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著名教育家、历史学家、语言文字学家吴玉章（1878—1966）曾说“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非常激烈的变化”，并认为1919年是自己“新道路的起脚点”。考察吴玉章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曲折经历、思念观念的转变以及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五四”的追忆与评论，对于理解吴玉章的“五四”认知和五四精神的当代价值，均有重要意义。
　　留法归国，推进爱国运动
　　何其芳在《吴玉章同志的革命故事》（东北新华书店辽东分店1949年版）一书中提到：吳玉章早在17岁时（即1895年），当得知甲午战争失败的消息，落下了眼泪。在何其芳看来，这体现了吴玉章“最早的爱国思想”，“包含在旧道德之下的民族思想”。此后，吴玉章的种种活动，均饱含爱国情怀。
　　“二次革命”失败后，吴玉章在上海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活动，遭袁世凯通缉。1913年11月，吴玉章离沪赴法。在巴黎居住两年多，他思想上十分苦闷，时刻惦念着国内的情形。1915年6月，他与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成立“勤工俭学会”，希望以“勤于工作，俭以求学”的方式“增进劳动者之智识”。次年，他们又与法国有关人士发起成立“华法教育会”，目的在于“沟通中法两国文化，尤在便利国内许多无力出国求学青年，以半工半读方式到法国留学”。吴玉章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也暴露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与此同时，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流派风起云涌。他虽在法国接触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流派，但是这些思潮流派没能给他指示一条拯救中国革命的光明之路。
　　袁世凯死后，孙中山、黄兴等流亡海外的革命党人纷纷回国。1916年10月2日，吴玉章与蔡元培在马赛乘轮船离开法国，1917年2月，吴玉章至北京，即着手重办留法预备学校，并且按照华法教育会的决定，开始组织中国会所。1917年5月27日，位于宣武门外储库营的北京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开学，首批入校30人。吴玉章在开学演说中指出：“‘社会主义’一名词，早已通行于世界，而东亚人士尚有惴惴然惟恐其发生者，亦有援引而妄用者，殊不知今日为社会主义盛行时代。”“同人甚愿吾国青年目光注于全世界，勇猛精进，必穷究世界学术之精微，由自主的择一自信者而力行之，而后为不虚生于此二十世纪。留法俭学会之设，即欲为国人作求学之津梁也。”11月11日，上海《民国日报》等刊载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为了进一步了解俄国革命情况，吴玉章开始搜寻、阅读列宁的著作。
　　1918年3月25日，吴玉章出席上海华法教育会（设于霞飞路，同时开办法文专修学校）成立会议，并与法国公立学校校长高博爱分任该会中、法方评议员。同月，四川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开办，吴玉章任名誉校长;四川华法教育分会成立，吴玉章任名誉赞助员。四川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开学后共4班学生，150余人，其中就有陈毅。1919年3月15日，为欢送留法勤工俭学生，吴玉章在寰球中国学会发表演说，强调“此次世界大战而后，政治社会革新之声遍于全球，我们国人亦知顺此潮流研究改革……所以我们要认定这留学外国讲求新学，不是趋时附势学点皮毛，想窃得一头衔，以为终南捷径的;纯是我们想各尽所能，以谋个人的生存，即所以谋大多数人的幸福……”
　　五四运动爆发后的第二天，吴玉章就约见进化社的郑佩刚，将募集到的60元钱交给他作为进化社的活动经费。当日，郑佩刚在救国日报社门前被捕，吴玉章此后数日设法多方营救郑佩刚，并筹集500余元，拟请律师辩护。营救未果，吴玉章就将这笔钱留给陈延年继续作为进化社的工作经费。他在上海进一步推动爱国运动，积极支持协助留日归国学生救国团上海团本部以及《救国报》的工作。1919年5月底，吴玉章致信时在法国的李石曾，嘱其“号召在法国的留学同志反对签字于凡尔赛和约”。6月13日，吴玉章返回广东，在广州军政府政务会上谈五四运动的情况、报告上海详情，并且阐述了对时局的意见。关于巴黎和会问题，他主张“如不能得多国赞助，宁使我国代表退出合会”。政务会议采纳了吴玉章的建议，即“电巴黎王专使，请其严拒和约”。同年夏，吴玉章积极支持梁冰弦在华南地区发展社会主义者同盟。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1919年进入高潮。吴玉章在1919年10月底回到成都，继续推动四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920年1月7日，吴玉章在四川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的演讲稿登载于《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他指出“先觉的人不可有专制性”“青年的人不可有奴隶性”，并且强调，“吾人留学不但专重学术，尤在取得其社会观感，以为本国改良之用……诸君遇着这举世混浊之时，新潮汹涌之会，不可不勇往直前，造最新的时势”。
　　五四运动前后，吴玉章在政、学、商界均积极推动爱国运动，其中尤以推进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关注青年成长为著。早在1912年11月，吴玉章就致电蔡元培等人，认为成立留法俭学会，“此举裨对吾国青年教育无量”。在动乱年代，吴玉章希望培养更多的青年人才“以为本国改良之用”，从而造就“最新的时势”，“为社会开一新纪元”。结合自身经历以及国内外复杂局势，他当时对广大青年（尤其是留法勤工俭学生）的期望集中于：第一，不仅要掌握诸种欧洲的学术与知识，更要取得“社会观念”;第二，不但要学得“物质上文明”，并且要养成“高尚的理想”;第三，应当不忘“初衷”，积极承担起“所负的责任”，留学的目的不是为个人利益着想，而是在于归国后，能够“为大多数人求幸福”。吴玉章对青年的关注、对青年爱国情感的培养，无不与五四运动所折射出的五四精神密切相连。
