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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已经历了两个30年，这两个3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未来的30年，中国又将呈现怎样的发展趋势呢?香港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石齐平先生积多年观察之心得，以独到的眼光对此进行了分析和预判。本刊上期刊登了文章的前半部分，本期刊登文章的后半部分。
四、反暖化
“反暖化”不仅是下一个30年中国的大趋势，也同时是全球大趋势，不过，它对中国而言，却有着更不同的意义。
首先，就从“低碳经济”谈起吧。低碳经济如今在全球成了显学，除了是国际社会开始普遍认识到碳排放对全球及人类造成重大危机之外，一个同样甚至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将产生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商机与市场。这对于在世纪金融及经济危机之后，全球需求急遽萎缩下的世界经济不啻是一贴大补药。
“需求”理论上有五种：
(一)基本性需求，主要取决于人口规模及每人平均所得(或购买力)。
(二)破坏性需求，主要指战争。发动战争的军备发展本身就是庞大需求，战争导致破坏，重建又是巨大需求。
(三)创新性需求。新发明，受到欢迎，前所未见的需求就产生出来了。互联网及相关衍生性发明都是好的例子。
(四)重分配性需求。前文提到的把一个社会原本收入及财富分配很不平均的状态加以改变，使之更为平均，整个社会的总需求就会增高。
(五)矫正性需求。人会犯错误，国家社会也会犯错误，矫正错误，就会产生需求，这即是“矫正性需求”；错误越大，产生的矫正性需求即越大。
长期以来，人类在地球上的排碳行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如今为世人所警觉，开始试图对之矫正，倡导低碳经济，由之产生之需求即是巨大的“矫正性需求”。这种矫正性需求，对全球而言，相当庞大，对中国而言，亦复如此。
借用“时间轴”的三个阶段说明。阶段(一)中，中国以农为主，工业尚不发达，整个国家排碳量不高。进入阶段(二)，开始工业化，碳排放急升，到阶段(二)结束之前，中国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就在这个时候，“全球暖化”问题已由量变发展到了质变，速度成了全球高度关切的重大危机，中国也因此首当其冲，面对了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
但“低碳经济”还有两个奇特的性质。一是它的需求(也就是矫正性需求)不会自动自发地出现，必须要通过对碳排放行为进行强制约束，需求才会出现，不论是一个国家或是整个世界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要召开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会议，寻求共识，设定减碳承诺目标并通过强制法律约束的缘故。
但“低碳经济”的第二个特质却是，要寻求一个减碳共识十分不简单，因为碳排放所造成的暖化效应，各方对利与害的评价及感受不同，甚至还可能南辕北辙。
例如就国际社会而言，利害评价的巨大差异就存在于：
(1)临海国、内陆国、岛屿国之间；
(2)农业国、工业国及服务业国之间；
(3)高科技国与一般非发达国家之间；
(4)高纬度国与低纬度国之间；
(5)北极圈国与非北极圈国之间。
有的高度在乎暖化(如岛屿国)、有的不太在乎(如内陆国)、有的甚至还欢迎一定程度的暖化(如高纬度国及北极圈国)，所以关于该不该反暖减碳、如何反暖减碳，真是众口难调，很不容易形成共识。
这种情况，就算在一国之内也常发生。美国奥巴马总统竞选时及当选后，均高调主张反暖减碳，但后来调子转低，雷声大雨点小。到了后来，在丹麦哥本哈根会议中几乎缴不出一份漂亮的承诺目标。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内部不同产业与利益团体的不同立场。
现在回到中国，按照现行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还不列入法律要求强制减碳的名单，虽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个新生的排碳最大国家已经颇有微辞。但即便如此，中国还是提出了一份以“碳强度”为标准的减排目标，并强调此一目标对自己而言是有强制性的。以目前及未来的形势看来，有理由判断，中国的减碳积极性将会持续强化，因为：
(一)中国已跃升为全球碳排放大国，目标大，压力也大。
(二)中国的暖化危机，除了与一般国家类似，有南、北两极的暖化问题之外，还多了一个第三极(喜马拉雅山)的雪融问题。第三极的雪融，除了雪融期会有洪涝，雪融后更会面临旱灾，问题比南、北两极更复杂。
(三)中国一旦形成强烈危机意识，进一步的决策共识，就比类如美国的政治体制，要更容易形成。不但如此，一旦形成决策通过庞大国企部门及有效政策调动民企部门，推动起来将会有很高效率。
(四)中国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巨大的商机的，就像航天科技与工业一样，中国不会让欧、美等国长久在节能减碳这个领域维持绝对性的优势的，况且中国本身就有一个有待满足的巨大市场。
所以，“反暖化”必将成为下一个30年的中国大趋势。
五、完整制造业大国
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英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制造业大国，但英国作为人类第一个制造业大国发展了将近100年后就遇上了瓶颈：(1)资源不足了；(2)市场饱和了。这两个瓶颈必须克服，否则发展就到了极限。于是，英国先后用(1)重商主义、(2)帝国主义、(3)殖民主义，结合了贸易、军事及政治手段解决了问题。
上个世纪一战之后，英国开始走下坡路了。在20世纪中，继英国之后成为人类第二个制造业大国的是美国。但美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发展了大约仅50年也碰到了瓶颈：(1)工资快速上升；(2)环保意识及环保成本提高了。怎么办?这时的美国已经没有英国建立一个殖民大国的机遇了，虽然有时还可以靠帝国主义欺负一下别国。一个可以行得通的办法，是企业外移，配合着战后全球化的大形势，展开跨国企业的全球布局。
美国之后是日本，从1950年代开始，比美国更短，日本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大约走了40年也遇到了发展瓶颈：(1)工资上升；(2)环保成本上升；(3)地价上升。怎么办?外移!
