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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对于在华经历复杂、角色独特的庄士敦有着浓厚的兴趣，我也不例外。因此，当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张献忠谈起《Confucianism and Modem China》(《儒学与近代中国》)一书的翻译时，我毛遂自荐地承担起这一任务，庄士敦也随之进入我的生活。
维护儒学的英伦异客
庄士敦原名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1898年，年仅24岁的庄士敦完成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学业后，带着对日渐衰落的中华帝国的强烈好奇考入英国殖民部，随即被英国政府派往香港工作，后转至威海卫。1919年，庄士敦成为清朝逊帝溥仪的英文老师。正由于此，庄士敦为人所广知。1930年，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了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回国。从1898年来华到1930年归国，长达30余年的在华生活使得庄士敦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收藏中文书籍达17000册，还按《论语》“士志于道”之意取字“志道”。庄士敦晚年结识的异性密友伊丽莎白·斯帕肖特说他“精力旺盛得惊人，常常通宵达旦地给我讲他早年在中国的经历。从文化上讲，他是个地道的东方人。”(贾向东编译：《末代皇帝的洋老师庄士敦》，《世界博览》1989年第1期)溥仪这样总结庄士敦：喜好旅行，在华三十余年足迹遍布中国各地，通晓中国历史及风土人情，对儒、墨、释、老都有研究。(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华书局1977年版，P124)
庄士敦归国后投身教育界，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学教授，并出任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一职，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其中，集中展示庄士敦对儒学认知的《儒学与近代中国》一书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1933年11月至12月问，英格兰已经进入了寒冷的冬期，而布里斯托尔大学大讲堂(Great hall ofUnivemity ofBrist01)里充满了浓浓暖意。讲台上，一位花甲老人正在热情洋溢地向台下的听众诉说他在中国的见闻，阐述他对古老儒学的认知以及对儒学现状与前景的看法。这位老人就是庄士敦。这些演讲很快于次年结集出版，定名为《Confucianism and Modem China》。该书的出版无疑使得庄士敦对儒学的认知得到更广范围的传播，也意味着西方受众对儒学知识的了解更深了一层。
近代以来，大量传教士及外国官员来华，他们基于对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及中国民众心里地位的认知，普遍将了解儒学作为履行职责的前提条件，这些人当中亦不乏为儒学的魅力所折服者，庄士敦即是其中的代表。与一般传教士歧视、排斥儒学的论调相迥异，庄士敦在《儒学与近代中国》一书中鲜明地表达了这样一种取向：将忠诚捍卫儒学作为毕生职志，对于基督教与儒学的斗争、传教士对儒学的歧视及非难，站在维护儒学的立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抵抗、辩护，可谓不折不扣的“英伦异客”。
庄士敦的儒学观点
通过回顾儒学的历史，庄士敦强烈意识到儒学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实居于国教的地位：“中国两千年来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学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归依，孔教固中国原有之国教。”(庄士敦：《中国宗教之将来》，栽《评孔纪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P29)同时，庄士敦在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儒学鲜活生命力的热情赞美：
不管公元前三世纪降临到儒学头上的那场灾难事实真相如何，它还是在历经艰险、遍体鳞伤的情况下保持了灵魂完整性。在接下来的世纪里，其命运几经变化，尤其是在佛教和道教受宠于当朝皇帝时，但它还是挺了过来，虽然偶有挫折，但总的来看力量和声望不断增强。……直到今天，儒学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信仰。(《Confu-cianism and Modem China》，P123，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庄士敦进而总结，儒学“是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并成为当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的最主要因素”(P197)。庄士敦探求儒学发展历史及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当然有捍卫儒学的目的，但这并非最终目的。早在1912年，庄士敦即指出东西方文化发展之困境：
