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围绕男性青少年性别气质的培养等相关话题引发热议，而关于对此类话题的提案的新闻报道也不少，如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建议应注重性别差异，让“男孩更像男孩”，全国政协常委斯泽夫提出应“关注和防止男性青少年‘女性化’趋势”，全国政协委员朱永新提出“提高中小学男教师比例，防止学生的‘阳刚之气’流失”，在上述提案中，这些成年男性专家们纷纷把问题聚焦在了“男孩危机”的话题上。

一、什么是“男孩危机”：现代的性别争论

　　“男孩危机”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十年前在媒体上和学界曾有过一些争论，至今仍隔三差五拿出来争论。争论的焦点多集中在目前未成年男性是否在学业上、教育上、个人发展上遭到了“不公平的对待”或结构性的歧视，甚至是否陷入“重大危机”中。这种针对“现代男性气质”的讨论事实上正反映了激烈社会变迁下个体的性别认知所遭遇的焦虑与不安正在严重化。
　　支持“危机论”的学者认为，男女高考状元的性别比例失衡、学业期间男生学业普遍落后于女生、应试教育对男孩“先天”不利以及男生成長过程中父亲、男老师等男性榜样的缺失等情况都表明男孩们正处身于各种困境中，社会需要承认客观的性别差异，并且开展性别差异化的教育。
　　反对“危机论”的学者则认为，将中国男孩冠以“陷入危机”一词，称其“需要被拯救”，不仅会引起男孩自身的认知焦虑和家长的教育焦虑，甚至会更加强化教育过程中的性别差异，也违背了“教育公平”的理念。故意凸显男生成绩的偏低实际上忽视了应试教育并非单针对男性群体，而女生即使升学率比男生高，但在高层次的教育体系里，女性的比例则呈现逐步降低的趋势。
　　支持者们只看到了女生在学业上的进步和优势，但有意忽略掉了女生在入学、升学乃至求职、工作升迁时受到的性别歧视和年龄歧视。因而部分学者强调，“需要拯救的不仅是男孩，女孩子同样需要拯救”。十年前的讨论延续到今天，两方的声音依旧存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么，男孩们真的陷入危机了吗？对于当前中国“男孩危机”的问题，有学者认为主要是相对于男孩生存状况而言，可从横向群体比较（如男孩群体与女孩群体比较），以及纵向的男孩自身发展历史比较两个维度来分析。横向上，已有宏观研究指出，女性的教育优势并没有转化为社会优势，即便受教育的性别比例逆转，仍没有扭转传统性别观念下男性在劳动力市场所占有的优势，女性因生育、婚姻、家庭责任带来的就业困境依旧存在。
　　而微观的教育研究则显示，虽然女生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及家庭的帮助来扭转学习上的性别刻板印象（如女生语文成绩比男生好、数学成绩比男生差），提高自身的数学成绩，但性别社会化过程中“女生数学成绩差”这一自我否定倾向对女生的自我认知能力产生了长远且不可逆的影响。也就是说，如果说男孩们已经陷入了学习和个人发展的危机，那么女孩们就更不好过了，女孩将陷入同样的困境中。
　　传统性别观强调男性必须拥有阳刚、粗犷、理性、勇敢、冒险、竞争等气质，女性则被期望能有着阴柔、细腻、软弱、文静、妥协等特征。这是一种二元化的性别观念，是一种对立式的认识。这种情况下，“男孩危机”实际是传统性别观念的危机，是新的男孩气质对传统观念投射下的男孩气质做出的挑战。
　　因此，从上述两个角度的探讨中，我们发现所谓的“男孩危机”本质上也许是过去传统性别观念意欲对目前男性青少年气质产生压力和冲击，甚至也有可能加剧目前女孩的性别困境，进一步恶化现存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二、男性气质研究的探索：西方男性气质理论的发展

