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选择与文化立场——关于翻译教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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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教学,涉及翻译技艺的传授,也涉及翻译之道的探索,但同时也触及对影响翻译活动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因素的考量和分析.本文指出,翻译教学,“重”在向学生传授翻译技巧,但不能“轻”对学生翻译观和翻译价值观的指导.在提升学生翻译能力的同时,要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的翻译选择能力,引导学生在翻译实践和翻译的理论思考中,形成自己的文化立场,建立翻译价值观,明确翻译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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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女性乡土文学是近年女性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一翼,出现了以《妇女闲聊录》等为代表同时极具争议性的诸多优秀作品.这部分女性文学在写作内容上主要面向当下乡土社会的生存困境与凋敝现实,在写作技巧上打破了传统虚构文学与非虚构文学的界限,在写作情感上趋向日常生活与女性情感诉求.非虚构女性文学创作是近年来乡土社会走向萎缩困顿的真实写照,是女性作家由个人化叙事转向社会化叙事的重要体现,是21世纪女性文学寻求艺术创新与精神高度的成功实践.
黄遵宪诗歌美学思想丰富而博杂,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风格.黄遵宪诗歌着重发掘新事物、新思想、新意境,开启了现代诗歌美学的崭新面貌.他在思考如何实现口语化、自由化、个性化、现代化的问题中,为促进现代新诗美学思想的诞生做了大量思想与舆论准备.其“新派诗”带来了民族人格的更新,焕发出现代人文精神的新气息.他的美学思想赋予了中国新诗发展的新前景.在诗歌美学的历史长河中,黄遵宪是中国现代美学建构的第一代奠基者.
长期以来,徐志摩被形塑为一个寄情风月、才性高妙的现代柳永,似乎“一生都在爱情故事里折腾”.这种认识是对徐志摩的偏见.徐志摩固然有其飘逸潇洒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充满血性的“金刚怒目”的一面.他发表于《努力周报》上的《就使打破了头,也还要保持我灵魂的自由》《北方的冬天是冬天》和《希望的埋葬》这一组诗文,通过对现实的黑暗与政治的腐败的揭露与批判,对不与军阀政府合作的抗争精神与高尚人格的赞颂,对“希望”的爱恋、不舍与颂扬,表现了诗人的“金刚怒目”式愤激抗争与高歌正义、坚守理想的一面.
在中西文化碰撞和民族救亡的历史语境中,茅盾对现代中国的现实性书写呈现出启蒙理性与审美感性交织的现代性品格.《子夜》执着于对人的解放与现代都市全景式的理性剖析,并探寻中国现代化发展之路.《子夜》反思启蒙现代性,关注都市文明病症,追寻审美救赎.在《子夜》中,启蒙现代性遮蔽下蕴含着审美现代性的反叛,这两股现代性力量构成了茅盾小说的现代性张力.茅盾在现代性体验中的文化想象与伦理道德建构的复杂性,成为一种隐蔽的力量,构成《子夜》现代性张力的心理动因.
《月牙儿》在接受过程中逐渐被视为老舍的代表作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所依据的是城市贫民、女性命运、抒情典范这三个维度.《月牙儿》的经典化过程,本身亦折射了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观念的转变.立足老舍的创作历程和中国现代文学史,《月牙儿》在关注贫民的生命体验、关怀满族族群命运、探讨现代受教育女性的出路、展现中国现代小说如何实现“汉语之关”等问题上,有其不菲的价值.
作家驻校不仅对高校教学改革提供了他者视角,也对小说批评带来了崭新景观.毕飞宇《小说课》以其超越“时代背景”“段落大意”“中心思想”的传统视域,努力抵达“好小说”高度的解读门径、艺术分析,打破了长期以来评论家垄断小说批评的局面,颠覆了评论家小说批评的固有模式,敞开了小说文本曼妙旖旎的艺术世界,真实呈现了小说文本的刀光剑影、轻逸空灵、恢宏深邃,生动诠释了西方诠释学“文本敞开即文本创新”的经典论断.
陈彦小说的突出特征是戏剧化,具体表现为:小说题材与戏剧密切相关,小说中情节、情境、人物及语言等具有戏剧化特点.陈彦把小说的戏剧化发挥到了极致,在小说戏剧化的道路上,他比前代及同代作家走得更远,更成功,同时,他也使传统情节型小说重新焕发了生机与活力.陈彦的跨文体写作拓宽了小说的表现维度,把当代小说的文体探索推进一步.对本土资源的创新改造使其作品民族风格更加鲜明,小说的本土化、民族化极大地提升了民族的文化自信.
清末民初社会小说可谓彼一时代社会变迁的产儿.其定义盖以社会生活为题材,关注社会情状,揭示现实人生,贴近市民生活,触及“家庭琐碎”.社会小说“不是专门以其中某一特殊生活范围为内容”,借此界说可与政治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厘清边界;此外,“社会”之境域无论如何广袤,其重心却始终定位于现实,执着于现实,遂与超越时空抑或超越现实的历史小说与科幻小说有所区别.
伴随着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中、西之间的双向互动,北美新移民华文作家聚焦作为家族文化核心的亲缘关系叙事,对原生民族与民族文化重新审视,强化着民族认同感.通过对婆媳关系的书写,重估传统人伦,强调东方式亲缘伦理是共通的情感归宿和精神家园的融汇;透过父与子的冲突,重构20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史诗,突破东、西文化的迷踪,重拾文化身份;自我与家族关系的呈现,则突破内部框架,将家族中的亲缘关系向外拓展,个体出走意味着从既定关系中脱离,进而重新塑造主体,并尝试建立一种新型人类关系.这样的亲缘关系叙事由此提供了一种有意义的范式:
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交织叠加给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话语权建设带来严峻挑战.外交话语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资源和文化软实力,具有独特的发展规律,是构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形象的关键元素和重要载体.在新形势下,外交话语学科创建是加快推进外语学科转型发展的一个突破口.“外交话语学”学科群构建可围绕“外交语言学”“外交翻译学”“外交形象学与外交传播学”“外交文学”和“国别区域话语体系”五个方向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