吾人今日所当惧者殊不在此(物质文
明)，而在精神文明之丧失。东西方之文化，
今均陷入于物质文明之潮流，遂致有丧失
精神文明一层之可虑。(庄士敦：《联合中西
各国保存国粹提倡精神文明意见书》，《东
方杂志》第9卷第12号)
可见，庄士敦所忧虑的是整个世界精神文明的保存与发展。在探寻这一问题解决之道的过程中，他将视野投向儒学，试图通过对儒学的传播以及现代阐释，找出一条世界精神文明之出路。由此，庄士敦在《儒学与近代中国》中从关怀世界精神文明发展前景的高度着眼，并非单纯阐述诸如孝道、祖先崇拜、师生关系等儒学所涵盖的基本内容，而是在此基础上，将重点放在了对儒学特质、现代价值的探讨，这种取向可说是庄士敦在全书中的核心追求。
关于儒学之所以具有鲜活旺盛的生命力且对中华民族的兴旺延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庄士敦认为这与儒学至少具有以下品质是分不开的：从开放性上看，“儒学不是、从来也不是一种封闭的、拒不接受新思想的体系”(P124)，它“具有高度同化和吸收其它思想的能力”(P196)。由此，“没有哪条西方人公认的原则在儒家的学说里是不明确的，也没有哪条基督教徒的美德在儒家的文章中找不到”(P94)；从自身理论的修正及发展看，“儒家思想本质上并不排斥任何对既存伦理价值观的调整，只要这种调整是由于人类知识和经验的增长所必需的”(P93)。可见，在庄士敦眼里，儒学是一种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这种品质使其能够永久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庄士敦认为，儒学追求“真、善、美”的终极价值观使得儒学无论在什么社会、什么时代、什么国度都具有强大的、无与伦比的现实适用性。庄士敦在该书第八章的末尾总结道：
“真”、“善”、“美”是儒家的终极价值观，也是儒家解读生命的基础所在，更是打开儒家哲学精神的钥匙。因此，我们这些西方人，应该对我们能如此亲近地走进一位中国先哲的精神世界而感到高兴。两千年前，孔子的学说照亮了周围的世界，今天，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世界，这些学说仍不失其鲜活和正确的价值!(P116)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庄士敦在全书末尾甚至振臂高呼：
如果有朝一日孔子的圣坛变得不再温暖，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那都是一个倒霉的日子!(P201)
显然，庄士敦鲜明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儒学不仅是中国的儒学，也是整个世界的儒学。其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试图找出一条世界精神文明之出路的目的由此可见一斑。当然，庄士敦对儒学的理解、阐释在专门研究儒学的中国学者、甚至是对儒学颇有认知的普通学人看来难免失于肤 浅甚或片面；其将儒学视之为世界精神文明之出路而所作的学理探讨也难以让所有人信服。但无论如何，庄土敦作为探求整个世界精神文明之出路这一艰难路途上的跋涉者所作出的努力值得充分肯定。
为儒学在西方正名
庄士敦在全书之首的导言中即指出，他对于儒学所作的任何阐释只是一家之言，并不将自己对儒学的理解视为定论，而是留有他人商榷的余地。这并非自谦之语，而是一位严格学者应当秉持的态度。同样在导言中，庄土敦明确指出自己对于“儒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不能做出回答：
我很难对“儒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给出一个既简洁又内涵丰富的定义，即便我能做到，在我们一起仔细分析这个定义的过程中，儒学的精髓可能就会流失掉了。因此，我不认同任何西方研究儒学的那些东方学家们所作的定义，不论他们的定义多么精妙。如果以下观点是正确的，即只有基督教徒才能理解并解释基督教，那么当然，以下结论也是不错的，即只有一个儒学的信徒才能了解并解释儒家学说。
从庄士敦对待儒学的态度来看，他显然强烈意识到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存在差异，也彰显出庄士敦在有意体察、顺应中国人的生活、思维方式，努力实现“外部观察”向“参与其中”的过渡。基于这种认识，当看到西方传教士对儒学这样那样的诋毁、侵害时，庄士敦早在1904年初至威海卫时即决心为“儒家思想的生命作最后一搏”(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P38)，并极力呼吁“传教士们应该视孔子为自己的同盟者，而不是敌人”(P149)。针对不少西方人尤其是传教士戴着有色眼镜、不能公正地以对待基督教的态度来对待儒学的状况，庄士敦极力扭转：
