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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一声炮响，轰走了皇帝，带来了民国。可是，民国从诞生那日起，中央政府就缺乏权威。孙中山被推为临时大总统，他的党徒在各省做大小都督的很多，但他的中央政府，连开办费都没有着落，革命党众弟兄，自己吃香的喝辣的，对孙中山一个大子不给。最后，还是实业家张謇帮他张罗借了100万，民国才算开了张。孙中山做了总统，连南京的百姓，都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东西，为何换了江山，不称皇帝叫总统。
后来，袁世凯答应反正，逼清帝退位，总统的大礼帽扣在了袁世凯头上。跟孙中山比，袁世凯是个强人，手里有北洋军，而且，在清末新政时期，干得风生水起，有手腕，有魄力，也有班底。不像孙中山，要什么没什么，只是嘴会说。但是，袁世凯做了总统，中央政府依旧没有权威。国民党还在的时候，你可以说，是国民党的人捣乱，不听话，可是，等到二次革命，国民党失败了，孙中山黄兴逃亡日本，袁世凯发现，自己的话还是不大好使。每个省的都督，都是一方诸侯，不听话，想换，还真的难。
最难的事儿，是税款征收。清朝即使到了末期，各个县的知县，人实际上也是中央政府派的，国家税收一杆子插到底。督抚即使专权，也不大敢在税款征收上做手脚。要动，只能动厘金。只有特别牛的督抚，才敢截留关税。因为田赋钱粮的征收是地方官责任的底线，完成不了征收任务，知县就别做了，督抚也别做了。每年春秋两征，征收来的钱粮，直接上缴中央。其中的钱款，都是化成25两的元宝，直接放进空心的大树干里，用铅丝封上，押送户部的国库，人称皇杠。后来改银元了，则从大清银行走账，钱依旧得交上来。可是，进入民国之后，县知事由都督任免，对于中央和省里的国税机构根本不买账，自然，对于上缴钱粮这种国之大事，渐渐地，也就不甚了了了。
中央政府，是靠地方养活的，地方不往上解款，中央政府的日子就没法过。所以，袁世凯很着急，连开“御前会议”商议对策。财政部有人出主意说，现在县知事对解款的事儿不热心，是因为各省的国税厅对他们的任免没有任何发言权。应该模仿清朝，让各省国税厅和民政厅参与对县知事的任免事宜，都督任免县知事，国税厅只要对任免之事有发言权，税款上缴的事就好办了。
袁世凯一听，这主意不错，马上下令照办。于是，内务部和财政部联合通电各省，要求各省都督任免县知事，需与国税和民政厅协商。通电刚刚下达，直隶都督朱家宝马上致电中央政府，要求收回成命，说是如果都督没有用人之权，就应该不设都督。如果请命不准，就请撤消他的都督职务。袁世凯感到事态严重，忘了自己刚刚认可过的，把责任都怪在内政部总长朱启钤和财政总长周自齐身上，要求他们收回成命，宣布通电作废。这两个总长，只好照办。拉出来的屎，生生坐了回去。
当时，梁士诒做总统府的秘书长，大事小事，都得他来操办。对于各地向中央解款不积极这事，他也很是着急。一日，他找来财政部的人，问为何各地总是拖着不解款？财政部的人回答说，你看，山西国税厅的厅长对于解款的事儿积极了一点，就被山西都督阎锡山找了个茬儿，上报中央解除了职务，现在这个厅长还在财政部被投闲置散，无事可做。前车可鉴，谁还敢热心解款呢？梁士诒听了，大有感触，但也无可如何，只好转身去想别的办法，比如发国债。
其实，直隶的朱家宝也罢，山西的阎锡山也好，在民国初年，还都算是听话的都督，对于袁世凯，从来都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敬。但是，就是这两个地方，对于袁世凯政府加强中央权威的措施，都表现出强烈的敌意。中央政府权威的坠落，已经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
这里面，既有帝制覆灭过程中，国情转换的不适应。在人们的习惯中，皇帝就是中央政府，皇帝没了，中央政府也就没了灵魂。袁世凯这个总统，主要是靠他的军事力量和手腕在撑着，缺乏来自传统的支撑。同时，也因为鼎革之际，各地实际上都是军人政府。拿枪的军人，一旦有了地方行政权和财权，如虎添翼，中央政府也就不好管了。唐朝的藩镇，有前车之鉴。二次革命被替换掉的都督，也是为带兵的北洋军将领取代，结构上换汤不换药。带兵的师长们一旦带着兵变成了都督，所带的中央军，转身就变成了地方军，跟袁世凯就隔了一层。即使袁世凯实行改革，把都督变成将军，另设省长主民政，依旧改不掉军人专权的局面，将军（后来变成督军）并不只管军事，依仗手里有枪，什么都要管，省长变成了将军的小媳妇。
这样一个事实上军人专权的地方态势，加上没有皇帝的中央政府，各地的分权趋势，只能越来越明显。别的不讲，单解款一项，就会越来越不积极，甚至于拖欠不缴。而袁世凯则连一个有地方实权的军人都不敢动，别说问罪，连免职调职都不敢，无论他们怎么骄横。他主政四年，只发狠杀了一个没有兵权的京兆尹。杀了这只鸡，众多猴子并不害怕。
