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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河北省深泽县城关公社东关大队人，1942年生，1965年毛泽东主席“六二六”指示发出后学的医，“六·二六”指示就是“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石’家庄省三院的医疗队来农村培训，那时叫半农半医，实际是全天学习，不过每个星期抽出两个半天勤工俭学，筹集了资金，老师用来买资料。
当时让谁去学医是大队党支部定的。条件是在村里威望比较高的，有点文化的，年轻的，出身好的。我家是贫下中农，我初中毕业，当时在上水库机关的业余夜校，大队领导觉得我比较符合条件，就让我去了。
半农半医
我们是边学边实践，比如村里有了特殊病人，比较重的病人，就跟老师说了’老师就带着学生来，确切检查，确定这叫什么病，学生们在旁边看着。比如我们村的一个心脏病人，我们原先不知道什么叫心脏病，从书本上看到这个“心脏瓣膜病”，“二尖瓣狭窄闭锁不全”，但是没听过，一听我们村这个病人的心跳，老师说，这就是二尖瓣狭窄，就记得特别清楚。
我记得1966年，正是学习紧张的时候，有时候晚上也上课，因为城关离县医院近，我去得比较多，晚上如果不上课的话，我就跑到县医院去，跟着值班的医生学习，为的是能多学点东西。我自己入了门以后，也爱好这个，千方百计的多学点东西，不能白耽误时间，我们是记工分的，不能白学，全村人看着你学习，你要是不好好学，说不过去，所以，从自己的业务方面，就提高的比别人快点。我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在班里边，我是副班长。那时候家里也比较支持我。家里什么事也不让我管，包括自留地，完全由家里人做。我是一心扑在这上头。在这方面也得到了社员们的好评，大病小病都找我。我这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嘴勤、腿勤、手勤，直到现在还是。
那时对业务虽然认识一点了，但是有时确定不了，还得叫上老师。使我特别感动的是石家庄医疗队队长遇俊清老师，他对病人的那种关心，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遇老师在业务上给深泽医务界起了个好的带头作用。我记得那时流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深泽大流行，城关公社当时还没发现，附近的大直要(村名)发生一例。流脑传染速度很快，发生一例也不得了，就得赶紧看。那天下了半尺深的大雪，我记得是晚上6点，遇老师叫上我一起去。雪太大，不能骑自行车，我们就走着去，他在前边趟着道，让我在后边跟着，深一脚浅一脚的，到了病人家，人家给我们倒了点水，我们也顾不上喝，先得看病人。我对遇老师敬佩得不行，心里想一定要把老师的精神学到手，所以我在行医过程中，完全按着我们老师那个思想去做。
我们培训期间，各村都通气，哪个村有病人，赶紧报，老师就带着学生去了，那年的流行病，一个是流脑，一个是麻疹，比较起来麻疹更厉害，特别厉害，光我们东关村就有38例。我们就自己结合成小组，东关、小杜庄、大杜庄三个村的医生合作，每个病人一天要打4次针，我们就骑着车子转，走着忙不过来。我们三个村的3个医生互相帮助，又能互相学习，因为治疗及时，那年我们这三个村没有一例死亡。
在医风医德方面，当时都是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时可不是唱高调，我们实际就是这么做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讲金钱啊，那时不讲这个，那时讲怎样把病人作为自己的亲人。我们除了抢救本村的病人外，还有外村来赶集的，突然得病了，也要抢救。有一次，大集上，在我们这个十字路口再往西100米左右，突然有一个人发病，我被叫去以后，那人已经没呼吸了，也来不及往医院送，就先做人工呼吸，这样先抢救过来。当时是大集上，有人认出病人，就通知家属，家属后来给我送了个匾。
我还有个特点，不论冬夏，把门一关，没事了。就把今天看过的所有病人，哪怕就是个感冒病人，我得在脑子里“过电影”，查处方，思考病人明天会出现什么情况，或轻或重，应该怎么处理。每天都得总结。为什么东关那时比较出名呢?主要是药品准备得比较齐全，我夏季就准备秋季的药，到了秋季准备冬季的药，到了冬季准备春季的药，到了春季准备夏季的药，总是走在前头。有时外村的病人也来我这里找药。
