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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波顿是谁?早已熟悉了彼得•林奇和股神巴菲特的众多中国投资者,对这一名字还有些陌生。
他,就是富达国际有限公司总裁,也是欧洲最杰出的投资大师。其管理富达特殊情况基金的28年中,平均年化收益率为19.5%,总投资回报超过140倍,他也因此成为英国乃至世界公认的最成功的基金经理之一。
在2008年英国《泰晤士报》评选出的全球十大投资传奇人物中,安东尼•波顿的名字赫然在列,一同入选的还有本杰明•格雷厄姆(巴菲特的老师)、沃伦•巴菲特以及马克•墨比乌斯。
波顿有很多美誉,有人称他是“欧洲的彼得•林奇”,也有人赞他为“英国的巴菲特”。不过,在笔者看来,波顿更应该就是波顿,一个坚守“逆向操作”的安东尼•波顿,同时也是每天爱坐火车上班、爱创作音乐的安东尼•波顿。
逆向思维成就财富
“逆向投资”是安东尼•波顿闻名于世的绝招。
2008年9月29日,美国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遭众议院否决,道琼斯指数惨跌777点,改写史上最大单日跌点纪录,全球股市陷入空前恐慌。
“这是好几年来的第一次,我对股市的前景开始感到非常乐观。”安东尼•波顿决定拿出一些新资金,加码买进富达的股票型基金。这也是他数年来第一次加码入市。
从2006年至2009年,市场经历了从乐观到极度亢奋,再从焦虑到极度恐慌,如今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市场又再度充满希望,对前景充满了乐观。每一次市场的拐点,都对应着市场情绪的波动,而投资人也不断经历着自我肯定到自我否定的过程。
观察市场情绪,是安东尼•波顿非常特殊的一个投资方法。在他的研究体系内,恐慌指数占有重要一席。2008年底,波顿已经发现,当避险基金向股市宣布投降,共同基金投资人也大肆赎回并高举白旗之时,恐慌指数达到了高点。
VIX指数(Volatility Index),俗称恐慌指数,是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推出的一种波动率指数,VIX指数愈高,代表市场对未来指数波动程度的预期心理愈重,心态愈是恐慌。在2008年的9月18日美股盘中,VIX指数一度达到42.16。自1993年这项指数推出以来,这是第5次突破40大关。
“在市场极度乐观或极度悲观时,往反方向下注就对了。每次,当我看到全市场的投资人都举手投降时,就像看到股市落底的明确迹象。这一招,我已经用了30年了。” 安东尼•波顿说,30年来,这招从未失灵过。
“我寻找那些价格便宜、不受欢迎的,但是可能不久后能重新吸引投资者注意力的股票”。波顿的特殊情况基金正是通过买入那些正从衰落或其他挫折中恢复的公司股票而获利。除此之外,波顿还寻找那些“由于未被充分研究而低估的公司,以及那些成长潜力未被他人识别的公司。”正是这种逆向投资的思路,使得他1999年买的30只股票居然全都被并购,乌鸡变凤凰。靠着这种逆向投资方式,波顿在互联网泡沫越吹越大时不断增仓传统行业股票,不但躲过了互联网泡沫破裂时的危机,更是在泡沫之后大赚一笔。
成功背后的法则
当市场上大多数人都对一只股票惟恐避之不及时,波顿却要大量买入,更重要的是这些当初被遗弃的垃圾,在事后又能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确实是宝贝。是什么在支撑着波顿这种与众不同的判断力?
