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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受城乡二元结构和主客观条件制约，进城务工人员很难真正融入城市，职业流动频繁。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2013年的数据，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对人力资产专用性如何影响职业稳定性进行剖析和检验发现，人力资产专用性越高，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越稳定，反之亦然，其影响机制在于搜寻成本和议价的能力。我国在2019-2021年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中应着重提升进城务工者人力资产专用性及其累积，使得这一群体保持适度并向上的职业流动，助推其市民化进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关键词 职业技能提升;进城务工人员;人力资产专用性 ;就业稳定性;劳保福利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25-0042-07
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明确了我国未来城镇化的路径和方向。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体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指出，要推动人才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836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达到1.7266亿，比2017年增加81万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51.5%，比2017年提高1%。相对于一代进城务工人员，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更具强烈的城市融合意愿[1]。进城务工人员如何“市民化”、如何让进城务工人员“留得下”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
以往受到城乡二元结构和各种主客观条件制约，进城务工人员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彻底转化为城市居民，处于“半市民半农民”的尴尬境地。与其他国家的劳动者和我国城市居民相比，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存在着就业稳定性弱、流动性强等特点，频繁变更工作岗位和就业城市，且主要是低水平的横向职业流动[2]。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稳定性对于我国城市融合的三个层面——经济、社会和心理均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3]，能助推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4]。频繁更换工作需要一定的搜寻时间和成本，低水平的职业频繁变动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室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将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保持就业稳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举措。但是，职业培训内容应该是专用性还是通用型技能？本文从进城务工人员从事职业的资产专用性角度解释职业频繁变动的原因，从而为农民素质提升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的执行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说
目前，关于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稳定性影响分析的理论框架基本成熟，影响因素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工作环境、宏观制度等多个方面，不同研究侧重点不同。“迁移者—停驻者”模型解释职业流动是一种内在倾向[5]，而此倾向性与个体特征如年龄、教育、距离等有关。职业搜寻理论认为，劳动者为寻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而进行职业流动[6]。社会学视角的研究认为，求职方式与社会资本影响就业稳定程度，家庭、土地等社会因素以及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等宏观制度因素也影响职业流动频率和空间选择[7]。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及岗前培养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职业选择[8]。受教育水平和培训等人力资本特征是农民工获取稳定就业机会的重要影响因素[9]。也有研究从职业类型和人力资产专用性分析，综合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职业就业越稳定[10]。
