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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狂欢化是由俄国学者巴赫金提出的诗学理论，着重揭示了文学作品中的“狂欢节”元素的文化诗学意义。在索洛古勃的《卑劣的小鬼》中蕴含着丰富的狂欢化的元素，作者用“狂欢化”的外在事象表现了人类的种种丑行和人性中深藏的恶，剖析了人性中存在的缺点。整部作品中充满了黑暗与绝望，但是却在“狂欢化”的特殊处理下透出难以遮掩的荒诞可笑的气息。探讨作品中的狂欢化元素对剖析作品的思想旨趣、作者的写作风格以及理解巴赫金的小说诗学理论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狂欢化；《卑劣的小鬼》；索洛古勃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5-0102-06
众所周知，狂欢化理论是由巴赫金提出的一个重要文化理论。巴赫金在自己的著作《弗朗索瓦· 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两本专著中对自己的观点做了全面而详细的论述[1]。他指出，在中世纪时民间存在着诙谐文化及其表现形式（比如广场节庆、诙谐仪式与祭祀活动等），这一形式长久地被各种文学理论家们所忽略。[2]（4）这些带有诙谐意味和狂欢色彩的活动是当时人们对严肃的中世纪官方文化的一种“抗衡”。巴赫金认为，在中世纪生活的人们实际上面对着两个世界，同时过着两种生活： “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这两种生活都得到了认可，但相互间有严格的时间界限。”[3]（184）总之，很大程度上这些活动形式都是非宗教的[2]（8），甚至是对严肃正经的宗教活动的一种亵渎和讽刺性模拟，在这样的讽刺性模拟的狂欢场景中，人们挣脱了平常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在这里，每个人都不用在乎自己的身份，所有人在一起肆意狂欢，尽情表露自己的本性。
换句话说，巴赫金将人们过的严肃正经的日常生活看作现实生活，而将长达三个月之久、以民间节日形式表现出来的狂欢节看作人们的第二种生活。而狂欢节具有强烈的“游戏”意味，且“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且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2]（8），因为狂欢节并没有空间的界限，虽然带有戏剧性的特点，但是它却并不需要一个真实意味上的“舞台”，所有处于狂欢中的人们都会被卷入这一节庆中，并且都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
除此之外，插科打诨或广场话语，也是狂欢化理论所关注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狂欢节中，人们离不开笑，无论是尖刻讥讽的笑，还是机智幽默的笑，无论是愉悦欢快的笑，还是无情痛斥的笑，无论是由衷赞美的笑，还是自我解嘲的笑，都可以通过插科打诨的形式来获得。它表现在语言上为：嬉笑怒骂、讽刺模拟等[4]（76）。怪诞常常被看作是狂欢化中的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会通过怪诞的行为来挣脱现实世界的束缚，营造出一种脱离真实世界的狂欢状态。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早已成为人们解读小说的一种有效的理论武器，它对我们理解索洛古勃的《卑劣的小鬼》也是大有启发。
一、 《卑劣的小鬼》中的一个亮点
《卑劣的小鬼》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完全狂欢化的小说，但是其中蕴藏着许多不可忽略的狂欢化元素，它们被作者巧妙地用来揭示人性中的丑恶。与传统狂欢化小说重在表达出人们陷入狂欢的情绪、自由自在的生活以及彼此之间等级隔阂的打破不同，这部作品是用讽刺性模拟的方式来使用狂欢化的元素，而其主要动机在于揭露人性的阴暗面。对作品中的人物而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一个笑话。不论发生怎样丑恶和怪诞的事情，人们都发出大声的哄笑，仿佛全都陷入了一种开心快乐、隔阂消失的狂欢状态。但是对于读者而言，我们面对人物的“谐谑”与“狂欢”，却只感到了彻骨的寒冷，而被人性之恶所震慑。不得不说，这是索洛古勃作品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亮点。
《卑劣的小鬼》是俄罗斯象征派作家索洛古勃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小说中他借用了自己在大卢基城执教时的真实经历，[5]（2）将曾遭遇到的人们作为创作的“原型”，写就了一部集荒诞与现实为一体的带有现实主义底色的现代主义小说。文中每个人都折射着人性的一部分。如作者在第二版的序言中所说：“我可爱的同时代人，我的这部小说的就是你们……这部小说是一面做工精巧的镜子……不管是丑恶还是美好，都能同样精确地反映在这面镜子里。” [5]（4）