如果每一位基督教徒都严格遵循基督教教义，那么在信奉基督教的个人及国家之间都将充满和谐与善意，西方世界也会变得充满博爱。同样，如果每一位儒家信徒都能够遵循儒家学说，中国在很早之前就会建立起“仁政”的伟大目标，实现"3R道”的理想了。……然而，理论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鸿沟，不论是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还是在信奉儒家思想的东方都是如此。(P199)
庄士敦对待儒学的态度及研究路径与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设想参与”的办法极为吻合，即“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的文人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2)。正是基于此，在《儒学与近代中国》一书中，庄士敦极力追摹中国式的思维、逻辑方式，重事实、重逻辑，不以空洞的义理说教作为立论依据，而是实事求是地对儒学的内涵及引发其变动的种种因素进行了多方位的努力探索。
对于一种思想体系，尤其是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儒学而言，我们对它进行理解、阐释时理应秉持公正、虔诚的态度。无疑，庄士敦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这对于身处儒学传统之外的外国人而言极为难得。他表现出来的公正、虔诚的态度，令我感触颇深。
长久以来，吸引中外文化学者的一个重要命题是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究竟出于什么心态、会达到什么高度，他们做了哪些介绍、传播上的实践。庄士敦作为“东学西渐”的一个实践者，其向西方受众传播儒学的努力无疑是中国文化向外传播、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而他对儒学的理解、阐释展示了儒学在一个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即中国文化在一个西方受众心目中的形象，无疑为我们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文本。我相信，我们在读了庄士敦的《儒学与近代中国》一书之后，定会对西方人理解、阐释以及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努力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以李学勤先生在第二届国际汉学大会上(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10月30日)所做的一段强调中西跨文化交流重要性的精彩发言作为结语，以此献给那些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做出贡献的人们：
中国的明朝中叶或者是明清之际，开始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包括传教士和学者们……他们首先把中国的经典介绍到西方，当然这个介绍是经过长时期的历程，里面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种种的误解和曲折，可是他们究竟是介绍，而这个介绍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跨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些外国的学者对于中国经典翻译介绍这样的工作，我觉得这些我们中国人不会忘记，而且应该长时期地进行纪念。
维护儒学的英伦异客
庄士敦原名雷金纳德·弗莱明·约翰斯顿。1898年，年仅24岁的庄士敦完成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学业后，带着对日渐衰落的中华帝国的强烈好奇考入英国殖民部，随即被英国政府派往香港工作，后转至威海卫。1919年，庄士敦成为清朝逊帝溥仪的英文老师。正由于此，庄士敦为人所广知。1930年，庄士敦代表英国政府参加了威海卫归还仪式后卸任回国。从1898年来华到1930年归国，长达30余年的在华生活使得庄士敦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学说产生了浓厚兴趣。他收藏中文书籍达17000册，还按《论语》“士志于道”之意取字“志道”。庄士敦晚年结识的异性密友伊丽莎白·斯帕肖特说他“精力旺盛得惊人，常常通宵达旦地给我讲他早年在中国的经历。从文化上讲，他是个地道的东方人。”(贾向东编译：《末代皇帝的洋老师庄士敦》，《世界博览》1989年第1期)溥仪这样总结庄士敦：喜好旅行，在华三十余年足迹遍布中国各地，通晓中国历史及风土人情，对儒、墨、释、老都有研究。(溥仪：《我的前半生》，中华书局1977年版，P124)
庄士敦归国后投身教育界，担任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学教授，并出任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一职，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著。其中，集中展示庄士敦对儒学认知的《儒学与近代中国》一书尤其值得我们关注。