由上可见，尽管学界关于进城务工人员职业稳定性取得一些共识，对进城务工人员内在特征影响（如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人力资本）、外部環境（如社会资本等）对职业稳定性研究较多，但从人力资产专用性这一视角进行实证研究较少，且对进城务工人员人力资产专用性与职业稳定性如何相互影响的内在机理研究就更少了。目前，对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稳定性研究多是区域性调查研究，基于全国性范围的实证研究较少。针对上面论述，本文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S）2013年外来务工住户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与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人力资产专用性如何影响职业稳定性进行剖析和检验。
就业稳定性在不同职业类型间存在差异的一个理论依据是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存在。资产专用化是指用于特定用途后被锁定很难再移作他用性质的资产，若改作他用则价值会降低，甚至可能变成毫无价值的资产。一般认为，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一方容易被另一方“敲竹杠”[11]。Williamson在进行交易成本理论的研究中将资产专用性分为多种形式，包括人力资产专用性和物质资产专用性。国内也有翻译人力资本专用性的成果，为了行文方便，下文统一使用人力资产专用性这一术语。
人力资产专用性是资产专用性的一种形式，是人力资产在某种特定用途上的价值高于任何其他用途上价值的性质。专用性人力资产是通过学习和经验积累形成的一些特殊知识和能力，这些特殊知识依赖于所在企业的产品特性、市场状况、工艺流程以及企业文化等。当专用性人力资产所有者离开企业后，这些知识的收益将大幅减少甚至消失。当涉及人力资产专用性时，交易双方很容易被这种关系锁定，会使一个完全竞争的、可以反复交易的局面变成双边垄断的局面，在契约不完全的背景下容易产生“套牢”（lock-in）效应。一旦专用性投资做出，在一定程度上就锁定了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容易导致“要挟”即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在机会主义的动机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全，专用性人力资产的所有者会借此要挟企业，如要求企业提高工资和福利等，否则就消极怠工甚至跳槽;与此同时，由于专用性人力资产只能专用于某一类型企业，无法转作他用，而员工寻找其他专用性需要时间成本，因此企业也可以借此要挟员工。人力资产专用性使公司和员工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讨价还价的博弈。
在本研究框架内，人力资本包括通用性人力资产和专用性人力资产。如教育水平所代表的通用性人力资产对就业稳定性没有明显影响[12]，仅发挥筛选功能，有助于劳动者进入高一级劳动力市场。但高中教育程度代表着通用性人力资产，超过这一教育阶段则属于专用性人力资产。而技术水平的作用则比较明显，从事技术类工作的工人就业更稳定[13]，这是由于员工在特定岗位会积累专用性技能，进而有助于提高工资收入[14]，而行业间的职业流动会造成专业性技能损失，从而降低流动意愿[15]。 我国目前存在、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存在低人力资产专用性劳动力相对过剩、高人力资产专用性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劳动力供求格局[16]。当前，我国技能劳动者供求总量和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刘军等对2010年至2020年我国技能劳动者需求作出的预测显示，技能劳动者队伍建设任务相当繁重，除了需要弥补现存的缺口927万外，还要弥补需求增量3291万[17]。在需求量缺口远大于供给量时，根据劳动力市场搜寻理论，任何劳动力市场都因劳动者的搜寻行为和企业的雇佣行为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外部效应，因为增加一个空缺职位一方面会增加企业搜寻劳动者填充职位的时间和成本，另一方面也会减少劳动者搜寻职位的时间。搜寻匹配摩擦和成本的存在，延长了搜寻时间，进一步降低了劳动力市场效率[18]。在企业的雇佣活动中成本支出有雇佣成本和解雇成本，分别是企业创造职位时和毁灭职位需要付出的成本。雇佣成本包括招聘成本、入职成本和培训成本等，解雇成本则有法定的失业补偿和失业保险税等。如图1所示，企业和高人力资产专用性员工保持合作博弈状态就能较好地实现帕累托改进。效率工资理论认为，高工资可以提高劳动者被解雇的机会成本，可以激励劳动者努力工作[19]。相对于劳动者而言，企业搜寻高人力资产专用性的劳动力成本更高，更趋向付出较高的工资。
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进城务工人员的人力资产专用性强能促进就业稳定，反之造成职业频繁变动。
三、计量模型与回归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样本及描述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S）《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与生活状况调查2013年》最新数据，对外来务工住户进行专门调查。外来务工住户指户主有农业户口（包括改为居民户口时的户口性质是农业户口）而且户口所在地是现住的乡镇（街道）外。剔除相关信息不全及未工作人员的样本，总样本919份，见表1。