美国、日本之后，是四小龙。四小龙自1960年代开始，更短，仅约30年就遭遇到了制造业发展的瓶颈：(1)工资；(2)环保；(3)地价。怎么办?外移。
就在大家都循着轨迹走同一条路，不得不将产业外移之际，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了，开始招商引资了，正好，将那些外移的产业引进。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迄今也30年了，没有例外，最早开始工业化的“珠三角”、“长三角”也先后面临到如出一辙的发展瓶颈：(1)工资；(2)环保；(3)地价。怎么办?外移?不，不必然再是外移了。中国的现象是：(1)北移；(2)内移；(3)西移。
区别就在于一个数字：“13亿”。13亿可以是劳动力。当珠三角、长三角或沿海地区工资上涨了，二、三线省份的劳动力就会转进；当珠三角、长三角、沿海地区地价上涨 了，那么只要二、三线省市还有丰富低廉劳动力，如果再配合上基本建设(中国高铁网正在加速铺建中)，产业、企业就会内移、西移。中国不必然走英、美、日及四小龙的相同模式。
不只如此，中国除了有丰富工资相对低廉的初级劳动力之外，也有为数众多的工资相对低廉的高级劳动力，这使得中国可以延长产业不断升级的深度。再加上“13亿”还有一个代表市场需求的概念，这一个巨大的市场形成一个巨大的胃纳，将会源源不断地吸纳各种层次的产业与企业。最终，将使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涵盖几乎所有科技档次的全方位制造业大国。
以“时间轴”说明，在阶段(一)，即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国几乎是一个低度制造业国家；阶段(二)，就发展成了一个初级制造业大国了；下一个30年，阶段(三)，就将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完整制造业大国”了。
六、人民币国际化
在谈这个趋势之前，要首先对历史做一点回顾。
20世纪的大国是美国，谁都知道20世纪的国际货币是美元；19世纪的大国是英国，谁都知道19世纪的国际货币是英镑。至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不管是三千年历史，还是五千年历史，都难谓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国。
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必须放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了解，才能抓到要害。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甚至对绝大多数专家来讲，“人民币国际化”在印象中从来就应该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感觉”——也许是一种可能吧，但没有个二十年或三十年，根本就不太可能是一种现实。
然而随着全球与中国发展形势的变化，尤其是那场2008年爆发的世纪金融经济大危机，竟然让那个可能是比较遥远的感觉，突如其来地拉近，变得有点现实起来。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其实就对于手中持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尤其其中七成是以美元形式持有的状态感到不太踏实，因为美元币值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持续贬值。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为了救市，开动印钞机，大印美元的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令全球尤其是中国高度不满。1970年代，当美国向全球单方面地宣布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说出了足以点中当今全球金融问题要害的经典名言：“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但却是全球的麻烦。”
在这样的教训与形势下，中国不得不向美国发出信号。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文章，直指美元对全球金融与经济所制造的严重麻烦，并建议国际社会应该共同严肃思考如何创建一个“超主权国际货币”的问题。中国深知这是全球在新世纪的超级大课题，短期根本没有实现甚至往这个方向推动的可能。因此，中国在抛出这个议题的同时，已开始采取行动，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自2009年开始，已经陆续跟不同国家及地区，分别签署了一系列的两种协议，一是“双边互换货币协议”，一是“双边自由选择贸易结算货币”的协议，并首先选择香港作为试点，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也就是人民币的区域化作好准备。
美元，或者说美国独占全球范围的铸币权，是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强权的“核心利益”，绝不轻易容许他国对其挑战。1985年日本想尝试日元国际化，被美国以“广场协议”压迫日元剧幅升值而逼退；1999年欧元跟进，美国虽多方阻挠破坏却未能成功，如今欧元“十年磨一剑”，占全球外汇储备比重已达27％以上，美国虽欲继续破坏，却已力难从心，但将来会有什么变数，仍值得注意。
对中国而言，面对美国的美元政策已深受其害，所以明知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高难度的考验，但已别无选择。再说，中国在21世纪要真正能和平崛起，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功课，只能坦然勇敢地面对。所以，这是中国下一个30年的第六个大趋势。
