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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后的这时候，从中国民政部部长位置上卸任的崔乃夫刚刚被推选为中华慈善总会第一任会长。
1986年4月中旬。一个星光满天的夜晚，晚餐后的国家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正慢慢地在神农架林区的一条小河边散步。那时，他的思绪并不像他的步子那样缓慢、那样轻松，他还在思考。崔乃夫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思考很难使他真正地轻松、平静下来。
崔乃夫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他给山西省委书记当过秘书，后调入大学工作，29岁时成为兰州大学宣传部长、教务长，后来又在副校长的岗位上主管教学和科研。“文革”中，他在“五七”干校度过了几年不平凡的岁月。1978年，他被调至国家民政部，先后当了11年的部长。
崔乃夫担任民政部部长期间常常在全国的贫困地区跑来跑去，常常在平民百姓之中，并总有自己独立的观察与深入的思考，那时他就已经深刻感受到：老百姓的疾苦贫穷不是政府一个渠道能解决的，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援。他曾很明确地指出：老百姓的困难是多方面的，政府制定的政策有的符合实际，有的不一定符合实际。比如发放救济款，定一个杠杠，什么情况补助多少钱，结果有的人拿了正合适，有的用不了，有的还不够。在那之前的一年（1985年）崔乃夫在乡村救灾中发现，农村贫困人群很需要棉被衣物，而城市中不少人有多余的棉被衣物放着无用，弃之可惜，卖又不值钱。他当时就想可否把城市人多余的物品捐赠给灾民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得出了肯定的答案。从1985年至1986年，他就呼吁这件事。现在看来，很自然、做得也很多的这种好事，当时却遇到许多阻力，一些人并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这样做是给中国政府脸上抹黑，大家脸上无光。可崔乃夫还是坚持在民政系统这样做了，并收到了很好的反响和效果。后来，这种做法也得到党中央的肯定，江泽民总书记还专门批示说，要把这件事作为经常性的事来抓。
和崔乃夫在一起，听他说事，看他做事的时候，人们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者。和崔乃夫接触较多的那些年里，我也见过他发火的时候，可我记忆库中的他，却总是他那满脸平和的微笑，那是一种使人人都没有距离感的微笑。崔乃夫在我的印象与记忆里总是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他身材修长，长脸、大眼、阔鼻。尽管岁月在他的脸上也留下了历史的沧桑，但仍可以清晰地在他身上领略到好男人的英俊与风采。他讲起话来连贯自如、层次分明、逻辑严谨、常常是慢慢的柔柔的，语调抑扬顿挫，又总能使人从心底上感到一种很大的力量。
……
崔乃夫在夜幕下、河水边慢慢走，思考着白天里他见到的事情。他和国务院其他几个部的部长这次到这里，是随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三峡地区考察。
他慢慢走着，忽然看到迎面走来的赵紫阳总理。
他和赵总理相互问好后，赵总理问他：“老崔，民政工作现在好搞不好搞？”
崔乃夫笑了笑说：“说好搞是事实，说不好搞也是事实。”
总理显然对崔乃夫的回答感兴趣，接着问：“怎么讲？”
崔乃夫回答说：“现在，随着社会财富的普遍增加，国家对民政的投入也在增加，所以比以前钱少的时候好搞了。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的收入差距加大，一部分人由于自然条件、社会和自身心理或生理等原因贫困的问题也突出了。如果真实、全面地面对现实，我国需要救济、优抚的对象就要增加，需要建立和改善的社会福利设施也要增加。我们主要是为穷人办事，可资金匮乏，一些社会福利事业很难发展。”
赵总理又问：“解决这方面问题你还需要增加多少钱？”
崔乃夫在这方面早就有深入的考察和思考，马上回答说：“每年大约20亿。”
赵总理略作思考，说：“国家没这笔钱呀，你有什么办法吗？”
崔乃夫试探着问：“我们能不能搞点彩票？把那些富裕些的人的闲钱集中起来办福利事业。”
崔乃夫或许也没有想到，赵总理听到这里很兴奋，又询问了许多有关彩票的具体问题。
在此之前，崔乃夫早就意识到了，单靠国家财政的拨款，民政的许多难题都无法解决。他一直苦苦思考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如何为困难群体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
崔乃夫曾在与一位热心中国民政事业的海外华人会谈时坦言了自己的难处，这位人士提供了三条取财之道：一是搞赛马卖马票；二是增收筵席税；三是搞彩票。
崔乃夫的兴奋点一下被彩票点中，由此，他指示民政部的相关部门开始彩票的可行性调查。
经过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情况调查分析，崔乃夫发现，不论经济发达还是欠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发行彩票的方式弥补国家财政对福利事业拨款的不足。然而，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为禁区的彩票能否被国人和国家领导接受呢？
……
赵紫阳总理静静地听，他的情绪显然被这位能够面对现实，又善于思考的部长感染了。他肯定地说：
“我看这么搞没什么问题，但要做好宣传工作，好事情要办好，不要引起大家的反感，特别是要听听民主人士的意见。”
三峡考察结束了，在返回的专列上赵紫阳总理决定立即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崔乃夫将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的想法向同行的人士作了介绍。
在当时的情况下，在中国社会发行彩票，这个动议无疑会给大家的思想上一个震动，一个不小的震动。崔乃夫介绍了自己的想法后，大家纷纷议论，也都兴奋起来。
这是一次特别的会议，无论地点、形式还是内容都将会留在历史记忆中。
崔乃夫回京后，正值民政部有一个考察团将前往苏联和东欧，崔乃夫安排这个考察团同时调查这些国家发行彩票的情况，并捎回了沿途能买到的所有彩票。
