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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当代其他著作量惊人的小说家相比，路遥在他二十来年创作生涯中留给我们的文学遗产只有屈指可数的《路遥文集》五卷，不足二百万字。然而，这为数不多的作品却给路遥带来巨大声誉。在“一九七八至一九九八大众读书生活变迁调查”中显示它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呈逐渐攀升之势，其影响力还会延续于未来，惠及着将来的读者，“给历史一个深厚的交代”。接受美学认为，一部文学史就是一部读者的接受史，文学的本质与读者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读者成为把握文学本质的钥匙。同时，读者被置于作为事件的阅读活动中，在含蓄、模糊之处寻找本文词语之后的未言之意。这种意味是一种内在蕴涵，往往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但是，由于这些未言之物进入了读者的想象世界，本文的所言之物便得到了有机的延伸，呈现出极其丰富生动的样态。所以，伊瑟尔认为，“意义并不产生于印刷页的字行之中，而是来自于本文与读者间相互作用的生成”。基于此，从读者包括普通读者与专业读者即文学评论者的接受视角，分析他们在阅读深受读者欢迎的路遥作品的心理体验、感受与反应，揭示路遥小说意义和价值的历史变化，也就成为了可能。
一、路遥的读者意识
文学存在于创作活动到阅读活动的全过程中，存在于从作家——作品——读者这个动态流程中。这三个环节构成的全部活动过程，就是文学的存在方式，缺少任何一环，文学都不能存在，没有创作，文学就无从产生；没有作品，文学就失去物质载体；没有阅读，文学的潜在可能性就永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无法实现其现实性。就文学存在方式而论，文学活动三环节中最重要的是读者，因为作家创作活动完成以后，作品就脱离了作者而独立了，但独立并不是文学作品的真实存在，惟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活动，并在阅读的时间流程中，文学作品方获得现实的生命。
作家的创作归根结底是为了读者的阅读与接受。在现代社会里，纯粹以写作自娱的人即使不能说已经绝迹，至少也是绝无仅有的。一般来说，一个作家总希望有他自己的读者群，有他自己作品的接受者、崇拜者，而且总是希冀他的读者群日益扩大，而绝非相反。这样，他就不能不关注读者的审美情趣、审美接受心理、爱好、理想、要求及其每一变化，心中不可能不钻进一个“潜在的读者”，在同读者视界的交融中，适当地调整自己的视界，“他必须探究读者真正关心的普遍价值。……他必须非常谦逊地寻找方法，以便使读者接受他对那些主题的见解。……他必须懂得怎样将他那往往以舍弃了自我的个人象征组成的远见卓识转化为基本上是公共的东西”，以适应读者的需要。即使退一步说，作家确是无意考虑读者的存在，那他也不可能把自我彻底摒弃，因为他必然是自己作品的第一读者。
路遥作为一个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极其强烈的作家，坚决抛弃了那种高蹈的个人主义、玩弄技巧的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也与两方现代主义文学中自动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感保持着距离。路遥是从社会最底层走出来的人民作家，从未丧失过“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他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凡大众，密切地关注他们的生活境况和内心感受。他心中“潜在的读者”是那些艰辛地生活着劳动着的广大农村人，那些在人生的坎坷路途中艰难挣扎的青年人，那些想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艰苦奋斗于“城乡交叉地带”的苦闷的农村知识青年。他曾经说：“作为正统的农民的儿子，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我更多地关注他们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苦，而不仅仅是到达彼岸后的大欢乐。”在路遥看来，劳动人民的斗争，他们的痛苦与欢乐，幸福与不幸，成功与失败，矛盾与冲突，前途与命运，应该永远是作家全神贯注所关注的。否则，一味地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喃喃自语，只是顺应了某种艺术风潮而搏得少数人的叫好非但并不被广大读者理睬，结果只能使读者失望，这会让路遥痛苦不堪的：“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大发光辉的清高，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这样写或那样写，顾及的不是专家们会怎样看怎样说，而是全心全意地揣摩普通读者的感应。古今中外，所有作品的败笔最后都是由读者指出来的，接受什么摒弃什么也是由他们抉择的。我承认专门艺术批评的伟大力量，但我更尊重读者的审判。”《人生》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路遥更是收到成千上百封热血青年的来信，他没有被暂时的成功冲昏头脑洋洋自得起来，而是认真谨慎地分析起各个信件，“从读者写给我的信中强烈地意识到，当代读者的智慧和他们理解与欣赏作品的水平，已经向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拿出更成熟的作品来，才能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的事业相适应”，表现出路遥清醒的读者意识。
“读者阅读中存在着一种习惯倾向，这是由读者的世界观、文化素养、审美趣味、鉴赏能力等期待视界的构成要素所交汇成的一种惯性力量。一种内化为其心理机制的文化习惯，一种经个体选择后的传统文化在其心理上的积淀。它以不经意的、有时甚至是无意识的习惯方式支配着阅读过程中读者阅读中的定向、选择和同化，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不假思索中进行的”。经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长期影响，特别是经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强制性推行，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已经内化为读者深层的阅读期待。因此，路遥坚持认为现实主义在中国没有过时，“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仍会有“蓬勃的生命力”。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还没有达到类似十九世纪俄国和法国那样的高度，以至于作家必须重新寻找新的路径；另一方面，路遥认为，检验一种文学手法是否过时时，“目光应投向读者大众”。新时期以来，各种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在我国文坛风起云涌，“现代派”“先锋派”小说不断地在自我复制中批量生产，起初，大众读者在不明真相时抱着猎奇的阅读心理进行文本阅读，然而很快他们发现这种淡化情节玩弄技巧的创作让他们如坠雾里，不知所言为何物，带来的只有阅读的厌烦感；因而，不自觉地又转入重情节重细节的现实主义作品。路遥坚定不移走现实主义创作之路正契合了当时大众的阅读心理，给读者带来了接受快感。因此，从读者的接受来探讨其小说在读者阅读中关注点的变化所引起的作品意义的变化是完全合理的。
二、普通读者的接受心理
