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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震驚中外，举世闻名。长征期间，苏维埃国家银行曾在遵义成功发行“红军票”，成为我国红色金融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934年10月，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率领曹菊如、黄亚光、钱希均、曹根全等14人参加长征，从瑞金云石山下的陂子村出发。就这样，红军家当挑上了一百余副担子，国家银行变成了“扁担银行”，绵延数里，行动缓慢。
国家银行积攒的这份家当受到高度重视，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务厅长袁福清担任大队长，并由一个连的兵力护卫前行。然而经过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九万红军骤减至不足四万人。护送红军“家当”的工作面临困难，坛坛罐罐，行动迟缓，顾此失彼，被动挨打。
1935年初，红军进入黔北重镇遵义。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但是此时的遵义城中，人们还不知道这个惊天动地的变化，仍然是静悄悄。甚至在一些反动分子的谣言蛊惑下，一些遵义城的百姓跑的跑、藏的藏、家家闭户、店铺关门，街上垃圾成堆，难有几个人影。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看见这种情况，立即请示中央：能否破例在遵义搞一次“红军票”的发行？中央同意后，毛泽民不顾疲劳，率领国家银行为数不多的几名工作人员，立即准备，付诸行动。
国家银行选中位于遵义老城杨柳街的国民党第25军副军长犹国才公馆作为办公地，发布告示发行红军票。
1935年1月12日，在遵义三中（今遵义十一中）操场上，“万人大会”召开。会议宣布成立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毛泽民负责筹款和征集物资。于是，毛泽民兵分两路，一路去查抄、没收、拍卖反动军阀王家烈、柏辉章等垄断开办的米行、盐行、烟行、布庄和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田产财物，将他们的不义之财，大部分分给贫苦大众，少部分留作银行资金；另一路，动员、发动遵义的开明绅士、工商业者向红军募捐军饷，为国家银行筹集资金。
→ 贵州遵义会议会址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国家银行在红军进驻遵义、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用没收来的官僚资本和物资，换回了大量银元，这就为“红军票”的发行、流通和回笼，提供了充足的“准备金”，按货币银行学的理论，就是银根坚挺。
“红军票”上市流通时，一开始并不顺利。一小撮坏人造谣，构陷“红军票”就是以前军阀常用的“军用票”，过后就是废纸一张，煽动少数群众拒用。这时，红色政权为其保驾护航，保障了“红军票”的流通。在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罗梓铭等的领导下，毫不手软地镇压了投机奸商黄老四等，并大力宣传，号召人们大胆使用“红军票”。
随后，毛泽民率领国家银行人员上街动员，红军官兵全力配合。一时间，三类店铺门庭若市，热闹非凡：一是酒店餐馆，红军官兵带头使用“红军票”，然后又告知酒店老板，手拿“红军票”，可前往犹公馆的国家银行办公地点兑换银元。一元“红军票”，可以兑到一块银元，外加贰角银毫。一时间小商小贩四处可见，醪糟鸡蛋、各类熟食，地摊叫卖非常活跃。遵义街上，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熙熙攘攘。连那些一贫如洗的人，也分到了不法财主的钱物，走上街头，消费或兑换。“犹公馆”打破了原来的寂静，前往兑换银元者，络绎不绝。二是洋货铺，店中的套鞋、面巾，销售一空，这是红军长征途中需要的用品，日后有备无患。三是书店，新旧书籍、杂志、铅笔、练习本，销售一空，军民学文化，一时掀起高潮。特别是红军官兵，纪律严明，买卖公平，秋毫无犯，老百姓看到了久违的清平世界，喜笑颜开，无不欢欣鼓舞。原来每人多多少少留存的“伙食尾子”（苏区零星钞票），这时也被激活，可到市面上买东西。群众看见红军官兵也在使用，更是非常放心。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出遵义。但当时还有相当数量“红军票”在群众手中。为了不让群众受损，维护红军信用，忙坏了国家银行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当即以苏维埃国家银行名义发出公告，欢迎社会各界来兑换苏区钞票。接着，在遵义闹市区设立6个兑换处，桌上堆放着银元、食盐等硬通货和物资，任其挑选，市价兑换，还有优惠。