目前，学界对于人力资产专用性常见的度量方法有围绕任期时间和在职培训时间作为度量的，受数据可获取性的限制，学者们在选择度量方法时，准确性和数据可获取性两方面有时不可兼得。虽然在不断改进度量方法，但迄今为止还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本文对于不同类型的职业人力资产专用性分类参考同类研究和国际职业标准职业社会经济指数（ISEI）[20]，将问卷调查中51种职业归并为6类，分别为专业技术、经营管理、商业服务、工厂工作、建筑和农林牧副渔业，这6类职业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专用性依次下降。
人力资产（受教育程度、正規培训和技术）对农民工获得较高的经济社会地位具有重要影响，且是他们成为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司职员的基本条件[21]①。目前，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工作集中在商业服务和工厂工作，这类工作门槛较低，并不需要特别多的职业技能。而农林牧副业大部分仍留在农村，故此类职业统计样本少。
（二）实证分析
因变量即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稳定性， 其中工作转换频数为连续变量，对于工作更换频数，为了增加因变量的区分度，将1年以内一份职业工作更换为“职业极不稳定”;工作1～3年更换一份职业工作归类为“较不稳定”;3～5年为“比较稳定”;5～10年视为“稳定”;10年以上视为“非常稳定”。估计时运用的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stai代表职业稳定性，学界以进城务工人员更换工作的频率、劳动合同签订和当前工作任期等为职业稳定性指标，参照已有研究成果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择以进城务工人员更换工作的频率为职业稳定性指标，选取变量为进城务工人员从事工作的总年数除以目前更换的工作份数，即几年换一份工作，频率越小表示更换工作越频繁。spe hucap是本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依据人力资产专用性强弱区分的不同职业; person Chars表示农民工个人可以观测的影响stai的可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婚姻、当年工作收入、务工距离及通过何种方式获得工作等。family chars表示一组农民工家庭可以观测的影响stai的可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口、当年可支配收入总额、区位因素，μ是特异扰动项。见表2。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模型1是基本的线性回归，模型2增加了企业缴纳保险情况，模型3加入了“除了此份工作外，有无其他工作”。企业为员工缴纳保险，一般是正规劳动力市场，而目前仍有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故缴纳保险有助于稳定就业。一般而言，人力资产专用性高的务工者可能会利用其人力资本从事某些兼职工作，以增加收入。以上模型表明，相对于农林牧副渔业从业者，其他人力资产专用性高的正向影响工作更换的稳定性，其中，专业技术、商业服务影响较为显著。年龄对进城务工人员有系数较低负向显著的影响，这与常识似乎违背，后文将分为老一代进城务工人员和新生代人员进行分类分析，以区别其不同影响。家庭人口数量对职业稳定性影响不显著，但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就业影响是显著的，已婚农民工的就业更具有稳定性，一方面，婚姻要求其承担更多责任，为了承担责任，减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他们更倾向稳定工作;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与爱人的分离，他们可能更不会轻易变换工作。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有关。这一结论与李培林等人的研究类似[22]，他们的研究表明，影响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方面。收入影响负向显著，收入越高，工作越不容易频繁变更，这也与白南生等人的研究不谋而合，其研究发现收入低是农民工流动的最主要原因。另外区域与就业稳定性有正向显著影响，下文也将分类讨论。
统计结果显示，人力资产专用性高的职业分类对职业稳定性影响显著。进城务工者随着人力资产专用性愈高就业愈加稳定，人力资产专用性高对劳动者而言有着累积特征。这与Zahariadis采用净就业（失业）与总工作之比（net job creation/loss as a percent of total jobs）来度量人力资本专用性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这一研究指出，这个指标值越高说明工作流动性越高，因而人力资本专用性越低。 如表4所示，模型4～5是进城务工劳动人员年龄分类回归，模型4是老一代进城务工人员回归结果，模型5是新生代的进城务工人员，可以剥离出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与就业稳定性负相关。相对于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年龄越大，工作越趋于稳定，一方面，大龄务工人员经过社会实践能找到并形成自我认知较优的工作;另一方面，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在生存压力上小于其父辈，其满足个人工作兴趣的流动动机远高于其父辈。王超恩、符平的研究也表明，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次数呈现倒U型的趋势，表现在20～23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最活跃，即农民工在职业发展的初期流动频率逐步上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的成本日益增大，流动次数便会下降。
