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时说：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好老师的形象。好老师没有统一的模式，可以各有千秋、各显身手，但有一些共同的、必不可少的特质——做好老师，要有理想信念、要有道德情操、要有扎实学识、要有仁爱之心。对照总书记“四有好老师”标准，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及低能核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黄祖洽当之无愧。
　　“一生两辉煌”
　　黄祖洽“一生两辉煌”：1980年之前“和原子能打交道”，之后是“深情寄木铎”倾心育英才。黄祖洽始终把自己与国家需要和民族兴旺紧紧连在一起，把爱国看得高于一切，一切服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
　　黄祖洽坚持“自爱、爱国”，16岁时作文立志报国：人能自爱其德，则民族道德可保。人能自爱其智，则民族文化必高。人能自爱其志，则国家必无败类。人能自爱其行，则国家必有良才。1943年，黄祖洽克服重重困难到西南联大求学;1948年，黄祖洽考取当时清华大学钱三强教授的研究生;1950年，黄祖洽到近代物理研究所从事自己热爱的基本物理问题研究，但不久就响应国家号召转入核物理研究，从此和原子能打了30年交道。前15年为和平利用原子能开展反应堆理论研究和设计;后15年为国防战略需要开展核武器的理论研究和设计。
　　20世纪60年代，黄祖洽意识到在教学中培养年轻人的重要性——教育关系国家科教事業后继有人和兴旺发达。黄祖洽为人才“断层”着急，于1980年主动申请调入北京师范大学从事理论教学。
　　黄祖恰一生从事核理论、中子理论、反应堆理论、输运理论及非线性动力学等方面研究，是中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和设计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原子弹理论的研究工作，对中国核武器的研制成功、设计定型及其他一系列科学试验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还在氢分子激发态的相互作用、浸润相变理论及噪声在随机系统中的影响等方面作了大量研究。
　　1999年，75岁高龄的黄祖洽主动为本科生开设“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和“人类生存发展与核科学”课程。2002年，又为高年级本科生开设“粒子物理基础”。2014年，89岁高龄的黄祖洽仍在主讲“现代物理学前沿选讲”，即使住院期间，还向医生请假，回校讲课。黄祖洽说：“教书育人培养人才是一辈子的事情，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会继续做。”黄祖洽逝世前一个月，在病榻上看到一篇关于核武器核查的文章，他反复思考，最后说：“这个办法可行。”黄祖洽对前去探视的同事说：“这件事我想清楚了，我们国家以后可以用这个办法解决核查难题。”并计划康复后参加相关报告会。
　　校训“新解”
　　黄祖洽对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有着自己的“新解”，他说：“‘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一般理解为我的学问要当别人的老师，我的行为要做社会的模范。但我的理解是前面‘学’字是个动词，要学着去做一个老师，‘行为世范’是说行为被社会、被‘世’所规范。”
　　黄祖洽不仅几十年如一日坚守三尺讲台，还不顾年事已高，舟车劳顿，为中小学生讲述自己的求学历程和物理学前沿知识，积极影响他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及科学观。黄祖洽一生钟爱莲之实，赞莲之高洁;他曾为母校九江一中题写对联：“做人当如花之君子，求学要下实之功夫。”黄祖洽曾给北京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校庆题词：“勤俭诚信，做人之本;良好习惯，从小养成。”他说这是勉励小朋友，同时也适用“大朋友”。如果做不到“勤俭诚信”，其他的话都是白说。勤俭诚信很简单，勤就是不要偷懒，老老实实地做事;俭就是能用100元钱办到的事，不要用200元。他说我的一生经过不少事，经历新旧中国两重天。无论什么时期，对自己的要求总是这几句话：勤奋一点，踏实一点，尽量做得好一点，尽可能多做一点;至于具体会得到什么回报，那就是随机遇了。国家需要我做什么，而我又能做，我就必须去做好。
　　黄祖洽坚持唯物论，自觉与唯心主义伪科学、邪教作斗争。他常教导年轻学生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识别伪科学;黄祖洽始终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刻不忘党的奋斗目标，终生做一名爱国的人。
　　黄祖洽严谨治学。无论是研究过程，还是论文写作，对每一步骤和细节都仔细检验认真审查，逐个推导与验算数据，文字语法上的错误也不放过。1999年，他的毕业多年的学生出版了一本英文书籍，一个月后，黄祖洽交给该生一张正反两面写满了字的纸，列出了书中大错小错几十处。
　　同学们说：先生从不以势压人。一次讨论课，一名叫刘寄星的学生与先生意见相左，相持不下;当时的何祚庥院士曾为该生担忧，但黄祖洽仔细阅读文献后特意从外地寄来一封信：“刘寄星：你对了，我错了。黄祖洽。”黄祖洽言传身教，学生因此不仅学术水平得到提高，还耳濡目染地学到了严谨治学、民主讨论的学风和献身科学的精神。
　　理论课变“故事会”
　　黄祖洽主张学术民主，重视研究生独立研究能力、表达能力和创造能力的培养。他总是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地提出研究方向和要求，然后放手让学生自主提出问题，并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在学术研究方向上，给学生相当的自由，使学生能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内发展。曾经有一名学生的博士论文是有关金属氢的研究，但他对超导研究更感兴趣，并已有基础;对此，黄祖洽积极支持、鼓励并指导他按照兴趣深入研究并取得了出色成绩。
