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不忍成历史》最近正红。
　　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之子阎明，削笔细写其父与林彪及“四野”的种种旧事，述及“一号号令”内幕、毛泽东与林彪的恩恩怨怨、林彪坠机以及珍宝岛背后的中苏冲突。
　　阎明的父亲阎仲川，是林彪嫡系旧部，曾任副总参谋长，参与制定“一号号令”。林彪事件之后，被打倒，被审查，被关押，一家人也因此星散天涯，各自零落。
　　
　　摆脱了小山头，却融入了更大的山头
　　
　　记者：你父亲原来是吕正操手下？
　　阎明：我父亲在冀中军区时是吕正操手下，到东北也跟着他，后来吕正操到西满军区做司令（当时，东北有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几个军区），叫他一起去。父亲给他写了一个条子，说不能去，下面已经有人议论，说我是吕司令山头的人。所以他就留在总部跟了林彪。我父亲后来说，他是摆脱了一个小山头，却融入了“四野”这个更大的山头，最后还是受了牵连。
　　记者：他后来一直做林彪的部下，他们关系怎么样？
　　阎明：我父亲是林彪的老部下，他们就是一个上下级的关系，个人关系没有。部队界限分明，领导就是领导，部属就是部属。1945年东北民主联军时，他就是林彪的作战参谋，辽沈战役是作战科副科长，后来跟林彪打到湖南衡宝——那是林彪直接指挥的，后来他身体不行了。我父亲那时就跟林彪分开了，“四野”到广州后，林彪到中央当领导了。
　　父亲后来跟林彪是1969年珍宝岛战役后。他北调到北京做副总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原先是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广州军区参谋长。他调北京也不是林彪要调，是黄永胜先来北京当总参谋长，用了一些“四野”的人。在广州军区黄永胜是司令，我父亲是参谋长，顺手就调过来了。
　　
　　“一号号令”是我父亲发出来的
　　
　　记者：那“一号号令”到底是怎么回事？
　　阎明：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后期，中苏两国由政治分歧发展到军事对立，特别是珍宝岛战役之后，两国都在极积备战。1969年，中央军委在前进指挥所驻地开会，我父亲住在山下离开会地远，赶到时，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李德生都已到场了。
　　父亲一进门，黄永胜就说：“林副主席有几点指示，你记一记，给部队传达一下！”他传达了几点指示，父亲整理完后，说：“加个编号吧！”值班参谋问按什么顺序，父亲说既然是“前指”第一个指示，就从一号编起，叫“一号号令”吧！
　　就这样，中国现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后来被说成林彪进行“反革命政变预演”的“一号号令”，经父亲和一位值班参谋之手产生了！时间是1969年10月18日21时30分。
　　记者：毛主席知道“一号号令”吗？
　　阎明：知道。你看汪东兴回忆录，当时毛泽东看了这个号令很不高兴，划根火柴就把它烧了。先烧了信纸，后来又要烧信封。汪东兴不让烧，说以后要存档的。毛泽东这才作罢。
　　当天周总理曾打电话问汪东兴主席是否知道此事，得知主席不高兴了，周总理很惊诧，但也没有说话。后来在批林时，周总理还问过毛主席知不知道“一号号令”，毛主席说：什么“一号号令”？从来没听说过！
　　毛泽东靠武装斗争起家，对军事牢牢把握。特别是“文革”时，调动一个营、一个连都要经他批准，搞一个5公里越野也要报告，发布“一号号令”怎么瞒得住他？如果没有他默认，他知道后，怎么不撤销？
　　看样子，是编号把毛泽东惹不高兴了。中国自古是以“一”为大，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我父亲把它用在林彪身上，显然不妥。当时他到北京才3个月，这些犯忌的事他真是不清楚，一不留神就惹毛泽东生气了。
　　
　　林彪摔死在蒙古，是我岳父去收的尸
　　
　　记者：林彪坠机时，你后来的岳父许文益是驻蒙大使，他怎么处理的？
　　阎明：他去蒙古才20天就碰到了林彪坠机。处理这个问题非常棘手，但是他在这个过程中忠实履行驻外使节的责任，如实把情况报告给了北京。因为驻外使节权力有限，我岳父冒了被处分的风险，启用停了多年的中苏热线电话，才将飞机失事的电报传送回国内。
　　天下事就是巧，这条“中苏热线”最早还是我姥爷孙继述作为中苏热线总队长亲自带人去架设的，没想到多年后派上了这个用场。发回国内的电报直接送到了外交部代外长姬鹏飞的手上，姬鹏飞又报送毛泽东、周恩来。
　　记者：中央对你岳父处理林彪坠机事件的方式是什么态度？
　　阎明：很满意了，尤其是周恩来，对我岳父及时启用“中苏热线”向国内报告情况非常满意，不仅没处分，还表扬了他。
　　虽然我岳父只是驻外大使，不是重要人物，但这个特殊的历史事件，使他成了重要的历史见证人。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