模型6～9呈现的分别是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部区域的分类回归结果。在东部，弱关系型工作对就业稳定性正向显著，这与“东部地区较发达，工作机会较多，而自身寻找的工作如果不满意，更愿意去更换尝试新的工作”相关。在东北部，务工距离与就业稳定性负向显著，这可能与区域性相关。
四、稳健性检验与因果机制分析
（一）稳健性检验分析
稳健性分析将此份工作任职时间作为就业稳定性的代理变量，一般认为，任职时间越久，职业越稳定，故将此作为因变量的另一代理变量是合理的。结果同样显著，两种方法估计的结果差异不大，表明模型估计的结果可以接受。
（二）因果机制分析
其一，进城务工人员接受职业教育、技校、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以上学历，其人力资产专用性越高，会从事与在校专业学习相关的工作，如果不从事相关工作，则是遗弃了因为学习专业技能而造成的成本支出，产生沉没成本。而签订长期合同是高人力资产专用性劳动力的一个衡量指标。目前，我国进城务工人员签订合同比例不高（仅为25.98%），这与《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外出农民工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比例为23.2%基本一致。在缺乏城镇户籍的情况下，多数进城农民工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等同、完全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也是该群体就业不稳定的重要制度因素[23]。
一般而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较敏锐的信息嗅觉，就越擅于搜寻、发现、掌握、利用职业信息并主动谋求好工作，实现信息对称的能力就越强。而人力资产专用性高的职业需要长期熟练的劳动者，流失关键技能人才会因短期内搜寻到替代者对企业生产造成效率的损失和生产力的降低。另外，流失人力资产专用性高的劳动者会为同产业上其他企业贡献劳动力，造成企业核心竞争力流失。因此，企業更倾向于与高人力资产专用性劳动者签订长期稳定的劳动合同，从而更有利于企业生产经营。
其二，在机会主义的动机下，在双方博弈的过程中，一旦员工离开企业将会对双方都造成损失、企业会蒙受损失，员工也会因暂时难以找到适合自己发挥专用性人力资产的工作岗位而蒙受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只要是人力资产是企业专用的，企业就会要求或寻找某种形式的控制，拥有企业专用性最强的资源所有者将取得团队的控制权。由于我国长期处于高人力资产专用性劳动力相对短缺的状况下，高人力资产专用性劳动力供不应求，企业会更愿意以更好的福利保障来留住人力资产专用性强的员工以维护控制权，包括工资待遇、为其缴纳的社保类型和住房公积金等。而农民工作为理性经济人，在福利较好的状态下，就业更趋于稳定。事实上，相对于其他务工者而言，高人力资产专用性的务工者的确有更好的福利保障。
一般来说，“五险”或“三险”是法定的。企业为从事专业技术和经济管理的务工者缴纳公积金的比例是25.32%，而其他从事的缴纳比例仅为9.2%。企业为从事专业技术和经济管理的务工者缴纳三险一金的比例是21.52%，而其他从事的缴纳比例也仅为9.2%。数据得出企业更愿意为人力资产专用性较高的职业提供更为完备的社保福利。目前，我国进城务工劳动者社会保障福利非常差，77.43%的进城务工人员没有任何劳保福利，仅有5.58%享受到“三险一金”。现阶段公积金并非国家强制企业缴纳，作为企业吸引人才的福利政策，公积金缴纳对于准备在城市定居的劳动者吸引力较强。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发现，在进城务工人员群体里，人力资产专用性高的职业类型就业稳定性较高，人力资产专用性低的职业流动性较高。接受教育程度较高及已拥有专业技能水平的进城务工人员职业选择趋向于从事人力资产专用性高的职业类型。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应偏重提升专用性人力资产。从供需角度而言，由于我国长期存在“低人力资本专用性劳动力相对过剩、高人力资本专用性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劳动力供求格局，企业更愿意给予高人力资产专用性劳动者好的福利待遇以囊入旗下，如签订更长期的合同，提供较为丰富的劳保福利、收入水平更高等。作为风险厌恶者，一般进城务工劳动者在已有福利待遇可观且在自身人力资产专用性易被敲竹杆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更为稳定，不容易跳槽或被市场淘汰。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政府应联合高校、企业、社会职业培训机构等提升进城务工人员的专用性人力资产。进城务工人员文化程度和专用型劳动技能水平对就业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是实现劳动力市场交易公平的有效途径。通过培训提高人力资产专用性，对实施培训的企业进行培训补贴，鼓励企业开展学徒制、技能比赛等。保障企业参与学徒培训的利益，提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24]。设置的培训应偏向细化、专业化程度高的内容。
