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识的一位厅级干部，一向洁身自好，近来却颇受烦扰。原来他在异地任职，老家的一些亲戚老表不远千里，跑到他所在城市打着他的旗号 “揽事觅食”。事前他并不知情，知道后很是光火，狠狠批评了那些亲戚。不想，对方反倒是跳将起来，说他自私只管自己不顾念亲人。尤其令他不解的是，其他亲戚们的态度竟多也站在那人一边，认为“现在都这样”，觉得他刻板不近人情。
　　其实这人是个重情之人，寒微之时他对老家的人也能解囊相助；没想到如今却招致这样的埋汰。他甚是感慨，做好人易，做好官难啊。
　　这位官员面对的困惑，正是中国社会千古难解的人情题。道理的是非曲直自然是一目了然；但放到现实层面，人情环境下人的行为处事往往并不那么能够一清二楚。这位官员正气凛然坚持原则值得尊敬，但现实中的人情关，很多人却都过不去。如他亲戚们说的“现在都这样”，就道出现实的另一种答案。在现在的社会环境中，单靠官员个人的思想觉悟和道德操守去抵御的成效有多大？因此有人提出，人情害人，要改变中国人情社会的传统。
　　姑且不说改革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几十年，改变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可能要几百年。作为中国人自古以来的处世内在逻辑，人情观念该不该改？难道都是人情的错吗？
　　人情是中国的千古智慧，中国绵延两千年成为唯一现存的文明古国，人情对维系社会稳定的作用不可忽视。朝代可以更替，人情始终未变，社会由此存续。血脉相连，人情温暖，这是一个让中华民族骄傲的传统。不要忘了，当年我们对资本主义冷冰冰人际关系的批判；而现在提倡学雷锋，也包含着对社会中人情温暖的向往。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对于人情社会的质疑和批判，在公不在私，在追求法治的道路上如何摆脱人治的羁绊。
　　历史上中国没有走向法治，是因为没有法吗？《大明律》的严酷律法、《大清律》的完整体系，远远超越了同时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但结果中国眼望后起之国向法治绝尘而去，自己始终在人治漩涡打转。这是因为儒家治国伦理下的人情混淆了公私，超越法理，徇情枉法成为封建时代难以除掉的政治恶疾。
　　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运行在两条轨道上，一是法律，一是人情。这两条轨道不是平行而是时有相交，如古话说的“法不外乎人情”和古法中“亲亲相隐不为罪”。儒家提倡“应天理顺人情”，民间则有“人情大于天”的说法。人情上达庙堂，下通乡野，既是基于人性的自然天性，又因义利的统一而被经世致用。因此，古代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古代的人治，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人情之治”。
　　于是从古至今我们看到，有人情，就有关系；有关系，就有商量；有商量，就有变通；有变通，法律制度就打折扣。然后投桃报李你来我往，就有利益交换；固定了的利益就成了同盟圈子；圈子中讲情面不讲法；推而广之，整个社会就讲人情而不讲法。
　　但现在我们已经摒弃了儒家那套治国之道，走向现代国家，法治不行便不是人情的责任，而是规则的问题。现代法制国家也讲人脉关系、讲人事渊源，美国政坛有骷髅会、日本有世家政治，西方国家都有政治利益集团，也都有利益交换。过去美国总统把大使职位“酬谢”给竞选中的捐款富豪，虽被人诟病但并不能说因此美国就是人情政治。因为运行规则是透明的，授权程序是公开合法的。由此可以得出，妨碍中国法治进程的不是人情，而在于整个社会缺乏公开透明的规则，在于权力的暗箱操作，以及缺乏真正的监督。
　　如前所述那个例子，就算是亲戚去“觅食”，只要程序完整过程公开，钱可以挣得心安理得，官员本人也可以光明磊落无须避嫌。一切都在阳光下，既能防腐，也能清毒。当然要达到这一步，就不只单一领域单一事项的片面公开和断层公开，而是建立包括权力运行的公开、财政预算公开、官员个人信息公开在内的一整套公开体系。
　　政府能够真正被人民监督，决策经公开讨论而出，权力的行使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进行，结果能够直接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与检验，这是当代中国社会葆有人情美好的同时，走向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