每一个读者或一定的读者群，当他们阅读文学作品时，由于他们各自的生活经验、文化素养、艺术敏感、审美能力的不同，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审美经验“期待视界”，他们接受文学作品的程度和对作品的感受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应的接受心理与反应也就各不相同。具有某种特殊知识与专业修养的读者，常常比较注意文学作品的某些价值侧面和属性，而忽视其他侧面。马克思说过：“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 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吗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谈到文学，但也适用于文学接受体验。由此，本文试从普通读者与专业读者两方面的接受心理与体验探讨路遥的小说，以下先讨论普通读者的接受心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来自一个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性质上都构成社会底基的层次的广大农村青年，当新时期的阳光普照这片贫瘠的土壤时，他们纷纷苏醒了。这些接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农村知识青年，他们望着晴朗的天空所看到的不是整体的伟大，而是个体自身的价值。他们虽然不蔑视劳动，然而又不甘心再固守黄土地进行修理地球的劳作，他们为自己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进行坚定执着地追求，似乎只有把自己的农民身份置换成记者、作家、局长等等，才体现了人的自身价值；向往于城市这个可以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的想象性舞台，他们开始了与城市青年同等的人生追求。然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在无法跨越的鸿沟面前，他们时而徘徊，时而遭受挫折，陷入了苦闷之中。这种普遍性的焦虑或郁积总要找寻某种释放或排解的渠道。路遥这一时期在文坛上许多作家尚沿着“伤痕”的思路，而“反思”造成“文革”悲剧的思想的社会根源的时候，独辟蹊径，写出了关注现实的农村青年命运和发展的小说《人生》、《痛苦》、《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等，就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这种渠道的作用。这些作品以其内含的深厚情感，赢得了当下农村知识青年的共鸣而倍受青睐，人们心中普遍蕴蓄的“焦虑”在对路遥小说的共鸣性阅读中得到了“审美性置换”以释放。
“读者总是从自己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界出发，能动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只有那些同读者特定需要接近与相符的作品特性才会被读者发现并选中，进入读者的审美视界，从而转化为现实的文学价值。”路各遥小说作为读者阅读的对象，之所以能为读者既定的期待视界所发现、认同和同化，是因为作品的构成要素与阅读主体的视界相通、相吻合，换言之，读者从作品中看到了他自己的视界，发现了他自己的本质力量，认出了他自己。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是在对象上面意识到他自己的：对象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对象是人显示出来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客观的‘我’。”所以，有的评论家曾说：“当代青年为什么喜欢孙少安、孙少平，就是因为他们从这几个人物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包括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弱点和他们的力量”。在《人生》中，路遥敏锐地提到了青年人的“人生”问题，无疑深深契合了处于思想解放初期广大的知识青年特别是农村知识青年的心理。他们和高加林一样，也是落榜或辍学后的生活强者，好学上进，吃苦耐劳，有良好的素质和卓越的才能，有抱负有理想，甚至长相也是出类拔萃的。处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他们不可避免地有着相似的心理：羡慕城市人而又妒忌城市人，仇恨城市人而又热恋城市人；既执着地珍视着自己的出身，又竭力想从土地上挣扎出去。这些读者中间，有幸运者脱离农籍如愿地进入城市。然而，更多的是有同高加林一样的不幸遭遇的人，因为不正当的追求行为被揭发，最后重回大地母亲的怀抱，回归故乡，看到高加林在乡亲们的抚慰下精神重振必然联想到自己的奋斗历程，反思自己曾经的徘徊与挣扎，宣泄释放了心中长久郁结的对社会不公的愤恨，达到心理平衡而释怀。弗洛伊德就认为，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将隐藏在潜意识中的性欲及其他自然冲动宣泄出来，转移到作品世界中去，从而达到某种精神上的平衡。《人生》发表后，路遥得到读者的热情支持，收到无数青年读者的来信，许多读者建议路遥写续集，可知它契合了广大农村青年的阅读心理，反响巨大。一位当年深受影响的读者曾说：“在二十年前，我还是个刚刚上高中的农村孩子，邪时候的文学作品在农村见到的还比较少。我千方百计弄来一本已经掉了封面的过期文学杂志，那本杂志的头题文章便是路遥先生的名作《人生》，顿时如获至宝，这本杂志在我的同学中互相传看着，最终不知去向。但我清楚记得，我那时侯已经偷偷把自己比作《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并在同学中把心目中的刘巧珍、黄亚萍与女同学们画上等号。而且，这部作品直接催生了我第一次懵懂的乡村爱情，以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并引领我走向文学道路。可以肯定地说，这部小说对我青少年时期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一部文学作品……”
在调查中发现，《平凡的世界》最核心的读者群，是出身底层特别是来自农村的知识青年，尤其是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青年学生。他们对这部长篇的认同已经超越了渝悦、猎奇的肤浅层面，进入到了人生观、社会观和审美观等更为深层的价值观念上，形成了深层的共鸣与契合。这些读者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大都经历过生活的坎坷曲折，饱尝过人生的艰难与苦涩。在阅读小说时，作品中描绘的乡村的贫困生活通过一个个精雕细镂的细节描写(“吃饭”“揽工”“活人”等)以及作家所表现的对于苦难的体验与理解，都能引起读者对自身生活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在阅读中回忆类比着自己的切身经历，往事历历在目，勾起了一系列难忘的日常生活场景，带来了阅读的快感和痛感，痛感于少安少平等人不屈服命运的安排，勇敢地与艰难困苦搏斗，在路遥对苦与痛的史诗性描写中心灵达到升华与净化，获得一种崇高的感受，“对象可以是令人不快的，但它所产生的痛苦却可以是令人喜欢的，因此有甜蜜的痛苦之说”。在阅读一般的小说时，通常的情形是只能记住情节梗概，细节性的东西常常是丢三落四，甚至人物的名字也会混淆不清。而阅读《平》却不同，因为作家路遥对细节的精心安排，让你总是过目难忘，人物音容笑貌，毫发毕现，触手可及。从细节上，我们可以感知路遥塑造的这群面对命运决不屈服的抗挣者，作为出身贫穷的农村知识青年，都能在对苦难的自觉承受中表现出对于苦难的征服与超越，正是这一点与来自社会底层的青年读者产生了心灵的契合与情感的共鸣。特别是孙少平，他既充满美好的想象又富有冒险精神，又比高加林脚踏实地得多。他不是向外索取，无论是黄塬打工还是做煤矿工人，他都是有意识地砥砺自己，注意个人意志、胸襟、素质的提高，更注意个人与时代的结合，从而锻造出顽强的生存意志，坚守着人的道德准则与人格尊严。少平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正是广大读者现实处境里力求努力达到的，在他们进城或打工中期望自己像少平一样，不仅凭借个人的主观奋斗向目标接近，而且在奋斗中实现人格的成熟与完善。少平一方面是他们成功的楷模，让他们相信坚定乐观的信仰，另一方面在阅读中又对他们心灵进行潜移默化地净化，甚至重铸灵魂：这正是读者喜爱读《平凡的世界》以及《平凡的世界》吸引他们、给他们带来阅读快感的重要因素。《平凡的世界》出版以来一直是靠近民工聚集区书摊上的流行书，这些今天依然存在着的在城市边缘拼搏的底层人群，在阅读《平》时，潜意识里把自己比作孙少平，或以少平为榜样，激励自己不因暂时的挫折而停止奋斗；书中小伙子们以自己的品质赢得了宝贵的爱 情，姑娘慧眼识英才，爱之所爱，不顾及门第、势力等世俗之见，这种虚幻的“七仙女”式的模式，也让读者在阅读中得到了想象性的满足，唤起了对生活的美好期望。