　　黄祖洽尊重学生、理解学生、宽容学生，在教书育人上有许多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见解和独特的方法。他把导师的作用归结为：“鼓励、引导、帮助、把关”。他始终将提高研究生素质，扩大知识范围，活跃学术思想，培养科研能力和优良学风贯穿于研究生培养的全过程。
　　黄祖洽因材施教，给低年级学生授课，尽量避免使用高等数学等学生不掌握的知识，力求深入浅出，逻辑性强，概念清楚。他幽默风趣，寓教于乐;不仅介绍物理知识，还介绍相关物理学家取得成就的历史背景，介绍他们献身科学实事求是、认定目标坚持不懈的精神，把严肃高深的理论课变成了趣味活泼的“故事会”，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科学精神的熏陶、科学家人格的感染和科研思维的教育与感化。 　　黄祖洽一生勤俭诚信，生活朴素，面对各种诱惑从不动心;当国家遭受自然灾害时，他总是带头缴纳特殊党费;他离世前还留言捐出多年积蓄，在九江一中、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设立奖助基金;鼓励经济困难的优秀学子敢于创新、助力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
　　黄祖洽的崇高为人品德与敬业精神在学校传为佳话，深受广大学生和教师爱戴和尊敬，是学生口口相传的“黄爷爷”。他多次被评为“北京师范大学最受学生欢迎的本科教学十佳教师”;“感动师大”新闻人物;“北京市师德标兵”;“北京市师德先进个人”等。
　　“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
　　黄祖洽倡导教学相长，认为导师必须具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和前沿的学术思想才能指导研究生，才能做出高起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基于此，当他自感精力有限后，就毅然停止招收研究生。在北京师范大学，黄祖洽先后培养了15名博士、4名硕士，总量来看并不算多，但教学研究却多为“精品”。黄祖洽的学生现多已成为科研和教学的带头人和骨干——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国家教委科技进步奖获得者;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入选者;香港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青年学者奖”获得者等。
　　黄祖洽对待科研严谨认真，对待教学尽心尽力。他说：“面对课堂总是‘如临大敌’”。30多年来，他坚持认真准备每一节课，有时为了核对一个年份或一个基本的物理单位，都要查好几本书，直到找到确凿的证据。每节课的讲义都要仔细地检查几遍。他的案头堆满满厚厚的一本本讲义。给本科生讲课，黄祖洽不仅认真备课，还仔细批改学生作业和论文，不放过一个符号或错别字。年届九十的他，仍坚持为大一学生开大课，在中国教育界堪称楷模。他常說：“我就是一名老师，给本科生上课理所当然。”
　　由于各种原因，黄祖洽没有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有人替他抱不平。黄祖洽却说：“当初我做这些工作，一是国家需要，二是自己感兴趣，而并不因为做了它就可以当功臣！”并以“山花今烂漫，何须绘麟阁”来抒发献身祖国核武事业绝不是为了进入“麒麟阁”的情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黄祖洽对探望他的校领导说：“我一生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精益求精做科研，没有任何遗憾。”先生一心为国、实事求是、诚实做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有口皆碑。
　　黄祖洽的很多工作都是开创性的，也是里程碑式的。1980年前，他为中国原子能事业和战略核武器设计立下了大功。当时，他与彭桓武院士一起奠定了中国核反应堆理论和设计的基础，为中国原子弹氢弹的原理探索和理论设计率先开路，贡献卓著。1980年后，黄祖洽除了在非平衡统计物理和输运理论等方面的开拓性研究，还为中国物理学基础教育和研究发展殚思竭虑、锐意开拓。黄祖洽一生发表学术论文及专著等130余篇（种），其中《原子弹氢弹设计原理中的物理力学数学理论问题》获1982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中子和稀薄气体的非平衡输运和弛豫过程》《浸润相变的研究》先后获1991年和1996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二等奖;《射线束和材料改性》获200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黄祖洽用毕生精力履行了“自爱、爱国”的修身准则及“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精益求精做科研”的人生信条。黄祖洽“一心为国、刚正不阿、正直无私、淡泊名利、勤俭诚信、无私奉献的高尚品德”与“严谨治学、虚心求实、不盲从、有创见的科学作风”给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分党委书记;北京师范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分团委书记）
　　黄祖洽（1924.10.2-2014.9.7），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理论物理和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杰出贡献者，中国科学院院士;原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及低能核物理研究所名誉所长;曾任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九研究院理论部副主任、北京第九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物理学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