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0日，巴拉克·侯赛因·奥巴马在白宫的工作被唐纳德·特朗普取代了。特朗普胜选的原因是多重的：希拉里的不诚实与传统政客作风，选民对家族政治的排斥，精英阶层的高高在上，“政治正确”的四处渗透，贫富差距的扩大，政策忽视乃至损害一些群体的利益，普通人安全感下降，许多人希望能出现一个敢作敢当、为自己带来实际好处的总统，政府外交不够强有力。其中多个因素被认为与奥巴马有关，许多人认为他眼高手低、能说不能做。选民行为折射出对奥巴马八年执政的间接否定，其中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中下层发挥了关键作用。WASP的中下层有如下特点：中年人、白人蓝领阶层、中低程度受教育者、城郊居民、主要从事第二产业。
　　当初奥巴马的快速崛起，或许与如下因素有关：选民对小布什内政外交的普遍失望，奥巴马比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更好地满足了选民的求变心理，符合“美国梦”标准，一些类别选民（女性、年轻人、黑人、西班牙裔、亚裔）对他的强烈认同与支持，WASP选民对他也能接受。他在连任竞选时上述有利因素已经弱化，但在较小程度上依然存在，而WASP选民还没有大力发声。当时共和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属于“小众精英”，号召力有限。
　　八年执政期间，奥巴马在内政上的主要措施有：推动经济复苏、降低失业率；强化对金融业的管控、推动再工业化；关注弱势群体与少数派群体的权利。许多证据表明了其经济政策的有效性：美国比日本和欧洲更快步入经济复苏，失业率降到5%以下，大公司（汽车公司、银行）提早偿还政府注资，美联储转入升息周期，高风险的金融创新受到限制，再工业化略有进展。其社会政策的核心是强化平权，目标人群有：妇女、LGBT（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群体、缺乏医疗保障的数千万中低收入者、数百万非法定居者。以上群体多属于民主党的基本盘，奥巴马推行这些政策符合民主党的基本价值理念。问题在于，这些政策忽视了保守的WASP中下层的感受，医改方案的推行又导致他们年度医保支出大幅度上升。他们本来就认为自己是全球化的受害者，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影响，对经济复苏的成果却“无感”，还在“政治正确”的氛围下憋了一肚子气，需要机会表达。特朗普正好满足了他们的需要。而希拉里却没有奥巴马当年的号召力，未能把精英与体系的支持转化为足够的选票。
　　内政对大选的影响明显大于外交，但美国总统在外交上发挥作用的空间大于内政。美国外交通常表现为民主党偏好理想主义而共和党偏好现实主义。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对此有充分的展示，其程度超过了克林顿：推行巧实力外交，在全球实行战略收缩，推广“无核世界”理念，结束伊拉克战争，消灭“基地”组织前领导人本·拉登、推动从阿富汗撤军的进程并结束美军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克制美国在利比亚与叙利亚介入的深度，推动签署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实现美古关系正常化，成为访问缅甸的首位美国总统。
　　他身上可以看到威尔逊总统的影子。以“十四点计划”为代表的威尔逊主义，是美国外交理想主义一面的典型代表，现在依然没有被超越。但任期末的威尔逊在政治上形单影只，其国际治理理念到二战后才得到实施。
　　在对华关系上，从尼克松开始的七任美国总统，基本上遵循了“先硬后软”的套路。奥巴马则是“先软后硬”，而且“硬度”有限：一上台就试图与中国建立“G2”，发现行不通后才轉而推行“亚太再平衡”；虽然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实施了系列“组合拳”，但对华政策整体思路是“做加法”。
　　特朗普一当选就急忙举起了现实主义大旗，在对华关系上更以“做减法”开头，颇有“初期里根”之“风韵”。
　　特朗普的另类性格助他赢得了此次选战，但与现有建制不兼容，这在处理内政外交时将成为一个重大缺点。他的主张，虽然让一部分人快意但却难以落实，或者要大打折扣才能操作化，整体上可能不会给支持他的选民带来多大的实惠，反而可能损害美国的软硬实力。四年后，年满74岁的特朗普很可能依然精力旺盛，但美国选民将真切体会到，他们在2016年11月的选择并不恰当，还是换个人为好。特朗普现象，将成为美国政治中一个不成功的插曲。经历他的折腾，世界将很快开始怀念奥巴马，中国尤然。以“和平、节制、巧实力、不做蠢事”为特点的奥巴马外交遗产将凸显其长期历史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