文学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同一作品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其意义和价值也会发生变动，文学作品的接受主体即读者方面，是最活跃的变量。不同时代的读者由于外在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改变，引起内在的审美期待视界、阅读需求、接受心理与反应也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审美经验在个体生命的不同阶段是迥然不同的，因而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也会随时而异”。进入九十年代，消费、物欲化的时代随之到来，表现在文学方面，世纪末的中国文学天空和大地被一些作家涂抹得污秽不堪，崇高、信念、理想、真诚在他们调侃嬉戏、阴阳怪气的语码操练中被嘲弄得一塌糊涂。许多作家不约而同地集体逃亡，纷纷踏上了放逐灵魂放逐美的精神不归路。他们乐于叙写丑的和恶的东西，乐于展示人的阴暗心理、卑下的欲望、粗俗的举止、低级的趣味和残忍的想象，鼓励人们以一种游戏的、放纵的态度敌视生活。在此情形下，路遥小说的道德化叙事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在“一九七八一一九九八大众读书生活变迁调查”中显示它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呈逐渐攀升之势，由第十三位跃居第七位。路遥小说里着力表现的在儒家文化审美理想观照下的传统道德(人情、亲情、爱情)成为接受中的重要关注对象，不仅净化震撼了读者的心灵，更是带给他们温馨美妙的回忆。当一切美好的以民族传统审美规范行为为准则的道德情感失落于冷酷的现实中时，大众读者尚能够从路遥小说中去体验或再度感受那些曾经美好的情感，他们知道了这种美好的确存在过，并永远地存在于路遥小说中，只要你用心阅读，每一次都会带来精神的洗礼、灵魂的净化，获得温暖的想象与回忆。不仅带来了阅读的快感，而且心理得到快慰：心灵的一方净土可以找到，并且可以永存。同时，马建强、高大年、郑小芳、少平、少安身上征服苦难的勇气和力量对读者的心理震撼也是必然的，那些已经陌生于奋斗而习惯于享乐的读者们领略到我们民族坚韧不拔的生命力，让他们对过去的岁月有更清醒、客观的认识，看到了一代人饱经坎坷与挫折却依然抗争不息、矢志追求的优良品质：这是一个惊叹于发现的阅读过程。
接受意味着读者作为主体占有了作品并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它，通过释放作品蕴涵的潜能，使这种潜能为自身服务，通过实现作品的可能性扩大了自身的可能性。“一旦文学语言激活了读者的感性经验积累，读者就会在既定的期待视界控制下浮想联翩，触类旁通，展开想象翅膀，甚至创造出文学语言所未提供暗示的意象意境，或者超越文学语言的意象意境，这里更多夹杂着读者自己的心理体验与积累。”不同的读者由于不同的人生经历导致不同的既定期待视界，进而阅读作品时的心理与反应也会产生差异，所谓“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自得”。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或土生土长于斯，或经过毕生奋斗进入这个已被内心无数次理想化的世界，因为内外原因，他们的接受心理必然不可能与出生农家仍挣扎于城市边缘的读者完全一致。这个想象的舞台被无情的现实击碎了，个性化的生活受到限制，感性的生活受到压抑，一切的一切趋于同一，失去了富有个性的色彩，“韦伯形象地把这种现代生活称之为‘铁笼’，在这样的背景下，用齐美尔的话来说，个体有一种冲出这一封闭生活的冒险冲动”。在阅读《平凡的世界》时，少平不同于少安的生活选择，不安于现状的封闭生活，主动地要冲破传统的枷锁来到城市里冒险，牵动了这类读者的心，为少平的命运走向楸了一把汗，充满诗意的期待。其充满了生命的张力，也为生活犹如一潭死水的人们找到一条宣泄内心痛苦沉闷求得心理平衡的渠道。他富于理想主义精神，对贫穷有一种诗意的态度，拨开苦难，走上一条圣徒之路。面对任何挫折，都能平静接受，坦然面对人生，对生活充满无限希望，勇敢真诚地面对未来。他懂得在苦难中完善人性，对曾经伤害过他心灵的郝红梅，他全力挽回其在当时最被看重的名誉；对冷嘲热讽过他的侯玉英，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从洪水中救出；为了救矿工朋友，他甚至差点丢了性命毁了容貌：这就是一个人的修养内涵与胸怀境界，自己活着是为了让别人活的更美好是他的做人准则。读者读后，无疑会受到积极的精神影响和感召，他们在平凡的人生中懂得追求生命的质量，明白生命的意义不在乎你活得多老，而在乎你活着的时候发挥多少光芒，应该如路遥所说“像牛一样耕作，像土地一样丰献”，重新审视人生。“在这里，不仅仅是感官的需要得到了满足，而是从精神上得到了钷牮毁，视野得到扩大，心灵获得了勇气和力量”。源于读者对尴尬的现代都市生存体验的反抗、放逐、漂泊与回忆的不同精砷历险与生命体验，形成了他们强烈的恋乡恋土心态(《生活咏叹调》)，乡愁来自被故乡放逐产生距离的人们。读者从路遥那融和着陕北方言的原汁原味的叙述描写语言，似乎感受到黄土地上干燥清爽的乡村世界，那带着天真气的纯朴，最令人酸楚，也最具美感魅力，那么浓郁的黄土高原气息和黄土文化色彩，负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信息。这里只有纯良质朴，没有尔虞我连的世俗，犹如世外桃源，浸润着读者那颗在现实的滚打爬拿中已经怯于世故的疲劳的心，感受到一缕缕温暖的春风，栖居苫于漂泊的灵魂。无论是巧珍古老传统的旧婚，还是润叶相当现代的婚礼，都让读者在想象中完成对民俗风情的美好体味。
三、专业读者的接受心理
专业读者群是指那些有着相当高的文化程度，知识面较宽，文化视野较为开阔，具有较高雅的审美情趣与一定的艺术鉴赏力的人群，他们对文学阅读的要求比较高，期待文学作品具有较大的思想容量和较高尚的情志，对生活有真知灼见，有独特特的发现，能给人们较深刻的启示：在艺术上，他们希望作品有追求、富于创新性，在形式上能精雕细划，力求有所突破，具有较强的表现力，从而能给人以较高雅的审美享受和精神乐趣，而不仅是感官的愉悦与刺激，这里尤指文学评论者或批评着，文学批评本质上也是一种接受，是文学接受的高级形式，因此，建立在接受基础上的文学批评，可以因为立足点比较高，视野比较开阔，体现出批评本身的深刻性，从而有别于普通读者接受。由于“读者的接受水平如何，作品就如何存在”。的深刻缘故，接受者的分类研究就具有别一种意义
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主流意识形态一统文坛，广大的文学批评者必然要削去锋芒，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志。虽然改革开放之风已吹遍南北，思想解放的口号也响彻耳边，文学批评者仍然没有从“文革”惯性模式下解说出来，当时的环境也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仍然要消弭个人自由观念，奉行着“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用功利原则，审视“文革”后初现复苏的文坛，展开引导性的评论。由于文学服务功能的阴影笼罩，在他们看来，文学创作应该体现出政治意识与现行的国家政策保持高度的统一，能够呼应甚至解释、说明国家政策的合理性， “伤痕”“反思”“改革”文学无不因此而令人瞩目，许多作家由于评论者的吹捧一夜成名，成为令人向往的神话。一九八零年，路遥发表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塑造了一位敢于舍生取义的老干部形象，歌颂了“文革”是非颠倒时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辉品行，受到著名评论家泰兆阳的充分肯定，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一九八二年的《人生》，通过城乡交叉地带青年人的爱情故事描写，强烈展现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矛盾痛苦心理，表现路遥要求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倡导勇于进取、锐意创新的政治思想。