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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看来,电影更像是游戏。这样的游戏,跟电脑游戏,或者扑克牌、桥牌、围棋什么的差不了很多。“就像围棋,你可以把棋下得境界很高,但它一定不是严肃的事儿,可以去指导别人生活的事儿。”
张跃东随意地坐在鼓楼附近的某家咖啡馆里,二楼的天台虽小但景致不错,碎金满地,树荫婆娑,入秋后,北京迎来一年中最美好的午后时光。楼下好奇的游客混迹在老北京的吆喝声中,试图捕获胡同文化的一鳞半爪。
秋风起时,他会把身子狠狠往黑色夹克里缩缩。然后接着一边抽烟,一边不急不慢地吞吐着些许字。从初二就开始吸烟的他,至今养成每天一包烟的习惯,“我大部分时间都无所事事”,于是他拍纪录片和电影来填补这大块大块的时间坑洞。
生不逢时的独立电影人们
“中国的独立导演都生不逢时,命太苦了!”从2006年开始做自由导演的张跃东如是评价当下独立电影人的生存境况。
在他看来,这些独立电影人正好赶上了这个国家对版权最不尊重、最糟糕的阶段,“太惨了,没有人会支付他们钱的。你简直是傻子,你也不看看是什么时代环境,你还想以电影作者的身份来收钱?”
国外的独立电影状况则要好很多,不管是音乐,还是电影、文学,都是这样,对作者尊重,有较好的保护措施,版权意识强,那是没有免费午餐的地方。
“但是在中国这样还不太现实。独立电影有几个买票看的?买两张盗版碟算是不错的啦。”张跃东无奈地说。而且国内的独立电影基本上是免费放映,“人家能坐车来看就不错了,那都得烧高香,完了还要接受他们的审查。”
“现实环境就是这样,你生不逢时,没辙了。你该干嘛干嘛,这跟你能干什么或者想干什么没有干系。”
做独立电影,在收入上是很被动的,没有渠道能够回收成本。故而现在没有什么固定的,就是撞到哪儿算哪,有资金源就开始拍。要花时间去建立自己的营销渠道,最起码得有固定的发行、固定的回收,才能谈到固定的投资。而这一切谈何容易。
这些都“很好,很珍贵”的独立电影和它的创作者一起举步维艰,艰难求生。
不过张跃东觉得那些商业片导演的困境也不小,他们也挺难的,拍片更不容易,因为需要很多钱,需要很多机会,需要上院线,需要成功。失败的结果也比独立制作要严重。他们砸进去的钱已经不是区区的几十万。
其实,这是整体大环境的问题,“中国现在很多事情没法去讨论,它基本上都是半调子,商业片也没有纯粹的商业片,类型片也没有纯粹的类型片,独立制作也纯粹不起来。”
张跃东不认为存在很多人以为的那种纯粹意义上的独立电影,独立电影不是和资本殊死搏斗的先锋派斗士,也不是反抗现代主义的不屈勇士。
独立电影也要想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生存,“毕竟生存下去是第一位的,如果生存都生存不下去,它怎么纯粹啊。”
即便如此,张跃东已然是这些“傻子”中的一员。
2005年,张跃东辞去了BTV(北京电视台)谈话栏目主编一职,与朋友们组建了编剧工作室,从事剧本创作。
第二年,他小试牛刀,拍摄完成了自己的独立电影处女作《下午狗叫》,这部斥资仅仅二十多万的小制作一亮相便赢得了青睐,成为2007年独立制作市场上的绝对黑马,一举拿下 2007年7月韩国首尔数码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的评委会特别奖,8月第60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入围当代电影人竞赛单元,10月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竞赛单元的龙虎奖,以及同年10月入围第51届伦敦国际电影节。
面对这些纷至沓来的荣誉和掌声,张跃东很淡定地说一开始觉得是种激励,但是时间久了,那个东西很快就没了,它不会变成自己做电影的动力。“对我来说,做电影的动力,就是希望经历丰富一点,可以做的事情多一点。”
当然,国际电影节是个渠道,对于像张跃东这样的独立电影人而言,电影节越多,生命力越旺盛,这说明发行和推广的渠道也旺盛,这肯定是好事。“如果电影节越来越少,每一个电影节生存得很艰难,那不是很惨的事儿吗?”
