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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假冒伪劣行为危害极大，尤其是药品、食品领域的造假行为更遭到人们的强烈谴责。而历代朝廷在打击这些行为方面也都出台了许多规定，有些规定相当严厉。比如，有人因造假灭三族，度量衡器须“年审”，刻石经应对“学术造假”……
因造假被灭三族
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造假现象的存在及其危害。早在西周时期百姓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皿，如果不合规格就不准在市场上出售;兵车如果不合规格，不准在市场上出售;织出的布帛，经纬密度如果不合规格、幅宽不合尺寸，不准在市场上出售;布帛染色达不到正常颜色标准，不准在市场上销售。总之，那些质量不合格、规格不达标的货品都禁止上市。这表明，在先秦时代已经存在制假售假的现象了。
尽管官府对制假售假者屡有打击，但由于利益的驱使，仍然有一些人铤而走险。汉文帝时有一个名叫新垣平的人，就是一个造假高手，他伪造的东西是玉杯、周鼎，特意在上面刻了“人主延寿”几个字。他拿着这些东西跑去献给汉文帝，说是在黄河发现的，预示着传说中的“周鼎”将会在汾阴出现。汉文帝一开始相信了，派人在汾阴建庙祭祀天地，希望“周鼎”出现，而“周鼎”真的出现在了汾阴。其实这是新垣平预先埋下的，“周鼎”其实是他的杰作，此事最终败露，新垣平被夷灭三族。
度量衡器须“年审”
有造假就有打假，从国家立法层面打假是最有效的手段。据考证，中国最早关于打假的法律是战国时期魏国李悝主持制定的《法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内容非常丰富。在其中的《五杂法》中规定经营药材的人不得售假，要按医生所开的处方配药卖药，如胆敢制假售假，一经发现将受笞刑处罚，因此而造成人员伤亡的要被流放。
到了秦朝，相关法律规定更加严厉，卖假药者将会受到墨、劓、刖、宫、大辟等刑罚。唐朝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商品也日趋丰富，造假行为也更加普遍和专业化，打假的法律规定也必须适时跟进。唐律中关于打假方面的规定十分具体，对假冒伪劣商品，唐律将其认定为“行滥”“短狭”。“行滥”就是质量不合格，“不牢不真”; “短狭”就是尺寸短缺或缺斤少两。制售以上不合格商品的，一经发现要受到“杖六十”的严惩。
为杜绝市场上的“黑心秤”，唐朝规定商户使用的度量衡器必须定期进行检验，其中京城的商户每年8月到太府寺查验，外地商户则到州县衙门。大家带着所使用的度量衡器经检验合格后可领到合格证。只有经过这种“年检”的度量衡器才能在商品交易中使用，否则将处以“杖七十”的刑罚。
茶叶造假花样多
唐宋以后，人们饮茶的习惯越来越普遍，茶叶需求量很大，尤其是好茶、名茶，往往供不应求，于是有些不法商人开始了这方面的制假售假。在宋朝，最常见的茶叶造假手法是在劣质茶叶里添加各种香料，可以调配出类似于各类名茶的味道，或者在散茶里掺杂枯草、在茶粉里掺杂米粉。当时人们很喜欢茶砖，有些商家制茶砖时在外面用好茶叶，里面用劣质茶叶，从表面看根本看不出好坏。不仅普通百姓喝的茶有人造假，就连专供皇家的茶叶也一样敢假冒。
为了制止市场上的制假售假、尤其是食品领域里的造假行为，宋朝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打击。宋朝颁布《关市令》，借鉴唐朝的做法，对商户使用的秤、天平、布尺等进行定期审验;同时要求市场管理人员每月抽查一次，检验、抽查不合格，或者被人举报缺斤少两的，处以“杖六十”的刑罚。对于其他制假售假行为，根据情节以及所造成后果的轻重，分别给以不同的惩罚。
打击假药重在统一标准
药品是医病救命的，俗话说“人命关天”，按理这方面的造假行为应该相对少些，但出于逐利的本性，不法商人也打起了药材造假的主意。
《本草经集注》《唐本草》《本草蒙筌》《本草纲目》等古代著名医药著作中大量记录有药材作假的方法。有人经过梳理，发现这些药典中所记载的假药种类，魏晋南北朝及之前有24 种，唐宋有34 种，明代52 种，清代187 种。