1933年11月至12月问，英格兰已经进入了寒冷的冬期，而布里斯托尔大学大讲堂(Great hall ofUnivemity ofBrist01)里充满了浓浓暖意。讲台上，一位花甲老人正在热情洋溢地向台下的听众诉说他在中国的见闻，阐述他对古老儒学的认知以及对儒学现状与前景的看法。这位老人就是庄士敦。这些演讲很快于次年结集出版，定名为《Confucianism and Modem China》。该书的出版无疑使得庄士敦对儒学的认知得到更广范围的传播，也意味着西方受众对儒学知识的了解更深了一层。
近代以来，大量传教士及外国官员来华，他们基于对儒家文化在中国社会及中国民众心里地位的认知，普遍将了解儒学作为履行职责的前提条件，这些人当中亦不乏为儒学的魅力所折服者，庄士敦即是其中的代表。与一般传教士歧视、排斥儒学的论调相迥异，庄士敦在《儒学与近代中国》一书中鲜明地表达了这样一种取向：将忠诚捍卫儒学作为毕生职志，对于基督教与儒学的斗争、传教士对儒学的歧视及非难，站在维护儒学的立场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抵抗、辩护，可谓不折不扣的“英伦异客”。
庄士敦的儒学观点
通过回顾儒学的历史，庄士敦强烈意识到儒学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实居于国教的地位：“中国两千年来一切典章制度、政治法律皆以孔子之经义为根据，一切学理学术、礼俗习惯皆以孔子之教化为归依，孔教固中国原有之国教。”(庄士敦：《中国宗教之将来》，栽《评孔纪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P29)同时，庄士敦在字里行间充满着对儒学鲜活生命力的热情赞美：
不管公元前三世纪降临到儒学头上的那场灾难事实真相如何，它还是在历经艰险、遍体鳞伤的情况下保持了灵魂完整性。在接下来的世纪里，其命运几经变化，尤其是在佛教和道教受宠于当朝皇帝时，但它还是挺了过来，虽然偶有挫折，但总的来看力量和声望不断增强。……直到今天，儒学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国家信仰。(《Confu-cianism and Modem China》，P123，下引该书只注页码)
庄士敦进而总结，儒学“是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并成为当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的最主要因素”(P197)。庄士敦探求儒学发展历史及其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当然有捍卫儒学的目的，但这并非最终目的。早在1912年，庄士敦即指出东西方文化发展之困境：
吾人今日所当惧者殊不在此(物质文
明)，而在精神文明之丧失。东西方之文化，
今均陷入于物质文明之潮流，遂致有丧失
精神文明一层之可虑。(庄士敦：《联合中西
各国保存国粹提倡精神文明意见书》，《东
方杂志》第9卷第12号)
可见，庄士敦所忧虑的是整个世界精神文明的保存与发展。在探寻这一问题解决之道的过程中，他将视野投向儒学，试图通过对儒学的传播以及现代阐释，找出一条世界精神文明之出路。由此，庄士敦在《儒学与近代中国》中从关怀世界精神文明发展前景的高度着眼，并非单纯阐述诸如孝道、祖先崇拜、师生关系等儒学所涵盖的基本内容，而是在此基础上，将重点放在了对儒学特质、现代价值的探讨，这种取向可说是庄士敦在全书中的核心追求。
关于儒学之所以具有鲜活旺盛的生命力且对中华民族的兴旺延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庄士敦认为这与儒学至少具有以下品质是分不开的：从开放性上看，“儒学不是、从来也不是一种封闭的、拒不接受新思想的体系”(P124)，它“具有高度同化和吸收其它思想的能力”(P196)。由此，“没有哪条西方人公认的原则在儒家的学说里是不明确的，也没有哪条基督教徒的美德在儒家的文章中找不到”(P94)；从自身理论的修正及发展看，“儒家思想本质上并不排斥任何对既存伦理价值观的调整，只要这种调整是由于人类知识和经验的增长所必需的”(P93)。可见，在庄士敦眼里，儒学是一种兼容并蓄、与时俱进的思想体系，这种品质使其能够永久地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庄士敦认为，儒学追求“真、善、美”的终极价值观使得儒学无论在什么社会、什么时代、什么国度都具有强大的、无与伦比的现实适用性。庄士敦在该书第八章的末尾总结道：
“真”、“善”、“美”是儒家的终极价值观，也是儒家解读生命的基础所在，更是打开儒家哲学精神的钥匙。因此，我们这些西方人，应该对我们能如此亲近地走进一位中国先哲的精神世界而感到高兴。两千年前，孔子的学说照亮了周围的世界，今天，无论对东方还是西方世界，这些学说仍不失其鲜活和正确的价值!(P116)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庄士敦在全书末尾甚至振臂高呼：
如果有朝一日孔子的圣坛变得不再温暖，不仅对中国，而且对整个世界来说，那都是一个倒霉的日子!(P201)
显然，庄士敦鲜明地表达了这样一个意思：儒学不仅是中国的儒学，也是整个世界的儒学。其通过对儒学的现代阐释，试图找出一条世界精神文明之出路的目的由此可见一斑。当然，庄士敦对儒学的理解、阐释在专门研究儒学的中国学者、甚至是对儒学颇有认知的普通学人看来难免失于肤 浅甚或片面；其将儒学视之为世界精神文明之出路而所作的学理探讨也难以让所有人信服。但无论如何，庄土敦作为探求整个世界精神文明之出路这一艰难路途上的跋涉者所作出的努力值得充分肯定。
