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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多年来,人们之所以老在争论中国为什么不得不搞一考定终身的制度,就是因为在中国不把这个事情搞得那么僵化的话,不知道有钱或有权的人会怎样地滥用(大学招生制度)。
北大宣布将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给被所在中学校长推荐的、有幸成为高校自主招生直接候选人的学生降30分录取;同济大学也将在2010年自主招生中引入“中学校长直荐制”。“中学校长推荐制”率先面对的即是公众质疑。
近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其香港办公室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探讨香港、美国与中国内地本科招生制度设计的比较。丁学良教授于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对大学制度多有研究。
“往上”而不是“往下”
《新民周刊》:对于北大、同济等高校推行的“中学校长推荐制”,你怎么看?
丁学良:我对国内这些大学、中学的具体操作细节没做过调研。我最了解的就是美国和香港的情况。迄今为止,香港8所公立大学在招生方面,主要是“往上走”的自主性,而非“往下走”的自主性。这几年我在香港倒没有看到哪些学校尤其热门专业要降低自己的录取标准吸引考生,我没听到过“往下走”的具体案例。
按香港延续的英国式教育制度,本科生招生没有面试环节,由考生在高中的好几次考试成绩决定。以前香港的优才生首先考虑赴英留学,所以实行A Level考试(简称A考试),即英国式的中学为英国式的大学招生服务的统一考试,学生在至少一年里要考完数学、中文、英文、历史、科学等6门课程。A考试的学生基本上没有推荐信,完全看6门课成绩。
但现在香港最优秀的学生首先赴美念书,这就迫使香港将原来英国式的A考试转到现在美国式的IB(InternationalBachelor)考试。过去两年来,香港引进了一种新制度IB系统,现在只在少数最好的中学施行,未来将成为主导方式。
IB考试比较科学,是在高二、高三两年之内考完数学、科学、中文、英文,历史和socialstudy(社会研究)这5门科目,每门科目都有两次考试,取两次考试中的高分,如果你第二年考得还不如第一年,至少取个平均线。除累积的考试分数外,还要加上给你授过课的授课老师及你的班主任给你写的推荐信,但通常中学校长不会写推荐信。香港跟国内考试制度的最大区别就是:学生不是一考定终身,而是通过多次考试累积的分数决定。
假如你讲北大招本科生,就要对比美国前5名的大学招本科生的制度。美国所有比较好的大学的招生标准也是“往上走”,而不是“往下走”。
如果你要进美国最好的5所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加上麻省理工学院或加州理工学院,通常你的SAT至少要考到2360分以上;此外你必须在其他方面有非常多的additional(额外)的东西,来说明你有比2360分高得多的才能,包括你以前做的实验、社会服务、你的推荐信、你在学生团体中担任过领袖式人物的经验及你的特殊才能,不存在国内高校那种降多少分录取的情况。
近五年才受到重视的一个指标是学生的最终选择率(指考生,而非大学),即一名优才生同时得到所申请的一所以上名牌大学的offer,他最终选择上哪所大学。这个最终选择率是最硬的,也是美国比较好的大学的招生领导团体最关注的数据。2005年在美国《高等教育纪事》上发表的文章统计了2004学年美国顶尖大学学生的最终选择率,哈佛是78%,第二名普林斯顿是73%,第三名耶鲁是67%,第四名哥伦比亚大学是62%。当年SAT满分是1600分,哈佛录取本科生的平均分数最高,是1590分,普林斯顿是1560分,耶鲁是1540分,哥伦比亚是1510分。而acceptance rate(大学接收报考学生的比率)在历年下降,考上名校难度越来越高,2004年,哈佛是10%,普林斯顿是并列,耶鲁是11%,哥伦比亚是11%,斯坦福13%。最近刚发表的2008年美国顶尖大学学生的最终选择率显示,第一名哈佛是79%,斯坦福是70%,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并列第三,是69%,普林斯顿是68%。这时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在全美最有名的常春藤学校中,哈佛放弃了优先录取政策,这是非常重要的教育改革,次年普林斯顿跟上了;二是SAT总分变成2400分。2008年的acceptance rate中,哈佛是9%,斯坦福、耶鲁和普林斯顿并列,是10%,哥伦比亚是11%,麻省理工学院是12%。
推荐信的份量
《新民周刊》:在美国,中学老师的推荐信对于该生最终被大学录取,占多大分量?