拍电影本来就是开玩笑的事儿
“电影不是一个可以严肃讨论的东西,什么时候接触电影,哪一部电影对你影响最大,根本谈不上。”张跃东慢悠悠地说完后,附带着嘿嘿笑几声。
眼前这位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导演系的男人,眼中丝毫没有被电影理想燃烧的狂热,交谈中也从未流露出对电影的崇拜与匍匐,有的尽是朴实而真诚的调侃。
30年过去了,如今35岁的张跃东,体内还是那个整日玩耍在村头的孩子。
他出生在山东乡下,一直生活到四五岁才一家人搬到了城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上学呢。”
脑海中充满了对农村生活的美好记忆,说到这时,张跃东舒心地微笑着。“就算当时不是好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成了特别美好的记忆。”
他记得,自己小时候早上睡醒了一天都在野地玩。想去哪玩去哪玩,树林子、麦子地、河沟子,都留下了快乐的身影。抓虫子抓鸟,抓完这个抓那个,天天都很忙。
“和现在小孩子的生活完全是两样。”现在小孩没有地方去,就算是那种不用学习的小孩,他也是从早到晚跟着爹妈,不能离人,身边没有小朋友,都是大人,“就是饿了吃,困了睡,要么就哭。反正看着挺可怜的。”
而张小时候,肚子饿了,只要到了饭点,谁看见你就把你领到家里吃饭。那个时代的人淳朴得分外可爱。
回首旧事,就连自己让村里孩子欺负一顿,或者被村里大点的小孩抬到井边去吓得大哭,“那种事现在想起来也特别美好,没有不好的阴影。”
而现在,他说自己体会不到时间的流逝。
1994年,怕考不上大学的他以艺术生的身份考入了山东美术学院油画系,四年之后,他又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研修电影导演。
提起这两段经历,他自认为跟其他经历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没什么收获,浪费了很多青春时光。”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张跃东不会选择导演系,但他相信自己依然能够把电影做得不错。“本来可以把电影做得很好,学了之后,基本上被清洗了。”
他说,在以前估计还可以说自己是受什么东西的影响,但是现在没有必要,因为他做的事情根本不是严肃的事情,“拍电影本来就是开玩笑的事儿,扯淡的事儿,不是一个严肃的事儿。”
如果一个人在做严肃的事情,是要说清楚自己是哪一门哪一派,师叔是谁,师爷是谁,第几代。除了少林和武当的功夫,还有哪的,可能还练过内家拳,跟哪儿的师父学过铁砂掌、金钟罩。“好,这就说清楚了,大概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
在他看来,电影更像是游戏。这样的游戏,跟电脑游戏,或者扑克牌、桥牌、围棋什么的差不了很多。“就像围棋,你可以把棋下得境界很高,但它一定不是严肃的事儿,可以去指导别人生活的事儿。”
可以指导生活的事儿有很多,比如科学、宗教、哲学等等,“但这跟电影完全沾不上边”。
电影不仅不是什么严肃的事情,也不是什么高雅的事情,“电影有什么高雅的,它跟高雅太不沾边了。”
张跃东坦承自己在生活中是个不折不扣的务实主儿,从来不玩文艺青年的小情调,也不喜欢高雅的东西,“高雅的东西多烦啊,我又不是一个贵族。”
他说自己目前肯定还处于玩票阶段。“我也有可能随时就不拍了,就改行了。这个也没什么,拍电影也不是个严肃的事儿。”
讨厌讲道理的人,拍开放式的电影
“我的影片都有一个特点,没有一个固定的看法。”张跃东此次参加的十一度青春计划拍摄的电影短片《阿泽的夏天》自然也不例外。
该片围绕着三个年轻人展开,讲述了他们的奋斗故事。阿泽是二十出头的乡下青年,梦想在城里打工,赚到钱后回乡创业。小韦,手工艺品店小老板。小丽,小韦的女友,普通上班族。某个夏天,阿泽来到城里借住在小韦家,一边努力找工作,一边帮小韦打理手工艺品店。阿泽找工作屡屡碰壁,小韦店里的生意也是举步维艰。为此,三个年轻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小韦和小丽跟着阿泽去乡下生活,开办农场,收获幸福生活。