其次，政府全力营造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高技能人才氛围，激励进城务工人员主动提升职业能力，增强人力资产专用性，增强就业稳定预期。目前我国进城务工人员签订正式合同比例低、企业劳保福利不完善，一方面，由于企业制度不完善存在漏洞;另一方面，说明在完全竞争市场，人力资产专用性较低的劳动者易被非正式就业化。进城务工人员应提高自身的维权意识，主动为自己代言，解决好就业中的身份歧视问题。更重要的是，打铁需要自身硬，积极主动地通过参加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自己的人力资产专用性。通过进城务工者人力资产专用性累积，使得这一群体保持适度并向上的职业流动，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弱化，最终有利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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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职业技能提升;进城务工人员;人力资产专用性 ;就业稳定性;劳保福利
中图分类号 G7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9）25-0042-07
一、引言
十九大报告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明确了我国未来城镇化的路径和方向。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体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指出，要推动人才等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我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836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达到1.7266亿，比2017年增加81万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比51.5%，比2017年提高1%。相对于一代进城务工人员，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更具强烈的城市融合意愿[1]。进城务工人员如何“市民化”、如何让进城务工人员“留得下”是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
以往受到城乡二元结构和各种主客观条件制约，进城务工人员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彻底转化为城市居民，处于“半市民半农民”的尴尬境地。与其他国家的劳动者和我国城市居民相比，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存在着就业稳定性弱、流动性强等特点，频繁变更工作岗位和就业城市，且主要是低水平的横向职业流动[2]。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稳定性对于我国城市融合的三个层面——经济、社会和心理均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3]，能助推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4]。频繁更换工作需要一定的搜寻时间和成本，低水平的职业频繁变动不利于人力资本积累。
2019年5月，国务院办公室印发《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将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保持就业稳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举措。但是，职业培训内容应该是专用性还是通用型技能？本文从进城务工人员从事职业的资产专用性角度解释职业频繁变动的原因，从而为农民素质提升和《职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2021年）》的执行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说
目前，关于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稳定性影响分析的理论框架基本成熟，影响因素包括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工作环境、宏观制度等多个方面，不同研究侧重点不同。“迁移者—停驻者”模型解释职业流动是一种内在倾向[5]，而此倾向性与个体特征如年龄、教育、距离等有关。职业搜寻理论认为，劳动者为寻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而进行职业流动[6]。社会学视角的研究认为，求职方式与社会资本影响就业稳定程度，家庭、土地等社会因素以及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结构等宏观制度因素也影响职业流动频率和空间选择[7]。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及岗前培养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职业选择[8]。受教育水平和培训等人力资本特征是农民工获取稳定就业机会的重要影响因素[9]。也有研究从职业类型和人力资产专用性分析，综合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职业就业越稳定[10]。