首先源于他前瞻性的想象力,“要知道波顿多么有想象力,只要看看他自90年代以来就长期持有的诺基亚公司的股票就知道了。90年代,当多数人,也包括我都觉得移动电话就是些无用的砖头并对此嗤之以鼻时,波顿却很早就意识到这只股票的价值。事实证明,我们都缺乏眼光。”他的投资者、同时也是对手,一位专门投资于基金的基金经理查特菲尔德•罗伯茨举了个鲜活的例子。
毫无保留地工作也是波顿寻宝的关键。波顿每天早上6:30离开西萨塞克斯郡的家,赶坐去伦敦的火车。在火车上阅读《金融时报》,并对至少一家他当天要考察的公司进行分析。在赶往或离开车站的途中,他也要快速地处理约40条语音留言,其中许多是同事汇报的近期会议情况。除此之外,他还要看富达内部的分析资料以及从外部获得的经纪人的调研。如果他出差去考察其他地方的公司,一般一天要亲自参加5-6个会议。每次会议,波顿都亲自做文字记录,在他书桌后面的书架上,摆放着一排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笔记本,上面记录了波顿多年来与所有公司的会议记录。他的同事也对他的勤奋印象深刻,曾在波顿身边工作了20余年的莎莉•沃尔登(Sally Walden)说:“他不是那种站在咖啡机旁徘徊、找人闲聊的人,他想方设法不浪费工作时间的一分一秒。”
除了勤奋的工作态度,坚定的执行力和行动力也是他成功的必要保证之一。“无论发生了什么,他也只是继续进行工作日程上安排的下一件工作。”他的同事巴里•贝塔曼这么评价他。他不像其他很多基金经理那样侃侃而谈,但是他却言出必行。他会年复一年地坚持直接面对投资者,在英国、欧洲其他国家、中国台湾、澳大利亚不厌其烦地进行路演,他甚至会花很多时间跟公司的电话销售员聊天,谈论应该如何销售他的基金。
中国成为下一个“宠儿”
今年,安东尼•波顿年满60岁,按照原定计划,他本应于去年年底光荣退休,并可获得一笔极为诱人的丰厚退休金。但是,这位不服老的投资大师,却将投资目标又锁定在中国。
今年3月前的某个时间,这位富达国际的投资业务总裁将离开英国,到香港开始新的生活,负责运作一个专注于中国的新基金。这一决定是他在上个月漫长的中国之行中作出的,就连和他关系密切的同事都感到惊讶:“我们都以为他会退休,他这是灵光一闪。”
这一大胆的举措展示了波顿如火花迸发般的才智和他对中国投资机会的兴奋。他相信,在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經济表现将好于西方。负债累累的政府、谨慎的银行和小心翼翼的消费者,正拖累着西方经济体。他说:“中国所发生变化的绝对规模完全不同于其它国家。”
“我不是一个出色的语言学家,但我希望自己是个理性的投资者。”波顿轻描淡写地说道,“我不是中国专家,但会以全球视角去看中国。”
富达在香港有一个常设办事处,波顿将在那里与一个中国团队共事。这个团队包括3名投资组合经理、5名研究分析员和3名证券交易员。
波顿说,投资者投资于他的中国基金,将受益于他过去30年为消费者服务和特许经营等领域的欧洲公司服务的经验。
他的行动可能会促使西方对手增加在中国的人手和对中国的投资力度。
“目前,在一个英国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一般约有15%投资于新兴市场,其余投资在发达经济体。但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会改变。”波顿的决定似乎让他精神焕发,“这意味着要减少在加勒比海度假的时间,减少花在我谱曲爱好上的时间。但香港和中国内地是现在和今后几年我们必须要去的
地方。”
至爱不只是投资
作曲家懂得投资理财不奇怪,但投资家中会作曲的就不多见了,安东尼•波顿就是这样一位“凤毛麟角”者。
为了自己的爱女艾玛2007年的婚礼,波顿亲自谱写了一曲名为《我的至爱》的圣歌。不仅如此,这首曲子还作为主打曲目,被录入2009年8月发表的第一张波顿个人音乐专辑。
谈到自己个人兴趣爱好的这一结晶,波顿显得异常兴奋。他兴致勃勃地逐一向记者介绍起了这张CD中的曲目,有圣诞颂歌,有竖琴独奏,还有组曲,等等。其中的一些作品,还不时在伦敦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公开演奏。
“不要以为创作音乐跟我做投资有什么特别的关联,当然,除了帮我放松神经。”波顿带着他标志性的绅士微笑,解答了记者的好奇。