　　所谓性别气质，即一个人展现出来涉及性别表现的气质，包括男性的男性气概、阳刚气质或男性气质和女性的女子特质、阴柔气质。实际上，性别气质是一种描述性的概念，而非规定性的概念。因此，上述涉及的男性气质及文中展开讨论的男性气质具象化地包括“（男性有关的）实践、动作行为、态度、性、情感、职位、身体表达、组织、机构以及与文化上被认为是男性的人相关的各种期望（甚至不限于此）”。
　　当代的男性气质究竟是怎样的？这一部分将以中西男性气质的研究发展作为脉络进行简单的梳理。从历史上看，男性长期占据着性别特权的有利位置，理解男性气质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性别如何被建构、如何通过社会化的过程而进行自我内化，以及如何在男性的位置上完成社会化性别的生产。
　　回顾对男性性别气质的研究，根据Whitehead和Barrett的观点，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男性社会学经历了三次突出的理论浪潮，和女性主义思潮及理论范式的发展转变存在相似之处。20世纪70年代以前，男性气质的研究还未进入到社会学的研究视野中，心理学家通过标准化的工具来鉴定和测量男性的性别气质属性。
　　心理学家们根据性别角色理论建立心理测量的方法，基于男女的生物性差异和其对应的社会规范和社会期望来决定何为男性气质、何为女性气质。比如心理学家Bem根据性别角色理论编制的《性别角色清单》被广泛用于衡量男性所拥有的男性气质，此时的男性性别气质是一种单一且连贯性的建构。但是这种心理学方法在我们研究社会互动中的男性气质时并不起作用。
　　真正意义上的男性气质的社会学研究，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第二波女性主义发展思潮中。女性主义除了讨论女性以外，另一个核心的关注点就是理解男性气概，通过将男性置于性别等级结构中，揭示社会不平等组织背后的逻辑，揭露男性特定的社会习俗，从而重现性别间的社会分裂和不平等。Judith Bulter强调性别的操演性，是流动的而非固定的。她认为“性别不是名词，而是一种正在发生的行为，就像动词一样”。我们不能说女性特质或男子气概是天生的，也不能说是外界、社会规范或权威压力强加给我们的。人们把自己定义为男性或女性，所以性别是形式上构成的，是社会建构的。 　　澳洲社会学家瑞文·康奈尔认为，性别是“实践的结构”，重点应放在“人们实际做了什么，而不是预期或想象的什么”。康奈尔一开始从学校内部进行民族志的研究。原有的社会化理论发现，学校中的性别社会化让学生遵从并内化相反、互补的性别角色（男生应该更像男生，女生应该更像女生）。在这个过程中，康奈尔发现学校生产着各式各样的“男生”、“女生”，有着多元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而各种气质之间并不是對二元性别的消除，而是建构一种等级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性别不是被动内化和制定的一套固有的社会规范，而是在社会实践中不断产生和复制的。
　　借用葛兰西对霸权分析的理论，康奈尔试图掌握权力关系的过程，她将最为理想的男性气质称为“支配式男性气质”（亦可称为“霸权式男性气质”），这是文化上被追捧的男性气质。康奈尔认为，维持父权制社会的力量是一种支配式男性气质，它不仅存在于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也存在于不同男性群体之间的不平等。
　　因为性别是社会实践的结构，所以这种结构下的“生殖舞台”会对特定情况作出反应。例如，许多男人仍然渴望通过“征服”（周遭的一切）来表现和验证他们的男性气质，但是这种渴望所产生的侵略性、主导性、情感压抑的行为越来越被视为自我毁灭，这种偏激的表现就可能让支配式男性气质进一步发展成有毒的男性气质。
　　把康奈尔对男性气质的理论应用于实证研究时，学者们会重新解读男性和女性在家庭中的性别秩序以及家庭中的性别角色的规范性标准。康奈尔通过梳理男性气质的权力等级关系，总结出除了霸权型男性气质作为支配、主导地位以外，还有其他三类男性气质，分别包括依附于统治下的拥护霸权型气质的从属型男性气质、虽不支持霸权型但通过女性对男性的整体依附而获益的共谋型男性气质，以及被主流排斥在外、处于边缘地位的男性们（如美国社会中的有色人种、移民、劳工阶层男性）所体现的边缘型男性气质。