丁学良:我不觉得美国中学老师的推荐信占的分量是决定性的,我认为它的作用是陪衬性的,绝对不是雪中送炭。老师的推荐信很多方面判断有些主观。而如果你在考分方面很硬,又有非常好的推荐信,中学老师的推荐信就是锦上添花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中学老师的推荐信才能起决定性作用?比如,你申报的是美国排名第20名到第30名的大学,这些大学不指望能招收到SAT满分的本科生,而招收2300分到2200分档次的学生,恰好你的分数属于2200分这档,你中学老师的几封推荐信又写得非常好,说明你考2200分具有很大的偶然因素,你在中学几年的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优秀、非常具有潜力……给你撑上一把。
至于全美前四五名的大学,中学老师的推荐信绝对是锦上添花,除非这个推荐信将你写到了这种程度——“这个学生是我过去教书30年来在好多国家、好多中学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我一生中没有教过比他更好的学生”——那对你确实有很大帮助。因为英文很讲究在什么样的context(场合)下做比较,而且你的成绩也不能太差。但这在中学里是很少有的情况。
《新民周刊》:美国有没有中学校长写推荐信或直接推荐学生上大学的?
丁学良:我想也是在极罕见的情况之下才有。更多的是两种情况:一是,你的授课教师对于你在这个科目上的推荐,属于academic(学术性)的推荐信;二是,你的班主任可能对你的人格、社会服务、EQ做非学术性的推荐,comprehensivepersonality(综合人格)的推荐信。这两种推荐信只是锦上添花,帮助学生往上走,而不是把标准往下降的。通常都是学生满足了入门需要,推荐信才能起到衬托作用,如果你连门槛都进不去,推荐信就很难对你起到改变你命运的作用。
美国TOP大学的招生
《新民周刊》:现在中国有人大代表提出废除高考的建议,你怎么看?
丁学良:全世界在高教方面做得最好的英国、美国也并没有废除考试,只是改革考试方法,除了将考试成绩作为一个重要参照以外,还得有其他东西。你总归要有一些录取学生的客观标准,这个标准不应该太僵化,但不可能没有。在中国这个社会不可能废除高考,只能改革高考,考试的标准应该变得越来越合理,但废除考试没有说服力。中国“文革”时不就废除了考试吗,虽然口号最好听,但搞得一塌糊涂!
《新民周刊》:你指的是,从国内高校本科生招生的制度设计看,从高中阶段开始我们就要有规划?
丁学良:这在香港争论了好多年,为什么香港的大学老觉得招收来的学生中有些人那么差,后来发现,一天到晚改革大学是不行的,还得改革我们的中学教育。一环套一环。
《新民周刊》:如果国内高校要实行“中学校长推荐制”,你认为哪些有效的制度环节必须被纳入?
丁学良:我特别强调的是,国内这几所最好的大学要想走出完全看考试分数、一榔头定终身的僵化模式,要做两种制度设计:首先,要做好严格意义上的admission policy(招生制度)设计,你可以看看人家美国最好的五六所大学是怎么招生的,它们的招生制度是“往上走”而非“往下走”,这是最基本的;其次,即便像美国这样的招生制度要拿到中国来,在中国社会还需要有其他一些surpporting(支持性的)制度环节,使得在国内比较好的大学里实行的这个有灵活性的admissionpolicy不要被权力和金钱所滥用,我觉得这在中国就更难了。国内最好的大学选择学生时,如果想既给学生多种潜力提供很好机会,又给社会公正,就要把这两个制度结合,才能改革原来的那种一榔头定终身的僵化模式,才能朝上、朝进步的方向走,而不是往退步的方向走,才能改出来后不成为有钱人和有权人滥用的机会。否则就更糟糕了。
对中国大学的“中学校长推荐制”,实际情况、效果怎样,我并没有做过调研,但我们要提出严重的担忧。过去多年来,人们之所以老在争论中国为什么不得不搞一考定终身的制度,就是因为在中国不把这个事情搞得那么僵化的话,不知道有钱或有权的人会怎样地滥用(大学招生制度)。特别中国的大学都是公立大学,都是纳税人的钱办的,还不像美国那些私立大学,这个公平性就更重要了。
北大宣布将推出“中学校长实名推荐制”,给被所在中学校长推荐的、有幸成为高校自主招生直接候选人的学生降30分录取;同济大学也将在2010年自主招生中引入“中学校长直荐制”。“中学校长推荐制”率先面对的即是公众质疑。
近日,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在其香港办公室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探讨香港、美国与中国内地本科招生制度设计的比较。丁学良教授于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社会学家和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对大学制度多有研究。
“往上”而不是“往下”
《新民周刊》:对于北大、同济等高校推行的“中学校长推荐制”,你怎么看?
