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相信仁爱、善良、智慧的父亲吉人天相，老天会保佑他活到八九十岁，可他带着我们的思念和人生的遗憾匆匆远去了。
　　父亲出生在重庆綦江一个小富的传统家庭，爷爷在他两三岁时就病逝了，有些文化知识的奶奶管理起家庭，养育了父亲和他的两个哥哥。1947年，在重庆读书的二哥在一次房屋倒塌事故中丧生（这起事件在电视剧《凌汤圆》中有描述，是国民党贪腐军官为陷害“凌汤圆”所为）。二哥读书聪慧，与父亲兄弟情深，此事对年少的父亲造成很大的心灵创伤，也加深了他对旧政府的痛恨。
　　四川解放后不到一年，父亲以优等成绩从县高中毕业，为寻找人生出路，在“抗美援朝”热潮感召下，投考川东军区璧山军分区文化干校，参军入伍。此后6年，他从陆军到空军，从连队文化教员，到西南军区空军技术干部，主持完成国民党在川东地区遗留的十几个旧机场的测绘工作，建立起原始资料，因贡献突出，获得军功。
　　这期间，由于“土改”，奶奶突然离世，让身处革命军队中的父亲遭受情感和理智的巨大冲击。一两年后，老家的伯父一家得到安置，父亲才慢慢从情绪低谷走出来。不过，这更加重了他含蓄、隐忍的性格特征。我从没听他亲口谈过老家的事。

　　1956年后，父亲从西南到武汉军区空军机关。1957年，他投考湖南大学营建系被录取，用6年时间边工作边上学，往返于武汉长沙，放弃全部节假日和业余文娱生活，以优异成绩毕业。翻看他1960年代的学科笔记，详尽的数理逻辑、数据统计结合钢笔书法之美，我们这些后人无法企及了。
　　1978年之前，历经多次政治运动和部队整编，父亲始终头脑清醒，没有随波逐流，同事和上级不断更迭，而他始终在稳定努力地工作。在那样的年月，他对保持武空机场管理业务的连续性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使其走在空军前列。他参与或主持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并将多年的技术突破和成果编写、摄制成两百多万字的专业教材和教学片，在空军推广，成为军校教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干部政策的调整让年届五旬的父亲走上了技术领导岗位，他结合战备需要，狠抓技术革新，带领基层研发的多项技术成果获空军、全军和国家科技进步奖。为此，他再次获得军功章。
　　或许是因青少年时期就失去3个至亲，父亲的情绪很少外露，什么事都放在心里。他言语不多，很多时候在沉思。他喜欢山的雄伟和起伏多姿，眷恋土地，关心气候雨水的变化对农民耕种和收成的影响。他还醉心于丰沛的植被，在他管理过的营区，绿化面积能多则多。
　　父亲还喜欢音乐，感知力天生过人，拉二胡无师自通，1958年，他的二胡独奏被评为空军优秀节目，在首都公演。“文革”期间，父亲很少再拉二胡了。改革开放后，高兴时他也会拉上几曲，母亲觉得二胡曲大多悲凉，他也就渐渐不再操琴了。
　　父亲有修养、好脾气、心思缜密，我读书时遇到再难解的数理题，他边思考边画图，总能拿出完美答案，教我破题方法。我小时候资讯不发达，上学出门前，他就是最准确的冷暖预报，提醒我增减衣物。武汉冬天湿冷，我爱长冻疮，又疼又痒，父亲会把我的脚放在他怀里，用他温暖有力的手给我按摩。
　　武汉的夏天炎热难耐，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还没空调，入伏后的酷暑天，室内像桑拿房，和我家一样住顶层的人家搬几张竹床到楼顶去纳凉。那时的天空深邃，繁星点点，父亲教我认识了不少星座——银河系、大熊（北斗）、小熊、巨蟹、织女……父亲说这些是他中学时代在野营训练中学到的自然常识。他回忆自己的高中地理老师可能是地下党员，他入伍参军多少受到这位老师进步思想的影响。
　　父亲从旧家庭走出，在军队成长，信仰毛泽东思想，就连子女的名字也取“为”、“民”二字。他随和、仁厚，为人处事总为对方考虑。他热衷于为基层官兵解决切实困难。父母都是重庆人，川菜手艺上乘，节假日总会请回不了家的战士到家里吃饭。1980年代，他还送几十名基层干部到地方高等院校学习专业，取得文凭，让他们终身受益。
　　离开老家近六十年，他乡音未改，偶尔会冒两句很土很形象的家乡话开开玩笑。有天我在电视里看到一对四川的百岁老夫妇接受采访，可能是很久没听到父亲说话了，一听那老爷子浓郁、平实的方言，不禁泪流满面，仿佛听到父亲的声音。父亲走了，再也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