三、本土男性气质的探索：我国男性气质的理论与研究

　　在我国对男性气质的研究当中，皮兴灿和王曦影总结中国男性气质研究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深受西方男性气质理论的影响，一开始以文化研究为主，多以文学作品、影视广告等流行文化文本作为分析资料，重点考察“历史的”、“文本的”或“被创作”的静态男性形象。并且，一开始是跟儒家文化的社会规范联系起来的。
　　华裔学者雷金庆在《Theorizing Chinese masculinity》一书中梳理出中国文化中男子气质的概念，划分出“文”（文学素养、有教养的举止等属性）和“武”（强调强壮的体魄、无畏的精神和精湛的格斗技能等特质），他将“文”、“武”作为形成中国男子气概的一种方式，中国传统的男性形象就是从这两种方式中衍生出来的。他认为，中国男人的形象并不符合当前西方男性气质的刻板印象。而根据东方传统，中国男性气质植根在中国历史男性形象中，因为“在中国历史上，男性之间的联系与区分是离不开贫与富、成与败的”。
　　雷金庆认为“文”优于“武”，“文武双全”是中国男性气质的最理想类型，他侧重分析传统中国社会主流阶层中的士大夫形象和武将形象，解释传统儒家思想如何把“文虽然为士，智力强，但体质弱”而“武反之”的传统刻板印象灌输到社会规范中。文武理论用于分析流行文化中的男性气质，例如流行文化中的“花美男”形象，他们对外表和生活享受的重视反映在日常生活上，完全颠覆了传统的男性形象，与“文武”男性气质中的“文”紧密结合，雷认为这展现了一种更多元的男性性别气质的价值取向。
　　从“文/武”二元的角度可以描绘中国传统文化中男性气质的理想形象，但难以延伸到现代社会中多元的男性气质形象。改革开放以来，城乡结构的流动重新塑造了农民工家庭的结构，一开始是男性进入城市打工，女性则留守家中，此时家庭中的父权制是“流动的”。进入21世纪，婚后女性也纷纷外出打工，新的家庭结构也促进了新的性别关系与性别气质的重构。
　　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蔡玉萍等人对珠三角农民工流动家庭的研究。蔡等的研究发现在夫妻双方都需要外出打工的情况下，家庭内部男女性别合作关系被改变，男性农民工为了维持流出地（家乡）所期盼的男性传统形象，做出了被称为“男性气质妥协”的表现。所谓的“男性气质妥协”，即指流动男性农民工一方面携带并坚持农村社会的父权制家庭传统（如父系、从夫居、男性对女性的的权力和男性作为养家者的责任等）;另一方面又必须在新的城乡流动处境下做出不同方式和程度的协商、调适或让步，由此建构出一系列新旧杂糅、形式各异的流动家庭关系。
　　这些妥协具体包括：主动承担越来越多的家务劳动，向妻子让渡管理家庭经济的权力等。为了保证家庭的经济稳定和社会稳定，现在的男性打工者不得不对自身男性气质作出调整。文中指出，这种妥协更多是出于实用主义的考虑，而非文化的、意识形态的进步。
　　而这种妥协式男性气质的变化也在罗牧原与陈婉婷对郑州“蚁族”（指高学历、低收入且聚居在一起的大学毕业生）男性的研究中得到了同样的体现。“蚁族”中的男性作为城市的边缘群体之一，其性别身份的建构不仅局限于性别领域，而且在性别与阶级、城市/农村状态等因素的纵横交织中得到体现。居住在城中村的“蚁族”男性身处在中产生活的强烈向往和现实处境的巨大落差之间，不得不对其男性气质做出妥协，去重新定义、重新协商他们作为爱人、丈夫、父亲、儿子的角色。
　　一方面他们在家庭关系中、与伴侣相处中、家务日常中作出了让步，另一方面又试图通过对男性气质的重新定义与重新解读来维系其象征性的统治地位（比如他们会认为自己做家务、照顾孩子，甚至全职在家也是男子气概的要求之一）。

四、真正的“男孩”形象：重构多元包容性的男性气质

　　虽然本土的研究在数量上相对较少，但是其研究思路及发现让我们对我国男性气质有了新认识：首先，现在的男性气质无法再回到过去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想象中去，因为经济发展导致的城乡流动以及家庭分工、养育任务的变化，大部分处在非支配地位的男性为了生存发展只能改变自身的男性气质，以配合女性，并参与到家庭任务中去。
　　其次，除了上述被动发生的性别气质改变过程，现在日益普及的性别平等化、多元化等观念也丰富了男性气质的类型，男性气质也可以包含过去认为“女性气质”方可拥有的温柔、感性等气质。因而，经过了社会流动变化与性别观念变化的洗礼，我们对男孩的成长要求不能停留在过去传统的男性气质概念中，而是需要结合现有的男性气质的发展和变化来谈论。
　　男性气质的内涵和特征随着社会发展而变化，但到目前为止它仍未能摆脱父权制的桎梏。宣传传统支配式男性气质无疑不利于我们改变根深蒂固的以男性为主、女性从属的两性不平等观念，男性内部也会因而产生强者对弱势群体的歧视和压迫。两性之间、同性之间基于传统观念的不平等秩序依然牢固。
　　因此，解决“男孩危机”，指望男孩们往主流的、支配式的男性气质发展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性别气质最重要的内涵应该是多元的、包容的。只有社会摆脱了传统支配性男性气质的霸权式话语论述，发展出多元共融、包容差异的开放文化，我们的青少年，不管男女，才能健康成长。
　　（摘自微信公众号“IPP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