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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有两位以写独唱抒情歌曲著称的作曲家:一位是还健在的张定和先生,一位是已作古的汪秋逸先生。前者的《流亡之歌》(吴祖光话剧《凤凰城》插曲)、《江南梦》(署名蒋优)和后者的《淡淡江南月》、《夜夜梦江南》,都是通过富于民族风味的优美旋律和感情深沉的细腻笔触,反映了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流离失所的广大人民对故土的眷恋和复仇的决心,因此一经问世便不胫而走。不仅在大后方广为传唱,风靡一时,深受青年学生的欢迎,抗战胜利后在国统区也仍然在青年学生中传唱,堪称为抗战歌曲另辟新径、别开生面的战时抒情歌曲佳作。我少年时代就唱过这些歌,而且一经接触就特别喜爱,以至如今已是望八之年还能信口背诵。可以说,我绝对是这个历史事实的见证人!
为了具体说明这些歌曲当年的传播面和影响力,我想稍用笔墨,对自己接触它们的背景作一些必要的交代。但愿没有离题。
且让我话说从头——
我是长沙人,1938年深秋“长沙大火”前夕随家人仓促逃难,到了湘乡县谷水镇的西阳塅,在那里一直住到抗战胜利后才回长沙。西阳塅离县城百里,夹在谷水和娄底(今涟源市)之间,除通邮外,水路、公路、铁路一概不通,既偏僻又闭塞。因为交通极为不便,甚至1944年日本侵略军第三次进犯湘北时,已经打到了谷水(离西阳塅不过20里)都没有再向前推进一步。然而就在这个连攻城掠地成性的鬼子兵也望而止步的地方,却有一所从初小到高中的私立完全中学,而且历年办学经费还一直都是兴建这个学校的校长蒋显曾独家出资的,它就是我从初小四年级一直读到高中二年级的春元中学。
该校有供五六十人上课而且宽敞明亮的班级专用大教室和可同时用于进行各种球类、田径类训练的大操场以及供全校师生开会(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同乐会等)和兼上音乐课、可容千人以上的梯形大礼堂;有寄宿生的集体宿舍和晚上用来温课、做作业的自修室,也有供老师备课、改题、休息和过夜用的单人宿舍;有寄宿生搭伙的大食堂(由高班生逐日轮流派人监厨)和供老师免费用膳的小食堂;有生物标本室、化学实验室和图书馆(管理员兼缮写和石印各种讲义);还有专供学校办公室、宿舍、自修室以及其他公共用地(如厕所、过道等)夜间照明用的发电厂(兼为学校附近商家、农户、居民进行面粉加工);教员也都是省内名师:教小学的至少是师范毕业,教中学的也至少是大学毕业(还有少数留洋的)。这样的建制、设备、师资,不仅在本省,即使在全国,在战时也都是少见的。
对于上述有关春元的一切,作为曾经在那里读了8年书的我,自然是亲眼目睹、拥有绝对发言权的见证人。而且我8岁不到就被迫逃难,却能在异地他乡这所非常重视普通教育的学校就读,不仅免遭战火之灾,学业还始终没有中辍,从而为日后继续学习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回想起来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作为受惠者,我至今都对学校深怀感恩之情,不敢有忘。尤其是每当想起上课时坐在光线充足的教室里聆听老师传道授业答疑解惑和下课后钻进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徜徉其间几至流连忘返的情景,虽然已是时隔60余载的往事,却依然历历在目,宛如昨日,特别感到温暖。
春元图书馆可以说是我的第二课堂,其馆藏之丰富堪称令人叹为观止。不仅有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世界书局的“世界文学名著译丛”、开明书店的“中学生文库”等战前出版的成套丛书,而且有校方通过邮路从武汉、重庆、桂林等大后方订购的各种战时出版的土纸本文艺书刊——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曹禺的《蜕变》、赛珍珠的《大地》、巴金和司马文森分别主编的文艺季刊,以及《战歌》、《乐风》、《每月新歌选》、《新音乐》、《音乐知识》等音乐期刊。从初一起,我就是图书馆的“常客”;而且只要馆里进了新到书刊,管图书的刘先生总会给我打招呼,让我先睹为快。汪秋逸先生的“江南三曲”,我就是从馆里新到的《每月新歌选》和《新音乐》上先后看到的。