由上可见，尽管学界关于进城务工人员职业稳定性取得一些共识，对进城务工人员内在特征影响（如个人特征、家庭特征、人力资本）、外部環境（如社会资本等）对职业稳定性研究较多，但从人力资产专用性这一视角进行实证研究较少，且对进城务工人员人力资产专用性与职业稳定性如何相互影响的内在机理研究就更少了。目前，对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稳定性研究多是区域性调查研究，基于全国性范围的实证研究较少。针对上面论述，本文基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S）2013年外来务工住户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与生活状况调查问卷，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对人力资产专用性如何影响职业稳定性进行剖析和检验。
就业稳定性在不同职业类型间存在差异的一个理论依据是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存在。资产专用化是指用于特定用途后被锁定很难再移作他用性质的资产，若改作他用则价值会降低，甚至可能变成毫无价值的资产。一般认为，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一方容易被另一方“敲竹杠”[11]。Williamson在进行交易成本理论的研究中将资产专用性分为多种形式，包括人力资产专用性和物质资产专用性。国内也有翻译人力资本专用性的成果，为了行文方便，下文统一使用人力资产专用性这一术语。
人力资产专用性是资产专用性的一种形式，是人力资产在某种特定用途上的价值高于任何其他用途上价值的性质。专用性人力资产是通过学习和经验积累形成的一些特殊知识和能力，这些特殊知识依赖于所在企业的产品特性、市场状况、工艺流程以及企业文化等。当专用性人力资产所有者离开企业后，这些知识的收益将大幅减少甚至消失。当涉及人力资产专用性时，交易双方很容易被这种关系锁定，会使一个完全竞争的、可以反复交易的局面变成双边垄断的局面，在契约不完全的背景下容易产生“套牢”（lock-in）效应。一旦专用性投资做出，在一定程度上就锁定了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容易导致“要挟”即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在机会主义的动机下，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全，专用性人力资产的所有者会借此要挟企业，如要求企业提高工资和福利等，否则就消极怠工甚至跳槽;与此同时，由于专用性人力资产只能专用于某一类型企业，无法转作他用，而员工寻找其他专用性需要时间成本，因此企业也可以借此要挟员工。人力资产专用性使公司和员工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行讨价还价的博弈。
在本研究框架内，人力资本包括通用性人力资产和专用性人力资产。如教育水平所代表的通用性人力资产对就业稳定性没有明显影响[12]，仅发挥筛选功能，有助于劳动者进入高一级劳动力市场。但高中教育程度代表着通用性人力资产，超过这一教育阶段则属于专用性人力资产。而技术水平的作用则比较明显，从事技术类工作的工人就业更稳定[13]，这是由于员工在特定岗位会积累专用性技能，进而有助于提高工资收入[14]，而行业间的职业流动会造成专业性技能损失，从而降低流动意愿[15]。 我国目前存在、并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存在低人力资产专用性劳动力相对过剩、高人力资产专用性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劳动力供求格局[16]。当前，我国技能劳动者供求总量和结构性矛盾十分突出，刘军等对2010年至2020年我国技能劳动者需求作出的预测显示，技能劳动者队伍建设任务相当繁重，除了需要弥补现存的缺口927万外，还要弥补需求增量3291万[17]。在需求量缺口远大于供给量时，根据劳动力市场搜寻理论，任何劳动力市场都因劳动者的搜寻行为和企业的雇佣行为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外部效应，因为增加一个空缺职位一方面会增加企业搜寻劳动者填充职位的时间和成本，另一方面也会减少劳动者搜寻职位的时间。搜寻匹配摩擦和成本的存在，延长了搜寻时间，进一步降低了劳动力市场效率[18]。在企业的雇佣活动中成本支出有雇佣成本和解雇成本，分别是企业创造职位时和毁灭职位需要付出的成本。雇佣成本包括招聘成本、入职成本和培训成本等，解雇成本则有法定的失业补偿和失业保险税等。如图1所示，企业和高人力资产专用性员工保持合作博弈状态就能较好地实现帕累托改进。效率工资理论认为，高工资可以提高劳动者被解雇的机会成本，可以激励劳动者努力工作[19]。相对于劳动者而言，企业搜寻高人力资产专用性的劳动力成本更高，更趋向付出较高的工资。
基于以上论述，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进城务工人员的人力资产专用性强能促进就业稳定，反之造成职业频繁变动。
三、计量模型与回归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样本及描述分析
本文利用中国居民收入调查数据库（CHIPS）《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与生活状况调查2013年》最新数据，对外来务工住户进行专门调查。外来务工住户指户主有农业户口（包括改为居民户口时的户口性质是农业户口）而且户口所在地是现住的乡镇（街道）外。剔除相关信息不全及未工作人员的样本，总样本919份，见表1。
目前，学界对于人力资产专用性常见的度量方法有围绕任期时间和在职培训时间作为度量的，受数据可获取性的限制，学者们在选择度量方法时，准确性和数据可获取性两方面有时不可兼得。虽然在不断改进度量方法，但迄今为止还未形成统一的观点。本文对于不同类型的职业人力资产专用性分类参考同类研究和国际职业标准职业社会经济指数（ISEI）[20]，将问卷调查中51种职业归并为6类，分别为专业技术、经营管理、商业服务、工厂工作、建筑和农林牧副渔业，这6类职业技术水平和人力资本专用性依次下降。
