画家应邀在法国举办展览，法国一家报纸整版刊载展览的作品，这在法国是少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