事实上,波顿在音乐上颇具才华:在2006年年初,童声合唱团在圣保罗大教堂曾演唱了他谱写的一首颂歌——A Garland of Carols;2009年9月,他还受邀参加了BBC的一档专门讨论音乐的节目。波顿的同事预言,若干年后,安东尼•波顿在古典音乐创作方面的知名度,也许会和他在投资界一样响亮。
对于未来的规划,波顿也有自己的打算。音乐和家庭将是他退休生活中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古典音乐一直是波顿的最爱,同时也是他在超负荷的基金经理岗位工作这么多年的一个重要的解压方式。如果没有音乐,不知道波顿能否在基金经理这个岗位上一做就是近30年。
当然,最幸福的还要算与家人更长久地相处。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波顿的妻子。“如果不是最初她说服我打电话给富达,那么今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波顿在不同的场合曾多次提到过妻子对他事业的重要性。29岁时,腼腆而内秀的波顿在犹豫着是否应该跟新进入英国的富达公司联络,而此时他的妻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是她一遍又一遍地劝波顿“打个电话,你也不会失去什么”,这才成就了天才的投资大师安东尼•波顿。
他,就是富达国际有限公司总裁,也是欧洲最杰出的投资大师。其管理富达特殊情况基金的28年中,平均年化收益率为19.5%,总投资回报超过140倍,他也因此成为英国乃至世界公认的最成功的基金经理之一。
在2008年英国《泰晤士报》评选出的全球十大投资传奇人物中,安东尼•波顿的名字赫然在列,一同入选的还有本杰明•格雷厄姆(巴菲特的老师)、沃伦•巴菲特以及马克•墨比乌斯。
波顿有很多美誉,有人称他是“欧洲的彼得•林奇”,也有人赞他为“英国的巴菲特”。不过,在笔者看来,波顿更应该就是波顿,一个坚守“逆向操作”的安东尼•波顿,同时也是每天爱坐火车上班、爱创作音乐的安东尼•波顿。
逆向思维成就财富
“逆向投资”是安东尼•波顿闻名于世的绝招。
2008年9月29日,美国7000亿美元救市方案遭众议院否决,道琼斯指数惨跌777点,改写史上最大单日跌点纪录,全球股市陷入空前恐慌。
“这是好几年来的第一次,我对股市的前景开始感到非常乐观。”安东尼•波顿决定拿出一些新资金,加码买进富达的股票型基金。这也是他数年来第一次加码入市。
从2006年至2009年,市场经历了从乐观到极度亢奋,再从焦虑到极度恐慌,如今似乎又回到了起点,市场又再度充满希望,对前景充满了乐观。每一次市场的拐点,都对应着市场情绪的波动,而投资人也不断经历着自我肯定到自我否定的过程。
观察市场情绪,是安东尼•波顿非常特殊的一个投资方法。在他的研究体系内,恐慌指数占有重要一席。2008年底,波顿已经发现,当避险基金向股市宣布投降,共同基金投资人也大肆赎回并高举白旗之时,恐慌指数达到了高点。
VIX指数(Volatility Index),俗称恐慌指数,是芝加哥选择权交易所推出的一种波动率指数,VIX指数愈高,代表市场对未来指数波动程度的预期心理愈重,心态愈是恐慌。在2008年的9月18日美股盘中,VIX指数一度达到42.16。自1993年这项指数推出以来,这是第5次突破40大关。
“在市场极度乐观或极度悲观时,往反方向下注就对了。每次,当我看到全市场的投资人都举手投降时,就像看到股市落底的明确迹象。这一招,我已经用了30年了。” 安东尼•波顿说,30年来,这招从未失灵过。
“我寻找那些价格便宜、不受欢迎的,但是可能不久后能重新吸引投资者注意力的股票”。波顿的特殊情况基金正是通过买入那些正从衰落或其他挫折中恢复的公司股票而获利。除此之外,波顿还寻找那些“由于未被充分研究而低估的公司,以及那些成长潜力未被他人识别的公司。”正是这种逆向投资的思路,使得他1999年买的30只股票居然全都被并购,乌鸡变凤凰。靠着这种逆向投资方式,波顿在互联网泡沫越吹越大时不断增仓传统行业股票,不但躲过了互联网泡沫破裂时的危机,更是在泡沫之后大赚一笔。
成功背后的法则
当市场上大多数人都对一只股票惟恐避之不及时,波顿却要大量买入,更重要的是这些当初被遗弃的垃圾,在事后又能一次又一次地被证明确实是宝贝。是什么在支撑着波顿这种与众不同的判断力?