丁学良:我对国内这些大学、中学的具体操作细节没做过调研。我最了解的就是美国和香港的情况。迄今为止,香港8所公立大学在招生方面,主要是“往上走”的自主性,而非“往下走”的自主性。这几年我在香港倒没有看到哪些学校尤其热门专业要降低自己的录取标准吸引考生,我没听到过“往下走”的具体案例。
按香港延续的英国式教育制度,本科生招生没有面试环节,由考生在高中的好几次考试成绩决定。以前香港的优才生首先考虑赴英留学,所以实行A Level考试(简称A考试),即英国式的中学为英国式的大学招生服务的统一考试,学生在至少一年里要考完数学、中文、英文、历史、科学等6门课程。A考试的学生基本上没有推荐信,完全看6门课成绩。
但现在香港最优秀的学生首先赴美念书,这就迫使香港将原来英国式的A考试转到现在美国式的IB(InternationalBachelor)考试。过去两年来,香港引进了一种新制度IB系统,现在只在少数最好的中学施行,未来将成为主导方式。
IB考试比较科学,是在高二、高三两年之内考完数学、科学、中文、英文,历史和socialstudy(社会研究)这5门科目,每门科目都有两次考试,取两次考试中的高分,如果你第二年考得还不如第一年,至少取个平均线。除累积的考试分数外,还要加上给你授过课的授课老师及你的班主任给你写的推荐信,但通常中学校长不会写推荐信。香港跟国内考试制度的最大区别就是:学生不是一考定终身,而是通过多次考试累积的分数决定。
假如你讲北大招本科生,就要对比美国前5名的大学招本科生的制度。美国所有比较好的大学的招生标准也是“往上走”,而不是“往下走”。
如果你要进美国最好的5所大学,哈佛、耶鲁、普林斯顿、斯坦福,加上麻省理工学院或加州理工学院,通常你的SAT至少要考到2360分以上;此外你必须在其他方面有非常多的additional(额外)的东西,来说明你有比2360分高得多的才能,包括你以前做的实验、社会服务、你的推荐信、你在学生团体中担任过领袖式人物的经验及你的特殊才能,不存在国内高校那种降多少分录取的情况。
近五年才受到重视的一个指标是学生的最终选择率(指考生,而非大学),即一名优才生同时得到所申请的一所以上名牌大学的offer,他最终选择上哪所大学。这个最终选择率是最硬的,也是美国比较好的大学的招生领导团体最关注的数据。2005年在美国《高等教育纪事》上发表的文章统计了2004学年美国顶尖大学学生的最终选择率,哈佛是78%,第二名普林斯顿是73%,第三名耶鲁是67%,第四名哥伦比亚大学是62%。当年SAT满分是1600分,哈佛录取本科生的平均分数最高,是1590分,普林斯顿是1560分,耶鲁是1540分,哥伦比亚是1510分。而acceptance rate(大学接收报考学生的比率)在历年下降,考上名校难度越来越高,2004年,哈佛是10%,普林斯顿是并列,耶鲁是11%,哥伦比亚是11%,斯坦福13%。最近刚发表的2008年美国顶尖大学学生的最终选择率显示,第一名哈佛是79%,斯坦福是70%,麻省理工学院和耶鲁并列第三,是69%,普林斯顿是68%。这时有两个重要变化,一是在全美最有名的常春藤学校中,哈佛放弃了优先录取政策,这是非常重要的教育改革,次年普林斯顿跟上了;二是SAT总分变成2400分。2008年的acceptance rate中,哈佛是9%,斯坦福、耶鲁和普林斯顿并列,是10%,哥伦比亚是11%,麻省理工学院是12%。
推荐信的份量
《新民周刊》:在美国,中学老师的推荐信对于该生最终被大学录取,占多大分量?