小说以生性谨慎多疑的中学教师彼列多诺夫为主角，描述了他为了得到学监职位而发生的一系列荒诞事件，这一过程中与之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表现出自己被异化的一面，彼列多诺夫更是因为自己的臆想在文章的结尾处举刀杀死了沃洛金，给文章留下了血腥的一笔。
小说的标题来自于莱蒙托夫的诗句：
“我不知道那是伟大的撒旦
抑或是卑劣的小鬼”[5]（2）
不难看出，这是作者有意为之，他向读者表明自己文中的恶魔的化身们并不是像莱蒙托夫描写的具有反抗精神的“伟大的撒旦”，而是带有恶魔特质的苟延残喘的“卑劣的小鬼”，预示着作者将在文中展现这些卑劣的“人们”所做出的种种恶行。
值得一提的是，《卑劣的小鬼》中充满着巴赫金所提出的狂欢化理论指涉的多种元素，人们一方面过着严守教条的生活，一方面又展示着对神灵的亵渎。但是狂欢化的本质，也就是狂欢精神，是一种快乐哲学，它能发现矛盾并用玩笑的态度将之排除（哪怕是暂时的），从而获得一种精神超越和心理满足。[4]（81）与巴赫金所强调的狂欢化表现有所差异，作者索洛古勃主要化用了狂欢化的外在元素，并用来揭露人性的恶。可以说，文章中虽然有狂欢化的多种元素，但是作者却用狂欢的表象来表达出了深层的绝望，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神来之笔。作者以一种表面上的欢腾来展示了人类本性中的种种恶行，揭露了人性中深隐的罪恶，让它们在一个狂欢化的舞台无所遁形，从而产生出深刻的讽刺，使作品成为一出绝望的黑色幽默。 可以说，作者描写的不止是在一个愚昧无知的小镇中发生的故事，它也是整个失控的俄罗斯社会的缩影，更是对人类本性的一种深度发掘。
二、 “狂欢化”意识的人生渊源
19世纪90年代诞生的象征主义，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现代主义文学现象。当时的俄国正经历着社会动荡与民粹主义的失败，社会中弥漫着对以前的价值观和写作风格的否定态度。同时，“象征主义文学是高度发展了的创作个性以绝对的精神自由同历史与现实的发展相抗衡的产物，是诗人与作家试图逃离现实的矛盾走向‘永恒’，追求‘普世性文化价值’的审美尝试。”[6]（26）象征主义并不单单是描绘现实社会和抒发作者对社会的情感，“它抗拒生活现实与理性，疏离意识形态，而且疏离群体代言性质，是诗人、小说家对个性、自我的绝对张扬，对世界感受的独特表达。”[6]（27）作为俄罗斯象征主义重要代表的索洛古勃，是为数不多的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俄罗斯小说家，他见识过社会底层的黑暗绝望，也经历过贫穷与疾苦，所以相比于出身优越的其他象征主义小说家与诗人，索洛古勃的作品中总是沾染着独特的黑暗气息与审丑式观照的意识，他曾说：“没有其他的存在，只有我”[6]（28）。所以我们必须明白正如索洛古勃的夫人切博塔列夫斯塔娅所说的，在索洛古勃作品背后有着深刻的唯我主义理论的支撑，在他的创作中始终有一种难以释怀的世纪末情绪。[6]（39）在《卑劣的小鬼》中，表面上看，他遵循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用传统的手法书搭建着故事的脉络，但是索洛古勃实际上用自己对社会的深刻理解将现实社会与分裂出的荒诞世界相结合，打造出了一个弥漫着唯我主义的“双层世界”。
这就让我们在其作品中探索某种狂欢化因素成为可能。在作者的描写中，“主人公的卑劣行径和荒诞作为常常会被一种貌似天真的叙述话语和强烈的讽刺、批判语气所消解”[1]（41），并且文中的每个人都似乎生活在一种对生命的狂热中，他们仿佛置身天堂，尽情地表露着自己人性中的恶，他们不加掩饰地表现着自己的丑恶行为。从表面上看他们纯洁天真，积极善良，热情洋溢，无时无刻不处在或生活在一种“一任自我”的“狂欢”气氛中。但是正是这种狂热的行为里充分宣泄、暴露了社会中、乃至整个人类生活中的人们内心里的本性之恶。
此时，我们就可以清晰地发现作品中所充满的巴赫金所提出的那种狂欢化因素，经过索洛古勃唯“我”主义演绎，它们已经生成了一种浓浓的相反的意味，在这种狂欢里展示、满足的不再是人类那些平等自然美好的本性，恰是人性的黑暗与丑恶。所以，探索《卑劣的小鬼》中的狂欢化元素对研究作者的风格与体会作品的旨趣所具有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三、 《卑劣的小鬼》中的“狂欢化”表现
纵观《卑劣的小鬼》全篇，索洛古勃精巧地化用了狂欢化元素、手法，让自己笔下小镇里的人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大型的舞台上，演绎着异常又试图挣脱的狂欢化的仪式，整个作品就是一场失控的大型狂欢。
无疑，狂欢化既有一系列外在特点和表征，又有着深层的、本质的布设，它们在作品中都有着充分的表现。下面我们对这些元素、构成作一梳理。
（一） 加冕与脱冕仪式
加冕与脱冕仪式是“小丑即位加冕当了狂欢节的国王，后来被剥夺王位脱冕”的转换过程[7]。加冕与脱冕仪式在文学思维上有着重大的意义，不消说这样的情节或者会生成深刻的象征意义和两重性，或者会赋予人物令人发笑的相对性。
以彼列多诺夫为例，当只有格鲁申娜和瓦尔瓦拉知道公爵夫人答应给予他的学监职位是伪造的时候，小镇里的其他人虽然对彼列多诺夫偶有口头上的揶揄和讽刺，但是却开始称呼他为“未来的学监大人”[5]（19）。他从被其他人当作笑料的“小丑”一步变成受人敬重的大人物。即使连心里略有不屑的普列波罗文斯卡娅都在见到了“公爵夫人”的第二封信之后，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法拉斯托夫更是对即将成为学监大人的彼列多诺夫充满了期待和感激，当然，我们的主角彼列多诺夫也十分享受于自己陡然提高了的地位，这就仿佛是某种意义上的“加冕仪式”。
