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奶奶孙桂兰1921年生于曲阜姚村镇，兵荒马乱的岁月降生，大概注定了她此生的颠沛流离。奶奶本不姓孙，而是姓宋。8岁那年，奶奶跟着她的舅老爷赶集逛庙会，被这个亲舅老爷卖给了人贩子，人贩子把奶奶带到我的老家广饶石村镇，转卖给地主孙家做养女丫鬟，取名孙桂兰。
　　奶奶就这样在地主家住了下来，陪地主家小姐读书认字，偶尔也做针黹管理家务。孙财主见奶奶乖巧伶俐，将奶奶视若己出，奶奶却没有在顿顿白面馒头的“锦衣玉食”里忘本，一有机会，她就用认识不多的字给曲阜老家写信，可惜从来没有回音。在那个年代，丢失一个孩子对一户子女众多且穷困的人家而言，与其说带来悲痛，不如说是一种解脱。
　　上世纪30年代，家乡闹饥荒，加上兵灾匪患，我的老爷爷和很多同乡背井离乡到北平谋生。老爷爷凭借自己的精明、耐劳和节俭，经过多年的积累，终于在西直门下拥有了一家属于自己的小饭馆。
　　大概是老爷爷在北平城的小有作为，孙财主对我爷爷青眼有加。1939年，孙家把奶奶嫁给了留守家乡的我爷爷，一位朴实厚道的农家汉子。新婚燕尔，爷爷奶奶就被老爷爷接到了北平城。奶奶除了要帮助丈夫公公打理饭馆的生意，还自己摸索着做起了卖油的小生意。爸爸说，饭馆养活一家人绰绰有余，你奶奶出门卖油是自愿的，她脑子里天生就有一本生意经。一个女人家挑着担子披星戴月走街串巷，真的很难得。油几斤几两要多少钱，奶奶从来都是称重后就脱口而出，给顾客以实惠且留下砍价余地，让人心服口服。虽然没摸过算盘，但奶奶对买卖的精明似乎与生俱来。
　　北平城从来不太平，老爷爷去世后，饭馆的生意每况愈下，除了大爷大姑相继出生，需要接济的亲人同乡也越来越多。爷爷为人和善，对前来求助的亲友一向有求必应，这也直接导致了全家生活的日益困窘。日本鬼子投降了，本以为老百姓会过上安稳日子，可惜抗战胜利的喜悦还未淡去，物价飞涨、国民党的横征暴敛就彻底摧毁了老百姓对政府的信心。1948年岁末，也就是北平城和平解放的前夜，在满城的人心惶惶中，爷爷奶奶带着两个孩子回了老家。
　　奶奶常说，在北平生活那么多年，还有一家倾注无限心血的饭馆在风雨飘摇中支撑全家人生活，他们当年真舍不得离开，是老家土改分地的消息让二位老人下了决心。回到老家安顿下来后，爸爸和两位叔父相继出生，孙财主在“镇反”中家破人亡，孙家小姐也来投奔奶奶，饭桌上要添的筷子越来越多。“北漂”多年见过世面的奶奶到底不一样，她再次挑上担子推起小车，念起了走街串巷贩雜货的生意经。花生芝麻、螃蟹鱼虾、水果菜蔬、烟酒糖茶，奶奶都卖过。白天天不亮爷爷下地，奶奶就或推车或挑担出门了，天黑后爷爷都回家做好饭了，还不见奶奶回来，只好去村口张望，等月亮爬上树梢，终于望见了他一身疲倦的女人。奶奶后来常抱怨：天都黑透了，我一个女人走夜路到底害怕，他就知道在村口傻等，也不知道多走二里地接接我。
　　爸爸说，全家那么多人要吃要喝，全仗着奶奶走街串巷操劳，一家人才过得有声有色，他们兄妹几人，嘴上从来不馋，过年也总有新衣穿，拥有这一切，“资本主义的尾巴”确实功不可没。
　　到了1966年，奶奶已经骑上了“永久”，可惜她那条“尾巴”还是被割掉了。十里八乡的老主顾们再也见不到那个风风火火的“孙二娘”了，这个快人快语利利索索的女人曾长期在老人们的闲言碎语中被谈及，并最终定格为传奇女人的角色。
　　“文革”结束后，几个孩子早已成家立业，生活压力早已无从谈起。但奶奶的“买卖瘾”还在，她先是在村里的十字路口摆地摊，后来干脆在这个黄金地段搭起棚子，又过了几年，棚子摇身变为敞亮的砖瓦房，村里最早的小卖部由此诞生。
　　80年代末，奶奶将小卖部交给大姑打理，自己光荣“退休”，她回曲阜找到了亲生兄妹，每年也总要去北京走几遭，在面目全非的城市里感慨良久。大概是继承了奶奶的精明果敢，大爷借助北京的人脉成为老家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企业家，两位叔父也相继加入创业浪潮，成为家乡印染纺织行业的破冰者。我想，奶奶心里一定也曾有过广阔美好的商业理想吧，只是她生不逢时罢了。
　　2000年，爷爷病逝，奶奶在白内障的困扰中开始笃信基督。2014年圣诞夜，我的奶奶孙桂兰女士与世长辞，享年93周岁。
　　编辑 白伟志 rwzkw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