路遥曾说：“应该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放在时代的、社会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中加以思考和检验，看其是否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一定要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寻找到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但仅此还不够，应该把自己熟悉的生活上升到时代和社会的高度去认识”，“要把生活中的一般的事件，一般的人物，变成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事件和典型意义的人物，作家的全部工作就在这里”。紧跟主流意志的批评者对此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评论热情，因为找到了契合主流也就是他们的心理的作品，对此进行阅读批评，不仅易于把握操作，而且也符合他们的阅读惯性，完成他们的社会责任与使命，自然是乐此不疲。雷达、蔡翔、陈骏涛、阎纲、李星等纷纷撰文，一致认为高加林是个性格丰富的典型人物，小说具有“深沉”与“宏大”的审美特质。评论小说与由路遥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文童超过百篇，文学界形成研究路遥的小高潮。广大的高级接受者，其审美期待视界已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同化，以文学的现实性与服务性为准则，他们对路遥小说的关注点集中于主人公的特质，认为作品通过高加林的塑造，揭示了当代青年应如何走人生之路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对于启发指导青年辩证地认识现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走上一条坚实的人生之路，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他(高加林)的生活遭际和思想面貌在八十年代青年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具体地向青年们说明，千万不可以不正当的手段和侥幸心理来达到个人的目的，那样做即使一时得逞，最终将受到生活的惩罚。”。描写他们处在过渡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过渡性的矛盾心理，与当下现实联系紧密。评论者放弃了对形式技巧的探讨，集中关注作品的主题内容。同时，长期形成的现实主义阅读惰性也使他们比较认同路遥采用的传统创作方式，不会带来丝毫的接受障碍。在他们看来，这是无可置疑的“可读的本文”，其“人物都被视为是统一的，它们前后一致，时间被视为线形的，事件被视为由因果关系决定并是可预见的”。批评者的接受反应，让与主流意识形态在诸方面契合的路遥，在当时文坛上享有极高声誉，必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普通读者的接受心理。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社会体制与思想观念的转化，“一体化”的文学观念向多元化演进，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式微，汲取西方话语权的精英文学及批评占据了文坛的话语领导权。他们集中于大学或研究院这个很小的圈子里，深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坚守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阐释西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艺美学观念，主张文学回到自身，尤其是回到文学形式本身，自动放弃了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启蒙责任感，放弃了文学干预社会的能力和文学对现实的积极作用，使文学成为一种白话自说的话语方式。在评论家与作家的共同操作下，一大批“先锋”文学作品风靡文坛，由“写什么”转向“怎么写”。评论家们从一种反抗政治、背离现实的立场出发，坚守知识分子独立的情操与独立的人格，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主张，推崇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文学史上那些紧随政治的作家如茅盾、郭沫若、丁玲等被冷落，而坚持“文学即人学”的审美乌托邦理想的作家，如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地位大大提升。所以，年轻激进的评论家这种与主流意识保持一定距离的接受心理，使得与国家政策、官方意识靠拢的路遥的创作很难融入他们的批评视野，这似乎注定对路遥有一种先天的排斥心理，进而“集体忽视”。路遥曾不平地说：“许多评论家不惜互相重复而歌颂一些轻浮之作，但对认真努力的作家常常不屑一顾。他们一听‘现实主义’几个字就连读一读小说的兴趣都没有了。”作为“重写文学史”重大研究成果之一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提到《平凡的世界》只有一句话，华中师范大学组织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均未涉及路遥。这与当时普通读者对路遥作品的接受状况与反应构成巨大反差。
九十年代至今，文学批评者对路遥小说的接受似又有变化。玩弄技巧消解情节的“先锋”写作必然不可能持久的维持下去，遭受广大读者的冷落成为它们不可逃避的命运。绝大多数的精英们抛弃了精英姿态，转入现实主义的创作轨道中来。相应地，批评者虽然仍不肯放弃他们高蹈的精神，然而对写实文学的接受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文学与批评对社会与人的精神的责任成为始终萦绕不去的内心坚守。现实的文坛无疑是他们深深忧虑的：“新写实”小说以感情的零度介入而回避主观价值判断的叙述方式，还原客观生活本身，失落了文学沉雄、智慧和博大的人生哲学感，在摹写鸡毛蒜皮的琐事中消解了英雄和理想，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活着”就是目的的“小人物”；“私人性”写作群是纯粹个人化的写作。沉迷于对自我身体的变态式的自恋中，对男人进行变态式的想象，用同性恋、自恋、恋物癖来取代健康的两性之爱，站在无人的风口守望空心岁月进行一个人的战争，坐在回廊之椅与往事干杯；“晚生代”作家群消解神性剥离人性而高扬兽性，尤其是性，写得肮脏恶心如同厕所，有些小说几乎成了性话语大爆炸的“丑闻文学”，至此，美与丑，人与兽，高尚与卑下，文明与堕落的临界线消弥了。此时，文学研究者因其神圣的使命感，拨开文坛的乌烟瘴气，急切地寻觅可以安放我们灵魂，寄托理想的作品。路遥以全部生命投入到创作中的做法对广大批评者的心灵冲击是巨大的，“要求自己写作时的心理状态，就像教徒去朝拜宗教圣地一样，为了虔诚地信仰而刻意受苦受罪”，真所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种环着敬畏感的献祭式的写作成为有良知的研究者们自然而然怀念的对象，著名作家熊召政说：“路遥的小说字里行间始终有一种对文学、对文字的敬畏，路遥是真正以一种神圣感在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令人刻骨铭心，路遥的这种精神是荡气回肠的。平心而论，现在真的已经很难再找到路遥笔下那么荡气回肠的作品了，而从路遥身上，还可以感受到整个陕西作家群的一种精神，杜甫就曾经说过，况复秦兵耐苦战，陕西作家对文学的这种虔诚与忠诚，令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路遥小说中的道德与苦难叙事，挺立道德主体精神，塑造的坚强不屈的美好心灵，让批评家们喟叹不已， 在阅读当今文坛大多数小说的痛心回首中，他们找到了可以使灵魂净化与提升的真正的文学，这是拯救当代病态精神的良药。于是，他们带着愉悦的接受快感，这种审美快乐不仅来自视、听等高级感观的感受，而且还要从这种感受一直贯穿到心理结构的各个不同层次，这种贯通性，会使整个意识活跃起来，多种心理因素发生自由的相互作用，产生出一种既轻松自由、又深沉博大的快乐体验，在不止一次的阅读中纷纷发表了评论文章。有评论家说：“如今的文坛真让人觉得有些喧嚣而无聊，‘一点正经血没有’的胡写乱说让人深深感到‘什么都无昕谓’了……但在这时我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路遥——这位真正将文学当成‘事业’来干的‘愚人’。然而正是这样的愚人，却可以让我们由衷地为他对文学的献身而感动。”。以这种“怀念”语气开头，甚至以这种怀念情绪推动整个研究思路的路遥研究论文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怀念与崇敬成为评论者们此时阅读研究路遥小说的主导性心理与反应，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一时达到了共鸣。