汪先生的曲作,我最早接触的歌谱、也是最喜爱唱的就是“江南三曲”中最先发表的《淡淡江南月》和《夜夜梦江南》。它们用多情的旋律诉说对于沦于敌手的故乡的无限眷恋和企盼早日收复失地、重返家园的迫切愿望,唱出了战时因国难而流离失所的广大同胞共同的心声。尽管当年我还只是十一二岁的少年,却有着类似的经历,因此感同身受。一接触歌谱,就深受感染,并且引起强烈的共鸣。本来想抄下来,因为图书馆规定期刊一律不得外借,加之当场抄极为不便(抗战八年,因为受物资供应条件和家庭经济困难的限制,我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无论上课记笔记还是下课做作业,都是用毛笔书写。这大概是今天的中学生难以想象的),只好对着谱子默唱,而且唱几遍就记住了。因为喜欢,所以平时常常信口哼唱这两首歌。后来,一些和我接近而又同样爱唱歌的同学,因为常常听我哼唱,也会唱了。再后来,通过这种口头相传的“滚雪球”方式,这两首歌就在学校里的同学中传开了。在战时极度封闭的情况下,它们一没有通过电台广播,二没有通过课堂教学,仅仅只是见之于刊物,凭借自身的艺术吸引力,竟得以在一个偏远的乡间学校传唱开来,这确实是很难得的。抗战胜利后,我回到长沙一所高中读书。虽然战争的烽烟早已散去,同学中间却还是在传唱这两首歌;而且《淡淡江南月》也作为“抗战名曲”收入了长沙公益印书馆编的《活页歌选》。尽管这不过只是我亲身经历的几个例子,却也足以“窥一斑而见全豹”,证明它们传播面之广和影响力之大了。
陈志昂所著《抗战音乐史》一书,曾在第7章《国统区的音乐》第3节《战时的抒情》中,用较多的篇幅,专门对汪秋逸先生的作品作了如下的评价:他认为汪先生作于1937年的“第一首战时抒情曲《我摘下一片秋叶》”,已经“初步显示他那深情委婉的独特风格”,继而又创作的“‘江南三曲’及《先有绿叶后有花》、《血的礼赞》、《上弦月》、《马鞍山之歌》等歌曲,抒发一个善良知识分子的忧国之情和沦陷敌手的故乡的深切思念”;同时还认为“汪秋逸的作品在众多的抗战歌曲中独树一帜,风格非常特殊。他的感情是深沉的,然而并不强烈,他的作品中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却非常真挚,从容不迫,这是他谦逊、温和的性格的表现,是他爱国真情的流露。‘江南三曲’最能体现他的这种风格,是他的代表作,……写出后随即教唱,很快就流传开来。……其中最好的是第一首(指《淡淡江南月》——笔者按),此曲非常优美,写法非常细致。”(见2005年济南黄河出版社出版的该书第244—245页)这是我迄今为止在相关史书上第一次看到的对汪先生曲作的评价,也是迄今为止第一次看到史家从“文如其人”的角度,联系汪先生的人品和艺品作出的评价。我以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特别是作出这一评价的作者11岁就参加革命,又长期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从事文化工作,却能如此秉公而论,不存任何门户之见,更是难得。
但凡对于中国近代歌曲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从“救亡运动”到“抗战”期间的10年(1935—1945)中所涌现的与抗敌救亡题材有关的歌曲,绝大多数都是供群众齐唱或合唱、表现集体意志的进行曲或队列歌曲,而且佳作迭出;但是供群众独唱的抒情歌曲却甚为少见,尤其是受群众欢迎、而且广为传唱的优秀之作就更难得一见。正因为如此,《抗战音乐史》一书才有“汪秋逸的作品在众多的抗战歌曲中独树一帜,风格非常特殊”这样的赞语以及“‘江南三曲’最能体现出他的这种风格,是他的代表作”和“其中最好的是第一首”这样的论断。
当然,被称得上是“战时抒情曲”佳作的尽管为数甚少,但也不仅止于我说的汪秋逸先生的《淡淡江南月》、《夜夜梦江南》和张定和先生的《流亡之歌》、《江南梦》。就我在前文提及的几种音乐刊物中所见,除了救亡运动期间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和刘雪庵的《长城谣》,抗战开始后还有江定仙的《流浪之歌》(当时署名为“怒吼歌咏团留汉同人集体创作”)、刘雪庵的《流亡三部曲》(其中第一曲“离家”实际上就是《松花江上》,不过换了一个标题)、张曙的《日落西山》、贺绿汀的《阿侬曲》、吕骥的《开荒》、郑律成的《延水谣》、《延安颂》(当时曲名为《古城颂》)、马可的《吕梁礼赞》等。当时我还在读初中,只知道大后方和沦陷区、老百姓和读书人、抗战和投敌,不知道还有西安和延安、根据地和国统区以及歌颂人民和表现自我之分。对于新作,不管是明朗的抒情还是沉痛的诉说,只要内容说的是抗战,音乐又好听,我都爱唱,而且至今都没有忘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同样是我当时喜欢的歌,后来的命运却不可同日而语。