这就可以理解，为何袁世凯要急于做皇帝了。这不仅由于杨度的巧舌如簧，还因为清朝的成例在那儿摆着，有皇帝在，权威就在。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个馊主意。形势永远比人强，军人割据的大势已成，只要袁世凯无法用武力或者武力威慑摆平，这个大势就会走下去。不动武而称帝，反而给地方势力以反抗他的合适借口：反复辟。
后来，袁世凯答应反正，逼清帝退位，总统的大礼帽扣在了袁世凯头上。跟孙中山比，袁世凯是个强人，手里有北洋军，而且，在清末新政时期，干得风生水起，有手腕，有魄力，也有班底。不像孙中山，要什么没什么，只是嘴会说。但是，袁世凯做了总统，中央政府依旧没有权威。国民党还在的时候，你可以说，是国民党的人捣乱，不听话，可是，等到二次革命，国民党失败了，孙中山黄兴逃亡日本，袁世凯发现，自己的话还是不大好使。每个省的都督，都是一方诸侯，不听话，想换，还真的难。
最难的事儿，是税款征收。清朝即使到了末期，各个县的知县，人实际上也是中央政府派的，国家税收一杆子插到底。督抚即使专权，也不大敢在税款征收上做手脚。要动，只能动厘金。只有特别牛的督抚，才敢截留关税。因为田赋钱粮的征收是地方官责任的底线，完成不了征收任务，知县就别做了，督抚也别做了。每年春秋两征，征收来的钱粮，直接上缴中央。其中的钱款，都是化成25两的元宝，直接放进空心的大树干里，用铅丝封上，押送户部的国库，人称皇杠。后来改银元了，则从大清银行走账，钱依旧得交上来。可是，进入民国之后，县知事由都督任免，对于中央和省里的国税机构根本不买账，自然，对于上缴钱粮这种国之大事，渐渐地，也就不甚了了了。
中央政府，是靠地方养活的，地方不往上解款，中央政府的日子就没法过。所以，袁世凯很着急，连开“御前会议”商议对策。财政部有人出主意说，现在县知事对解款的事儿不热心，是因为各省的国税厅对他们的任免没有任何发言权。应该模仿清朝，让各省国税厅和民政厅参与对县知事的任免事宜，都督任免县知事，国税厅只要对任免之事有发言权，税款上缴的事就好办了。
袁世凯一听，这主意不错，马上下令照办。于是，内务部和财政部联合通电各省，要求各省都督任免县知事，需与国税和民政厅协商。通电刚刚下达，直隶都督朱家宝马上致电中央政府，要求收回成命，说是如果都督没有用人之权，就应该不设都督。如果请命不准，就请撤消他的都督职务。袁世凯感到事态严重，忘了自己刚刚认可过的，把责任都怪在内政部总长朱启钤和财政总长周自齐身上，要求他们收回成命，宣布通电作废。这两个总长，只好照办。拉出来的屎，生生坐了回去。
当时，梁士诒做总统府的秘书长，大事小事，都得他来操办。对于各地向中央解款不积极这事，他也很是着急。一日，他找来财政部的人，问为何各地总是拖着不解款？财政部的人回答说，你看，山西国税厅的厅长对于解款的事儿积极了一点，就被山西都督阎锡山找了个茬儿，上报中央解除了职务，现在这个厅长还在财政部被投闲置散，无事可做。前车可鉴，谁还敢热心解款呢？梁士诒听了，大有感触，但也无可如何，只好转身去想别的办法，比如发国债。
其实，直隶的朱家宝也罢，山西的阎锡山也好，在民国初年，还都算是听话的都督，对于袁世凯，从来都没有一丝一毫的不敬。但是，就是这两个地方，对于袁世凯政府加强中央权威的措施，都表现出强烈的敌意。中央政府权威的坠落，已经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
这里面，既有帝制覆灭过程中，国情转换的不适应。在人们的习惯中，皇帝就是中央政府，皇帝没了，中央政府也就没了灵魂。袁世凯这个总统，主要是靠他的军事力量和手腕在撑着，缺乏来自传统的支撑。同时，也因为鼎革之际，各地实际上都是军人政府。拿枪的军人，一旦有了地方行政权和财权，如虎添翼，中央政府也就不好管了。唐朝的藩镇，有前车之鉴。二次革命被替换掉的都督，也是为带兵的北洋军将领取代，结构上换汤不换药。带兵的师长们一旦带着兵变成了都督，所带的中央军，转身就变成了地方军，跟袁世凯就隔了一层。即使袁世凯实行改革，把都督变成将军，另设省长主民政，依旧改不掉军人专权的局面，将军（后来变成督军）并不只管军事，依仗手里有枪，什么都要管，省长变成了将军的小媳妇。
这样一个事实上军人专权的地方态势，加上没有皇帝的中央政府，各地的分权趋势，只能越来越明显。别的不讲，单解款一项，就会越来越不积极，甚至于拖欠不缴。而袁世凯则连一个有地方实权的军人都不敢动，别说问罪，连免职调职都不敢，无论他们怎么骄横。他主政四年，只发狠杀了一个没有兵权的京兆尹。杀了这只鸡，众多猴子并不害怕。
这就可以理解，为何袁世凯要急于做皇帝了。这不仅由于杨度的巧舌如簧，还因为清朝的成例在那儿摆着，有皇帝在，权威就在。然而，事实证明，这是个馊主意。形势永远比人强，军人割据的大势已成，只要袁世凯无法用武力或者武力威慑摆平，这个大势就会走下去。不动武而称帝，反而给地方势力以反抗他的合适借口：反复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