正如有评论者所说，“路遥的成功，在于他对文学的宗教般虔诚，他是用生命书写美丽的华章；在于他对底层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注，给他笔下的‘小人物’以勇气和力量。他用真情感动着他笔下的人物，也感动着千千万万个普通读者。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文学、交给了人民，他用生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文学。”“底层写作”是新世纪文学的热点，它以关注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表现他们喜怒哀乐背后投射的美好人性的“新左翼”姿态在文坛上立足，受到众人的瞩目。这似乎恰与路遥来了个二十年后的遥相呼应，不论是《人生》中的高加林不择手段的进城后又失落而返，还是《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质朴而执著地向城市进军，这种关注城乡交叉地带的写作，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现今文坛的另类写作，文学成了一种游戏，成为各种新方法、新技巧的实验场，文学与道德无关，与关怀无关，与心灵无关，甚至成为某些人的个人宣泄与获取金钱和权力的工具。相比于这股浮躁之气，路遥对文学的虔诚和执善恰恰与他们形成鲜明的对照，更显得可贵，更让人追念。同时，关注人民，关注最大多数平民的小说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加上作者的耶份关注众生的人间情怀，总会得到其不可抹杀的、公正的历史地位，固如磐石。因为批评家是站在学理的角度上，具有不同的文学观念与史学观念，由此导致他们对路遥的评价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而广大的普通读者则比较感性地从个人经验出发，最能触动他们灵魂深处那根弦的小说，在他们看来就是好小说。因此，二十年来几代人用阅读与感动表达了对路遥最崇高的敬意。
一、路遥的读者意识
文学存在于创作活动到阅读活动的全过程中，存在于从作家——作品——读者这个动态流程中。这三个环节构成的全部活动过程，就是文学的存在方式，缺少任何一环，文学都不能存在，没有创作，文学就无从产生；没有作品，文学就失去物质载体；没有阅读，文学的潜在可能性就永远只是一种可能性而无法实现其现实性。就文学存在方式而论，文学活动三环节中最重要的是读者，因为作家创作活动完成以后，作品就脱离了作者而独立了，但独立并不是文学作品的真实存在，惟有通过读者的阅读活动，并在阅读的时间流程中，文学作品方获得现实的生命。
作家的创作归根结底是为了读者的阅读与接受。在现代社会里，纯粹以写作自娱的人即使不能说已经绝迹，至少也是绝无仅有的。一般来说，一个作家总希望有他自己的读者群，有他自己作品的接受者、崇拜者，而且总是希冀他的读者群日益扩大，而绝非相反。这样，他就不能不关注读者的审美情趣、审美接受心理、爱好、理想、要求及其每一变化，心中不可能不钻进一个“潜在的读者”，在同读者视界的交融中，适当地调整自己的视界，“他必须探究读者真正关心的普遍价值。……他必须非常谦逊地寻找方法，以便使读者接受他对那些主题的见解。……他必须懂得怎样将他那往往以舍弃了自我的个人象征组成的远见卓识转化为基本上是公共的东西”，以适应读者的需要。即使退一步说，作家确是无意考虑读者的存在，那他也不可能把自我彻底摒弃，因为他必然是自己作品的第一读者。
路遥作为一个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极其强烈的作家，坚决抛弃了那种高蹈的个人主义、玩弄技巧的形式主义的创作倾向，也与两方现代主义文学中自动放弃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感保持着距离。路遥是从社会最底层走出来的人民作家，从未丧失过“普通劳动者的感觉”，他同情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凡大众，密切地关注他们的生活境况和内心感受。他心中“潜在的读者”是那些艰辛地生活着劳动着的广大农村人，那些在人生的坎坷路途中艰难挣扎的青年人，那些想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艰苦奋斗于“城乡交叉地带”的苦闷的农村知识青年。他曾经说：“作为正统的农民的儿子，正是基于以上的原因，我对中国农民的命运充满了焦灼的关切之情。我更多地关注他们在走向新生活过程中的艰辛与痛苦，而不仅仅是到达彼岸后的大欢乐。”在路遥看来，劳动人民的斗争，他们的痛苦与欢乐，幸福与不幸，成功与失败，矛盾与冲突，前途与命运，应该永远是作家全神贯注所关注的。否则，一味地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喃喃自语，只是顺应了某种艺术风潮而搏得少数人的叫好非但并不被广大读者理睬，结果只能使读者失望，这会让路遥痛苦不堪的：“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大发光辉的清高，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这样写或那样写，顾及的不是专家们会怎样看怎样说，而是全心全意地揣摩普通读者的感应。古今中外，所有作品的败笔最后都是由读者指出来的，接受什么摒弃什么也是由他们抉择的。我承认专门艺术批评的伟大力量，但我更尊重读者的审判。”《人生》发表后，在社会上引起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路遥更是收到成千上百封热血青年的来信，他没有被暂时的成功冲昏头脑洋洋自得起来，而是认真谨慎地分析起各个信件，“从读者写给我的信中强烈地意识到，当代读者的智慧和他们理解与欣赏作品的水平，已经向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拿出更成熟的作品来，才能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的事业相适应”，表现出路遥清醒的读者意识。
“读者阅读中存在着一种习惯倾向，这是由读者的世界观、文化素养、审美趣味、鉴赏能力等期待视界的构成要素所交汇成的一种惯性力量。一种内化为其心理机制的文化习惯，一种经个体选择后的传统文化在其心理上的积淀。它以不经意的、有时甚至是无意识的习惯方式支配着阅读过程中读者阅读中的定向、选择和同化，完全是在不知不觉、不假思索中进行的”。经过“五四”以来现实主义文学的长期影响，特别是经过“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强制性推行，现实主义的审美规范已经内化为读者深层的阅读期待。因此，路遥坚持认为现实主义在中国没有过时，“在现有的历史范畴和以后相当长的时代里”，仍会有“蓬勃的生命力”。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现实主义在当代文学的发展中还没有达到类似十九世纪俄国和法国那样的高度，以至于作家必须重新寻找新的路径；另一方面，路遥认为，检验一种文学手法是否过时时，“目光应投向读者大众”。新时期以来，各种现代主义创作方法在我国文坛风起云涌，“现代派”“先锋派”小说不断地在自我复制中批量生产，起初，大众读者在不明真相时抱着猎奇的阅读心理进行文本阅读，然而很快他们发现这种淡化情节玩弄技巧的创作让他们如坠雾里，不知所言为何物，带来的只有阅读的厌烦感；因而，不自觉地又转入重情节重细节的现实主义作品。路遥坚定不移走现实主义创作之路正契合了当时大众的阅读心理，给读者带来了接受快感。因此，从读者的接受来探讨其小说在读者阅读中关注点的变化所引起的作品意义的变化是完全合理的。
二、普通读者的接受心理