丁学良:我不觉得美国中学老师的推荐信占的分量是决定性的,我认为它的作用是陪衬性的,绝对不是雪中送炭。老师的推荐信很多方面判断有些主观。而如果你在考分方面很硬,又有非常好的推荐信,中学老师的推荐信就是锦上添花了。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中学老师的推荐信才能起决定性作用?比如,你申报的是美国排名第20名到第30名的大学,这些大学不指望能招收到SAT满分的本科生,而招收2300分到2200分档次的学生,恰好你的分数属于2200分这档,你中学老师的几封推荐信又写得非常好,说明你考2200分具有很大的偶然因素,你在中学几年的各方面表现都非常优秀、非常具有潜力……给你撑上一把。
至于全美前四五名的大学,中学老师的推荐信绝对是锦上添花,除非这个推荐信将你写到了这种程度——“这个学生是我过去教书30年来在好多国家、好多中学教过的最优秀的学生,我一生中没有教过比他更好的学生”——那对你确实有很大帮助。因为英文很讲究在什么样的context(场合)下做比较,而且你的成绩也不能太差。但这在中学里是很少有的情况。
《新民周刊》:美国有没有中学校长写推荐信或直接推荐学生上大学的?
丁学良:我想也是在极罕见的情况之下才有。更多的是两种情况:一是,你的授课教师对于你在这个科目上的推荐,属于academic(学术性)的推荐信;二是,你的班主任可能对你的人格、社会服务、EQ做非学术性的推荐,comprehensivepersonality(综合人格)的推荐信。这两种推荐信只是锦上添花,帮助学生往上走,而不是把标准往下降的。通常都是学生满足了入门需要,推荐信才能起到衬托作用,如果你连门槛都进不去,推荐信就很难对你起到改变你命运的作用。
美国TOP大学的招生
《新民周刊》:现在中国有人大代表提出废除高考的建议,你怎么看?
丁学良:全世界在高教方面做得最好的英国、美国也并没有废除考试,只是改革考试方法,除了将考试成绩作为一个重要参照以外,还得有其他东西。你总归要有一些录取学生的客观标准,这个标准不应该太僵化,但不可能没有。在中国这个社会不可能废除高考,只能改革高考,考试的标准应该变得越来越合理,但废除考试没有说服力。中国“文革”时不就废除了考试吗,虽然口号最好听,但搞得一塌糊涂!
《新民周刊》:你指的是,从国内高校本科生招生的制度设计看,从高中阶段开始我们就要有规划?
丁学良:这在香港争论了好多年,为什么香港的大学老觉得招收来的学生中有些人那么差,后来发现,一天到晚改革大学是不行的,还得改革我们的中学教育。一环套一环。
《新民周刊》:如果国内高校要实行“中学校长推荐制”,你认为哪些有效的制度环节必须被纳入?
丁学良:我特别强调的是,国内这几所最好的大学要想走出完全看考试分数、一榔头定终身的僵化模式,要做两种制度设计:首先,要做好严格意义上的admission policy(招生制度)设计,你可以看看人家美国最好的五六所大学是怎么招生的,它们的招生制度是“往上走”而非“往下走”,这是最基本的;其次,即便像美国这样的招生制度要拿到中国来,在中国社会还需要有其他一些surpporting(支持性的)制度环节,使得在国内比较好的大学里实行的这个有灵活性的admissionpolicy不要被权力和金钱所滥用,我觉得这在中国就更难了。国内最好的大学选择学生时,如果想既给学生多种潜力提供很好机会,又给社会公正,就要把这两个制度结合,才能改革原来的那种一榔头定终身的僵化模式,才能朝上、朝进步的方向走,而不是往退步的方向走,才能改出来后不成为有钱人和有权人滥用的机会。否则就更糟糕了。
对中国大学的“中学校长推荐制”,实际情况、效果怎样,我并没有做过调研,但我们要提出严重的担忧。过去多年来,人们之所以老在争论中国为什么不得不搞一考定终身的制度,就是因为在中国不把这个事情搞得那么僵化的话,不知道有钱或有权的人会怎样地滥用(大学招生制度)。特别中国的大学都是公立大学,都是纳税人的钱办的,还不像美国那些私立大学,这个公平性就更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