　　转变思想，接受并宣传马克思主义
　　1903年，吴玉章在东京就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一书，感觉这种学说很新鲜，但当时他对此未作深入研究。1913年赴法国后，他又重新接触到这种学说，感到格外亲切。他将社会主义一类的书籍所描绘的消灭贫富、人人平等的远大理想与孙中山所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的“大同”观念联系起来。但如何将这一图景变成现实，他当时依然比较迷茫。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吴玉章看到了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希望。他当时感觉“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但此时，他对中国革命还没有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不过经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吴玉章逐渐意识到依靠人民群众的重要性。1918年7月，他还劝孙中山说：“我们作革命运动的人，不能脱离群众。”
　　1919年10月底回到成都后，吴玉章又读到一本日文书《过激派》（“过激派”是日本对布尔什维克的称呼）。反复阅读和认真思考后，他得出了四点体会：第一，“工人和农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哺育了整个社会”;第二，“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得到解放”;第三，“布尔什维克主张由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一个坚强的、有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共产党，作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核心力量。这个主张使我多年以来未能解决的疑团，涣然冰释”;第四，“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必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才能够巩固革命的胜利。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上述体会逐渐形成吴玉章的“新道路的起脚点”，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通过报纸杂志及时了解马克思主义。吴玉章意识到，“重要的是要把这些知识贯彻到行动中去，身体力行，为革命做一点贡献”。
　　1920年，南方各省逐渐掀起“自治运动”的潮流，“自治”潮流卷入四川，这给吴玉章提供了初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他认为“自治运动”不仅可以抵制北洋军阀，还可以借机向人民进行宣传教育，把人民群众的觉悟引向更高水平。经过一年多的准备，吴玉章等人在1921年4月1日成立了“全川自治联合会”。他通过撰写文章，发表演讲，借助“联合会”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联合会”的宣言和12条纲领就是由他亲自起草。
　　建立“联合会”的总目标是建设平民政治、改造社会经济，正如吴玉章所宣扬的：“吾人革新之志，在以少数者之劳苦，博大多数者之幸福;决不愿以少数者之幸福，增大多数者之痛苦。吾人欲贯彻此志于今日，所悉力以求之者，在均人民之幸福而已。”吴玉章曾期望，留法勤工俭学生能够担负起“为大多数人求幸福”的使命，在筹建“联合会”时，他把“均人民之幸福”作为奋斗的目标，亦可见其斗争理念的一致性。由于刘湘、杨森的干预，“联合会”不得已而解散。吴玉章对此总结了两点体会：其一，“在军阀统治下毫无民主可言，要拯救中国，必须首先用武装的革命来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其二，“自治联合会那种地域性的临时组织极容易被敌人破坏，必须要有一个坚强的革命的战斗的组织来领导革命”。
　　1922年9月，吴玉章出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采取革新措施，并请马克思主义者恽代英前来任教，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活动推向一个更高阶段。1923年冬，他与杨闇公等20余人秘密筹建“中国青年共产党”，并发行机关报《赤心评论》，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农会，开展工农运动。这一时期，他还阅读了李大钊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五一”运动史》、瞿秋白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各种方式》等著作，注意苏俄革命经验，探讨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由于偏居四川，彼时他还不知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1924年，因“五一”事件，杨森扬言要“捉拿”他。吴玉章随即离开成都，并和刘伯承一起离开了四川，取道贵州、湖南，到了上海。1925年，他到北京时才见到了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负责人之一赵世炎，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五四运动推动了历史进程，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吴玉章通过自身的经历完成了个人思想上的重大转变，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一个民主革命者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追忆五四运动，继承“五四”遗产