解放后,上面提到的一些战时抒情曲如张寒晖、张曙、贺绿汀、吕骥、郑律成等人之作,不仅还在出版、在演唱、在播出、灌制唱片,而且还上了史,写进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科书。唯独《淡淡江南月》、《夜夜梦江南》和《江南梦》这几首歌却连唱都没有人唱,更遑论“上史”了。至于何以如此,我不知其详,只是风闻音乐界某些权威人士发过话,给它们戴上了“小资产阶级腔调”“情绪消沉”之类的帽子。作了这种一语定乾坤的定性,这些歌连同他们的作者,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逐渐被人淡忘而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在我接触的相关音乐资料中,“文革”前,不仅其他新出版的作于解放前的歌集,就连1957年为纪念抗日战争爆发20周年,由《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4卷本《抗日战争歌曲选集》也没有收入这几首歌。80年代以来,在“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清除“左”的流毒的精神影响下,情况开始有所好转:1981、1987和2000年《江苏音乐》和《人民音乐》先后发表了程茹辛、杨积石、张非等纪念汪秋逸先生的文章,1987年汪毓和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参考资料》收入了《淡淡江南月》的歌谱,1988年中国音协编的《中国音乐家名录》也收入了汪、张二人的简介条目;进入新世纪以后,2001年钟立民编的《难忘的旋律——献给老年朋友的歌》还把本文开始时提到的“江南三曲”和《江南梦》、《流亡之歌》悉数收入;但是上“史”、特别是作为教科书的“正史”,却一如古人李白感叹的那样,“难于上青天”。除了我前面提到的作为个人史学著作的《抗战音乐史》,唯一一部专供音乐院校作为共同必修课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材,虽然从1959年就已经着手写作,边写边在课堂讲授;1961年初稿写成后,1964年便以《中国现代音乐史纲》的书名作为“征求意见,以便今后能做进一步的修改”的“试用教材”,在内部发行,1984年复改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书名正式出版,公开发行;尔后经两次修订,又分别于1994年和2002年出版了“第一次修订版”(笔者按:重印了8次)和“第二次修订版”(笔者按:重印了4次),时间跨度几近半个世纪。同时据作者称:该书“先后有4个版本问世,发行了近10万册,确实是国内该课程教材中印行时间最长、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一本。”可是唯独这本一开始就由国家级的出版社出版、而且几经修订、堪称极一时之盛的教材,却始终对汪、张两位先生及其曲作只字未提。不仅如此,无独有偶的是,200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所出同一作者为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共同课编著的教材《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近代部分)也同样如此(笔者按:由陈应时、陈聆群主编,同属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共同课教材、且同为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中国音乐简史》一书,倒是对“江南三曲”和《江南梦》都有所提及),真可谓无巧不成书!何以冷落以至于斯,确实令人费解。个中奥秘,局外人不便妄加揣度,只能寄希望于“解铃还须系铃人”的老法了。
其实我与汪秋逸先生从无一面之缘,对他的情况也知之甚少(《中国音乐家名录》中有关他的条目,只有不到60个字的“简介”,而且“简”得连他的代表作《淡淡江南月》和《夜夜梦江南》都未提及)。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一次我去北京时拜望张非同志,闲谈中听他说起本人的经历才知道,原来汪先生是他抗战前在郑州扶轮中学读书时的音乐启蒙老师和引他走上音乐学习道路的人,解放后一直在镇江教书,就在当地退休和养老;前些年镇江文联曾为汪先生出过歌曲选集,是内部印行的,汪先生还给他送了一本。我接触汪先生的曲作非常有限,一听这话便急欲一睹为快,当即请张非同志拿给我看,以长见识,但是没有找到,失望之余只好转而请他以后方便时设法给我讨一本,但是也没有下文。以后彼此见面就没有再提起这个话题了。
转眼又到了今年。6月初我因事去北京,按惯例去看望张非同志。一见面他就说上月下旬曾经有信给我,问我收到没有?我说没有收到,并问他有什么事?他便说起去年汪先生诞辰100周年时,他正因病住院,未能有所表示,很感愧疚。今年健康情况有所好转,为了求得心安,正在着手编一本包括汪先生的作品、书信、诗作、照片以及他人写的纪念文章和唁电等在内的纪念集,打算自掏腰包,请人打字制谱,设法由内部出版,印500本,免费分赠友好及各音乐、艺术院校图书馆收藏。现已收集了一些有关的资料,但是还缺了不少,想让我帮他再找一些;并且婉转地说:如可能,也希望我能写一点有关他的评价文章,短文也可。