后来，彼列多诺夫因为学监的事情迟迟没有确定而变得神经质起来，他开始挨家挨户地访问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拜访校长大人、宪兵队长等，并且以折磨中学生们为乐，人们逐渐觉得他“疯了”，而后瓦尔瓦拉更是在酒后说出了关于书信的秘密，他一下子变成了整个小镇的隐藏的“笑料包袱”，关于书信的真相传遍了整个小镇，人们都乐见彼列多诺夫被骗，小镇上的人们都开始期待着他被调离或者被带进精神病院。毋庸置疑这就是一种精神和物质意义上的“脱冕”。
而在之后的化妆舞会上也有类似的表达，打扮成日本艺伎的萨沙因为独特的风情和少年的美貌而被评选为当天最漂亮的女人，然而当颁奖典礼进行之后人们却指责这位看起来美丽不可方物的“女子”是一位“荡妇”，是“下流的东西，坏蛋！”。 [5]（306）于是人们将萨沙团团围住，对他拳打脚踢，想要撕下他虚假的面具。这也是一种脱冕仪式。
（二） 作品中的狂欢广场
狂欢广场意味着一种全民性。“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在巴赫金看来，情节上一切可能出现的场所， 只要能成为形形色色的人们相聚和交际的地方，诸如大街、小酒馆、澡堂、船上甲板、客厅……都会增添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4]（78）
作品中彼列多诺夫和鲁基洛夫他们聚集在一起喝酒、打台球的酒吧是“狂欢广场”，彼列多诺夫和女仆以及瓦尔瓦拉、沃洛金一起聊天的家也是“广场”……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在这些广场中，性格各异的人们演绎着种种怪诞的、脱离现实的戏剧。
彼列多诺夫在各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的家中逐个拜访，向他们抱怨有人在背后告自己的密，引发了形形色色的可笑的事情，甚至还出现在拜访学生家长之后被学生家长打碎了自己眼镜的闹剧。另外，彼列多诺夫他们一行人因为即将搬迁，喝醉之后在旧家大闹一气，不仅撕掉了墙纸，乱吐口水，甚至将上吊用的吊环都替女房东准备停当，这一切都是一种怪诞至极的行为，但是对于在广场上狂欢的他们却是确确实实的尽情合理之举。 在作品的最后，在沃洛金被彼列多诺夫杀死的时候，整个场景都带有着强烈的广场意味，女仆克拉夫季娅和瓦尔瓦拉等也都成为了这一场景中参与的角色。这些所有的场景和语言都跳脱出了“正常”的范畴，在这些场景里人们的行为变得怪诞诡异又不可理喻，它们都是只会在狂欢广场上才发生的事情。
（三） 脱轨的生活
狂欢化是人们在第二重生活中才会体验到的脱离了正常秩序的生活，换言之，就是一种脱了轨的生活。[4]（78）生活在作品中的人们开始变得不正常，出现精神分裂，甚至出现幻觉，而彼列多诺夫在这样的生活中逐渐丧失了自己残存的理智，变得神经质又酷爱折磨他人，甚至连路边的笔直的柱子都不愿放过，“他想要使它变得弯弯曲曲和肮脏不堪”[5]（91），他可以看见无处可见的灰色小鬼并且想要摧毁它，“他从厨房中取来一把斧头，把桌子劈碎了，小鬼就藏在桌子底下”[5]（260） 。他妄想自己的猫是拥有绿眼睛的妖怪，还幻想出周围都是想告密的宪兵队的眼线们，甚至将沃洛金幻想成一只对学监之位虎视眈眈的由绵羊幻化成的人。他的生活逐渐失序，他最终因为自己的幻觉而杀死了无辜的沃洛金。
柳德米拉与萨沙的私密情事也是一种失序的行为，在这样不被允许的类似于诱奸的行为中，两个人都丧失了自己正常的生活和本性，连原本纯洁又美好的萨沙也堕入了情欲的深渊。
（四） 语言的粗鄙化
语言的粗鄙化，即是广场语言的一种典型特色。在文章中，彼列多诺夫等主角们的言语都非常粗鄙，瓦尔瓦拉会骂自己新来的女仆是猪，会毫无羞赧地说自己的女熟人的丈夫睡了她的妹妹，还会用低俗下流的语言与格鲁申娜交流，彼列多诺夫骂瓦尔瓦拉是“畜牲”[5]（17） ；古达耶夫斯基与妻子因彼列多诺夫的挑拨而互骂对方为“泼妇”和“霸王”[5]（184）。更不用说人们对于萨沙所扮演的艺伎所发出的恶言恶语，人们骂他“下流的女人”[5]（304） ……整篇作品充斥着低俗化的语言，人们说话的时候几乎不在意什么是做人应有的礼节，而只在乎自己一时的情绪的宣泄，在这个大型的狂欢化场景里人们无视应有的距离，仿佛丢掉了做人最后的“遮羞布”。
（五） 无处不在的“狂欢化的笑”
巴赫金说过，狂欢化的笑不是个人的、单独的笑，而是一种全民化的笑。大家都会因为世界上所有可笑的事物哈哈大笑。但是这样的笑是带有双重性的，既带有狂欢性质的欢乐，又带有对现实的讽刺，是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笑[2]（14）。这些笑在文中典型的狂欢化场景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文中众人醉酒之后在乔迁之宴上的行为很好地诠释了这些包罗万象的“狂欢化的笑”，人们疯狂地陷入对旧家的破坏和对女房东的讽刺揶揄中，他们大声地尖笑，不知底线地开着低俗的玩笑。
当萨沙扮演的艺伎被众人围观厮打的时候，沃洛金卖力地加入他们，他放肆地尖叫，做出夸张的鬼脸，“干净利落地从艺妓的衣服上撕下来一只袖子”[5]（305）；当彼列多诺夫诬陷自己的女仆克拉夫季娅偷吃了葡萄干时在女仆的痛哭声中仍然哈哈大笑地揶揄她“一下子就吃完了一磅的葡萄干……”[5]（117）这些场景一方面看起来像是舞台上小丑们表演的滑稽戏，另一方面又让人感受到作者对他们怪诞行为的讽刺和对他们性格里“恶”的揭露。