在遵义，一元“红军票”可以买七八斤食盐，可兑换大洋一元二角。当然，也可兑换当时的二元国民党钞票。为了方便驻扎在城外的红军和群众，遵义周边的桐梓、绥阳、鸭溪、团漠、龙溪、余庆、湄潭等地设立了19个兑换点。就在撤离遵义的前夜，国家银行的同志通宵达旦，挑灯夜战，坚持兑换，直至“红军票”基本收回，才在主力部队离开后，追上队伍，踏上新征途。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精神焕然一新。战略目标明确：从战略转移到北上抗日；战术策略机动灵活，四渡赤水，令敌人手足失措。国家银行也轻装上阵，赤水河边，忍痛割爱，销毁印钞机器、烧掉最后一张票子，只剩两挑黄金，一张决算报表。徒步行走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时，苏维埃国家银行毛泽民行长回头一顾，百感交集。国家银行十四人，仅有自己和曹菊如、黄亚光、钱希均、曹根全、莫均涛等同志到达终点，多位同志永远长眠在长征途中。两百名运输队员，也仅剩下两人。
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曾规定沿途不发行苏区纸币。但这次长征途中规模最大、影响极广、唯一一次的纸币发行、流通和回笼全过程，在党中央批准下，短短12天，即圆满完成，不愧是红色金融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世界金融史上的一次奇迹。“扁担银行”在艰苦卓绝长征途中，创造性地经营，配合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播种下红军信用，历久弥坚，长远传承。其中蕴藏的智慧和精神，成为如今百万金融职工的必循信条。
红军长征所经之处，留下了诸多珍贵纪念和美丽传说。如今在遵义有座红军山，山上有尊铜雕像，人们称其为“红军菩萨”。军帽红星、闪闪发光，一看就知道是当年参加长征的普通红军战士。现在她每天都接受着当地人和旅游者虔诚的顶礼膜拜，已成为红军形象的化身。在千万人心里，即使普通红军战士，他们为理想献身的忘我精神，也已转化为一种崇高信仰。红军信用一诺千金，红军精神永垂不朽。
（摘自4月2日《金融时报》）
扁担银行
1934年10月，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率领曹菊如、黄亚光、钱希均、曹根全等14人参加长征，从瑞金云石山下的陂子村出发。就这样，红军家当挑上了一百余副担子，国家银行变成了“扁担银行”，绵延数里，行动缓慢。
国家银行积攒的这份家当受到高度重视，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务厅长袁福清担任大队长，并由一个连的兵力护卫前行。然而经过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九万红军骤减至不足四万人。护送红军“家当”的工作面临困难，坛坛罐罐，行动迟缓，顾此失彼，被动挨打。
1935年初，红军进入黔北重镇遵义。在这里，中共中央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但是此时的遵义城中，人们还不知道这个惊天动地的变化，仍然是静悄悄。甚至在一些反动分子的谣言蛊惑下，一些遵义城的百姓跑的跑、藏的藏、家家闭户、店铺关门，街上垃圾成堆，难有几个人影。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看见这种情况，立即请示中央：能否破例在遵义搞一次“红军票”的发行？中央同意后，毛泽民不顾疲劳，率领国家银行为数不多的几名工作人员，立即准备，付诸行动。
国家银行选中位于遵义老城杨柳街的国民党第25军副军长犹国才公馆作为办公地，发布告示发行红军票。
1935年1月12日，在遵义三中（今遵义十一中）操场上，“万人大会”召开。会议宣布成立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毛泽民负责筹款和征集物资。于是，毛泽民兵分两路，一路去查抄、没收、拍卖反动军阀王家烈、柏辉章等垄断开办的米行、盐行、烟行、布庄和土豪劣绅、贪官污吏的田产财物，将他们的不义之财，大部分分给贫苦大众，少部分留作银行资金；另一路，动员、发动遵义的开明绅士、工商业者向红军募捐军饷，为国家银行筹集资金。