相比其他造假行为，假药的危害无疑更大，所以这也是历朝历代重点打击的对象。制售假药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打击这类行为也需要专业化指导，所以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制定统一的药材标准十分重要。陶弘景所著《本草经集注》就被医家奉为本草指南，也是辨别假药的主要工具书。
到了唐朝，新的药材不断增加，朝廷命人重新编订本草药典，最终编成了一部《新修本草》。全书共54 卷，载药物850 种，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到了宋朝，朝廷曾下令各郡县将本地所产药物绘图，连同样本送往京城，在此基础上编成了一部《本草图经》。全书共21 卷，收录药材780 种。更为难得的是，该书还附有本草图谱933幅。
刻石经应对“学术造假”
在古代，还有一种造假行为也时常出现，那就是学术方面的造假。汉代的读书人喜欢辩论，涉及到典籍的版本问题，大家都认为自己手里的才权威，于是互不相让。争论无果时，大家纷纷去找依据，结果朝廷的国家图书馆兰台就经常被一些无聊的文人打扰。不过，输了的人也有不认输的，他们的办法是篡改兰台里的权威版本，把它们改成与自己手中版本一样的，于是兰台收藏的经籍被改得面目全非。
汉灵帝时，著名学者、书法家蔡邕实在看不下去，就向汉灵帝提出建议，组织权威学者，考据出这些典籍的最权威版本，把它们一一刻在石头上，今后谁都不能再篡改。汉灵帝批准了这项耗资巨大的文化工程，命蔡邕负责这项工程并亲自撰写碑文。在蔡邕的主持下，一批當时最优秀的学者参与到此项工程中，校订出《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孝经》《公羊传》等七部儒家经典，共20.9 万字，全文刻制在46 块石碑上，每块碑石“高一丈许，广四尺”。由于它们被刻制于汉灵帝熹平年间，史称“熹平石经”。
其后，历史上至少还有过 6 次这样的刻经行为，如曹魏的“正始石经”、唐朝的“开成石经”、五代的“蜀石经”。这些刻在石头上的石经，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图书编辑出版活动，目的是保存经典、统一版本，除弘扬儒家经典外，“学术打假”也是刻制它们的重要动机之一。
（《文史天地》 陈忠海/文）
因造假被灭三族
中国人很早就意识到造假现象的存在及其危害。早在西周时期百姓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器皿，如果不合规格就不准在市场上出售;兵车如果不合规格，不准在市场上出售;织出的布帛，经纬密度如果不合规格、幅宽不合尺寸，不准在市场上出售;布帛染色达不到正常颜色标准，不准在市场上销售。总之，那些质量不合格、规格不达标的货品都禁止上市。这表明，在先秦时代已经存在制假售假的现象了。
尽管官府对制假售假者屡有打击，但由于利益的驱使，仍然有一些人铤而走险。汉文帝时有一个名叫新垣平的人，就是一个造假高手，他伪造的东西是玉杯、周鼎，特意在上面刻了“人主延寿”几个字。他拿着这些东西跑去献给汉文帝，说是在黄河发现的，预示着传说中的“周鼎”将会在汾阴出现。汉文帝一开始相信了，派人在汾阴建庙祭祀天地，希望“周鼎”出现，而“周鼎”真的出现在了汾阴。其实这是新垣平预先埋下的，“周鼎”其实是他的杰作，此事最终败露，新垣平被夷灭三族。
度量衡器须“年审”
有造假就有打假，从国家立法层面打假是最有效的手段。据考证，中国最早关于打假的法律是战国时期魏国李悝主持制定的《法经》。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成文法典，内容非常丰富。在其中的《五杂法》中规定经营药材的人不得售假，要按医生所开的处方配药卖药，如胆敢制假售假，一经发现将受笞刑处罚，因此而造成人员伤亡的要被流放。