文革期间，几个外地的老医生被下放到深泽改造，他们已经被剥夺了处方权了，我们给了他们东关卫生室的处方，都不敢用，只能用白纸开方，或用烟盒纸的反面写，比较典型的是下放到冶庄头的那个老“反革命”，人们叫他“老反”，他在村里看了几个病人，他开的药有些是特殊药，别的地方都找不到，后来找到东关，我把药给他配齐了c病人吃了好了。那时我在东关卫生室是主管，还兼职民兵指导员。我就建议冶庄头民兵连长，让他给人们看病，后来民兵连长采纳了这个建议，就连县级干部都来找那个“老反”看病。
合作医疗
我们村是深泽县第二家举办合作医疗的。1969年正月县里组织现场会，要求三级--筹款，大队、小队、个人各出一块钱，共三块钱。回来后经过大队党支部讨论，支部书记特别支持，虽然我们大队离县医院近，但半农半医更方便一些，因此跟支部一商量，就成了。接着召开社员大会，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99％参加。只有一户，家里只有娘俩，觉得自己没病，没有加入，但是第二年她家也加入了。
合作医疗基金是到户里收钱，到人家家里，先问；“你加入吗?”加入就掏钱，一人一块钱，一户有几个人就掏几块。我们大队是报销80％，个人拿20％。比如看一次病，花—块钱，就报销8毛，自己掏2毛，到县医院看病报90％。那时是花得多就报得多，确实能减轻人们的负担。我本人就是一个受益者，我父亲得了胃病，胃穿孔，需要做手术，那时花了560多块钱，回来马上就报了。当时报销还得经村卫生室批，那时出去看病，不管是谁，干部也好，社员也好，只要到外边看病，就得经过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批准。如果急症来不及批准，住了院，家里就得来报批。
当时我们卫生室三个人，一个司药，两个医生。我是卫生室负责人，另外那个医生是我培养起来的。那时东关人们的思想比较好，参加合作医疗后也是有病就吃药，没病就不吃药。我们卫生室开药，最多是三顿的药，到现在我也是这样。我已经形成这个习惯了，有时有人问我，“你怕把药卖了?”我说不是，如果病好了把药扔了，浪费了钱。如果吃了一天没好，再来看，该调整就调整，不需要调整就再拿一顿的。到现在，拿两顿以下的药，我一般不收钱。因为突然肚子痛，或脑袋疼，看看没什么大毛病，临对的神经疼，也是给两顿的药，不收钱。
就我们村来说，那时的合作医疗比起现在的合作医疗，我觉得还是过去的好。那时东关有点副业，经济条件比较好。有时一年下来，有得大病的，钱不够，就大队里出。一般一年下来都够，因为有时一年没大病，就有结余，积攒下来。当时东关大队里的出纳管账，账目原来是大队里统一管理，后来分开，单
当时让谁去学医是大队党支部定的。条件是在村里威望比较高的，有点文化的，年轻的，出身好的。我家是贫下中农，我初中毕业，当时在上水库机关的业余夜校，大队领导觉得我比较符合条件，就让我去了。
半农半医
我们是边学边实践，比如村里有了特殊病人，比较重的病人，就跟老师说了’老师就带着学生来，确切检查，确定这叫什么病，学生们在旁边看着。比如我们村的一个心脏病人，我们原先不知道什么叫心脏病，从书本上看到这个“心脏瓣膜病”，“二尖瓣狭窄闭锁不全”，但是没听过，一听我们村这个病人的心跳，老师说，这就是二尖瓣狭窄，就记得特别清楚。
我记得1966年，正是学习紧张的时候，有时候晚上也上课，因为城关离县医院近，我去得比较多，晚上如果不上课的话，我就跑到县医院去，跟着值班的医生学习，为的是能多学点东西。我自己入了门以后，也爱好这个，千方百计的多学点东西，不能白耽误时间，我们是记工分的，不能白学，全村人看着你学习，你要是不好好学，说不过去，所以，从自己的业务方面，就提高的比别人快点。我是一个比较好强的人，在班里边，我是副班长。那时候家里也比较支持我。家里什么事也不让我管，包括自留地，完全由家里人做。我是一心扑在这上头。在这方面也得到了社员们的好评，大病小病都找我。我这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嘴勤、腿勤、手勤，直到现在还是。
那时对业务虽然认识一点了，但是有时确定不了，还得叫上老师。使我特别感动的是石家庄医疗队队长遇俊清老师，他对病人的那种关心，到现在我都忘不了。遇老师在业务上给深泽医务界起了个好的带头作用。我记得那时流脑(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深泽大流行，城关公社当时还没发现，附近的大直要(村名)发生一例。流脑传染速度很快，发生一例也不得了，就得赶紧看。那天下了半尺深的大雪，我记得是晚上6点，遇老师叫上我一起去。雪太大，不能骑自行车，我们就走着去，他在前边趟着道，让我在后边跟着，深一脚浅一脚的，到了病人家，人家给我们倒了点水，我们也顾不上喝，先得看病人。我对遇老师敬佩得不行，心里想一定要把老师的精神学到手，所以我在行医过程中，完全按着我们老师那个思想去做。