人力资产（受教育程度、正規培训和技术）对农民工获得较高的经济社会地位具有重要影响，且是他们成为管理、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司职员的基本条件[21]①。目前，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工作集中在商业服务和工厂工作，这类工作门槛较低，并不需要特别多的职业技能。而农林牧副业大部分仍留在农村，故此类职业统计样本少。
（二）实证分析
因变量即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稳定性， 其中工作转换频数为连续变量，对于工作更换频数，为了增加因变量的区分度，将1年以内一份职业工作更换为“职业极不稳定”;工作1～3年更换一份职业工作归类为“较不稳定”;3～5年为“比较稳定”;5～10年视为“稳定”;10年以上视为“非常稳定”。估计时运用的是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stai代表职业稳定性，学界以进城务工人员更换工作的频率、劳动合同签订和当前工作任期等为职业稳定性指标，参照已有研究成果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选择以进城务工人员更换工作的频率为职业稳定性指标，选取变量为进城务工人员从事工作的总年数除以目前更换的工作份数，即几年换一份工作，频率越小表示更换工作越频繁。spe hucap是本研究的关键解释变量，依据人力资产专用性强弱区分的不同职业; person Chars表示农民工个人可以观测的影响stai的可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婚姻、当年工作收入、务工距离及通过何种方式获得工作等。family chars表示一组农民工家庭可以观测的影响stai的可控制变量，包括家庭人口、当年可支配收入总额、区位因素，μ是特异扰动项。见表2。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模型估计结果见表3。模型1是基本的线性回归，模型2增加了企业缴纳保险情况，模型3加入了“除了此份工作外，有无其他工作”。企业为员工缴纳保险，一般是正规劳动力市场，而目前仍有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处于非正规就业状态，故缴纳保险有助于稳定就业。一般而言，人力资产专用性高的务工者可能会利用其人力资本从事某些兼职工作，以增加收入。以上模型表明，相对于农林牧副渔业从业者，其他人力资产专用性高的正向影响工作更换的稳定性，其中，专业技术、商业服务影响较为显著。年龄对进城务工人员有系数较低负向显著的影响，这与常识似乎违背，后文将分为老一代进城务工人员和新生代人员进行分类分析，以区别其不同影响。家庭人口数量对职业稳定性影响不显著，但婚姻状况对农民工的就业影响是显著的，已婚农民工的就业更具有稳定性，一方面，婚姻要求其承担更多责任，为了承担责任，减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他们更倾向稳定工作;另一方面，为了避免与爱人的分离，他们可能更不会轻易变换工作。文化程度对农民工职业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可能与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有关。这一结论与李培林等人的研究类似[22]，他们的研究表明，影响两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的人力资本因素更显著地体现在农民工的工作技能方面。收入影响负向显著，收入越高，工作越不容易频繁变更，这也与白南生等人的研究不谋而合，其研究发现收入低是农民工流动的最主要原因。另外区域与就业稳定性有正向显著影响，下文也将分类讨论。
统计结果显示，人力资产专用性高的职业分类对职业稳定性影响显著。进城务工者随着人力资产专用性愈高就业愈加稳定，人力资产专用性高对劳动者而言有着累积特征。这与Zahariadis采用净就业（失业）与总工作之比（net job creation/loss as a percent of total jobs）来度量人力资本专用性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这一研究指出，这个指标值越高说明工作流动性越高，因而人力资本专用性越低。 如表4所示，模型4～5是进城务工劳动人员年龄分类回归，模型4是老一代进城务工人员回归结果，模型5是新生代的进城务工人员，可以剥离出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与就业稳定性负相关。相对于第一代进城务工人员，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年龄越大，工作越趋于稳定，一方面，大龄务工人员经过社会实践能找到并形成自我认知较优的工作;另一方面，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在生存压力上小于其父辈，其满足个人工作兴趣的流动动机远高于其父辈。王超恩、符平的研究也表明，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流动次数呈现倒U型的趋势，表现在20～23岁的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流动最活跃，即农民工在职业发展的初期流动频率逐步上升，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流动的成本日益增大，流动次数便会下降。
模型6～9呈现的分别是东部、中部、西部及东北部区域的分类回归结果。在东部，弱关系型工作对就业稳定性正向显著，这与“东部地区较发达，工作机会较多，而自身寻找的工作如果不满意，更愿意去更换尝试新的工作”相关。在东北部，务工距离与就业稳定性负向显著，这可能与区域性相关。