听了张非同志的话,我表示收集资料事一定尽力而为,估计多少总会有所获,不致使他过于失望。但是要我写评价文章却有难处:首先,我对汪先生其人其乐知之甚少,更无研究,底气严重不足,写文章评价他,即使是短文,也同样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其次,我患有“三高”症,视力也日渐模糊,看书写字都很吃力,况且年初以来,本校和国内,或人祸或天灾接二连三,搞得我心烦意乱,以至连一篇文章都没有写,为1981年来所未有。有此两方面的原因,我对张非同志的这个要求,当场并未置可否,第二天就回了上海。10天后收到他5月29日寄出的信。信中详细列有他手头的资料目录,并希望我代为查找其他一些歌曲和纪念文章。我手头的现成资料并不多,当即根据自己掌握的线索开具了一份包括何年何月在哪一期刊物发表的细目清单,请学校图书馆的同志代为在本校或上海市图书馆查找;后来只有程茹辛在《江苏音乐》上发表的纪念文章,因为两处都没有该刊的合订本,无法着手。正好我当月下旬去南京,便托江苏音协的同志帮忙,也终于在协会的资料室找到了。如果没有以上同志的协助,我是完成不了张非同志之托的。
7月下旬,我托便人将已经到手的资料复印件带到北京面呈张非同志。他收到后打电话告诉我时,又重提写文章事;不但把他原来只要我为汪先生写评价文章一事改成为他编的汪先生纪念集作序,而且还要我为纪念集题写书名。作为晚辈,我听了这话自然是诚惶诚恐,但还是答应了。倒不是碍于长者之命难以一再推却而轻率作出的承诺,而是觉得此时自己心里的底气足了,可以一试了。这个态度上的转变,说起来还幸亏前一阶段张非同志把查找汪先生资料事委付于我,使我有机会更多地对汪先生其人其乐及其身后遭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历来笃信毛主席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至今也仍然认为是至理名言,并且认为调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了解情况、加深认识、发现问题、进行判断、形成主见的过程。这次查找汪先生及与其相关的其他资料也是如此。通过边查找、边阅读、边思考,我才逐渐加深了对汪先生的认识,觉得不仅有话可说,而且有话要说。也正是自认取得了发言权,才终于答应了张非同志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点对我的触动特别强烈:一点是汪先生爱国敬业,一生清白,为音乐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抗战期间教书育人之余,还创作了不少广为传唱并具有代表性的战时抒情曲,为抗战音乐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产生了不应忽视的影响。但是长期来却受到不应有的冷落,我觉得极为不公。还有一点是张非同志年逾九旬,除离休金外别无其他经济收入,他的子女也没有一个是做生意的大款。可是为了纪念恩师,他却以垂老之年,多病之躯,自己动手编辑,自己掏钱出版,打算免费送人。这种义举和善事所体现出来的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使我深受感动,深怀敬意。正是这种涌上心来的感动和敬意以及前面提到的长期来对汪先生其人其乐的那种冷落和不公,从内部和外部形成了两股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驱动力。这两股缺一不可的驱动力内外汇流凝成合力,于是就有了这篇还历史以真相、向历史讨公道的文章。
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遗产及其重要性的问题,其实毛主席早就有过概括的论述。他在1938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曾经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2页)这些话虽然是70年前说的,但是我以为它的精神,即使到今天也并没有过时。鉴于汪秋逸先生这位对抗战音乐作出过贡献的历史人物早已被今人淡忘的客观事实,似有“割断历史”之嫌,于是文章便有了根据毛主席讲话精神取的这个“以史为鉴,勿忘前人”的题目。
作为后人,我们实在不能再重蹈历史的覆辙,再不能让理应尊重、纪念、保护的历史人物继续被冷落、淡忘甚至受伤害了,所以必须做到以史为鉴,必须做到勿忘前人。也只有这样,“以人为本”的精神才能真正在历史研究中落到实处。
