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我骑车开始了一个人的旅行。按今天时髦的说法，叫驴友。
　　我的座驾是一辆家里才买了半年的金狮自行车，出发前父亲找修车的帮我整了整，我头戴遮阳热帽，随身带了个蓝色挎包，里边装了条床单，一件雨披，一本书，是周作人的散文集，《雨天的书自己的园地》；带了一个装满凉水的军用水壶；自行车后座绑了一张摇篮席、竹席，也就一米多长两尺多宽，是夏天垫在婴儿摇篮里的凉席；车把上搭了条链条锁，车架上绑了根木棍，带这条锁和木棍，更多是防身的想法。
　　6月30日晨，我自故乡常州武进乡下出发，一路问路，经无锡近郊，奔吴江。中午在无锡郊区路边小店吃完午饭，累了，就在路边找一棵大树，锁好自行车，铺上摇篮席，腿脚和头露摇篮席外，脑袋下垫着挎包和木棍，小眯。醒来继续埋头骑车，夜宿吴江。按公路路牌计，头天骑行105公里。
　　时值盛夏，骑车之苦可想而知。7月1日中午到桐庐，找个树荫下的餐馆，吃了碗盖浇面，喝了碗水，把水壶续满，咬咬牙，站起来，跨上自行车，继续出发。目标杭州。
　　下午四点多，到杭州城外，找一处休息地，稍喘口气，问讯，路人遥指杭州，吃惊说，骑车去杭州？还得好多路哦。一路相询，终于摸到了美丽的西子湖畔。
　　找了个小饭馆，照例要了碗盖浇面，然后骑车在西湖边转了转。
　　那时西湖边的冷饮摊，是个亭子式样的，亭子顶四周有檐。摊主见我戴着，显得有些文静——彼时还不到120斤，不像今天似的满身横肉，听说我是早上从吴江骑车过来的，又是大学老师，吃惊又钦佩，赶紧给我了张小椅子，让我坐下歇息。
　　那天晚上，是意大利世界杯联邦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比赛。彼时我对足球比赛还比较热情，冷饮亭子里有台小电视机，摊主热情地邀请我一起坐在亭子里看球赛。记忆之中，这场球是比较沉闷的，最后联邦德国是靠马特乌斯的那一脚，把捷克斯洛伐克踢出局的。
　　等到比赛结束时，亭子的口上挤满了人，既是为看电视，也是为躲雨。
　　原来比赛过程，突然间下起了阵雨，冷饮亭边的回廊固然可以躲雨，冷饮亭因为有檐，也可以躲雨，还可以免费看球！
　　比赛结束不久，摊主开始收摊。此前他问过我住哪儿，我说没找旅馆，准备在西湖边上睡。摊主说可以睡在亭子的檐下，万一下雨也淋不着。并热情地要给我条毛巾被，但被我谢绝了。但我收下了摊主送我的几个纸箱，拆开了，可以铺在地上。
　　我跟摊主说话间，警察和联防队员来清场，原来那时西湖边是不让人过夜的。一些流浪者纷纷离开了。
　　当警察要驱赶我的时候，摊主主动为我说情，说我不是那些盲流，而是北京来的大学老师，从很远的地方骑车来玩的，想体验生活。警察和联防队员听后，倒也没再说什么，只是提醒了我几句，就离开了。后来孙志刚悲剧发生后，我跟朋友回忆起1990年的夏夜，内心总怀有感恩，也感到幸运。
　　没有了世界杯的喧嚣，也没有了流浪者的夏夜西湖边，骤雨初息，繁星点点，清风拂身，劳累一天的我，枕书而眠，不觉一觉天明。
　　第二天中午搭车去了趟绍兴，回程经上海、常熟回家，全程5天半，平安到家，花费不到30余元。也算是人生的一次历练。
　　24年来，往事历历在目。
　　如今我早已髀肉横生，再无心力体力像1990年的夏天一样。自然，也更无胆量了，如今的社会环境，让我踌躇。
　　变化的不仅是我和自己所在的国家。当年的联邦德国，后来与民主德国从两个国家统一成了一个强大的德国，而捷克斯洛伐克，则从一个国家分为了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国家。
　　沧海已成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