到了秦朝，相关法律规定更加严厉，卖假药者将会受到墨、劓、刖、宫、大辟等刑罚。唐朝时经济出现繁荣局面，商品也日趋丰富，造假行为也更加普遍和专业化，打假的法律规定也必须适时跟进。唐律中关于打假方面的规定十分具体，对假冒伪劣商品，唐律将其认定为“行滥”“短狭”。“行滥”就是质量不合格，“不牢不真”; “短狭”就是尺寸短缺或缺斤少两。制售以上不合格商品的，一经发现要受到“杖六十”的严惩。
为杜绝市场上的“黑心秤”，唐朝规定商户使用的度量衡器必须定期进行检验，其中京城的商户每年8月到太府寺查验，外地商户则到州县衙门。大家带着所使用的度量衡器经检验合格后可领到合格证。只有经过这种“年检”的度量衡器才能在商品交易中使用，否则将处以“杖七十”的刑罚。
茶叶造假花样多
唐宋以后，人们饮茶的习惯越来越普遍，茶叶需求量很大，尤其是好茶、名茶，往往供不应求，于是有些不法商人开始了这方面的制假售假。在宋朝，最常见的茶叶造假手法是在劣质茶叶里添加各种香料，可以调配出类似于各类名茶的味道，或者在散茶里掺杂枯草、在茶粉里掺杂米粉。当时人们很喜欢茶砖，有些商家制茶砖时在外面用好茶叶，里面用劣质茶叶，从表面看根本看不出好坏。不仅普通百姓喝的茶有人造假，就连专供皇家的茶叶也一样敢假冒。
为了制止市场上的制假售假、尤其是食品领域里的造假行为，宋朝进行了较为严厉的打击。宋朝颁布《关市令》，借鉴唐朝的做法，对商户使用的秤、天平、布尺等进行定期审验;同时要求市场管理人员每月抽查一次，检验、抽查不合格，或者被人举报缺斤少两的，处以“杖六十”的刑罚。对于其他制假售假行为，根据情节以及所造成后果的轻重，分别给以不同的惩罚。
打击假药重在统一标准
药品是医病救命的，俗话说“人命关天”，按理这方面的造假行为应该相对少些，但出于逐利的本性，不法商人也打起了药材造假的主意。
《本草经集注》《唐本草》《本草蒙筌》《本草纲目》等古代著名医药著作中大量记录有药材作假的方法。有人经过梳理，发现这些药典中所记载的假药种类，魏晋南北朝及之前有24 种，唐宋有34 种，明代52 种，清代187 种。
相比其他造假行为，假药的危害无疑更大，所以这也是历朝历代重点打击的对象。制售假药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打击这类行为也需要专业化指导，所以古人很早就意识到制定统一的药材标准十分重要。陶弘景所著《本草经集注》就被医家奉为本草指南，也是辨别假药的主要工具书。
到了唐朝，新的药材不断增加，朝廷命人重新编订本草药典，最终编成了一部《新修本草》。全书共54 卷，载药物850 种，是中国古代第一部由政府颁布的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到了宋朝，朝廷曾下令各郡县将本地所产药物绘图，连同样本送往京城，在此基础上编成了一部《本草图经》。全书共21 卷，收录药材780 种。更为难得的是，该书还附有本草图谱933幅。
刻石经应对“学术造假”
在古代，还有一种造假行为也时常出现，那就是学术方面的造假。汉代的读书人喜欢辩论，涉及到典籍的版本问题，大家都认为自己手里的才权威，于是互不相让。争论无果时，大家纷纷去找依据，结果朝廷的国家图书馆兰台就经常被一些无聊的文人打扰。不过，输了的人也有不认输的，他们的办法是篡改兰台里的权威版本，把它们改成与自己手中版本一样的，于是兰台收藏的经籍被改得面目全非。
汉灵帝时，著名学者、书法家蔡邕实在看不下去，就向汉灵帝提出建议，组织权威学者，考据出这些典籍的最权威版本，把它们一一刻在石头上，今后谁都不能再篡改。汉灵帝批准了这项耗资巨大的文化工程，命蔡邕负责这项工程并亲自撰写碑文。在蔡邕的主持下，一批當时最优秀的学者参与到此项工程中，校订出《诗经》《尚书》《周易》《礼记》《春秋》《孝经》《公羊传》等七部儒家经典，共20.9 万字，全文刻制在46 块石碑上，每块碑石“高一丈许，广四尺”。由于它们被刻制于汉灵帝熹平年间，史称“熹平石经”。
其后，历史上至少还有过 6 次这样的刻经行为，如曹魏的“正始石经”、唐朝的“开成石经”、五代的“蜀石经”。这些刻在石头上的石经，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图书编辑出版活动，目的是保存经典、统一版本，除弘扬儒家经典外，“学术打假”也是刻制它们的重要动机之一。
（《文史天地》 陈忠海/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