每一个读者或一定的读者群，当他们阅读文学作品时，由于他们各自的生活经验、文化素养、艺术敏感、审美能力的不同，自然会产生不同的审美经验“期待视界”，他们接受文学作品的程度和对作品的感受理解以及由此产生的相应的接受心理与反应也就各不相同。具有某种特殊知识与专业修养的读者，常常比较注意文学作品的某些价值侧面和属性，而忽视其他侧面。马克思说过：“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 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吗克思虽然没有直接谈到文学，但也适用于文学接受体验。由此，本文试从普通读者与专业读者两方面的接受心理与体验探讨路遥的小说，以下先讨论普通读者的接受心理。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来自一个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性质上都构成社会底基的层次的广大农村青年，当新时期的阳光普照这片贫瘠的土壤时，他们纷纷苏醒了。这些接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农村知识青年，他们望着晴朗的天空所看到的不是整体的伟大，而是个体自身的价值。他们虽然不蔑视劳动，然而又不甘心再固守黄土地进行修理地球的劳作，他们为自己社会地位的不断提高进行坚定执着地追求，似乎只有把自己的农民身份置换成记者、作家、局长等等，才体现了人的自身价值；向往于城市这个可以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的想象性舞台，他们开始了与城市青年同等的人生追求。然而“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在无法跨越的鸿沟面前，他们时而徘徊，时而遭受挫折，陷入了苦闷之中。这种普遍性的焦虑或郁积总要找寻某种释放或排解的渠道。路遥这一时期在文坛上许多作家尚沿着“伤痕”的思路，而“反思”造成“文革”悲剧的思想的社会根源的时候，独辟蹊径，写出了关注现实的农村青年命运和发展的小说《人生》、《痛苦》、《黄叶在秋风中飘落》等，就在很大程度上承担了这种渠道的作用。这些作品以其内含的深厚情感，赢得了当下农村知识青年的共鸣而倍受青睐，人们心中普遍蕴蓄的“焦虑”在对路遥小说的共鸣性阅读中得到了“审美性置换”以释放。
“读者总是从自己的审美需求和期待视界出发，能动地做出自己的选择。只有那些同读者特定需要接近与相符的作品特性才会被读者发现并选中，进入读者的审美视界，从而转化为现实的文学价值。”路各遥小说作为读者阅读的对象，之所以能为读者既定的期待视界所发现、认同和同化，是因为作品的构成要素与阅读主体的视界相通、相吻合，换言之，读者从作品中看到了他自己的视界，发现了他自己的本质力量，认出了他自己。正如费尔巴哈所说：“人是在对象上面意识到他自己的：对象的意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对象是人显示出来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客观的‘我’。”所以，有的评论家曾说：“当代青年为什么喜欢孙少安、孙少平，就是因为他们从这几个人物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包括他们的处境，他们的弱点和他们的力量”。在《人生》中，路遥敏锐地提到了青年人的“人生”问题，无疑深深契合了处于思想解放初期广大的知识青年特别是农村知识青年的心理。他们和高加林一样，也是落榜或辍学后的生活强者，好学上进，吃苦耐劳，有良好的素质和卓越的才能，有抱负有理想，甚至长相也是出类拔萃的。处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他们不可避免地有着相似的心理：羡慕城市人而又妒忌城市人，仇恨城市人而又热恋城市人；既执着地珍视着自己的出身，又竭力想从土地上挣扎出去。这些读者中间，有幸运者脱离农籍如愿地进入城市。然而，更多的是有同高加林一样的不幸遭遇的人，因为不正当的追求行为被揭发，最后重回大地母亲的怀抱，回归故乡，看到高加林在乡亲们的抚慰下精神重振必然联想到自己的奋斗历程，反思自己曾经的徘徊与挣扎，宣泄释放了心中长久郁结的对社会不公的愤恨，达到心理平衡而释怀。弗洛伊德就认为，读者可以通过阅读文学作品，将隐藏在潜意识中的性欲及其他自然冲动宣泄出来，转移到作品世界中去，从而达到某种精神上的平衡。《人生》发表后，路遥得到读者的热情支持，收到无数青年读者的来信，许多读者建议路遥写续集，可知它契合了广大农村青年的阅读心理，反响巨大。一位当年深受影响的读者曾说：“在二十年前，我还是个刚刚上高中的农村孩子，邪时候的文学作品在农村见到的还比较少。我千方百计弄来一本已经掉了封面的过期文学杂志，那本杂志的头题文章便是路遥先生的名作《人生》，顿时如获至宝，这本杂志在我的同学中互相传看着，最终不知去向。但我清楚记得，我那时侯已经偷偷把自己比作《人生》中的主人公高加林，并在同学中把心目中的刘巧珍、黄亚萍与女同学们画上等号。而且，这部作品直接催生了我第一次懵懂的乡村爱情，以及对城市生活的向往，并引领我走向文学道路。可以肯定地说，这部小说对我青少年时期的影响，超过其他任何一部文学作品……”
在调查中发现，《平凡的世界》最核心的读者群，是出身底层特别是来自农村的知识青年，尤其是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青年学生。他们对这部长篇的认同已经超越了渝悦、猎奇的肤浅层面，进入到了人生观、社会观和审美观等更为深层的价值观念上，形成了深层的共鸣与契合。这些读者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大都经历过生活的坎坷曲折，饱尝过人生的艰难与苦涩。在阅读小说时，作品中描绘的乡村的贫困生活通过一个个精雕细镂的细节描写(“吃饭”“揽工”“活人”等)以及作家所表现的对于苦难的体验与理解，都能引起读者对自身生活的刻骨铭心的记忆。在阅读中回忆类比着自己的切身经历，往事历历在目，勾起了一系列难忘的日常生活场景，带来了阅读的快感和痛感，痛感于少安少平等人不屈服命运的安排，勇敢地与艰难困苦搏斗，在路遥对苦与痛的史诗性描写中心灵达到升华与净化，获得一种崇高的感受，“对象可以是令人不快的，但它所产生的痛苦却可以是令人喜欢的，因此有甜蜜的痛苦之说”。在阅读一般的小说时，通常的情形是只能记住情节梗概，细节性的东西常常是丢三落四，甚至人物的名字也会混淆不清。而阅读《平》却不同，因为作家路遥对细节的精心安排，让你总是过目难忘，人物音容笑貌，毫发毕现，触手可及。从细节上，我们可以感知路遥塑造的这群面对命运决不屈服的抗挣者，作为出身贫穷的农村知识青年，都能在对苦难的自觉承受中表现出对于苦难的征服与超越，正是这一点与来自社会底层的青年读者产生了心灵的契合与情感的共鸣。特别是孙少平，他既充满美好的想象又富有冒险精神，又比高加林脚踏实地得多。他不是向外索取，无论是黄塬打工还是做煤矿工人，他都是有意识地砥砺自己，注意个人意志、胸襟、素质的提高，更注意个人与时代的结合，从而锻造出顽强的生存意志，坚守着人的道德准则与人格尊严。少平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正是广大读者现实处境里力求努力达到的，在他们进城或打工中期望自己像少平一样，不仅凭借个人的主观奋斗向目标接近，而且在奋斗中实现人格的成熟与完善。少平一方面是他们成功的楷模，让他们相信坚定乐观的信仰，另一方面在阅读中又对他们心灵进行潜移默化地净化，甚至重铸灵魂：这正是读者喜爱读《平凡的世界》以及《平凡的世界》吸引他们、给他们带来阅读快感的重要因素。《平凡的世界》出版以来一直是靠近民工聚集区书摊上的流行书，这些今天依然存在着的在城市边缘拼搏的底层人群，在阅读《平》时，潜意识里把自己比作孙少平，或以少平为榜样，激励自己不因暂时的挫折而停止奋斗；书中小伙子们以自己的品质赢得了宝贵的爱 情，姑娘慧眼识英才，爱之所爱，不顾及门第、势力等世俗之见，这种虚幻的“七仙女”式的模式，也让读者在阅读中得到了想象性的满足，唤起了对生活的美好期望。
