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古典文学研究会召开年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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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古典文学研究会第二届代表人会暨第三次年会于1992年10月25日至29日在龙岩闽西宾馆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厦大、福师大、漳师院、全省各师专、职大及省社科联、出版界等代表37人,提交论文1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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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七、八世纪之交,以律诗体制的基本完备为标志,沈佺期、宋之问被看作领起一代风骚的代表人物,从此,诗人们都在"宗沈宋"的风气下进行自己的诗歌写作。这个局面至八、九世纪之交的"贞元—元和诗变"时期发生变化,在若干诗人的心目中,八世纪诗人李白、杜甫成了代表一种新理想的典范,"宗沈宋"的诗歌时代遂一去不返。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本文进行八世纪诗风的考述。全文分绪论、上编、下编三部分,上、下编计六章。
《文学遗产》1989年第2期发表了范志新同志《刘鹗卒年质疑——从新发现的刘鹗题跋说起》(以下简称《质疑》)一文,对刘鹗卒日提出了异议。该文根据清人裴景福《壮陶阁书画录》所录的刘鹗藏颜鲁公三表墨迹题跋和裴氏关于刘鹗流放迪化及逝世情况的记载,认为刘鹗卒于己酉年八月。此说提出后,在学术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清人章学诚于其《文史通义·诗教上》云:"东方、司马,侍从于西京;徐、陈、应、刘,征逐于邺下,谈天雕龙之奇观也",叶瑛先生注曰:"司马相如有《大人赋》,有似‘谈天’;又《子虚》、《上林》,有似‘雕龙’。"
中国自近代以降,始终贯穿了一条文明与愚昧、先进与保守、科学与迷信……质言之,便是改革与守旧的激烈斗争。活跃于晚清时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章太炎等维新派革命派都曾在这场斗争中展试身手,他们在理论上呼唤倡导改革,在实践上勇敢地投身于社会改革事业,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诚然,他们是带着严重的历史局限性登上舞台的,而且其后又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和转化,但肯定他们在一定历史阶段内以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推动社会发展的先进作用,这一点当是没有异议的。
文学诸体裁中,诗与音乐的关系最密切。郑樵《通志》卷四十九《乐略正声序论》:"诗在于声不在于义,犹今都邑有新声,巷陌竞歌之,岂为其辞义之美哉?直为其声新耳。"同书又云:"诗为声也,不为文也,……凡律其辞则谓之诗声,其诗则谓之歌,作诗未有不歌者;诗,乐章也。"
在唐代诗人中,刘长卿的生平事迹是比较复杂的,史传旧籍关于他的记载颇多舛误,今人虽对其登第、仕履、贬谪等问题作了深入的考证研究,澄清了不少疑团,但其生卒年、宦迹尚有待清之迷雾。在现存唐人传世的诗集中,他的《刘随州集》经历代传刻,更是缥缃纷纭,混淆变乱,卷次不等,颇有同异。清四库馆臣就指出,其集"丛脞颇甚",古近体诗"亦多淆乱","不知何以舛谬至此。"(《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九)《全唐诗》编其诗五卷,
《中国诗学》第一辑刊登了"诗学研究笔谈"七篇、关于中国传统诗学、西方诗学、中外诗学比较的论文十三篇,共二十五万字。陈飞《中国古典文学型态论纲》从宏观上确定了诗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位置;王小盾《佛教呗赞音乐与敦煌讲唱辞中"平""侧""断"诸音曲符号》揭示古典诗歌声律学的一些外缘问题。管雄《说"兴会标举"》、蒋寅《大历诗的意象与结构》、巩本栋《论唱和诗词的渊源、发展及特点》、张宏生《江湖诗派以僧为美的艺术追求》、
刘长卿《碧涧别墅喜皇甫侍御相访》诗,历来脍炙人口,其凝练自然,优雅闲旷,堪称山水诗之代表作。所写幽静景色,究属何处,向来却鲜为人知。本文试图通过"碧涧别墅"的发微,揭开刘长卿至今未明的一段生活。
为纪念唐代诗人李商隐诞辰1180周年,1992年11月21日至26日,由广西师范大学、广西民族学院古籍所、广西诗词学会等单位发起,在桂林举行了中国首届李商隐学术研讨会。李商隐曾游宦岭南,在桂林郑亚幕府曾代理昭州郡守数月,留下了滞留桂林、昭州的诗歌数首。可以说,这个会议是研究李商隐诗歌的一个开创,一个起点。来自全国的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收到论文30余篇。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作家王蒙应邀出席了这次会议,
在谈到社会发生剧烈动荡、生存空间变得狭小的元代,文人的生活道路和心理状态呈现多变的形态时,应当说杨维桢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因为一方面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使他在政治思想、道德观念上形成了比较强固的社会责任感,亦即封建社会一般知识分子在不同程度上几乎都具有的群体意识。而另一方面,元代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矛盾和杨维桢的特殊际遇,又将他从汉唐以来一千年间形成的生活故道中抛掷出来,从而使他的个体意识增强,并经历了另一种更加崇尚自我的人生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