“我非常不喜欢故事讲道理,也非常不喜欢通过讲故事强加给别人一个概念。”张跃东相信故事本身有它的呈现逻辑,读者在看故事一层一层地呈现出来时,就在跟故事的交流中拿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实在无须去强加什么。
很多事情的认识和判断有很多角度,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或者讲述它,它就会变得不一样。对青春亦然。
“对青春,不应该用一个固定的模式去看它。以前的人对青春的认识就很单一,没有更多的角度去看待生命,去看待青春。那青春就会变得特别浅薄,特别不切实际。”张跃东说。
在他的理解里,青春最起码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性层面的解释,还有一个就是心理情感方面的解释。性方面的青春很容易过去,但是情感方面的青春就没那么容易。
“现在很多人年纪一大把了,还是停留在未成年的阶段,不愿意长大。”张跃东觉得自己是个不愿意做成年人的年轻人,“我基本上就是对成年人肯定的东西否定,就是拧着的。”
成年人很无聊,很笨很蠢,不会变通,且头脑简单,对世界的判断很单一很枯燥,自以为是,也不会再进步。那是很愚蠢的一种状态。而年轻人就觉得这个世界有很多可能性。
“成年人觉得不要幻想了,没有很多可能性,想那么多是因为年纪小太幼稚。在这个层面上我算是个年轻人。”
张跃东说,一个人当然可以用某种模式或者概念去讲故事,但是讲故事的目的并不在于说明什么,告诉大家什么道理或是生活的意义。
这位自称对很多事情都很迷糊的人,希望《阿泽的夏天》带给别人一份轻松,“这原本就是个轻松的小故事,没那么严肃。”
尽管人们多猜测这样的故事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联,张却说没什么太大关系,他不过是在讲故事而已。
现在的年轻人对城市和农村的认识与以前大不相同了。以前,城市是个天堂,城市带领农村,农村包围城市,农村人都往城市里面奔。
现在年轻人在情感上不会有这种认知,他们可能跨越起来更轻松点。可是对以前的人来说,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跨越城市和农村。
“在情感上,我更愿意一相情愿地去相信城里人是挺悲惨的一群人。”城市并不能给人好的生活,它只能给人一点机会或者让人看到很多人而已,但它并不是人可以完全放开自己的地方,不能在城市里撒野。
所谓撒野就是活得自然,忠于自己。“城市肯定是不自然的,它很尴尬。”
而三年前的《下午狗叫》有非常明确的讨论主题。
那时张跃东沉迷于对人和世界的关系。这与他当时的状态息息相关。按他的话来说就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被动地走来走去。
这里待一个月,那儿待一个月,这里晃几天,那儿晃几天,有一种强烈地穿行于这个世界的感觉紧紧揪住了他。“一方面停不下来,另一方面又很想理清楚我跟周边的关系是什么”。
如今,他早已是另外一种状态,居住在鼓楼附近草厂胡同里,除了外出吃饭和拍片,基本上很宅。
他很想和人聊天,去了解别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只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不习惯主动跟陌生人说话的他,在路人问路时就分外热情,解释得非常清楚,有时候“恨不得把人家送过去”。
就这样喜欢被动搭讪的张跃东,在结束采访后,长舒一口气,吃着花生消失在四下都是游客的鼓楼。
张跃东随意地坐在鼓楼附近的某家咖啡馆里,二楼的天台虽小但景致不错,碎金满地,树荫婆娑,入秋后,北京迎来一年中最美好的午后时光。楼下好奇的游客混迹在老北京的吆喝声中,试图捕获胡同文化的一鳞半爪。
秋风起时,他会把身子狠狠往黑色夹克里缩缩。然后接着一边抽烟,一边不急不慢地吞吐着些许字。从初二就开始吸烟的他,至今养成每天一包烟的习惯,“我大部分时间都无所事事”,于是他拍纪录片和电影来填补这大块大块的时间坑洞。
生不逢时的独立电影人们
“中国的独立导演都生不逢时,命太苦了!”从2006年开始做自由导演的张跃东如是评价当下独立电影人的生存境况。
在他看来,这些独立电影人正好赶上了这个国家对版权最不尊重、最糟糕的阶段,“太惨了,没有人会支付他们钱的。你简直是傻子,你也不看看是什么时代环境,你还想以电影作者的身份来收钱?”