七、人口政策
第七个大趋势是“人口政策”的调控。
也先回顾一下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史及人口在其中的关键角色，然后将中国的人口变化形势与之对照。
20世纪的大国、强国甚至一度是唯一超级强权的美国，其所以富强，是因为有各种软实力与硬实力，但也绝对不能忘记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人口的青壮化。
研究一个国家短期发展，完全不需要考虑其人口因素，因为无论人口数量、年龄结构，在短期间内的变化均相当有限。但是，要观察一个国家长期的发展，就绝对不能忽略人口这一个重要因素了。
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后，在1945年到1965年期间，出现了大约长达20年的生育率高潮，谓之战后婴儿潮。在这20年出生的所谓婴儿潮人口，约有8000万，占目前美国人口总数3亿出头的四分之一以上。婴儿潮人口大约自1965年之后陆续投入职场，使美国进入“青壮化”时期。青壮化为期约40年，从2010年开始，年满65岁将陆续退休，每天约8000人。
青壮化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是双重的。在供给方面，青壮人口富于活力、生命力、创造力、创新能力，从而生产力大幅提高；在需求方面，青壮人口有稳定收入就有购买力。根据美国统计，美国人一生中消费购买力最高的年龄是47岁。相对于青壮化，美国自2010年开始，将逐渐迈入老龄化，这对美国生产力、消费力及经济的影响是很值得注意的。
美国之后，日本崛起，1960到1990年，也是日本的青壮化时期，是战后迄今为止发展最出色的一段黄金阶段。1990年大泡沫破了之后，到目前为止，历经了长达20年的“失落的岁月”，原因固不止一端，但人口老化无疑是主因之一。日本因为少子化，所以老化问题更是严重。目前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重已高达23％。
继日本之后快速崛起的是四小龙，最出色的时期是1970到2000年，正是四小龙青壮化的高峰。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四小龙除了新加坡也都因为少子化而使得老龄化提早到来(新加坡是因为采取了大胆的优质人口移入政策而得以避免)。
四小龙之后，紧跟的就是中国大陆了。以“时间轴”为准，1980年到2010年，即所谓的阶段(二)，也就是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正是中国大陆的青壮化时期。在这个30年中，中国同时享受了两端的“人口红利”，一方面是“一胎化”政策，每对父母只生一个孩子，大大减轻了教育成本的负担；另一方面，全社会人口还没有明显老化，从而也没有过重的老人福利保障负担。好比是“轻装上阵”，经济增长跑得快，这当然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由于30年来执行“一胎化”的结果，中国的老龄化阶段最快也将从2010年逐渐开始，而且，最终严重程度恐怕比前述的一些例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中国的人口问题除了老龄化之外，还有男多女少的性别问题。一胎化造成的家庭组织异化问题等，都是传统社会学未曾面临过的问题。
必须坦率指出，实施了30年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从人口经济的理论角度看，是 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误区的。因为1979年之所以建议“一胎化”人口政策，众所周知，是为了纾缓当时很严重的温饱民生问题，以为吃不饱就是因为人口太多。其实，未必尽然。
事实的发展是，邓小平从1979年开始搞改革开放以后，农业作为首先改革的部门，进行包产到户家庭承包制，立刻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力大幅提高。才不过6年光景，到了1984年，原来普遍吃不饱的8亿老百姓，基本上都能吃饱了。这个结果，应该与刚才开始实施了才几年的“一胎化”政策不太相关。根本的关键，是选择了正确的制度进行改革。
所以，实施了30年的一胎化人口政策是到了必须积极进行调整的时候了，以避免老龄化来临对中国经济社会造成的巨大压力。而且，政策的调整宜早不宜迟，因为，几十年来，从欧洲到美国到东亚，几乎没有一个例外。当一个国家发现生育率太低，开始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时候，没有一个是见效的。对中国而言，如果太晚调整人口政策，那时鼓励生育在高教育素质的父母身上未必有效，却有可能在低教育素质的父母身上见效，从而可能会拉低中国的平均人力素质。
八、可持续发展问题
可持续发展问题在阶段(二)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中明显地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忽视，因而在下一个30年将会成为高度挑战性的问题。
它应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环境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一部分是关于社会与政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先说第一部分。在过去60年的两个30年的阶段中，对环境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应该说，都缺乏足够正确的认识。但阶段(一)由于未走上市场经济，所以对环境生态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于错误的决策(如砍伐林木、围湖造田)；到了阶段(二)，走上了市场经济，但却又未能完全理解市场经济本身也有缺陷的全貌，以致进入到了一些误区(例如误以为可以“先污染，后治理”)，结果在30年快速经济增长下，环境生态也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