　　对五四精神遗产的继承，包括在不同历史时期、结合时代特点，对五四运动加以追忆和评论。作为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在不同时代背景、文化取向、政治诉求之中，去解读五四运动的精神内涵。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局势相对平稳。1939年5月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上发表《五四运动》一文，强调“全国的青年和文化界对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战争负有大的责任”。5月4日，毛泽东在延安青年群众举行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进一步阐发这一观点。这两篇重要文章都明确指出了当时中国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于反对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并且充分肯定了广大青年对于促进革命发展所能起到的先锋作用。次年5月4日，吴玉章在延安作了关于五四运动的报告。他首先指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开始”，然后简要介绍了五四运动的经过、深入分析了五四运动的近因和远因，最后总结了五四运动的意义和教训。吴玉章强调：“‘五四’运动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中国青年学生继承了中国历代青年奋斗的精神，发扬了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现在我们的男女青年，又处于世界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和中国民族革命战争的伟大时代，必不能让前辈的青年专美于前而不写下自己历史光荣之一页。”此外，吴玉章还在同年5月25日出刊的延安《中国妇女》杂志发表了《中国妇女在五四运动中走上了自己解放的道路》一文，指出“五四运动也为中国女子社会解放开了一个新纪元”，“中国妇女现在的任务是和中国革命现在的任务相一致……就是彻底实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第一步，即坚决抗战到底，以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力争民主宪政，以争得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与男子平等与自由的地位;开展女子教育与文化运动以提高妇女的文化水平，组织妇女团体以发动妇女群众运动”。吴玉章对五四运动的认知与评价，适应了这一时期争取民族独立以及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
　　抗战胜利后，当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两种命运的抉择时，中国共产党重申和高扬五四运动所蕴含的民主精神。1949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报刊媒体集中刊发了系列纪念文章，以配合五四运动30周年纪念活动的展开。5月4日，《人民日报》第4版刊发“‘五四’三十周年纪念特刊”，载有《毛泽东同志论“五四”运动》和吴玉章《纪念“五四”三十周年应有的认识》两篇文章。《毛泽东同志论“五四”运动》一文的“编者按”提到，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30年，“我们怎样认识这个运动的性质，估价其历史意义和影响，今后如何承继并发扬‘五四’运动中的光荣传统，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最后的与彻底的胜利”，所有这些，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的言论中都有过指明。此文专门摘录了毛泽东在《新民主主義论》《反对党八股》中有关五四运动的论述。吴玉章在《纪念“五四”三十周年应有的认识》一文中强调，“今年纪念‘五四’的特点，是人民解放军获得伟大胜利，南京已经解放……革命很快就要得到全国范围的胜利”，“中国革命今天的胜利是革命路线的胜利，是马列主义的胜利”。显然，吴玉章在此时，不再分析和强调五四运动的经过、原因等内容，而是想重点说明五四运动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极其重要且特殊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希望利用五四运动30周年纪念的契机，让广大知识分子更为广泛、深入地了解党的政策方针以及新中国建设的蓝图;希望各青年团体和爱国学生积极地开展各种活动，主动参与到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建设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运动的纪念，着重激发广大青年的爱国热情，进而号召更多的青年满怀热情地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1962年5月4日，吴玉章在《光明日报》发表《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一文。文章指出：“落在青年一代肩上的任务是光荣的、伟大的，但是同时也是艰巨的。这就要求青年同志们树雄心、立大志，要有伟大的理想和抱负，要有实现理想的顽强革命意志，要真正掌握建设社会主义的本领。”这鲜明地反映出当时纪念五四运动的时代需求。
　　在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对于五四运动的阐释还会进一步深化和丰富。回顾吴玉章在五四运动前后的活动、分析他如何接受并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探讨他的“五四”认知，仍可为人们进一步理解“五四”提供参考。（责任编辑 姚建萍）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讲师、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