四、稳健性检验与因果机制分析
（一）稳健性检验分析
稳健性分析将此份工作任职时间作为就业稳定性的代理变量，一般认为，任职时间越久，职业越稳定，故将此作为因变量的另一代理变量是合理的。结果同样显著，两种方法估计的结果差异不大，表明模型估计的结果可以接受。
（二）因果机制分析
其一，进城务工人员接受职业教育、技校、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研究生以上学历，其人力资产专用性越高，会从事与在校专业学习相关的工作，如果不从事相关工作，则是遗弃了因为学习专业技能而造成的成本支出，产生沉没成本。而签订长期合同是高人力资产专用性劳动力的一个衡量指标。目前，我国进城务工人员签订合同比例不高（仅为25.98%），这与《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报告》外出农民工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比例为23.2%基本一致。在缺乏城镇户籍的情况下，多数进城农民工难以享受到与城市居民等同、完全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这也是该群体就业不稳定的重要制度因素[23]。
一般而言，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较敏锐的信息嗅觉，就越擅于搜寻、发现、掌握、利用职业信息并主动谋求好工作，实现信息对称的能力就越强。而人力资产专用性高的职业需要长期熟练的劳动者，流失关键技能人才会因短期内搜寻到替代者对企业生产造成效率的损失和生产力的降低。另外，流失人力资产专用性高的劳动者会为同产业上其他企业贡献劳动力，造成企业核心竞争力流失。因此，企業更倾向于与高人力资产专用性劳动者签订长期稳定的劳动合同，从而更有利于企业生产经营。
其二，在机会主义的动机下，在双方博弈的过程中，一旦员工离开企业将会对双方都造成损失、企业会蒙受损失，员工也会因暂时难以找到适合自己发挥专用性人力资产的工作岗位而蒙受物质和精神上的损失。只要是人力资产是企业专用的，企业就会要求或寻找某种形式的控制，拥有企业专用性最强的资源所有者将取得团队的控制权。由于我国长期处于高人力资产专用性劳动力相对短缺的状况下，高人力资产专用性劳动力供不应求，企业会更愿意以更好的福利保障来留住人力资产专用性强的员工以维护控制权，包括工资待遇、为其缴纳的社保类型和住房公积金等。而农民工作为理性经济人，在福利较好的状态下，就业更趋于稳定。事实上，相对于其他务工者而言，高人力资产专用性的务工者的确有更好的福利保障。
一般来说，“五险”或“三险”是法定的。企业为从事专业技术和经济管理的务工者缴纳公积金的比例是25.32%，而其他从事的缴纳比例仅为9.2%。企业为从事专业技术和经济管理的务工者缴纳三险一金的比例是21.52%，而其他从事的缴纳比例也仅为9.2%。数据得出企业更愿意为人力资产专用性较高的职业提供更为完备的社保福利。目前，我国进城务工劳动者社会保障福利非常差，77.43%的进城务工人员没有任何劳保福利，仅有5.58%享受到“三险一金”。现阶段公积金并非国家强制企业缴纳，作为企业吸引人才的福利政策，公积金缴纳对于准备在城市定居的劳动者吸引力较强。
五、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发现，在进城务工人员群体里，人力资产专用性高的职业类型就业稳定性较高，人力资产专用性低的职业流动性较高。接受教育程度较高及已拥有专业技能水平的进城务工人员职业选择趋向于从事人力资产专用性高的职业类型。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应偏重提升专用性人力资产。从供需角度而言，由于我国长期存在“低人力资本专用性劳动力相对过剩、高人力资本专用性劳动力相对短缺”的劳动力供求格局，企业更愿意给予高人力资产专用性劳动者好的福利待遇以囊入旗下，如签订更长期的合同，提供较为丰富的劳保福利、收入水平更高等。作为风险厌恶者，一般进城务工劳动者在已有福利待遇可观且在自身人力资产专用性易被敲竹杆的情况下，他们的工作更为稳定，不容易跳槽或被市场淘汰。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政府应联合高校、企业、社会职业培训机构等提升进城务工人员的专用性人力资产。进城务工人员文化程度和专用型劳动技能水平对就业稳定性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是实现劳动力市场交易公平的有效途径。通过培训提高人力资产专用性，对实施培训的企业进行培训补贴，鼓励企业开展学徒制、技能比赛等。保障企业参与学徒培训的利益，提高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24]。设置的培训应偏向细化、专业化程度高的内容。
其次，政府全力营造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的高技能人才氛围，激励进城务工人员主动提升职业能力，增强人力资产专用性，增强就业稳定预期。目前我国进城务工人员签订正式合同比例低、企业劳保福利不完善，一方面，由于企业制度不完善存在漏洞;另一方面，说明在完全竞争市场，人力资产专用性较低的劳动者易被非正式就业化。进城务工人员应提高自身的维权意识，主动为自己代言，解决好就业中的身份歧视问题。更重要的是，打铁需要自身硬，积极主动地通过参加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升自己的人力资产专用性。通过进城务工者人力资产专用性累积，使得这一群体保持适度并向上的职业流动，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弱化，最终有利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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