这一部分，现在已经有了进行矫正的新思维，也就是“科学发展观”。因此，下一个30年的大趋势，也就是要将这个看来比较抽象的执政理念，通过各种可操作的政策设计，将它落实下去。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要把它具体落实到各级政府官员的执政评价机制中去。
关于第二部分，有关社会与政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集中在两点上，即(一)社会矛盾的积累与群体事件的频繁出现及(二)腐败问题。要改善第一个问题，除了提出“和谐社会”这一重要执政理念之外，同样重要的，也是如何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者作出最好的平衡与结合，使各级政府的施政，能在追求经济效率与生产力的同时，能兼顾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此一努力，在相当程度上又与政治改革有密切的关系。
社会与政治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问题，是腐败。虽然党和政府在反腐问题上始终用力甚深，但要彻底解决腐败问题，说到底，还是要进行政治改革。邓小平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注：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诚哉斯言也。
政治改革的难度及挑战性均高，但邓小平留给中国最大的政治资产之一，就是实验与试点，下一个30年，中国理应朝着这个方向，做出更积极性的尝试。
九、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即两岸和平统一的问题，但和平统一之前，有一个和平发展的阶段。
仍以“时间轴”说明，阶段(一)(1949～1958年)，海峡双方一开始是武力解放台湾与反攻大陆的对决，稍后虽热战不再，但终此阶段之前，基本上是武力对峙局面。阶段(二)，大陆呼吁和平谈判，台湾则开放台湾人民赴大陆的“单向交流”。在阶段(二)的后期，即2008年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再度执政之后，两岸之间加速了双向交流，大陆提出了“和平发展”的说法。
两岸关系在下一个30年，即阶段(三)会如何发展?取决于两个条件：(一)外部条件；(二)内部条件。
(一)所谓“外部条件”，是指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外部干扰因素，主要指美、日，尤其是美国。
回顾过去一甲子，从1950年解放军本欲以武力解放台湾，美派出第七舰队，到毛泽东决定(1958年)炮击金门，再到1996年大陆在台海军演，美派航母群护台，都可以看到美国因素在两岸关系发展上的关键影响力。
然而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尤其是进入到阶段(三)之后，一方面中国和平崛起的势头越来越明显，军事科技有长足发展，甚至在阻绝美、日军力介入台海问题上也有突破性进步；另一方面，美国经阿富汗及伊拉克两个战争，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元气及国际影响力均受到相当影响而有弱化现象。有关两岸和平统一的“外部条件"JE朝有利方向发展。
但与此同时，“内部条件”却出现了新的状况。所谓“内部条件”，指的是台湾岛内对“统一”与“中国”的认同态度。他们正面看待统一与自我认同中国，在阶段(一)及阶段(二)的初期从来不是问题，但近十几年来，经过李登辉、陈水扁等人的操弄，却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且未因近年来两岸经济文化交流趋向热络而扭转。这个形势与趋势，是一个崭新的挑战课题。另一方面，也给了美国当局在军事干预力量相对减弱之后，一个巧妙运用台湾筹码与中国“博弈”的新着力点。
十、“G2”博弈
“G2”，指的是“中美博弈关系”，并不必然等于是一般人所理解或误解的所谓“中美共同管理”的关系。
藉“时间轴”说明。在阶段(一)中，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从全力封锁到为了打“中国牌”以中制苏而与中国建交，成了一个“亦敌亦友”的关系。到了阶段(二)，美苏冷战及军备竞赛，最后导致苏联解体之后，中美关系又出现微妙的变化。美国的中国政策持续在进行调整，从“中国威胁论”到“竭制”中国到与中国“交往”，到“两边押注”(或“对冲”)，再到所谓“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及“战略再保证”，但本质上，美国之所以调整及如何调整，相当程度上均取决于(1)美国的发展形势；(2)中国的发展形势，及(3)中、美两国在全球的相对形势变化。
如前所云，新世纪开始的第一个10年，这(1)(2)(3)三个形势都出现了重要的变化，直白点说，中、美气势是此长彼消，这样的变化，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领域上表现出来，例如：
(1)经济、军事或综合国力，双方差距持续在不断拉近之中；
(2)商讨重要国际事务的G7、G8不得不让位给G20，而后者的核心，其实就是G2；
(3)日本公开提出“疏美亲亚”的新外交政策思路等。
所有这些形势的变化，最终，都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将中、美两国推向了一个在战略及战术上相互博弈的情境，这即是“G2”。
中、美之间的博弈，可以是合作、是竞争、是斗争、是变换，不一而足，而其博弈场域，则遍及每一个互动介面，如贸易、投资、科技、货币(人民币与美元)、政治、外交、军事、反恐、地缘战略、台湾问题、气候，甚至有可能延伸到文化、哲学、体制与价值观等等。