“播种”信用
国家银行在红军进驻遵义、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用没收来的官僚资本和物资，换回了大量银元，这就为“红军票”的发行、流通和回笼，提供了充足的“准备金”，按货币银行学的理论，就是银根坚挺。
“红军票”上市流通时，一开始并不顺利。一小撮坏人造谣，构陷“红军票”就是以前军阀常用的“军用票”，过后就是废纸一张，煽动少数群众拒用。这时，红色政权为其保驾护航，保障了“红军票”的流通。在遵义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罗梓铭等的领导下，毫不手软地镇压了投机奸商黄老四等，并大力宣传，号召人们大胆使用“红军票”。
随后，毛泽民率领国家银行人员上街动员，红军官兵全力配合。一时间，三类店铺门庭若市，热闹非凡：一是酒店餐馆，红军官兵带头使用“红军票”，然后又告知酒店老板，手拿“红军票”，可前往犹公馆的国家银行办公地点兑换银元。一元“红军票”，可以兑到一块银元，外加贰角银毫。一时间小商小贩四处可见，醪糟鸡蛋、各类熟食，地摊叫卖非常活跃。遵义街上，人来人往，像赶集一样，熙熙攘攘。连那些一贫如洗的人，也分到了不法财主的钱物，走上街头，消费或兑换。“犹公馆”打破了原来的寂静，前往兑换银元者，络绎不绝。二是洋货铺，店中的套鞋、面巾，销售一空，这是红军长征途中需要的用品，日后有备无患。三是书店，新旧书籍、杂志、铅笔、练习本，销售一空，军民学文化，一时掀起高潮。特别是红军官兵，纪律严明，买卖公平，秋毫无犯，老百姓看到了久违的清平世界，喜笑颜开，无不欢欣鼓舞。原来每人多多少少留存的“伙食尾子”（苏区零星钞票），这时也被激活，可到市面上买东西。群众看见红军官兵也在使用，更是非常放心。
踏上征程
1935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红军撤出遵义。但当时还有相当数量“红军票”在群众手中。为了不让群众受损，维护红军信用，忙坏了国家银行几名工作人员。他们当即以苏维埃国家银行名义发出公告，欢迎社会各界来兑换苏区钞票。接着，在遵义闹市区设立6个兑换处，桌上堆放着银元、食盐等硬通货和物资，任其挑选，市价兑换，还有优惠。
在遵义，一元“红军票”可以买七八斤食盐，可兑换大洋一元二角。当然，也可兑换当时的二元国民党钞票。为了方便驻扎在城外的红军和群众，遵义周边的桐梓、绥阳、鸭溪、团漠、龙溪、余庆、湄潭等地设立了19个兑换点。就在撤离遵义的前夜，国家银行的同志通宵达旦，挑灯夜战，坚持兑换，直至“红军票”基本收回，才在主力部队离开后，追上队伍，踏上新征途。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精神焕然一新。战略目标明确：从战略转移到北上抗日；战术策略机动灵活，四渡赤水，令敌人手足失措。国家银行也轻装上阵，赤水河边，忍痛割爱，销毁印钞机器、烧掉最后一张票子，只剩两挑黄金，一张决算报表。徒步行走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时，苏维埃国家银行毛泽民行长回头一顾，百感交集。国家银行十四人，仅有自己和曹菊如、黄亚光、钱希均、曹根全、莫均涛等同志到达终点，多位同志永远长眠在长征途中。两百名运输队员，也仅剩下两人。
一诺千金
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时，曾规定沿途不发行苏区纸币。但这次长征途中规模最大、影响极广、唯一一次的纸币发行、流通和回笼全过程，在党中央批准下，短短12天，即圆满完成，不愧是红色金融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世界金融史上的一次奇迹。“扁担银行”在艰苦卓绝长征途中，创造性地经营，配合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播种下红军信用，历久弥坚，长远传承。其中蕴藏的智慧和精神，成为如今百万金融职工的必循信条。
红军长征所经之处，留下了诸多珍贵纪念和美丽传说。如今在遵义有座红军山，山上有尊铜雕像，人们称其为“红军菩萨”。军帽红星、闪闪发光，一看就知道是当年参加长征的普通红军战士。现在她每天都接受着当地人和旅游者虔诚的顶礼膜拜，已成为红军形象的化身。在千万人心里，即使普通红军战士，他们为理想献身的忘我精神，也已转化为一种崇高信仰。红军信用一诺千金，红军精神永垂不朽。
（摘自4月2日《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