（六） 行为的怪诞化
怪诞，本意是怪异无稽、荒唐离奇。可以说，怪诞是狂欢化场景中必然会出现的，因为人们在一个全民性的狂欢场景中陷入了一种互相感染的状态，沉浸在狂欢的情绪中无法自拔，行为就往往会发生变异。
作品中的人们有着怪诞、荒唐的行为，可是所有离奇的行为在大家眼里就是一个巨大的笑话。以彼列多诺夫本人来说，他的行为从正常走向失序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他是逐渐变得敏感、行为变得怪异的，比如彼列多诺夫因为害怕而将纸牌图案上的人眼挖掉、但是人们对他所有的变化视若无睹甚至进行嘲笑，瓦尔瓦拉还利用他的敏感对他进行报复。文章中的人们无法察觉到彼列多诺夫的行为怪诞，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也与他并无二致。换句话说，因为人们自己的意识与行为依然怪诞从而失去了发觉身边别人的行为异化和扭曲的现象。在整个狂欢场景中人们彼此之间互相融合、感染，当整个场景都走向荒唐歧途的时候，无人清醒。
四、 结 语
作者在《卑劣的小鬼》完稿日曾创作一首诗：“……我要把她焚烧，这个恶毒的女巫”（“Я сжечь ее хотел， колдунью злую”）[5]（1）。众所周知，女巫的形象从中世纪以来就被人当作邪恶的象征，当时的人们将世间所有的灾难都怪罪于女巫。女巫，就是邪恶的化身。
作者用这句话作为自己作品的题词显然是有实际的指代意义的。笔者认为，这一“女巫”的概念实际上是指向整部作品所描绘的所有场景。即是说，整本书里的所有人都是应该被烧死的邪恶的象征，作者用整本书做出自己的指控，想用自己揭露的事实来让人们的“恶”如同女巫在火中被焚烧一样无所遁形。
关于恶魔的描写自宗教文学出现以来一直层出不穷，但是索洛古勃并不满足于描写那些作为上帝对立面出现的恶魔形象，他想做的是将他认识到的人性的恶一一剖析。所以文中的恶并不是体现在某一单一的个体上，而是从每一个出场人物身上都渗透出来，作者认为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有恶，在上帝面前都有罪，换句话说人人都有罪孽，甚至连仍保留着“美好天性”的萨沙都已进入了邪恶的阴影下。而在这一指控或者说是证明人性恶的过程中，狂欢化元素、手法的运用无疑是一大助力。
当彼列多诺夫一行人因为喝醉酒而将墙壁的壁纸乱撕乱扔，用脚乱踢乱蹬，还将面包啃成恶魔的形状，对醉酒的女房东进行嘲讽，沃洛金甚至咯咯地笑着、兴致盎然地准备好女房东上吊用的绳套的时候就呈现出了典型的狂欢化的场景。人们聚在一起欢乐地大笑，不断地打闹，形成了一个个狂欢化的场景，仿佛在节庆中又唱又闹，一路欢笑，周围的一切都是一个大型舞台的布景，在这样的喧闹和永无休止的欢乐中，读者却能感觉到一丝丝凉意，因为这群人都认为这样的事情是可以当作“笑料”的事情。在这样的场景里人们回归到自己的本性，表现出了自己人性中恶俗的那一部分，并且毫无掩藏。 同样，之前也提过，当萨沙被人们围住厮打的时候，整个场景是一个巨大的广场，人们在里面发出自己的污言秽语，女人们的嫉妒和邪恶的一面也展露无疑，她们质疑选票的公证，想要违反化妆舞会的规则撕下萨沙的假面具，整个场景变得无法控制，逐渐走向失控。作者用一种诙谐夸张的文笔写出了这些怪诞和不可理解的人们造下的场景。而最大的这种场景，则是这整个城市的所有人所构成的巨大的“舞台”。当瓦尔瓦拉因为醉酒说出了信的真相时，仿佛是在平静的会场了扔进了一个长串的炮仗，整个城市的所有人都加入了这样狂欢化的海洋，这一场景中的人们见面都谈起关于彼列多诺夫的事情，彼列多诺夫成为了整个小镇的取之不竭的笑源。整个事件一直在发酵、膨胀，最后在彼列多诺夫砍了沃洛金一刀之时整个事件急转直下，场景戛然而止、闹剧落下大幕。
在这些典型的狂欢化场景中人们失去了理智，也将自己本来人模人样的面具撕了下来，将自己人性中深藏的恶完全暴露在了太阳底下，完成了作者所说的“我要将你焚烧”的艺术举动
这些狂欢化的元素充斥着文章中的每一个角落，这样的元素的使用使作品显得真实又怪诞、扭曲，现实又虚妄。虽然作品游离了传统民间狂欢化广场活动的本意，但是巧妙的艺术借用却从反面有力展示了人类生而就具有的一些邪恶本然倾向，通过狂欢化手法作品中角色的丑恶也在人们的欢笑中被暴露和置于文字的“焚烧”烤灼之下。
索洛古勃对“狂欢化”反其道而行之，却收获了新的艺术效果。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狂欢化的元素和手法的运用，《卑劣的小鬼》才能游走在现代主义的先锋派和现实主义的继承者之间，用辛辣的讽刺成就出一部优秀的现代作品。
〔参考文献〕
[1]赵勇.民间话语的开掘与放大——论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J].外国文学研究，2002（4）.
[2][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六卷[M].李兆林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俄]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M].白春仁、顾亚玲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
[4]夏忠宪.巴赫金狂欢化诗学理论[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5）.