于是。“G2”就是下一个30年中、美互动关系的主旋律，也是下一个30年的第十个“中国大趋势”。
十一、结语
以上是我对新中国发展阶段三个30年的观察、分析与推测。仔细回味这三个30年的发展与走势，其实十分吻合《易经》三个卦爻，即“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的哲理，有请读者参照品味。
四、反暖化
“反暖化”不仅是下一个30年中国的大趋势，也同时是全球大趋势，不过，它对中国而言，却有着更不同的意义。
首先，就从“低碳经济”谈起吧。低碳经济如今在全球成了显学，除了是国际社会开始普遍认识到碳排放对全球及人类造成重大危机之外，一个同样甚至是更重要的原因是它将产生难以想象的巨大的商机与市场。这对于在世纪金融及经济危机之后，全球需求急遽萎缩下的世界经济不啻是一贴大补药。
“需求”理论上有五种：
(一)基本性需求，主要取决于人口规模及每人平均所得(或购买力)。
(二)破坏性需求，主要指战争。发动战争的军备发展本身就是庞大需求，战争导致破坏，重建又是巨大需求。
(三)创新性需求。新发明，受到欢迎，前所未见的需求就产生出来了。互联网及相关衍生性发明都是好的例子。
(四)重分配性需求。前文提到的把一个社会原本收入及财富分配很不平均的状态加以改变，使之更为平均，整个社会的总需求就会增高。
(五)矫正性需求。人会犯错误，国家社会也会犯错误，矫正错误，就会产生需求，这即是“矫正性需求”；错误越大，产生的矫正性需求即越大。
长期以来，人类在地球上的排碳行为，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如今为世人所警觉，开始试图对之矫正，倡导低碳经济，由之产生之需求即是巨大的“矫正性需求”。这种矫正性需求，对全球而言，相当庞大，对中国而言，亦复如此。
借用“时间轴”的三个阶段说明。阶段(一)中，中国以农为主，工业尚不发达，整个国家排碳量不高。进入阶段(二)，开始工业化，碳排放急升，到阶段(二)结束之前，中国碳排放总量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就在这个时候，“全球暖化”问题已由量变发展到了质变，速度成了全球高度关切的重大危机，中国也因此首当其冲，面对了来自各方的巨大压力。
但“低碳经济”还有两个奇特的性质。一是它的需求(也就是矫正性需求)不会自动自发地出现，必须要通过对碳排放行为进行强制约束，需求才会出现，不论是一个国家或是整个世界都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要召开全球性的气候变化会议，寻求共识，设定减碳承诺目标并通过强制法律约束的缘故。
但“低碳经济”的第二个特质却是，要寻求一个减碳共识十分不简单，因为碳排放所造成的暖化效应，各方对利与害的评价及感受不同，甚至还可能南辕北辙。
例如就国际社会而言，利害评价的巨大差异就存在于：
(1)临海国、内陆国、岛屿国之间；
(2)农业国、工业国及服务业国之间；
(3)高科技国与一般非发达国家之间；
(4)高纬度国与低纬度国之间；
(5)北极圈国与非北极圈国之间。
有的高度在乎暖化(如岛屿国)、有的不太在乎(如内陆国)、有的甚至还欢迎一定程度的暖化(如高纬度国及北极圈国)，所以关于该不该反暖减碳、如何反暖减碳，真是众口难调，很不容易形成共识。
这种情况，就算在一国之内也常发生。美国奥巴马总统竞选时及当选后，均高调主张反暖减碳，但后来调子转低，雷声大雨点小。到了后来，在丹麦哥本哈根会议中几乎缴不出一份漂亮的承诺目标。主要原因，就在于美国内部不同产业与利益团体的不同立场。
现在回到中国，按照现行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还不列入法律要求强制减碳的名单，虽然国际社会对于中国这个新生的排碳最大国家已经颇有微辞。但即便如此，中国还是提出了一份以“碳强度”为标准的减排目标，并强调此一目标对自己而言是有强制性的。以目前及未来的形势看来，有理由判断，中国的减碳积极性将会持续强化，因为：
(一)中国已跃升为全球碳排放大国，目标大，压力也大。
(二)中国的暖化危机，除了与一般国家类似，有南、北两极的暖化问题之外，还多了一个第三极(喜马拉雅山)的雪融问题。第三极的雪融，除了雪融期会有洪涝，雪融后更会面临旱灾，问题比南、北两极更复杂。
(三)中国一旦形成强烈危机意识，进一步的决策共识，就比类如美国的政治体制，要更容易形成。不但如此，一旦形成决策通过庞大国企部门及有效政策调动民企部门，推动起来将会有很高效率。
(四)中国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巨大的商机的，就像航天科技与工业一样，中国不会让欧、美等国长久在节能减碳这个领域维持绝对性的优势的，况且中国本身就有一个有待满足的巨大市场。
所以，“反暖化”必将成为下一个30年的中国大趋势。
五、完整制造业大国
从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英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制造业大国，但英国作为人类第一个制造业大国发展了将近100年后就遇上了瓶颈：(1)资源不足了；(2)市场饱和了。这两个瓶颈必须克服，否则发展就到了极限。于是，英国先后用(1)重商主义、(2)帝国主义、(3)殖民主义，结合了贸易、军事及政治手段解决了问题。
上个世纪一战之后，英国开始走下坡路了。在20世纪中，继英国之后成为人类第二个制造业大国的是美国。但美国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发展了大约仅50年也碰到了瓶颈：(1)工资快速上升；(2)环保意识及环保成本提高了。怎么办?这时的美国已经没有英国建立一个殖民大国的机遇了，虽然有时还可以靠帝国主义欺负一下别国。一个可以行得通的办法，是企业外移，配合着战后全球化的大形势，展开跨国企业的全球布局。
美国之后是日本，从1950年代开始，比美国更短，日本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大约走了40年也遇到了发展瓶颈：(1)工资上升；(2)环保成本上升；(3)地价上升。怎么办?外移!