为儒学在西方正名
庄士敦在全书之首的导言中即指出，他对于儒学所作的任何阐释只是一家之言，并不将自己对儒学的理解视为定论，而是留有他人商榷的余地。这并非自谦之语，而是一位严格学者应当秉持的态度。同样在导言中，庄土敦明确指出自己对于“儒学是什么”这一问题不能做出回答：
我很难对“儒学是什么”这一问题给出一个既简洁又内涵丰富的定义，即便我能做到，在我们一起仔细分析这个定义的过程中，儒学的精髓可能就会流失掉了。因此，我不认同任何西方研究儒学的那些东方学家们所作的定义，不论他们的定义多么精妙。如果以下观点是正确的，即只有基督教徒才能理解并解释基督教，那么当然，以下结论也是不错的，即只有一个儒学的信徒才能了解并解释儒家学说。
从庄士敦对待儒学的态度来看，他显然强烈意识到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和中国人存在差异，也彰显出庄士敦在有意体察、顺应中国人的生活、思维方式，努力实现“外部观察”向“参与其中”的过渡。基于这种认识，当看到西方传教士对儒学这样那样的诋毁、侵害时，庄士敦早在1904年初至威海卫时即决心为“儒家思想的生命作最后一搏”(邓向阳主编：《米字旗下的威海卫》，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年版，P38)，并极力呼吁“传教士们应该视孔子为自己的同盟者，而不是敌人”(P149)。针对不少西方人尤其是传教士戴着有色眼镜、不能公正地以对待基督教的态度来对待儒学的状况，庄士敦极力扭转：
如果每一位基督教徒都严格遵循基督教教义，那么在信奉基督教的个人及国家之间都将充满和谐与善意，西方世界也会变得充满博爱。同样，如果每一位儒家信徒都能够遵循儒家学说，中国在很早之前就会建立起“仁政”的伟大目标，实现"3R道”的理想了。……然而，理论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鸿沟，不论是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还是在信奉儒家思想的东方都是如此。(P199)
庄士敦对待儒学的态度及研究路径与德国著名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提出的“设想参与”的办法极为吻合，即“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的文人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崔志海、葛夫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P2)。正是基于此，在《儒学与近代中国》一书中，庄士敦极力追摹中国式的思维、逻辑方式，重事实、重逻辑，不以空洞的义理说教作为立论依据，而是实事求是地对儒学的内涵及引发其变动的种种因素进行了多方位的努力探索。
对于一种思想体系，尤其是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产生深刻影响的儒学而言，我们对它进行理解、阐释时理应秉持公正、虔诚的态度。无疑，庄士敦基本上做到了这一点，这对于身处儒学传统之外的外国人而言极为难得。他表现出来的公正、虔诚的态度，令我感触颇深。
长久以来，吸引中外文化学者的一个重要命题是西方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究竟出于什么心态、会达到什么高度，他们做了哪些介绍、传播上的实践。庄士敦作为“东学西渐”的一个实践者，其向西方受众传播儒学的努力无疑是中国文化向外传播、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而他对儒学的理解、阐释展示了儒学在一个外国人心目中的形象，也即中国文化在一个西方受众心目中的形象，无疑为我们理解上述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文本。我相信，我们在读了庄士敦的《儒学与近代中国》一书之后，定会对西方人理解、阐释以及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努力有一个新的认识。我以李学勤先生在第二届国际汉学大会上(中国人民大学，2009年10月30日)所做的一段强调中西跨文化交流重要性的精彩发言作为结语，以此献给那些在中西跨文化交流中做出贡献的人们：
中国的明朝中叶或者是明清之际，开始来到中国的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包括传教士和学者们……他们首先把中国的经典介绍到西方，当然这个介绍是经过长时期的历程，里面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种种的误解和曲折，可是他们究竟是介绍，而这个介绍对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跨文化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一些外国的学者对于中国经典翻译介绍这样的工作，我觉得这些我们中国人不会忘记，而且应该长时期地进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