[5][俄]索洛古勃.卑劣的小鬼[M].刁绍华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6]张建华.20世纪俄罗斯文学：思潮与流派（理论篇）[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7][日]北冈诚司.巴赫金：对话与狂欢[M].魏炫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马胜利）
〔关键词〕狂欢化；《卑劣的小鬼》；索洛古勃
〔中图分类号〕I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6）05-0102-06
众所周知，狂欢化理论是由巴赫金提出的一个重要文化理论。巴赫金在自己的著作《弗朗索瓦· 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两本专著中对自己的观点做了全面而详细的论述[1]。他指出，在中世纪时民间存在着诙谐文化及其表现形式（比如广场节庆、诙谐仪式与祭祀活动等），这一形式长久地被各种文学理论家们所忽略。[2]（4）这些带有诙谐意味和狂欢色彩的活动是当时人们对严肃的中世纪官方文化的一种“抗衡”。巴赫金认为，在中世纪生活的人们实际上面对着两个世界，同时过着两种生活： “一种是常规的、十分严肃而紧蹙眉头的生活，服从于严格的等级秩序的生活，充满了恐惧、教条、崇敬、虔诚的生活：另一种是狂欢广场式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充满了两重性的笑；充满了对一切神圣物的亵渎和歪曲；充满了不敬和猥亵；充满了同一切人一切事的随意不拘的交往。这两种生活都得到了认可，但相互间有严格的时间界限。”[3]（184）总之，很大程度上这些活动形式都是非宗教的[2]（8），甚至是对严肃正经的宗教活动的一种亵渎和讽刺性模拟，在这样的讽刺性模拟的狂欢场景中，人们挣脱了平常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世界。在这里，每个人都不用在乎自己的身份，所有人在一起肆意狂欢，尽情表露自己的本性。
换句话说，巴赫金将人们过的严肃正经的日常生活看作现实生活，而将长达三个月之久、以民间节日形式表现出来的狂欢节看作人们的第二种生活。而狂欢节具有强烈的“游戏”意味，且“在狂欢节上，人们不是袖手旁观，而是生活在其中，而且是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其中”[2]（8），因为狂欢节并没有空间的界限，虽然带有戏剧性的特点，但是它却并不需要一个真实意味上的“舞台”，所有处于狂欢中的人们都会被卷入这一节庆中，并且都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它的存在。
除此之外，插科打诨或广场话语，也是狂欢化理论所关注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狂欢节中，人们离不开笑，无论是尖刻讥讽的笑，还是机智幽默的笑，无论是愉悦欢快的笑，还是无情痛斥的笑，无论是由衷赞美的笑，还是自我解嘲的笑，都可以通过插科打诨的形式来获得。它表现在语言上为：嬉笑怒骂、讽刺模拟等[4]（76）。怪诞常常被看作是狂欢化中的不可缺少的元素，人们会通过怪诞的行为来挣脱现实世界的束缚，营造出一种脱离真实世界的狂欢状态。
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早已成为人们解读小说的一种有效的理论武器，它对我们理解索洛古勃的《卑劣的小鬼》也是大有启发。
一、 《卑劣的小鬼》中的一个亮点
《卑劣的小鬼》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完全狂欢化的小说，但是其中蕴藏着许多不可忽略的狂欢化元素，它们被作者巧妙地用来揭示人性中的丑恶。与传统狂欢化小说重在表达出人们陷入狂欢的情绪、自由自在的生活以及彼此之间等级隔阂的打破不同，这部作品是用讽刺性模拟的方式来使用狂欢化的元素，而其主要动机在于揭露人性的阴暗面。对作品中的人物而言，发生的一切都不过是一个笑话。不论发生怎样丑恶和怪诞的事情，人们都发出大声的哄笑，仿佛全都陷入了一种开心快乐、隔阂消失的狂欢状态。但是对于读者而言，我们面对人物的“谐谑”与“狂欢”，却只感到了彻骨的寒冷，而被人性之恶所震慑。不得不说，这是索洛古勃作品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亮点。
《卑劣的小鬼》是俄罗斯象征派作家索洛古勃创作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在小说中他借用了自己在大卢基城执教时的真实经历，[5]（2）将曾遭遇到的人们作为创作的“原型”，写就了一部集荒诞与现实为一体的带有现实主义底色的现代主义小说。文中每个人都折射着人性的一部分。如作者在第二版的序言中所说：“我可爱的同时代人，我的这部小说的就是你们……这部小说是一面做工精巧的镜子……不管是丑恶还是美好，都能同样精确地反映在这面镜子里。” [5]（4）