美国、日本之后，是四小龙。四小龙自1960年代开始，更短，仅约30年就遭遇到了制造业发展的瓶颈：(1)工资；(2)环保；(3)地价。怎么办?外移。
就在大家都循着轨迹走同一条路，不得不将产业外移之际，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了，开始招商引资了，正好，将那些外移的产业引进。中国大陆改革开放迄今也30年了，没有例外，最早开始工业化的“珠三角”、“长三角”也先后面临到如出一辙的发展瓶颈：(1)工资；(2)环保；(3)地价。怎么办?外移?不，不必然再是外移了。中国的现象是：(1)北移；(2)内移；(3)西移。
区别就在于一个数字：“13亿”。13亿可以是劳动力。当珠三角、长三角或沿海地区工资上涨了，二、三线省份的劳动力就会转进；当珠三角、长三角、沿海地区地价上涨 了，那么只要二、三线省市还有丰富低廉劳动力，如果再配合上基本建设(中国高铁网正在加速铺建中)，产业、企业就会内移、西移。中国不必然走英、美、日及四小龙的相同模式。
不只如此，中国除了有丰富工资相对低廉的初级劳动力之外，也有为数众多的工资相对低廉的高级劳动力，这使得中国可以延长产业不断升级的深度。再加上“13亿”还有一个代表市场需求的概念，这一个巨大的市场形成一个巨大的胃纳，将会源源不断地吸纳各种层次的产业与企业。最终，将使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个涵盖几乎所有科技档次的全方位制造业大国。
以“时间轴”说明，在阶段(一)，即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国几乎是一个低度制造业国家；阶段(二)，就发展成了一个初级制造业大国了；下一个30年，阶段(三)，就将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完整制造业大国”了。
六、人民币国际化
在谈这个趋势之前，要首先对历史做一点回顾。
20世纪的大国是美国，谁都知道20世纪的国际货币是美元；19世纪的大国是英国，谁都知道19世纪的国际货币是英镑。至少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不管是三千年历史，还是五千年历史，都难谓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的大国。
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必须放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了解，才能抓到要害。
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讲，甚至对绝大多数专家来讲，“人民币国际化”在印象中从来就应该是一个比较遥远的“感觉”——也许是一种可能吧，但没有个二十年或三十年，根本就不太可能是一种现实。
然而随着全球与中国发展形势的变化，尤其是那场2008年爆发的世纪金融经济大危机，竟然让那个可能是比较遥远的感觉，突如其来地拉近，变得有点现实起来。
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其实就对于手中持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尤其其中七成是以美元形式持有的状态感到不太踏实，因为美元币值在进入新世纪以来持续贬值。
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政府为了救市，开动印钞机，大印美元的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令全球尤其是中国高度不满。1970年代，当美国向全球单方面地宣布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之后，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说出了足以点中当今全球金融问题要害的经典名言：“美元是美国的货币，但却是全球的麻烦。”
在这样的教训与形势下，中国不得不向美国发出信号。2009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发表文章，直指美元对全球金融与经济所制造的严重麻烦，并建议国际社会应该共同严肃思考如何创建一个“超主权国际货币”的问题。中国深知这是全球在新世纪的超级大课题，短期根本没有实现甚至往这个方向推动的可能。因此，中国在抛出这个议题的同时，已开始采取行动，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自2009年开始，已经陆续跟不同国家及地区，分别签署了一系列的两种协议，一是“双边互换货币协议”，一是“双边自由选择贸易结算货币”的协议，并首先选择香港作为试点，为人民币国际化的第一步，也就是人民币的区域化作好准备。
美元，或者说美国独占全球范围的铸币权，是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强权的“核心利益”，绝不轻易容许他国对其挑战。1985年日本想尝试日元国际化，被美国以“广场协议”压迫日元剧幅升值而逼退；1999年欧元跟进，美国虽多方阻挠破坏却未能成功，如今欧元“十年磨一剑”，占全球外汇储备比重已达27％以上，美国虽欲继续破坏，却已力难从心，但将来会有什么变数，仍值得注意。
对中国而言，面对美国的美元政策已深受其害，所以明知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高难度的考验，但已别无选择。再说，中国在21世纪要真正能和平崛起，人民币国际化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功课，只能坦然勇敢地面对。所以，这是中国下一个30年的第六个大趋势。