国外的独立电影状况则要好很多,不管是音乐,还是电影、文学,都是这样,对作者尊重,有较好的保护措施,版权意识强,那是没有免费午餐的地方。
“但是在中国这样还不太现实。独立电影有几个买票看的?买两张盗版碟算是不错的啦。”张跃东无奈地说。而且国内的独立电影基本上是免费放映,“人家能坐车来看就不错了,那都得烧高香,完了还要接受他们的审查。”
“现实环境就是这样,你生不逢时,没辙了。你该干嘛干嘛,这跟你能干什么或者想干什么没有干系。”
做独立电影,在收入上是很被动的,没有渠道能够回收成本。故而现在没有什么固定的,就是撞到哪儿算哪,有资金源就开始拍。要花时间去建立自己的营销渠道,最起码得有固定的发行、固定的回收,才能谈到固定的投资。而这一切谈何容易。
这些都“很好,很珍贵”的独立电影和它的创作者一起举步维艰,艰难求生。
不过张跃东觉得那些商业片导演的困境也不小,他们也挺难的,拍片更不容易,因为需要很多钱,需要很多机会,需要上院线,需要成功。失败的结果也比独立制作要严重。他们砸进去的钱已经不是区区的几十万。
其实,这是整体大环境的问题,“中国现在很多事情没法去讨论,它基本上都是半调子,商业片也没有纯粹的商业片,类型片也没有纯粹的类型片,独立制作也纯粹不起来。”
张跃东不认为存在很多人以为的那种纯粹意义上的独立电影,独立电影不是和资本殊死搏斗的先锋派斗士,也不是反抗现代主义的不屈勇士。
独立电影也要想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生存,“毕竟生存下去是第一位的,如果生存都生存不下去,它怎么纯粹啊。”
即便如此,张跃东已然是这些“傻子”中的一员。
2005年,张跃东辞去了BTV(北京电视台)谈话栏目主编一职,与朋友们组建了编剧工作室,从事剧本创作。
第二年,他小试牛刀,拍摄完成了自己的独立电影处女作《下午狗叫》,这部斥资仅仅二十多万的小制作一亮相便赢得了青睐,成为2007年独立制作市场上的绝对黑马,一举拿下 2007年7月韩国首尔数码电影节国际竞赛单元的评委会特别奖,8月第60届瑞士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入围当代电影人竞赛单元,10月温哥华国际电影节龙虎竞赛单元的龙虎奖,以及同年10月入围第51届伦敦国际电影节。
面对这些纷至沓来的荣誉和掌声,张跃东很淡定地说一开始觉得是种激励,但是时间久了,那个东西很快就没了,它不会变成自己做电影的动力。“对我来说,做电影的动力,就是希望经历丰富一点,可以做的事情多一点。”
当然,国际电影节是个渠道,对于像张跃东这样的独立电影人而言,电影节越多,生命力越旺盛,这说明发行和推广的渠道也旺盛,这肯定是好事。“如果电影节越来越少,每一个电影节生存得很艰难,那不是很惨的事儿吗?”