小说以生性谨慎多疑的中学教师彼列多诺夫为主角，描述了他为了得到学监职位而发生的一系列荒诞事件，这一过程中与之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人物都表现出自己被异化的一面，彼列多诺夫更是因为自己的臆想在文章的结尾处举刀杀死了沃洛金，给文章留下了血腥的一笔。
小说的标题来自于莱蒙托夫的诗句：
“我不知道那是伟大的撒旦
抑或是卑劣的小鬼”[5]（2）
不难看出，这是作者有意为之，他向读者表明自己文中的恶魔的化身们并不是像莱蒙托夫描写的具有反抗精神的“伟大的撒旦”，而是带有恶魔特质的苟延残喘的“卑劣的小鬼”，预示着作者将在文中展现这些卑劣的“人们”所做出的种种恶行。
值得一提的是，《卑劣的小鬼》中充满着巴赫金所提出的狂欢化理论指涉的多种元素，人们一方面过着严守教条的生活，一方面又展示着对神灵的亵渎。但是狂欢化的本质，也就是狂欢精神，是一种快乐哲学，它能发现矛盾并用玩笑的态度将之排除（哪怕是暂时的），从而获得一种精神超越和心理满足。[4]（81）与巴赫金所强调的狂欢化表现有所差异，作者索洛古勃主要化用了狂欢化的外在元素，并用来揭露人性的恶。可以说，文章中虽然有狂欢化的多种元素，但是作者却用狂欢的表象来表达出了深层的绝望，这不得不说是一种神来之笔。作者以一种表面上的欢腾来展示了人类本性中的种种恶行，揭露了人性中深隐的罪恶，让它们在一个狂欢化的舞台无所遁形，从而产生出深刻的讽刺，使作品成为一出绝望的黑色幽默。 可以说，作者描写的不止是在一个愚昧无知的小镇中发生的故事，它也是整个失控的俄罗斯社会的缩影，更是对人类本性的一种深度发掘。
二、 “狂欢化”意识的人生渊源
19世纪90年代诞生的象征主义，是俄罗斯文学史上第一个现代主义文学现象。当时的俄国正经历着社会动荡与民粹主义的失败，社会中弥漫着对以前的价值观和写作风格的否定态度。同时，“象征主义文学是高度发展了的创作个性以绝对的精神自由同历史与现实的发展相抗衡的产物，是诗人与作家试图逃离现实的矛盾走向‘永恒’，追求‘普世性文化价值’的审美尝试。”[6]（26）象征主义并不单单是描绘现实社会和抒发作者对社会的情感，“它抗拒生活现实与理性，疏离意识形态，而且疏离群体代言性质，是诗人、小说家对个性、自我的绝对张扬，对世界感受的独特表达。”[6]（27）作为俄罗斯象征主义重要代表的索洛古勃，是为数不多的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俄罗斯小说家，他见识过社会底层的黑暗绝望，也经历过贫穷与疾苦，所以相比于出身优越的其他象征主义小说家与诗人，索洛古勃的作品中总是沾染着独特的黑暗气息与审丑式观照的意识，他曾说：“没有其他的存在，只有我”[6]（28）。所以我们必须明白正如索洛古勃的夫人切博塔列夫斯塔娅所说的，在索洛古勃作品背后有着深刻的唯我主义理论的支撑，在他的创作中始终有一种难以释怀的世纪末情绪。[6]（39）在《卑劣的小鬼》中，表面上看，他遵循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用传统的手法书搭建着故事的脉络，但是索洛古勃实际上用自己对社会的深刻理解将现实社会与分裂出的荒诞世界相结合，打造出了一个弥漫着唯我主义的“双层世界”。
这就让我们在其作品中探索某种狂欢化因素成为可能。在作者的描写中，“主人公的卑劣行径和荒诞作为常常会被一种貌似天真的叙述话语和强烈的讽刺、批判语气所消解”[1]（41），并且文中的每个人都似乎生活在一种对生命的狂热中，他们仿佛置身天堂，尽情地表露着自己人性中的恶，他们不加掩饰地表现着自己的丑恶行为。从表面上看他们纯洁天真，积极善良，热情洋溢，无时无刻不处在或生活在一种“一任自我”的“狂欢”气氛中。但是正是这种狂热的行为里充分宣泄、暴露了社会中、乃至整个人类生活中的人们内心里的本性之恶。
此时，我们就可以清晰地发现作品中所充满的巴赫金所提出的那种狂欢化因素，经过索洛古勃唯“我”主义演绎，它们已经生成了一种浓浓的相反的意味，在这种狂欢里展示、满足的不再是人类那些平等自然美好的本性，恰是人性的黑暗与丑恶。所以，探索《卑劣的小鬼》中的狂欢化元素对研究作者的风格与体会作品的旨趣所具有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三、 《卑劣的小鬼》中的“狂欢化”表现
纵观《卑劣的小鬼》全篇，索洛古勃精巧地化用了狂欢化元素、手法，让自己笔下小镇里的人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大型的舞台上，演绎着异常又试图挣脱的狂欢化的仪式，整个作品就是一场失控的大型狂欢。
无疑，狂欢化既有一系列外在特点和表征，又有着深层的、本质的布设，它们在作品中都有着充分的表现。下面我们对这些元素、构成作一梳理。
（一） 加冕与脱冕仪式
加冕与脱冕仪式是“小丑即位加冕当了狂欢节的国王，后来被剥夺王位脱冕”的转换过程[7]。加冕与脱冕仪式在文学思维上有着重大的意义，不消说这样的情节或者会生成深刻的象征意义和两重性，或者会赋予人物令人发笑的相对性。