七、人口政策
第七个大趋势是“人口政策”的调控。
也先回顾一下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史及人口在其中的关键角色，然后将中国的人口变化形势与之对照。
20世纪的大国、强国甚至一度是唯一超级强权的美国，其所以富强，是因为有各种软实力与硬实力，但也绝对不能忘记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人口的青壮化。
研究一个国家短期发展，完全不需要考虑其人口因素，因为无论人口数量、年龄结构，在短期间内的变化均相当有限。但是，要观察一个国家长期的发展，就绝对不能忽略人口这一个重要因素了。
美国在二战结束之后，在1945年到1965年期间，出现了大约长达20年的生育率高潮，谓之战后婴儿潮。在这20年出生的所谓婴儿潮人口，约有8000万，占目前美国人口总数3亿出头的四分之一以上。婴儿潮人口大约自1965年之后陆续投入职场，使美国进入“青壮化”时期。青壮化为期约40年，从2010年开始，年满65岁将陆续退休，每天约8000人。
青壮化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是双重的。在供给方面，青壮人口富于活力、生命力、创造力、创新能力，从而生产力大幅提高；在需求方面，青壮人口有稳定收入就有购买力。根据美国统计，美国人一生中消费购买力最高的年龄是47岁。相对于青壮化，美国自2010年开始，将逐渐迈入老龄化，这对美国生产力、消费力及经济的影响是很值得注意的。
美国之后，日本崛起，1960到1990年，也是日本的青壮化时期，是战后迄今为止发展最出色的一段黄金阶段。1990年大泡沫破了之后，到目前为止，历经了长达20年的“失落的岁月”，原因固不止一端，但人口老化无疑是主因之一。日本因为少子化，所以老化问题更是严重。目前日本65岁以上老人占总人口比重已高达23％。
继日本之后快速崛起的是四小龙，最出色的时期是1970到2000年，正是四小龙青壮化的高峰。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四小龙除了新加坡也都因为少子化而使得老龄化提早到来(新加坡是因为采取了大胆的优质人口移入政策而得以避免)。
四小龙之后，紧跟的就是中国大陆了。以“时间轴”为准，1980年到2010年，即所谓的阶段(二)，也就是过去30年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正是中国大陆的青壮化时期。在这个30年中，中国同时享受了两端的“人口红利”，一方面是“一胎化”政策，每对父母只生一个孩子，大大减轻了教育成本的负担；另一方面，全社会人口还没有明显老化，从而也没有过重的老人福利保障负担。好比是“轻装上阵”，经济增长跑得快，这当然也是原因之一。
但是由于30年来执行“一胎化”的结果，中国的老龄化阶段最快也将从2010年逐渐开始，而且，最终严重程度恐怕比前述的一些例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其实，中国的人口问题除了老龄化之外，还有男多女少的性别问题。一胎化造成的家庭组织异化问题等，都是传统社会学未曾面临过的问题。
必须坦率指出，实施了30年的“一胎化”人口政策，从人口经济的理论角度看，是 存在着一个巨大的误区的。因为1979年之所以建议“一胎化”人口政策，众所周知，是为了纾缓当时很严重的温饱民生问题，以为吃不饱就是因为人口太多。其实，未必尽然。
事实的发展是，邓小平从1979年开始搞改革开放以后，农业作为首先改革的部门，进行包产到户家庭承包制，立刻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生产力大幅提高。才不过6年光景，到了1984年，原来普遍吃不饱的8亿老百姓，基本上都能吃饱了。这个结果，应该与刚才开始实施了才几年的“一胎化”政策不太相关。根本的关键，是选择了正确的制度进行改革。
所以，实施了30年的一胎化人口政策是到了必须积极进行调整的时候了，以避免老龄化来临对中国经济社会造成的巨大压力。而且，政策的调整宜早不宜迟，因为，几十年来，从欧洲到美国到东亚，几乎没有一个例外。当一个国家发现生育率太低，开始采取鼓励生育政策的时候，没有一个是见效的。对中国而言，如果太晚调整人口政策，那时鼓励生育在高教育素质的父母身上未必有效，却有可能在低教育素质的父母身上见效，从而可能会拉低中国的平均人力素质。
八、可持续发展问题
可持续发展问题在阶段(二)也就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阶段中明显地受到了相当程度的忽视，因而在下一个30年将会成为高度挑战性的问题。
它应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关于环境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一部分是关于社会与政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先说第一部分。在过去60年的两个30年的阶段中，对环境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应该说，都缺乏足够正确的认识。但阶段(一)由于未走上市场经济，所以对环境生态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于错误的决策(如砍伐林木、围湖造田)；到了阶段(二)，走上了市场经济，但却又未能完全理解市场经济本身也有缺陷的全貌，以致进入到了一些误区(例如误以为可以“先污染，后治理”)，结果在30年快速经济增长下，环境生态也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