文章脱稿后回头一看,似乎有点“四不像”:通篇几乎都是叙事,既不像序,也不像评,倒是有点像“流水账”或者“个人交代”,而且篇幅也超过了序文的常规长度,连要改都难。我曾经考虑过几种方案:如果仅着眼于瘦身,只需在文字上删繁就简予以减肥,倒也方便,但其结果必然会使文章“瘦”得只剩下干巴巴的皮包骨头,失去了它应有的丰满感和可读性,同时一些本来已经说得清清楚楚的事情,一旦“瘦身”,它们的来龙去脉和相互关联,就很可能反而变得云遮雾罩、模糊不清,致使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从而引发出一连串本来不应出现的疑问,成为阅读障碍。如果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一来没有时间和精力,二来即使勉力而为,搜索枯肠、绞尽脑汁也无法突破已经定型的框架和模式。当然,还有最后一步棋可走,那就是打退堂鼓、挂免战牌,请张非同志收回成命。但是这样一来,不仅有负长者厚望,而且也有悖我一贯重然诺的行为准则,且为识者所不耻。前思后虑,进退两难,只好取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反正“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干脆把文章拿出来献丑,听候编者发落。即使不用,也无怨无悔,因为我已经尽心尽力,要怪也只怪自己还少点能耐。如果竟收入“纪念册”,就只好任凭读者评头品足说长论短了。
是为序。
戴鹏海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宁)
为了具体说明这些歌曲当年的传播面和影响力,我想稍用笔墨,对自己接触它们的背景作一些必要的交代。但愿没有离题。
且让我话说从头——
我是长沙人,1938年深秋“长沙大火”前夕随家人仓促逃难,到了湘乡县谷水镇的西阳塅,在那里一直住到抗战胜利后才回长沙。西阳塅离县城百里,夹在谷水和娄底(今涟源市)之间,除通邮外,水路、公路、铁路一概不通,既偏僻又闭塞。因为交通极为不便,甚至1944年日本侵略军第三次进犯湘北时,已经打到了谷水(离西阳塅不过20里)都没有再向前推进一步。然而就在这个连攻城掠地成性的鬼子兵也望而止步的地方,却有一所从初小到高中的私立完全中学,而且历年办学经费还一直都是兴建这个学校的校长蒋显曾独家出资的,它就是我从初小四年级一直读到高中二年级的春元中学。
该校有供五六十人上课而且宽敞明亮的班级专用大教室和可同时用于进行各种球类、田径类训练的大操场以及供全校师生开会(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同乐会等)和兼上音乐课、可容千人以上的梯形大礼堂;有寄宿生的集体宿舍和晚上用来温课、做作业的自修室,也有供老师备课、改题、休息和过夜用的单人宿舍;有寄宿生搭伙的大食堂(由高班生逐日轮流派人监厨)和供老师免费用膳的小食堂;有生物标本室、化学实验室和图书馆(管理员兼缮写和石印各种讲义);还有专供学校办公室、宿舍、自修室以及其他公共用地(如厕所、过道等)夜间照明用的发电厂(兼为学校附近商家、农户、居民进行面粉加工);教员也都是省内名师:教小学的至少是师范毕业,教中学的也至少是大学毕业(还有少数留洋的)。这样的建制、设备、师资,不仅在本省,即使在全国,在战时也都是少见的。
对于上述有关春元的一切,作为曾经在那里读了8年书的我,自然是亲眼目睹、拥有绝对发言权的见证人。而且我8岁不到就被迫逃难,却能在异地他乡这所非常重视普通教育的学校就读,不仅免遭战火之灾,学业还始终没有中辍,从而为日后继续学习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回想起来实在是不幸中的大幸。作为受惠者,我至今都对学校深怀感恩之情,不敢有忘。尤其是每当想起上课时坐在光线充足的教室里聆听老师传道授业答疑解惑和下课后钻进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徜徉其间几至流连忘返的情景,虽然已是时隔60余载的往事,却依然历历在目,宛如昨日,特别感到温暖。
春元图书馆可以说是我的第二课堂,其馆藏之丰富堪称令人叹为观止。不仅有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世界书局的“世界文学名著译丛”、开明书店的“中学生文库”等战前出版的成套丛书,而且有校方通过邮路从武汉、重庆、桂林等大后方订购的各种战时出版的土纸本文艺书刊——如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曹禺的《蜕变》、赛珍珠的《大地》、巴金和司马文森分别主编的文艺季刊,以及《战歌》、《乐风》、《每月新歌选》、《新音乐》、《音乐知识》等音乐期刊。从初一起,我就是图书馆的“常客”;而且只要馆里进了新到书刊,管图书的刘先生总会给我打招呼,让我先睹为快。汪秋逸先生的“江南三曲”,我就是从馆里新到的《每月新歌选》和《新音乐》上先后看到的。