以彼列多诺夫为例，当只有格鲁申娜和瓦尔瓦拉知道公爵夫人答应给予他的学监职位是伪造的时候，小镇里的其他人虽然对彼列多诺夫偶有口头上的揶揄和讽刺，但是却开始称呼他为“未来的学监大人”[5]（19）。他从被其他人当作笑料的“小丑”一步变成受人敬重的大人物。即使连心里略有不屑的普列波罗文斯卡娅都在见到了“公爵夫人”的第二封信之后，改变了自己的态度；法拉斯托夫更是对即将成为学监大人的彼列多诺夫充满了期待和感激，当然，我们的主角彼列多诺夫也十分享受于自己陡然提高了的地位，这就仿佛是某种意义上的“加冕仪式”。
后来，彼列多诺夫因为学监的事情迟迟没有确定而变得神经质起来，他开始挨家挨户地访问有头有脸的大人物，拜访校长大人、宪兵队长等，并且以折磨中学生们为乐，人们逐渐觉得他“疯了”，而后瓦尔瓦拉更是在酒后说出了关于书信的秘密，他一下子变成了整个小镇的隐藏的“笑料包袱”，关于书信的真相传遍了整个小镇，人们都乐见彼列多诺夫被骗，小镇上的人们都开始期待着他被调离或者被带进精神病院。毋庸置疑这就是一种精神和物质意义上的“脱冕”。
而在之后的化妆舞会上也有类似的表达，打扮成日本艺伎的萨沙因为独特的风情和少年的美貌而被评选为当天最漂亮的女人，然而当颁奖典礼进行之后人们却指责这位看起来美丽不可方物的“女子”是一位“荡妇”，是“下流的东西，坏蛋！”。 [5]（306）于是人们将萨沙团团围住，对他拳打脚踢，想要撕下他虚假的面具。这也是一种脱冕仪式。
（二） 作品中的狂欢广场
狂欢广场意味着一种全民性。“广场，是全民性的象征。在巴赫金看来，情节上一切可能出现的场所， 只要能成为形形色色的人们相聚和交际的地方，诸如大街、小酒馆、澡堂、船上甲板、客厅……都会增添一种狂欢广场的意味。”[4]（78）
作品中彼列多诺夫和鲁基洛夫他们聚集在一起喝酒、打台球的酒吧是“狂欢广场”，彼列多诺夫和女仆以及瓦尔瓦拉、沃洛金一起聊天的家也是“广场”……这样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在这些广场中，性格各异的人们演绎着种种怪诞的、脱离现实的戏剧。
彼列多诺夫在各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的家中逐个拜访，向他们抱怨有人在背后告自己的密，引发了形形色色的可笑的事情，甚至还出现在拜访学生家长之后被学生家长打碎了自己眼镜的闹剧。另外，彼列多诺夫他们一行人因为即将搬迁，喝醉之后在旧家大闹一气，不仅撕掉了墙纸，乱吐口水，甚至将上吊用的吊环都替女房东准备停当，这一切都是一种怪诞至极的行为，但是对于在广场上狂欢的他们却是确确实实的尽情合理之举。 在作品的最后，在沃洛金被彼列多诺夫杀死的时候，整个场景都带有着强烈的广场意味，女仆克拉夫季娅和瓦尔瓦拉等也都成为了这一场景中参与的角色。这些所有的场景和语言都跳脱出了“正常”的范畴，在这些场景里人们的行为变得怪诞诡异又不可理喻，它们都是只会在狂欢广场上才发生的事情。
（三） 脱轨的生活
狂欢化是人们在第二重生活中才会体验到的脱离了正常秩序的生活，换言之，就是一种脱了轨的生活。[4]（78）生活在作品中的人们开始变得不正常，出现精神分裂，甚至出现幻觉，而彼列多诺夫在这样的生活中逐渐丧失了自己残存的理智，变得神经质又酷爱折磨他人，甚至连路边的笔直的柱子都不愿放过，“他想要使它变得弯弯曲曲和肮脏不堪”[5]（91），他可以看见无处可见的灰色小鬼并且想要摧毁它，“他从厨房中取来一把斧头，把桌子劈碎了，小鬼就藏在桌子底下”[5]（260） 。他妄想自己的猫是拥有绿眼睛的妖怪，还幻想出周围都是想告密的宪兵队的眼线们，甚至将沃洛金幻想成一只对学监之位虎视眈眈的由绵羊幻化成的人。他的生活逐渐失序，他最终因为自己的幻觉而杀死了无辜的沃洛金。
柳德米拉与萨沙的私密情事也是一种失序的行为，在这样不被允许的类似于诱奸的行为中，两个人都丧失了自己正常的生活和本性，连原本纯洁又美好的萨沙也堕入了情欲的深渊。
（四） 语言的粗鄙化
语言的粗鄙化，即是广场语言的一种典型特色。在文章中，彼列多诺夫等主角们的言语都非常粗鄙，瓦尔瓦拉会骂自己新来的女仆是猪，会毫无羞赧地说自己的女熟人的丈夫睡了她的妹妹，还会用低俗下流的语言与格鲁申娜交流，彼列多诺夫骂瓦尔瓦拉是“畜牲”[5]（17） ；古达耶夫斯基与妻子因彼列多诺夫的挑拨而互骂对方为“泼妇”和“霸王”[5]（184）。更不用说人们对于萨沙所扮演的艺伎所发出的恶言恶语，人们骂他“下流的女人”[5]（304） ……整篇作品充斥着低俗化的语言，人们说话的时候几乎不在意什么是做人应有的礼节，而只在乎自己一时的情绪的宣泄，在这个大型的狂欢化场景里人们无视应有的距离，仿佛丢掉了做人最后的“遮羞布”。
（五） 无处不在的“狂欢化的笑”
巴赫金说过，狂欢化的笑不是个人的、单独的笑，而是一种全民化的笑。大家都会因为世界上所有可笑的事物哈哈大笑。但是这样的笑是带有双重性的，既带有狂欢性质的欢乐，又带有对现实的讽刺，是一种既肯定又否定的笑[2]（14）。这些笑在文中典型的狂欢化场景中表现得特别明显。
文中众人醉酒之后在乔迁之宴上的行为很好地诠释了这些包罗万象的“狂欢化的笑”，人们疯狂地陷入对旧家的破坏和对女房东的讽刺揶揄中，他们大声地尖笑，不知底线地开着低俗的玩笑。