我们培训期间，各村都通气，哪个村有病人，赶紧报，老师就带着学生去了，那年的流行病，一个是流脑，一个是麻疹，比较起来麻疹更厉害，特别厉害，光我们东关村就有38例。我们就自己结合成小组，东关、小杜庄、大杜庄三个村的医生合作，每个病人一天要打4次针，我们就骑着车子转，走着忙不过来。我们三个村的3个医生互相帮助，又能互相学习，因为治疗及时，那年我们这三个村没有一例死亡。
在医风医德方面，当时都是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时可不是唱高调，我们实际就是这么做的。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讲金钱啊，那时不讲这个，那时讲怎样把病人作为自己的亲人。我们除了抢救本村的病人外，还有外村来赶集的，突然得病了，也要抢救。有一次，大集上，在我们这个十字路口再往西100米左右，突然有一个人发病，我被叫去以后，那人已经没呼吸了，也来不及往医院送，就先做人工呼吸，这样先抢救过来。当时是大集上，有人认出病人，就通知家属，家属后来给我送了个匾。
我还有个特点，不论冬夏，把门一关，没事了。就把今天看过的所有病人，哪怕就是个感冒病人，我得在脑子里“过电影”，查处方，思考病人明天会出现什么情况，或轻或重，应该怎么处理。每天都得总结。为什么东关那时比较出名呢?主要是药品准备得比较齐全，我夏季就准备秋季的药，到了秋季准备冬季的药，到了冬季准备春季的药，到了春季准备夏季的药，总是走在前头。有时外村的病人也来我这里找药。
文革期间，几个外地的老医生被下放到深泽改造，他们已经被剥夺了处方权了，我们给了他们东关卫生室的处方，都不敢用，只能用白纸开方，或用烟盒纸的反面写，比较典型的是下放到冶庄头的那个老“反革命”，人们叫他“老反”，他在村里看了几个病人，他开的药有些是特殊药，别的地方都找不到，后来找到东关，我把药给他配齐了c病人吃了好了。那时我在东关卫生室是主管，还兼职民兵指导员。我就建议冶庄头民兵连长，让他给人们看病，后来民兵连长采纳了这个建议，就连县级干部都来找那个“老反”看病。
合作医疗
我们村是深泽县第二家举办合作医疗的。1969年正月县里组织现场会，要求三级--筹款，大队、小队、个人各出一块钱，共三块钱。回来后经过大队党支部讨论，支部书记特别支持，虽然我们大队离县医院近，但半农半医更方便一些，因此跟支部一商量，就成了。接着召开社员大会，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99％参加。只有一户，家里只有娘俩，觉得自己没病，没有加入，但是第二年她家也加入了。
合作医疗基金是到户里收钱，到人家家里，先问；“你加入吗?”加入就掏钱，一人一块钱，一户有几个人就掏几块。我们大队是报销80％，个人拿20％。比如看一次病，花—块钱，就报销8毛，自己掏2毛，到县医院看病报90％。那时是花得多就报得多，确实能减轻人们的负担。我本人就是一个受益者，我父亲得了胃病，胃穿孔，需要做手术，那时花了560多块钱，回来马上就报了。当时报销还得经村卫生室批，那时出去看病，不管是谁，干部也好，社员也好，只要到外边看病，就得经过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批准。如果急症来不及批准，住了院，家里就得来报批。
当时我们卫生室三个人，一个司药，两个医生。我是卫生室负责人，另外那个医生是我培养起来的。那时东关人们的思想比较好，参加合作医疗后也是有病就吃药，没病就不吃药。我们卫生室开药，最多是三顿的药，到现在我也是这样。我已经形成这个习惯了，有时有人问我，“你怕把药卖了?”我说不是，如果病好了把药扔了，浪费了钱。如果吃了一天没好，再来看，该调整就调整，不需要调整就再拿一顿的。到现在，拿两顿以下的药，我一般不收钱。因为突然肚子痛，或脑袋疼，看看没什么大毛病，临对的神经疼，也是给两顿的药，不收钱。
就我们村来说，那时的合作医疗比起现在的合作医疗，我觉得还是过去的好。那时东关有点副业，经济条件比较好。有时一年下来，有得大病的，钱不够，就大队里出。一般一年下来都够，因为有时一年没大病，就有结余，积攒下来。当时东关大队里的出纳管账，账目原来是大队里统一管理，后来分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