文学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同一作品在不同社会文化环境中，其意义和价值也会发生变动，文学作品的接受主体即读者方面，是最活跃的变量。不同时代的读者由于外在的社会经济文化的改变，引起内在的审美期待视界、阅读需求、接受心理与反应也是不可能一成不变的。“审美经验在个体生命的不同阶段是迥然不同的，因而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也会随时而异”。进入九十年代，消费、物欲化的时代随之到来，表现在文学方面，世纪末的中国文学天空和大地被一些作家涂抹得污秽不堪，崇高、信念、理想、真诚在他们调侃嬉戏、阴阳怪气的语码操练中被嘲弄得一塌糊涂。许多作家不约而同地集体逃亡，纷纷踏上了放逐灵魂放逐美的精神不归路。他们乐于叙写丑的和恶的东西，乐于展示人的阴暗心理、卑下的欲望、粗俗的举止、低级的趣味和残忍的想象，鼓励人们以一种游戏的、放纵的态度敌视生活。在此情形下，路遥小说的道德化叙事再次进入大众的视野，在“一九七八一一九九八大众读书生活变迁调查”中显示它在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呈逐渐攀升之势，由第十三位跃居第七位。路遥小说里着力表现的在儒家文化审美理想观照下的传统道德(人情、亲情、爱情)成为接受中的重要关注对象，不仅净化震撼了读者的心灵，更是带给他们温馨美妙的回忆。当一切美好的以民族传统审美规范行为为准则的道德情感失落于冷酷的现实中时，大众读者尚能够从路遥小说中去体验或再度感受那些曾经美好的情感，他们知道了这种美好的确存在过，并永远地存在于路遥小说中，只要你用心阅读，每一次都会带来精神的洗礼、灵魂的净化，获得温暖的想象与回忆。不仅带来了阅读的快感，而且心理得到快慰：心灵的一方净土可以找到，并且可以永存。同时，马建强、高大年、郑小芳、少平、少安身上征服苦难的勇气和力量对读者的心理震撼也是必然的，那些已经陌生于奋斗而习惯于享乐的读者们领略到我们民族坚韧不拔的生命力，让他们对过去的岁月有更清醒、客观的认识，看到了一代人饱经坎坷与挫折却依然抗争不息、矢志追求的优良品质：这是一个惊叹于发现的阅读过程。
接受意味着读者作为主体占有了作品并按照自己的需要改造它，通过释放作品蕴涵的潜能，使这种潜能为自身服务，通过实现作品的可能性扩大了自身的可能性。“一旦文学语言激活了读者的感性经验积累，读者就会在既定的期待视界控制下浮想联翩，触类旁通，展开想象翅膀，甚至创造出文学语言所未提供暗示的意象意境，或者超越文学语言的意象意境，这里更多夹杂着读者自己的心理体验与积累。”不同的读者由于不同的人生经历导致不同的既定期待视界，进而阅读作品时的心理与反应也会产生差异，所谓“作者用一致之思，读者各以其情自得”。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或土生土长于斯，或经过毕生奋斗进入这个已被内心无数次理想化的世界，因为内外原因，他们的接受心理必然不可能与出生农家仍挣扎于城市边缘的读者完全一致。这个想象的舞台被无情的现实击碎了，个性化的生活受到限制，感性的生活受到压抑，一切的一切趋于同一，失去了富有个性的色彩，“韦伯形象地把这种现代生活称之为‘铁笼’，在这样的背景下，用齐美尔的话来说，个体有一种冲出这一封闭生活的冒险冲动”。在阅读《平凡的世界》时，少平不同于少安的生活选择，不安于现状的封闭生活，主动地要冲破传统的枷锁来到城市里冒险，牵动了这类读者的心，为少平的命运走向楸了一把汗，充满诗意的期待。其充满了生命的张力，也为生活犹如一潭死水的人们找到一条宣泄内心痛苦沉闷求得心理平衡的渠道。他富于理想主义精神，对贫穷有一种诗意的态度，拨开苦难，走上一条圣徒之路。面对任何挫折，都能平静接受，坦然面对人生，对生活充满无限希望，勇敢真诚地面对未来。他懂得在苦难中完善人性，对曾经伤害过他心灵的郝红梅，他全力挽回其在当时最被看重的名誉；对冷嘲热讽过他的侯玉英，他不惜冒着生命危险从洪水中救出；为了救矿工朋友，他甚至差点丢了性命毁了容貌：这就是一个人的修养内涵与胸怀境界，自己活着是为了让别人活的更美好是他的做人准则。读者读后，无疑会受到积极的精神影响和感召，他们在平凡的人生中懂得追求生命的质量，明白生命的意义不在乎你活得多老，而在乎你活着的时候发挥多少光芒，应该如路遥所说“像牛一样耕作，像土地一样丰献”，重新审视人生。“在这里，不仅仅是感官的需要得到了满足，而是从精神上得到了钷牮毁，视野得到扩大，心灵获得了勇气和力量”。源于读者对尴尬的现代都市生存体验的反抗、放逐、漂泊与回忆的不同精砷历险与生命体验，形成了他们强烈的恋乡恋土心态(《生活咏叹调》)，乡愁来自被故乡放逐产生距离的人们。读者从路遥那融和着陕北方言的原汁原味的叙述描写语言，似乎感受到黄土地上干燥清爽的乡村世界，那带着天真气的纯朴，最令人酸楚，也最具美感魅力，那么浓郁的黄土高原气息和黄土文化色彩，负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信息。这里只有纯良质朴，没有尔虞我连的世俗，犹如世外桃源，浸润着读者那颗在现实的滚打爬拿中已经怯于世故的疲劳的心，感受到一缕缕温暖的春风，栖居苫于漂泊的灵魂。无论是巧珍古老传统的旧婚，还是润叶相当现代的婚礼，都让读者在想象中完成对民俗风情的美好体味。
三、专业读者的接受心理
专业读者群是指那些有着相当高的文化程度，知识面较宽，文化视野较为开阔，具有较高雅的审美情趣与一定的艺术鉴赏力的人群，他们对文学阅读的要求比较高，期待文学作品具有较大的思想容量和较高尚的情志，对生活有真知灼见，有独特特的发现，能给人们较深刻的启示：在艺术上，他们希望作品有追求、富于创新性，在形式上能精雕细划，力求有所突破，具有较强的表现力，从而能给人以较高雅的审美享受和精神乐趣，而不仅是感官的愉悦与刺激，这里尤指文学评论者或批评着，文学批评本质上也是一种接受，是文学接受的高级形式，因此，建立在接受基础上的文学批评，可以因为立足点比较高，视野比较开阔，体现出批评本身的深刻性，从而有别于普通读者接受。由于“读者的接受水平如何，作品就如何存在”。的深刻缘故，接受者的分类研究就具有别一种意义
八十年代中期以前，主流意识形态一统文坛，广大的文学批评者必然要削去锋芒，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意志。虽然改革开放之风已吹遍南北，思想解放的口号也响彻耳边，文学批评者仍然没有从“文革”惯性模式下解说出来，当时的环境也不允许他们这样做，仍然要消弭个人自由观念，奉行着“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实用功利原则，审视“文革”后初现复苏的文坛，展开引导性的评论。由于文学服务功能的阴影笼罩，在他们看来，文学创作应该体现出政治意识与现行的国家政策保持高度的统一，能够呼应甚至解释、说明国家政策的合理性， “伤痕”“反思”“改革”文学无不因此而令人瞩目，许多作家由于评论者的吹捧一夜成名，成为令人向往的神话。一九八零年，路遥发表了《惊心动魄的一幕》，塑造了一位敢于舍生取义的老干部形象，歌颂了“文革”是非颠倒时一名共产党员的光辉品行，受到著名评论家泰兆阳的充分肯定，荣获“全国首届优秀中篇小说奖”。一九八二年的《人生》，通过城乡交叉地带青年人的爱情故事描写，强烈展现变革时期的农村青年在人生道路上所面临的矛盾痛苦心理，表现路遥要求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倡导勇于进取、锐意创新的政治思想。路遥曾说：“应该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放在时代的、社会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中加以思考和检验，看其是否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一定要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寻找到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但仅此还不够，应该把自己熟悉的生活上升到时代和社会的高度去认识”，“要把生活中的一般的事件，一般的人物，变成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事件和典型意义的人物，作家的全部工作就在这里”。紧跟主流意志的批评者对此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评论热情，因为找到了契合主流也就是他们的心理的作品，对此进行阅读批评，不仅易于把握操作，而且也符合他们的阅读惯性，完成他们的社会责任与使命，自然是乐此不疲。雷达、蔡翔、陈骏涛、阎纲、李星等纷纷撰文，一致认为高加林是个性格丰富的典型人物，小说具有“深沉”与“宏大”的审美特质。评论小说与由路遥小说改编的电影的文童超过百篇，文学界形成研究路遥的小高潮。广大的高级接受者，其审美期待视界已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同化，以文学的现实性与服务性为准则，他们对路遥小说的关注点集中于主人公的特质，认为作品通过高加林的塑造，揭示了当代青年应如何走人生之路这一重大社会问题，对于启发指导青年辩证地认识现实，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走上一条坚实的人生之路，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他(高加林)的生活遭际和思想面貌在八十年代青年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具体地向青年们说明，千万不可以不正当的手段和侥幸心理来达到个人的目的，那样做即使一时得逞，最终将受到生活的惩罚。”。描写他们处在过渡时期所表现出来的过渡性的矛盾心理，与当下现实联系紧密。评论者放弃了对形式技巧的探讨，集中关注作品的主题内容。同时，长期形成的现实主义阅读惰性也使他们比较认同路遥采用的传统创作方式，不会带来丝毫的接受障碍。在他们看来，这是无可置疑的“可读的本文”，其“人物都被视为是统一的，它们前后一致，时间被视为线形的，事件被视为由因果关系决定并是可预见的”。批评者的接受反应，让与主流意识形态在诸方面契合的路遥，在当时文坛上享有极高声誉，必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普通读者的接受心理。