当萨沙扮演的艺伎被众人围观厮打的时候，沃洛金卖力地加入他们，他放肆地尖叫，做出夸张的鬼脸，“干净利落地从艺妓的衣服上撕下来一只袖子”[5]（305）；当彼列多诺夫诬陷自己的女仆克拉夫季娅偷吃了葡萄干时在女仆的痛哭声中仍然哈哈大笑地揶揄她“一下子就吃完了一磅的葡萄干……”[5]（117）这些场景一方面看起来像是舞台上小丑们表演的滑稽戏，另一方面又让人感受到作者对他们怪诞行为的讽刺和对他们性格里“恶”的揭露。
（六） 行为的怪诞化
怪诞，本意是怪异无稽、荒唐离奇。可以说，怪诞是狂欢化场景中必然会出现的，因为人们在一个全民性的狂欢场景中陷入了一种互相感染的状态，沉浸在狂欢的情绪中无法自拔，行为就往往会发生变异。
作品中的人们有着怪诞、荒唐的行为，可是所有离奇的行为在大家眼里就是一个巨大的笑话。以彼列多诺夫本人来说，他的行为从正常走向失序其实是有一个过程的，他是逐渐变得敏感、行为变得怪异的，比如彼列多诺夫因为害怕而将纸牌图案上的人眼挖掉、但是人们对他所有的变化视若无睹甚至进行嘲笑，瓦尔瓦拉还利用他的敏感对他进行报复。文章中的人们无法察觉到彼列多诺夫的行为怪诞，是因为他们的行为也与他并无二致。换句话说，因为人们自己的意识与行为依然怪诞从而失去了发觉身边别人的行为异化和扭曲的现象。在整个狂欢场景中人们彼此之间互相融合、感染，当整个场景都走向荒唐歧途的时候，无人清醒。
四、 结 语
作者在《卑劣的小鬼》完稿日曾创作一首诗：“……我要把她焚烧，这个恶毒的女巫”（“Я сжечь ее хотел， колдунью злую”）[5]（1）。众所周知，女巫的形象从中世纪以来就被人当作邪恶的象征，当时的人们将世间所有的灾难都怪罪于女巫。女巫，就是邪恶的化身。
作者用这句话作为自己作品的题词显然是有实际的指代意义的。笔者认为，这一“女巫”的概念实际上是指向整部作品所描绘的所有场景。即是说，整本书里的所有人都是应该被烧死的邪恶的象征，作者用整本书做出自己的指控，想用自己揭露的事实来让人们的“恶”如同女巫在火中被焚烧一样无所遁形。
关于恶魔的描写自宗教文学出现以来一直层出不穷，但是索洛古勃并不满足于描写那些作为上帝对立面出现的恶魔形象，他想做的是将他认识到的人性的恶一一剖析。所以文中的恶并不是体现在某一单一的个体上，而是从每一个出场人物身上都渗透出来，作者认为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有恶，在上帝面前都有罪，换句话说人人都有罪孽，甚至连仍保留着“美好天性”的萨沙都已进入了邪恶的阴影下。而在这一指控或者说是证明人性恶的过程中，狂欢化元素、手法的运用无疑是一大助力。
当彼列多诺夫一行人因为喝醉酒而将墙壁的壁纸乱撕乱扔，用脚乱踢乱蹬，还将面包啃成恶魔的形状，对醉酒的女房东进行嘲讽，沃洛金甚至咯咯地笑着、兴致盎然地准备好女房东上吊用的绳套的时候就呈现出了典型的狂欢化的场景。人们聚在一起欢乐地大笑，不断地打闹，形成了一个个狂欢化的场景，仿佛在节庆中又唱又闹，一路欢笑，周围的一切都是一个大型舞台的布景，在这样的喧闹和永无休止的欢乐中，读者却能感觉到一丝丝凉意，因为这群人都认为这样的事情是可以当作“笑料”的事情。在这样的场景里人们回归到自己的本性，表现出了自己人性中恶俗的那一部分，并且毫无掩藏。 同样，之前也提过，当萨沙被人们围住厮打的时候，整个场景是一个巨大的广场，人们在里面发出自己的污言秽语，女人们的嫉妒和邪恶的一面也展露无疑，她们质疑选票的公证，想要违反化妆舞会的规则撕下萨沙的假面具，整个场景变得无法控制，逐渐走向失控。作者用一种诙谐夸张的文笔写出了这些怪诞和不可理解的人们造下的场景。而最大的这种场景，则是这整个城市的所有人所构成的巨大的“舞台”。当瓦尔瓦拉因为醉酒说出了信的真相时，仿佛是在平静的会场了扔进了一个长串的炮仗，整个城市的所有人都加入了这样狂欢化的海洋，这一场景中的人们见面都谈起关于彼列多诺夫的事情，彼列多诺夫成为了整个小镇的取之不竭的笑源。整个事件一直在发酵、膨胀，最后在彼列多诺夫砍了沃洛金一刀之时整个事件急转直下，场景戛然而止、闹剧落下大幕。
在这些典型的狂欢化场景中人们失去了理智，也将自己本来人模人样的面具撕了下来，将自己人性中深藏的恶完全暴露在了太阳底下，完成了作者所说的“我要将你焚烧”的艺术举动
这些狂欢化的元素充斥着文章中的每一个角落，这样的元素的使用使作品显得真实又怪诞、扭曲，现实又虚妄。虽然作品游离了传统民间狂欢化广场活动的本意，但是巧妙的艺术借用却从反面有力展示了人类生而就具有的一些邪恶本然倾向，通过狂欢化手法作品中角色的丑恶也在人们的欢笑中被暴露和置于文字的“焚烧”烤灼之下。
索洛古勃对“狂欢化”反其道而行之，却收获了新的艺术效果。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狂欢化的元素和手法的运用，《卑劣的小鬼》才能游走在现代主义的先锋派和现实主义的继承者之间，用辛辣的讽刺成就出一部优秀的现代作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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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