首先源于他前瞻性的想象力,“要知道波顿多么有想象力,只要看看他自90年代以来就长期持有的诺基亚公司的股票就知道了。90年代,当多数人,也包括我都觉得移动电话就是些无用的砖头并对此嗤之以鼻时,波顿却很早就意识到这只股票的价值。事实证明,我们都缺乏眼光。”他的投资者、同时也是对手,一位专门投资于基金的基金经理查特菲尔德•罗伯茨举了个鲜活的例子。
毫无保留地工作也是波顿寻宝的关键。波顿每天早上6:30离开西萨塞克斯郡的家,赶坐去伦敦的火车。在火车上阅读《金融时报》,并对至少一家他当天要考察的公司进行分析。在赶往或离开车站的途中,他也要快速地处理约40条语音留言,其中许多是同事汇报的近期会议情况。除此之外,他还要看富达内部的分析资料以及从外部获得的经纪人的调研。如果他出差去考察其他地方的公司,一般一天要亲自参加5-6个会议。每次会议,波顿都亲自做文字记录,在他书桌后面的书架上,摆放着一排按时间顺序排列的笔记本,上面记录了波顿多年来与所有公司的会议记录。他的同事也对他的勤奋印象深刻,曾在波顿身边工作了20余年的莎莉•沃尔登(Sally Walden)说:“他不是那种站在咖啡机旁徘徊、找人闲聊的人,他想方设法不浪费工作时间的一分一秒。”
除了勤奋的工作态度,坚定的执行力和行动力也是他成功的必要保证之一。“无论发生了什么,他也只是继续进行工作日程上安排的下一件工作。”他的同事巴里•贝塔曼这么评价他。他不像其他很多基金经理那样侃侃而谈,但是他却言出必行。他会年复一年地坚持直接面对投资者,在英国、欧洲其他国家、中国台湾、澳大利亚不厌其烦地进行路演,他甚至会花很多时间跟公司的电话销售员聊天,谈论应该如何销售他的基金。
中国成为下一个“宠儿”
今年,安东尼•波顿年满60岁,按照原定计划,他本应于去年年底光荣退休,并可获得一笔极为诱人的丰厚退休金。但是,这位不服老的投资大师,却将投资目标又锁定在中国。
今年3月前的某个时间,这位富达国际的投资业务总裁将离开英国,到香港开始新的生活,负责运作一个专注于中国的新基金。这一决定是他在上个月漫长的中国之行中作出的,就连和他关系密切的同事都感到惊讶:“我们都以为他会退休,他这是灵光一闪。”
这一大胆的举措展示了波顿如火花迸发般的才智和他对中国投资机会的兴奋。他相信,在一段时间内,中国的經济表现将好于西方。负债累累的政府、谨慎的银行和小心翼翼的消费者,正拖累着西方经济体。他说:“中国所发生变化的绝对规模完全不同于其它国家。”
“我不是一个出色的语言学家,但我希望自己是个理性的投资者。”波顿轻描淡写地说道,“我不是中国专家,但会以全球视角去看中国。”
富达在香港有一个常设办事处,波顿将在那里与一个中国团队共事。这个团队包括3名投资组合经理、5名研究分析员和3名证券交易员。
波顿说,投资者投资于他的中国基金,将受益于他过去30年为消费者服务和特许经营等领域的欧洲公司服务的经验。
他的行动可能会促使西方对手增加在中国的人手和对中国的投资力度。
“目前,在一个英国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一般约有15%投资于新兴市场,其余投资在发达经济体。但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会改变。”波顿的决定似乎让他精神焕发,“这意味着要减少在加勒比海度假的时间,减少花在我谱曲爱好上的时间。但香港和中国内地是现在和今后几年我们必须要去的
地方。”
至爱不只是投资
作曲家懂得投资理财不奇怪,但投资家中会作曲的就不多见了,安东尼•波顿就是这样一位“凤毛麟角”者。
为了自己的爱女艾玛2007年的婚礼,波顿亲自谱写了一曲名为《我的至爱》的圣歌。不仅如此,这首曲子还作为主打曲目,被录入2009年8月发表的第一张波顿个人音乐专辑。
谈到自己个人兴趣爱好的这一结晶,波顿显得异常兴奋。他兴致勃勃地逐一向记者介绍起了这张CD中的曲目,有圣诞颂歌,有竖琴独奏,还有组曲,等等。其中的一些作品,还不时在伦敦著名的圣保罗大教堂公开演奏。
“不要以为创作音乐跟我做投资有什么特别的关联,当然,除了帮我放松神经。”波顿带着他标志性的绅士微笑,解答了记者的好奇。
事实上,波顿在音乐上颇具才华:在2006年年初,童声合唱团在圣保罗大教堂曾演唱了他谱写的一首颂歌——A Garland of Carols;2009年9月,他还受邀参加了BBC的一档专门讨论音乐的节目。波顿的同事预言,若干年后,安东尼•波顿在古典音乐创作方面的知名度,也许会和他在投资界一样响亮。
对于未来的规划,波顿也有自己的打算。音乐和家庭将是他退休生活中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古典音乐一直是波顿的最爱,同时也是他在超负荷的基金经理岗位工作这么多年的一个重要的解压方式。如果没有音乐,不知道波顿能否在基金经理这个岗位上一做就是近30年。
当然,最幸福的还要算与家人更长久地相处。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波顿的妻子。“如果不是最初她说服我打电话给富达,那么今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波顿在不同的场合曾多次提到过妻子对他事业的重要性。29岁时,腼腆而内秀的波顿在犹豫着是否应该跟新进入英国的富达公司联络,而此时他的妻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正是她一遍又一遍地劝波顿“打个电话,你也不会失去什么”,这才成就了天才的投资大师安东尼•波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