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则鸣是这个社会最后的希望

　　文| 本刊记者 韦星
　　“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这是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时提出的建议。
　　此后，“精准扶贫”成为热词。3个月后，广西马山县成为了典型—不过，是负面典型：审计署审计发现，马山县认定的扶贫对象中，有3119人不符合扶贫建档立卡标准，其中有343人是财政供养人员，有2454人购买了2645辆汽车，43人在县城购买商品房或自建住房，439人为个体工商户或经营公司。
　　因这事，互联网上炸开了。很多网友好着急，他们“拥挤”在互联网上、耐心排着长队，目标非常清晰：要去马山县做“穷人”！
　　这多少有点调侃的味道，但再看看政府帮扶的这些对象，我总感觉这是个黑色幽默。
　　遗憾的是，这是真的。更遗憾的是，很多来自农村、了解农村的人，对此一点不感到震撼，因为这不是马山县独有，全国很多地方的“帮扶”，在当下已异化成了“帮富”—这在农村是比较普遍的现象。
　　去年10月，我在南风窗杂志上刊发的文章—《贫困农民龙继根之死》中，就指出这种怪象：湖南农民龙继根的家庭，贫病交加，他家属于村里最穷的，但低保一直没有他的份。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同为穷人的他的哥哥龙继顺的身上！
　　在龙继根所属的金屋塘镇，我在走访后，村民给我惊人一致的回答：“在我们这里，穷的没有低保，是因为没有关系。相反，一些富裕的人家、有关系的人家，却有低保。”
　　被异化的扶贫，不是某地偶发现象。问题在于：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没有人站出来反对？
　　关于扶贫，谁都知道要帮扶穷人、帮助弱者，它是政府对社会的兜底，体现政府的责任。初衷毫无疑问正确，我们不能因它现在出了问题，就否定扶贫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我们也不该动不动就去怀疑制度设计的问题，以此显示自身更富有思想性、高人一等。
　　事实上，制度设计没有问题、制度安排也是健全的，问题就在于一些村干部的妄为和监督的缺位。比如公示，很多地方根本就没有公示。我所在的家乡，关于谁是低保户，基本靠猜。平时村民去问是否有啥惠民政策，村干部都说“没有”。
　　当然，像马山县这样让“帮扶”成了“帮富”的行为，也比较罕见。但也反映了农村社会的溃败—随着精英阶层在农村的不断流失，农村成了“底层权贵”胡作非为的场域。这是一个充满世俗和势利的场域。在这个场域里，国家的惠民“福利”不是以是非或贫穷程度来分配的，而是以强弱或“和权贵阶层的远近亲疏”来分配。明白这点，也就明白马山县的帮扶究竟是什么回事了。
　　面对不公，农村社会为何没人出来说话，而是等审计局“越位”出手帮忙？因为穷人在村里没有话语权，那些真正凭借财富拥有话语权的人，通常又是国家政策和“福利”的受益者。所以阶层的分化和对立，在农村其实比城市更为严重。在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至少还有一些“异类”为弱者和公众的不平而鸣。
　　
　　之所以说是“异类”的声音，因为城市里不平则鸣的人，也还是太少。我自认为是这样的一员，但也时常感到愤怒和孤立。
　　记得有次，在东莞市汽车站，我去坐公交车。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我发现一个大约50岁男子偷偷拿了一个卖报妇女的钱—这名妇女当时在犯困，手里拿着一叠一、两块的厚厚零钱。很多人看到这一场景，但只有我去摇醒了卖报的妇女，并对中年男子呵斥。
　　遗憾的是，妇女醒来后，默默从男子手里拿回了自己的钱，然后继续默不作声。结果反而变成了我和男子的私人矛盾，我们越吵声音越大，大干一场的架势呼之欲出……
　　生活中类似的事也很多，比如很多人都说学车要给教练红包、看病要给医生红包……老实说，我从没给，但我也没有因此遇到麻烦—当然，这和我遇到不公时，旗帜鲜明的激烈反对有关。
　　我也常常反思这类深具潜规则的腐败，但客观说，很多时候，真的是行贿者自身的矫情所致，是我们这个社会有点闲钱的中产阶层不争气所致！他们一边努力给别人创造受贿环境和条件，反过来又去批判别人、批判他人行业的黑暗。这是最为令人痛恨的，是比受贿者更令人不齿的。
　　我因为坚持底线，也常常陷入尴尬。早前，我以准女婿的身份随女友到她老家见父母时，在她家附近的书店里，我捡到一部手机，当场交给了书店的售货员。但后来我又觉得：如果售货员私吞，不交还给丢失者怎么办？
　　所以我又和售货员说，“还是交给警察吧？”此时，售货员激烈反对，甚至扬言要打我，我当场报了警，警察来了……这事惊动了我女朋友父母，他们参与其中，和书店售货员一家，吵成了一团……
　　作为准女婿，新到一个地方，就闹出这么大动静，我感到十分尴尬，但我从不后悔。因为我觉得不平则鸣可以让人不至于对我们这个社会绝望。我也很清楚：不平则鸣在当下弥足珍贵，这是我们应该共同守护的底线，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最后希望。
　　哀莫大于心死。真的，最大的绝望是正义人士或知识精英的沉默。我们不应该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