拍电影本来就是开玩笑的事儿
“电影不是一个可以严肃讨论的东西,什么时候接触电影,哪一部电影对你影响最大,根本谈不上。”张跃东慢悠悠地说完后,附带着嘿嘿笑几声。
眼前这位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导演系的男人,眼中丝毫没有被电影理想燃烧的狂热,交谈中也从未流露出对电影的崇拜与匍匐,有的尽是朴实而真诚的调侃。
30年过去了,如今35岁的张跃东,体内还是那个整日玩耍在村头的孩子。
他出生在山东乡下,一直生活到四五岁才一家人搬到了城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上学呢。”
脑海中充满了对农村生活的美好记忆,说到这时,张跃东舒心地微笑着。“就算当时不是好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变成了特别美好的记忆。”
他记得,自己小时候早上睡醒了一天都在野地玩。想去哪玩去哪玩,树林子、麦子地、河沟子,都留下了快乐的身影。抓虫子抓鸟,抓完这个抓那个,天天都很忙。
“和现在小孩子的生活完全是两样。”现在小孩没有地方去,就算是那种不用学习的小孩,他也是从早到晚跟着爹妈,不能离人,身边没有小朋友,都是大人,“就是饿了吃,困了睡,要么就哭。反正看着挺可怜的。”
而张小时候,肚子饿了,只要到了饭点,谁看见你就把你领到家里吃饭。那个时代的人淳朴得分外可爱。
回首旧事,就连自己让村里孩子欺负一顿,或者被村里大点的小孩抬到井边去吓得大哭,“那种事现在想起来也特别美好,没有不好的阴影。”
而现在,他说自己体会不到时间的流逝。
1994年,怕考不上大学的他以艺术生的身份考入了山东美术学院油画系,四年之后,他又进入北京电影学院研修电影导演。
提起这两段经历,他自认为跟其他经历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没什么收获,浪费了很多青春时光。”
如果可以重新选择,张跃东不会选择导演系,但他相信自己依然能够把电影做得不错。“本来可以把电影做得很好,学了之后,基本上被清洗了。”
他说,在以前估计还可以说自己是受什么东西的影响,但是现在没有必要,因为他做的事情根本不是严肃的事情,“拍电影本来就是开玩笑的事儿,扯淡的事儿,不是一个严肃的事儿。”
如果一个人在做严肃的事情,是要说清楚自己是哪一门哪一派,师叔是谁,师爷是谁,第几代。除了少林和武当的功夫,还有哪的,可能还练过内家拳,跟哪儿的师父学过铁砂掌、金钟罩。“好,这就说清楚了,大概知道你是什么人了。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必要。”
在他看来,电影更像是游戏。这样的游戏,跟电脑游戏,或者扑克牌、桥牌、围棋什么的差不了很多。“就像围棋,你可以把棋下得境界很高,但它一定不是严肃的事儿,可以去指导别人生活的事儿。”
可以指导生活的事儿有很多,比如科学、宗教、哲学等等,“但这跟电影完全沾不上边”。
电影不仅不是什么严肃的事情,也不是什么高雅的事情,“电影有什么高雅的,它跟高雅太不沾边了。”
张跃东坦承自己在生活中是个不折不扣的务实主儿,从来不玩文艺青年的小情调,也不喜欢高雅的东西,“高雅的东西多烦啊,我又不是一个贵族。”
他说自己目前肯定还处于玩票阶段。“我也有可能随时就不拍了,就改行了。这个也没什么,拍电影也不是个严肃的事儿。”
讨厌讲道理的人,拍开放式的电影
“我的影片都有一个特点,没有一个固定的看法。”张跃东此次参加的十一度青春计划拍摄的电影短片《阿泽的夏天》自然也不例外。