汪先生的曲作,我最早接触的歌谱、也是最喜爱唱的就是“江南三曲”中最先发表的《淡淡江南月》和《夜夜梦江南》。它们用多情的旋律诉说对于沦于敌手的故乡的无限眷恋和企盼早日收复失地、重返家园的迫切愿望,唱出了战时因国难而流离失所的广大同胞共同的心声。尽管当年我还只是十一二岁的少年,却有着类似的经历,因此感同身受。一接触歌谱,就深受感染,并且引起强烈的共鸣。本来想抄下来,因为图书馆规定期刊一律不得外借,加之当场抄极为不便(抗战八年,因为受物资供应条件和家庭经济困难的限制,我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无论上课记笔记还是下课做作业,都是用毛笔书写。这大概是今天的中学生难以想象的),只好对着谱子默唱,而且唱几遍就记住了。因为喜欢,所以平时常常信口哼唱这两首歌。后来,一些和我接近而又同样爱唱歌的同学,因为常常听我哼唱,也会唱了。再后来,通过这种口头相传的“滚雪球”方式,这两首歌就在学校里的同学中传开了。在战时极度封闭的情况下,它们一没有通过电台广播,二没有通过课堂教学,仅仅只是见之于刊物,凭借自身的艺术吸引力,竟得以在一个偏远的乡间学校传唱开来,这确实是很难得的。抗战胜利后,我回到长沙一所高中读书。虽然战争的烽烟早已散去,同学中间却还是在传唱这两首歌;而且《淡淡江南月》也作为“抗战名曲”收入了长沙公益印书馆编的《活页歌选》。尽管这不过只是我亲身经历的几个例子,却也足以“窥一斑而见全豹”,证明它们传播面之广和影响力之大了。
陈志昂所著《抗战音乐史》一书,曾在第7章《国统区的音乐》第3节《战时的抒情》中,用较多的篇幅,专门对汪秋逸先生的作品作了如下的评价:他认为汪先生作于1937年的“第一首战时抒情曲《我摘下一片秋叶》”,已经“初步显示他那深情委婉的独特风格”,继而又创作的“‘江南三曲’及《先有绿叶后有花》、《血的礼赞》、《上弦月》、《马鞍山之歌》等歌曲,抒发一个善良知识分子的忧国之情和沦陷敌手的故乡的深切思念”;同时还认为“汪秋逸的作品在众多的抗战歌曲中独树一帜,风格非常特殊。他的感情是深沉的,然而并不强烈,他的作品中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却非常真挚,从容不迫,这是他谦逊、温和的性格的表现,是他爱国真情的流露。‘江南三曲’最能体现他的这种风格,是他的代表作,……写出后随即教唱,很快就流传开来。……其中最好的是第一首(指《淡淡江南月》——笔者按),此曲非常优美,写法非常细致。”(见2005年济南黄河出版社出版的该书第244—245页)这是我迄今为止在相关史书上第一次看到的对汪先生曲作的评价,也是迄今为止第一次看到史家从“文如其人”的角度,联系汪先生的人品和艺品作出的评价。我以为这个评价是中肯的;特别是作出这一评价的作者11岁就参加革命,又长期在根据地和解放区从事文化工作,却能如此秉公而论,不存任何门户之见,更是难得。
但凡对于中国近代歌曲史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从“救亡运动”到“抗战”期间的10年(1935—1945)中所涌现的与抗敌救亡题材有关的歌曲,绝大多数都是供群众齐唱或合唱、表现集体意志的进行曲或队列歌曲,而且佳作迭出;但是供群众独唱的抒情歌曲却甚为少见,尤其是受群众欢迎、而且广为传唱的优秀之作就更难得一见。正因为如此,《抗战音乐史》一书才有“汪秋逸的作品在众多的抗战歌曲中独树一帜,风格非常特殊”这样的赞语以及“‘江南三曲’最能体现出他的这种风格,是他的代表作”和“其中最好的是第一首”这样的论断。
当然,被称得上是“战时抒情曲”佳作的尽管为数甚少,但也不仅止于我说的汪秋逸先生的《淡淡江南月》、《夜夜梦江南》和张定和先生的《流亡之歌》、《江南梦》。就我在前文提及的几种音乐刊物中所见,除了救亡运动期间张寒晖的《松花江上》和刘雪庵的《长城谣》,抗战开始后还有江定仙的《流浪之歌》(当时署名为“怒吼歌咏团留汉同人集体创作”)、刘雪庵的《流亡三部曲》(其中第一曲“离家”实际上就是《松花江上》,不过换了一个标题)、张曙的《日落西山》、贺绿汀的《阿侬曲》、吕骥的《开荒》、郑律成的《延水谣》、《延安颂》(当时曲名为《古城颂》)、马可的《吕梁礼赞》等。当时我还在读初中,只知道大后方和沦陷区、老百姓和读书人、抗战和投敌,不知道还有西安和延安、根据地和国统区以及歌颂人民和表现自我之分。对于新作,不管是明朗的抒情还是沉痛的诉说,只要内容说的是抗战,音乐又好听,我都爱唱,而且至今都没有忘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同样是我当时喜欢的歌,后来的命运却不可同日而语。
解放后,上面提到的一些战时抒情曲如张寒晖、张曙、贺绿汀、吕骥、郑律成等人之作,不仅还在出版、在演唱、在播出、灌制唱片,而且还上了史,写进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教科书。唯独《淡淡江南月》、《夜夜梦江南》和《江南梦》这几首歌却连唱都没有人唱,更遑论“上史”了。至于何以如此,我不知其详,只是风闻音乐界某些权威人士发过话,给它们戴上了“小资产阶级腔调”“情绪消沉”之类的帽子。作了这种一语定乾坤的定性,这些歌连同他们的作者,自然也就顺理成章地逐渐被人淡忘而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了。在我接触的相关音乐资料中,“文革”前,不仅其他新出版的作于解放前的歌集,就连1957年为纪念抗日战争爆发20周年,由《解放军文艺》编辑部编辑,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4卷本《抗日战争歌曲选集》也没有收入这几首歌。