这一部分，现在已经有了进行矫正的新思维，也就是“科学发展观”。因此，下一个30年的大趋势，也就是要将这个看来比较抽象的执政理念，通过各种可操作的政策设计，将它落实下去。其中的重中之重，就是要把它具体落实到各级政府官员的执政评价机制中去。
关于第二部分，有关社会与政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集中在两点上，即(一)社会矛盾的积累与群体事件的频繁出现及(二)腐败问题。要改善第一个问题，除了提出“和谐社会”这一重要执政理念之外，同样重要的，也是如何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两者作出最好的平衡与结合，使各级政府的施政，能在追求经济效率与生产力的同时，能兼顾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而此一努力，在相当程度上又与政治改革有密切的关系。
社会与政治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问题，是腐败。虽然党和政府在反腐问题上始终用力甚深，但要彻底解决腐败问题，说到底，还是要进行政治改革。邓小平说过：“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注：1986年6月2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诚哉斯言也。
政治改革的难度及挑战性均高，但邓小平留给中国最大的政治资产之一，就是实验与试点，下一个30年，中国理应朝着这个方向，做出更积极性的尝试。
九、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即两岸和平统一的问题，但和平统一之前，有一个和平发展的阶段。
仍以“时间轴”说明，阶段(一)(1949～1958年)，海峡双方一开始是武力解放台湾与反攻大陆的对决，稍后虽热战不再，但终此阶段之前，基本上是武力对峙局面。阶段(二)，大陆呼吁和平谈判，台湾则开放台湾人民赴大陆的“单向交流”。在阶段(二)的后期，即2008年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再度执政之后，两岸之间加速了双向交流，大陆提出了“和平发展”的说法。
两岸关系在下一个30年，即阶段(三)会如何发展?取决于两个条件：(一)外部条件；(二)内部条件。
(一)所谓“外部条件”，是指影响两岸关系发展的外部干扰因素，主要指美、日，尤其是美国。
回顾过去一甲子，从1950年解放军本欲以武力解放台湾，美派出第七舰队，到毛泽东决定(1958年)炮击金门，再到1996年大陆在台海军演，美派航母群护台，都可以看到美国因素在两岸关系发展上的关键影响力。
然而进入到新世纪之后，尤其是进入到阶段(三)之后，一方面中国和平崛起的势头越来越明显，军事科技有长足发展，甚至在阻绝美、日军力介入台海问题上也有突破性进步；另一方面，美国经阿富汗及伊拉克两个战争，及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家元气及国际影响力均受到相当影响而有弱化现象。有关两岸和平统一的“外部条件"JE朝有利方向发展。
但与此同时，“内部条件”却出现了新的状况。所谓“内部条件”，指的是台湾岛内对“统一”与“中国”的认同态度。他们正面看待统一与自我认同中国，在阶段(一)及阶段(二)的初期从来不是问题，但近十几年来，经过李登辉、陈水扁等人的操弄，却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且未因近年来两岸经济文化交流趋向热络而扭转。这个形势与趋势，是一个崭新的挑战课题。另一方面，也给了美国当局在军事干预力量相对减弱之后，一个巧妙运用台湾筹码与中国“博弈”的新着力点。
十、“G2”博弈
“G2”，指的是“中美博弈关系”，并不必然等于是一般人所理解或误解的所谓“中美共同管理”的关系。
藉“时间轴”说明。在阶段(一)中，美国对中国的战略，从全力封锁到为了打“中国牌”以中制苏而与中国建交，成了一个“亦敌亦友”的关系。到了阶段(二)，美苏冷战及军备竞赛，最后导致苏联解体之后，中美关系又出现微妙的变化。美国的中国政策持续在进行调整，从“中国威胁论”到“竭制”中国到与中国“交往”，到“两边押注”(或“对冲”)，再到所谓“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及“战略再保证”，但本质上，美国之所以调整及如何调整，相当程度上均取决于(1)美国的发展形势；(2)中国的发展形势，及(3)中、美两国在全球的相对形势变化。
如前所云，新世纪开始的第一个10年，这(1)(2)(3)三个形势都出现了重要的变化，直白点说，中、美气势是此长彼消，这样的变化，正在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领域上表现出来，例如：
(1)经济、军事或综合国力，双方差距持续在不断拉近之中；
(2)商讨重要国际事务的G7、G8不得不让位给G20，而后者的核心，其实就是G2；
(3)日本公开提出“疏美亲亚”的新外交政策思路等。
所有这些形势的变化，最终，都产生了类似的影响，将中、美两国推向了一个在战略及战术上相互博弈的情境，这即是“G2”。
中、美之间的博弈，可以是合作、是竞争、是斗争、是变换，不一而足，而其博弈场域，则遍及每一个互动介面，如贸易、投资、科技、货币(人民币与美元)、政治、外交、军事、反恐、地缘战略、台湾问题、气候，甚至有可能延伸到文化、哲学、体制与价值观等等。
于是。“G2”就是下一个30年中、美互动关系的主旋律，也是下一个30年的第十个“中国大趋势”。
十一、结语
以上是我对新中国发展阶段三个30年的观察、分析与推测。仔细回味这三个30年的发展与走势，其实十分吻合《易经》三个卦爻，即“潜龙勿用”、“见龙在田”、“飞龙在天”的哲理，有请读者参照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