该片围绕着三个年轻人展开,讲述了他们的奋斗故事。阿泽是二十出头的乡下青年,梦想在城里打工,赚到钱后回乡创业。小韦,手工艺品店小老板。小丽,小韦的女友,普通上班族。某个夏天,阿泽来到城里借住在小韦家,一边努力找工作,一边帮小韦打理手工艺品店。阿泽找工作屡屡碰壁,小韦店里的生意也是举步维艰。为此,三个年轻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最终小韦和小丽跟着阿泽去乡下生活,开办农场,收获幸福生活。
“我非常不喜欢故事讲道理,也非常不喜欢通过讲故事强加给别人一个概念。”张跃东相信故事本身有它的呈现逻辑,读者在看故事一层一层地呈现出来时,就在跟故事的交流中拿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实在无须去强加什么。
很多事情的认识和判断有很多角度,从不一样的角度去看或者讲述它,它就会变得不一样。对青春亦然。
“对青春,不应该用一个固定的模式去看它。以前的人对青春的认识就很单一,没有更多的角度去看待生命,去看待青春。那青春就会变得特别浅薄,特别不切实际。”张跃东说。
在他的理解里,青春最起码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个是性层面的解释,还有一个就是心理情感方面的解释。性方面的青春很容易过去,但是情感方面的青春就没那么容易。
“现在很多人年纪一大把了,还是停留在未成年的阶段,不愿意长大。”张跃东觉得自己是个不愿意做成年人的年轻人,“我基本上就是对成年人肯定的东西否定,就是拧着的。”
成年人很无聊,很笨很蠢,不会变通,且头脑简单,对世界的判断很单一很枯燥,自以为是,也不会再进步。那是很愚蠢的一种状态。而年轻人就觉得这个世界有很多可能性。
“成年人觉得不要幻想了,没有很多可能性,想那么多是因为年纪小太幼稚。在这个层面上我算是个年轻人。”
张跃东说,一个人当然可以用某种模式或者概念去讲故事,但是讲故事的目的并不在于说明什么,告诉大家什么道理或是生活的意义。
这位自称对很多事情都很迷糊的人,希望《阿泽的夏天》带给别人一份轻松,“这原本就是个轻松的小故事,没那么严肃。”
尽管人们多猜测这样的故事与他早年的生活经历有关联,张却说没什么太大关系,他不过是在讲故事而已。
现在的年轻人对城市和农村的认识与以前大不相同了。以前,城市是个天堂,城市带领农村,农村包围城市,农村人都往城市里面奔。
现在年轻人在情感上不会有这种认知,他们可能跨越起来更轻松点。可是对以前的人来说,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能跨越城市和农村。
“在情感上,我更愿意一相情愿地去相信城里人是挺悲惨的一群人。”城市并不能给人好的生活,它只能给人一点机会或者让人看到很多人而已,但它并不是人可以完全放开自己的地方,不能在城市里撒野。
所谓撒野就是活得自然,忠于自己。“城市肯定是不自然的,它很尴尬。”
而三年前的《下午狗叫》有非常明确的讨论主题。
那时张跃东沉迷于对人和世界的关系。这与他当时的状态息息相关。按他的话来说就是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被动地走来走去。
这里待一个月,那儿待一个月,这里晃几天,那儿晃几天,有一种强烈地穿行于这个世界的感觉紧紧揪住了他。“一方面停不下来,另一方面又很想理清楚我跟周边的关系是什么”。
如今,他早已是另外一种状态,居住在鼓楼附近草厂胡同里,除了外出吃饭和拍片,基本上很宅。
他很想和人聊天,去了解别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只是这样的机会并不多。不习惯主动跟陌生人说话的他,在路人问路时就分外热情,解释得非常清楚,有时候“恨不得把人家送过去”。
就这样喜欢被动搭讪的张跃东,在结束采访后,长舒一口气,吃着花生消失在四下都是游客的鼓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