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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时期城乡二元结构日益固化之际,路遥的小说《人生》与《平凡的世界》为我们揭示了一个社会性难题——如何进城。这两部小说的主人公高加林与孙少平在1980年代的进城动机、进城方式、进城结局迥然不同,前者的进城流露出路遥在乡村伦理和现代文明之间的徘徊与痛苦,后者的进城是路遥在"劳动美学"于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实践宣告失败后的最后一次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