八十年代中期以来，由于社会体制与思想观念的转化，“一体化”的文学观念向多元化演进，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式微，汲取西方话语权的精英文学及批评占据了文坛的话语领导权。他们集中于大学或研究院这个很小的圈子里，深受西方意识形态的影响，坚守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阐释西方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文艺美学观念，主张文学回到自身，尤其是回到文学形式本身，自动放弃了知识分子所具有的启蒙责任感，放弃了文学干预社会的能力和文学对现实的积极作用，使文学成为一种白话自说的话语方式。在评论家与作家的共同操作下，一大批“先锋”文学作品风靡文坛，由“写什么”转向“怎么写”。评论家们从一种反抗政治、背离现实的立场出发，坚守知识分子独立的情操与独立的人格，与主流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的距离，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主张，推崇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文学史上那些紧随政治的作家如茅盾、郭沫若、丁玲等被冷落，而坚持“文学即人学”的审美乌托邦理想的作家，如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等地位大大提升。所以，年轻激进的评论家这种与主流意识保持一定距离的接受心理，使得与国家政策、官方意识靠拢的路遥的创作很难融入他们的批评视野，这似乎注定对路遥有一种先天的排斥心理，进而“集体忽视”。路遥曾不平地说：“许多评论家不惜互相重复而歌颂一些轻浮之作，但对认真努力的作家常常不屑一顾。他们一听‘现实主义’几个字就连读一读小说的兴趣都没有了。”作为“重写文学史”重大研究成果之一的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提到《平凡的世界》只有一句话，华中师范大学组织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朱栋霖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等均未涉及路遥。这与当时普通读者对路遥作品的接受状况与反应构成巨大反差。
九十年代至今，文学批评者对路遥小说的接受似又有变化。玩弄技巧消解情节的“先锋”写作必然不可能持久的维持下去，遭受广大读者的冷落成为它们不可逃避的命运。绝大多数的精英们抛弃了精英姿态，转入现实主义的创作轨道中来。相应地，批评者虽然仍不肯放弃他们高蹈的精神，然而对写实文学的接受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文学与批评对社会与人的精神的责任成为始终萦绕不去的内心坚守。现实的文坛无疑是他们深深忧虑的：“新写实”小说以感情的零度介入而回避主观价值判断的叙述方式，还原客观生活本身，失落了文学沉雄、智慧和博大的人生哲学感，在摹写鸡毛蒜皮的琐事中消解了英雄和理想，取而代之的是一群“活着”就是目的的“小人物”；“私人性”写作群是纯粹个人化的写作。沉迷于对自我身体的变态式的自恋中，对男人进行变态式的想象，用同性恋、自恋、恋物癖来取代健康的两性之爱，站在无人的风口守望空心岁月进行一个人的战争，坐在回廊之椅与往事干杯；“晚生代”作家群消解神性剥离人性而高扬兽性，尤其是性，写得肮脏恶心如同厕所，有些小说几乎成了性话语大爆炸的“丑闻文学”，至此，美与丑，人与兽，高尚与卑下，文明与堕落的临界线消弥了。此时，文学研究者因其神圣的使命感，拨开文坛的乌烟瘴气，急切地寻觅可以安放我们灵魂，寄托理想的作品。路遥以全部生命投入到创作中的做法对广大批评者的心灵冲击是巨大的，“要求自己写作时的心理状态，就像教徒去朝拜宗教圣地一样，为了虔诚地信仰而刻意受苦受罪”，真所谓“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这种环着敬畏感的献祭式的写作成为有良知的研究者们自然而然怀念的对象，著名作家熊召政说：“路遥的小说字里行间始终有一种对文学、对文字的敬畏，路遥是真正以一种神圣感在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命运令人刻骨铭心，路遥的这种精神是荡气回肠的。平心而论，现在真的已经很难再找到路遥笔下那么荡气回肠的作品了，而从路遥身上，还可以感受到整个陕西作家群的一种精神，杜甫就曾经说过，况复秦兵耐苦战，陕西作家对文学的这种虔诚与忠诚，令人发自内心的尊敬。”
路遥小说中的道德与苦难叙事，挺立道德主体精神，塑造的坚强不屈的美好心灵，让批评家们喟叹不已， 在阅读当今文坛大多数小说的痛心回首中，他们找到了可以使灵魂净化与提升的真正的文学，这是拯救当代病态精神的良药。于是，他们带着愉悦的接受快感，这种审美快乐不仅来自视、听等高级感观的感受，而且还要从这种感受一直贯穿到心理结构的各个不同层次，这种贯通性，会使整个意识活跃起来，多种心理因素发生自由的相互作用，产生出一种既轻松自由、又深沉博大的快乐体验，在不止一次的阅读中纷纷发表了评论文章。有评论家说：“如今的文坛真让人觉得有些喧嚣而无聊，‘一点正经血没有’的胡写乱说让人深深感到‘什么都无昕谓’了……但在这时我们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路遥——这位真正将文学当成‘事业’来干的‘愚人’。然而正是这样的愚人，却可以让我们由衷地为他对文学的献身而感动。”。以这种“怀念”语气开头，甚至以这种怀念情绪推动整个研究思路的路遥研究论文可以说是屡见不鲜。怀念与崇敬成为评论者们此时阅读研究路遥小说的主导性心理与反应，专业读者与普通读者一时达到了共鸣。
正如有评论者所说，“路遥的成功，在于他对文学的宗教般虔诚，他是用生命书写美丽的华章；在于他对底层社会生活的深切关注，给他笔下的‘小人物’以勇气和力量。他用真情感动着他笔下的人物，也感动着千千万万个普通读者。他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文学、交给了人民，他用生命告诉我们应该怎样对待文学。”“底层写作”是新世纪文学的热点，它以关注底层人民的生存状态、表现他们喜怒哀乐背后投射的美好人性的“新左翼”姿态在文坛上立足，受到众人的瞩目。这似乎恰与路遥来了个二十年后的遥相呼应，不论是《人生》中的高加林不择手段的进城后又失落而返，还是《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质朴而执著地向城市进军，这种关注城乡交叉地带的写作，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而现今文坛的另类写作，文学成了一种游戏，成为各种新方法、新技巧的实验场，文学与道德无关，与关怀无关，与心灵无关，甚至成为某些人的个人宣泄与获取金钱和权力的工具。相比于这股浮躁之气，路遥对文学的虔诚和执善恰恰与他们形成鲜明的对照，更显得可贵，更让人追念。同时，关注人民，关注最大多数平民的小说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加上作者的耶份关注众生的人间情怀，总会得到其不可抹杀的、公正的历史地位，固如磐石。因为批评家是站在学理的角度上，具有不同的文学观念与史学观念，由此导致他们对路遥的评价会因人而异，因时而异；而广大的普通读者则比较感性地从个人经验出发，最能触动他们灵魂深处那根弦的小说，在他们看来就是好小说。因此，二十年来几代人用阅读与感动表达了对路遥最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