80年代以来,在“三中全会”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清除“左”的流毒的精神影响下,情况开始有所好转:1981、1987和2000年《江苏音乐》和《人民音乐》先后发表了程茹辛、杨积石、张非等纪念汪秋逸先生的文章,1987年汪毓和编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学参考资料》收入了《淡淡江南月》的歌谱,1988年中国音协编的《中国音乐家名录》也收入了汪、张二人的简介条目;进入新世纪以后,2001年钟立民编的《难忘的旋律——献给老年朋友的歌》还把本文开始时提到的“江南三曲”和《江南梦》、《流亡之歌》悉数收入;但是上“史”、特别是作为教科书的“正史”,却一如古人李白感叹的那样,“难于上青天”。除了我前面提到的作为个人史学著作的《抗战音乐史》,唯一一部专供音乐院校作为共同必修课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教材,虽然从1959年就已经着手写作,边写边在课堂讲授;1961年初稿写成后,1964年便以《中国现代音乐史纲》的书名作为“征求意见,以便今后能做进一步的修改”的“试用教材”,在内部发行,1984年复改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书名正式出版,公开发行;尔后经两次修订,又分别于1994年和2002年出版了“第一次修订版”(笔者按:重印了8次)和“第二次修订版”(笔者按:重印了4次),时间跨度几近半个世纪。同时据作者称:该书“先后有4个版本问世,发行了近10万册,确实是国内该课程教材中印行时间最长、数量最多、影响最广的一本。”可是唯独这本一开始就由国家级的出版社出版、而且几经修订、堪称极一时之盛的教材,却始终对汪、张两位先生及其曲作只字未提。不仅如此,无独有偶的是,2005年高等教育出版社所出同一作者为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共同课编著的教材《中国近现代音乐史》(近代部分)也同样如此(笔者按:由陈应时、陈聆群主编,同属普通高校音乐专业共同课教材、且同为高等教育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中国音乐简史》一书,倒是对“江南三曲”和《江南梦》都有所提及),真可谓无巧不成书!何以冷落以至于斯,确实令人费解。个中奥秘,局外人不便妄加揣度,只能寄希望于“解铃还须系铃人”的老法了。
其实我与汪秋逸先生从无一面之缘,对他的情况也知之甚少(《中国音乐家名录》中有关他的条目,只有不到60个字的“简介”,而且“简”得连他的代表作《淡淡江南月》和《夜夜梦江南》都未提及)。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一次我去北京时拜望张非同志,闲谈中听他说起本人的经历才知道,原来汪先生是他抗战前在郑州扶轮中学读书时的音乐启蒙老师和引他走上音乐学习道路的人,解放后一直在镇江教书,就在当地退休和养老;前些年镇江文联曾为汪先生出过歌曲选集,是内部印行的,汪先生还给他送了一本。我接触汪先生的曲作非常有限,一听这话便急欲一睹为快,当即请张非同志拿给我看,以长见识,但是没有找到,失望之余只好转而请他以后方便时设法给我讨一本,但是也没有下文。以后彼此见面就没有再提起这个话题了。
转眼又到了今年。6月初我因事去北京,按惯例去看望张非同志。一见面他就说上月下旬曾经有信给我,问我收到没有?我说没有收到,并问他有什么事?他便说起去年汪先生诞辰100周年时,他正因病住院,未能有所表示,很感愧疚。今年健康情况有所好转,为了求得心安,正在着手编一本包括汪先生的作品、书信、诗作、照片以及他人写的纪念文章和唁电等在内的纪念集,打算自掏腰包,请人打字制谱,设法由内部出版,印500本,免费分赠友好及各音乐、艺术院校图书馆收藏。现已收集了一些有关的资料,但是还缺了不少,想让我帮他再找一些;并且婉转地说:如可能,也希望我能写一点有关他的评价文章,短文也可。
听了张非同志的话,我表示收集资料事一定尽力而为,估计多少总会有所获,不致使他过于失望。但是要我写评价文章却有难处:首先,我对汪先生其人其乐知之甚少,更无研究,底气严重不足,写文章评价他,即使是短文,也同样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其次,我患有“三高”症,视力也日渐模糊,看书写字都很吃力,况且年初以来,本校和国内,或人祸或天灾接二连三,搞得我心烦意乱,以至连一篇文章都没有写,为1981年来所未有。有此两方面的原因,我对张非同志的这个要求,当场并未置可否,第二天就回了上海。10天后收到他5月29日寄出的信。信中详细列有他手头的资料目录,并希望我代为查找其他一些歌曲和纪念文章。我手头的现成资料并不多,当即根据自己掌握的线索开具了一份包括何年何月在哪一期刊物发表的细目清单,请学校图书馆的同志代为在本校或上海市图书馆查找;后来只有程茹辛在《江苏音乐》上发表的纪念文章,因为两处都没有该刊的合订本,无法着手。正好我当月下旬去南京,便托江苏音协的同志帮忙,也终于在协会的资料室找到了。如果没有以上同志的协助,我是完成不了张非同志之托的。
7月下旬,我托便人将已经到手的资料复印件带到北京面呈张非同志。他收到后打电话告诉我时,又重提写文章事;不但把他原来只要我为汪先生写评价文章一事改成为他编的汪先生纪念集作序,而且还要我为纪念集题写书名。作为晚辈,我听了这话自然是诚惶诚恐,但还是答应了。倒不是碍于长者之命难以一再推却而轻率作出的承诺,而是觉得此时自己心里的底气足了,可以一试了。这个态度上的转变,说起来还幸亏前一阶段张非同志把查找汪先生资料事委付于我,使我有机会更多地对汪先生其人其乐及其身后遭遇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历来笃信毛主席说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至今也仍然认为是至理名言,并且认为调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了解情况、加深认识、发现问题、进行判断、形成主见的过程。这次查找汪先生及与其相关的其他资料也是如此。通过边查找、边阅读、边思考,我才逐渐加深了对汪先生的认识,觉得不仅有话可说,而且有话要说。也正是自认取得了发言权,才终于答应了张非同志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有两点对我的触动特别强烈:一点是汪先生爱国敬业,一生清白,为音乐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抗战期间教书育人之余,还创作了不少广为传唱并具有代表性的战时抒情曲,为抗战音乐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产生了不应忽视的影响。但是长期来却受到不应有的冷落,我觉得极为不公。还有一点是张非同志年逾九旬,除离休金外别无其他经济收入,他的子女也没有一个是做生意的大款。可是为了纪念恩师,他却以垂老之年,多病之躯,自己动手编辑,自己掏钱出版,打算免费送人。这种义举和善事所体现出来的尊师重道的传统美德,使我深受感动,深怀敬意。正是这种涌上心来的感动和敬意以及前面提到的长期来对汪先生其人其乐的那种冷落和不公,从内部和外部形成了两股促使我写这篇文章的驱动力。这两股缺一不可的驱动力内外汇流凝成合力,于是就有了这篇还历史以真相、向历史讨公道的文章。
应该如何正确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遗产及其重要性的问题,其实毛主席早就有过概括的论述。他在1938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曾经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2页)这些话虽然是70年前说的,但是我以为它的精神,即使到今天也并没有过时。鉴于汪秋逸先生这位对抗战音乐作出过贡献的历史人物早已被今人淡忘的客观事实,似有“割断历史”之嫌,于是文章便有了根据毛主席讲话精神取的这个“以史为鉴,勿忘前人”的题目。
作为后人,我们实在不能再重蹈历史的覆辙,再不能让理应尊重、纪念、保护的历史人物继续被冷落、淡忘甚至受伤害了,所以必须做到以史为鉴,必须做到勿忘前人。也只有这样,“以人为本”的精神才能真正在历史研究中落到实处。
文章脱稿后回头一看,似乎有点“四不像”:通篇几乎都是叙事,既不像序,也不像评,倒是有点像“流水账”或者“个人交代”,而且篇幅也超过了序文的常规长度,连要改都难。我曾经考虑过几种方案:如果仅着眼于瘦身,只需在文字上删繁就简予以减肥,倒也方便,但其结果必然会使文章“瘦”得只剩下干巴巴的皮包骨头,失去了它应有的丰满感和可读性,同时一些本来已经说得清清楚楚的事情,一旦“瘦身”,它们的来龙去脉和相互关联,就很可能反而变得云遮雾罩、模糊不清,致使读者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从而引发出一连串本来不应出现的疑问,成为阅读障碍。如果推倒重来、另起炉灶,一来没有时间和精力,二来即使勉力而为,搜索枯肠、绞尽脑汁也无法突破已经定型的框架和模式。当然,还有最后一步棋可走,那就是打退堂鼓、挂免战牌,请张非同志收回成命。但是这样一来,不仅有负长者厚望,而且也有悖我一贯重然诺的行为准则,且为识者所不耻。前思后虑,进退两难,只好取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反正“丑媳妇总得见公婆”,干脆把文章拿出来献丑,听候编者发落。即使不用,也无怨无悔,因为我已经尽心尽力,要怪也只怪自己还少点能耐。如果竟收入“纪念册”,就只好任凭读者评头品足说长论短了。
是为序。
戴鹏海上海音乐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