很快一份包括有彩票实物在内的关于苏联及东欧等国家发行彩票的详细资料，送到了赵总理的办公桌上。
1986年8月18日，民政部向国务院正式报送了《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报告。报告中除陈述社会福利资金紧缺外，还分析了城乡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储蓄总额已达2500亿元的有利条件；并提出每年发行10亿元奖券，考虑人民的承受力，每张奖券面额不宜过大，一般以1元为好。每年的筹资将大部分留归销售地区发展社会福利；建议成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作为有奖募捐的发行法人，独家发行。
1986年12月20日，国务院召开第128次常务会议，讨论了民政部的报告。会议原则同意开展有奖募捐活动，肯定了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其有消极的一面，即容易助长人们的投机心理，因此，要从严控制，只限社会福利。并由民政部组织一个“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负责，可以请一些知名人士参加。
为慎重起见，赵总理提出：此事再报请中央书记处审议。
1987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12届第323次会议讨论民政部的报告，也表示同意，会议决定事项通知中还明确指出：“除民政部门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搞类似有奖募捐活动。”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又报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们均表示同意。
至此，“中国能否发行彩票”的问题，经过两年的调研和一连串慎之又慎的酝酿、论证之后，终于在中国最高决策机关顺利通过了。
1987年7月27日，新中国诞生后第一批800万张面值一元的“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在河北，江苏，浙江，上海等10个省市试点发行，从而揭开了新中国彩票史的第一页，彩票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1993年10月和1994年5月，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发行中心分别被国际彩票组织（INTERTOTO）接纳为正式会员。
为了与国际接轨，崔乃夫在民政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决定将福利有奖募捐券改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机构正式定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
中国第一个彩票的获奖者出现了，他的出现无异于一个深水炸弹在平静的海面上引起的波浪。许多人在羡慕的同时，也做起了发财梦。也许是正是这个原因，福利彩票的发行量急速地扩大，社会福利资金也在迅速增加。
占大多数的，没有中奖的那些人，并没有因此影响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太多的遗憾和沮丧。因为正是由于他们买了福利彩票，一些老人院、儿童福利院新添了许多新的设备。一些孤残儿童的疾病也因此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许多人也因此感到了一种过去不曾感到过的荣耀。
彩票，这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在中国发行福利彩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创举。当时的国家民政部长崔乃夫是完成这一创举最关键的人物。这个创举，是中国传统的慈善性募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无疑也为七年后新中国慈善组织的重新出现，中国慈善慈善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慈善、慈善事业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我国被重新提起，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的，中华慈善总会与一些省市慈善会也从那时开始相继成立。这种现象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认知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1986年在我国发行“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即福利彩票也不无关系。应该说，福利彩票在中国的发行为新中国慈善组织出现、发展，为中国慈善事业的重新崛起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地。
福利彩票出现后到2007年6月30日全国累计销售福利彩票达2423亿元，资助兴、改、扩建社会福利院、农村敬老院和社区老年之家等社会福利设施的建设项目11万多个，包括孤残儿童、困难群众在内的直接受益人数有1000余万人。同时，各地慈善组织与“福彩”合作实施的慈善项目也很多很有成效。我特别注意到，刚刚过去的2007年中国福利彩票年销量突破620亿元，为国家筹集福利资金217亿元。
从考虑在中国发行福利彩票，从发行福利彩票取得最初成功的时候，崔乃夫就已经在考虑新中国的慈善事业了。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能诠释“慈善”，完全是因为感悟了他对“慈善”的介绍。那是1995年初春，崔乃夫担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不久的一天下午，就在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在一个幽静的院落里。那里曾经是清朝的一个王府。那办公室很大，由于室外有大屋檐，屋里的光线不是很足，但冬暖夏凉、舒适宜人，是高楼大厦难比的。那里面最多的两样东西，一是各种各样的书籍，一是各种各样的石头。在放了许多书的小小圆桌旁，崔乃夫一边轻轻用手比划着，一边流畅而清楚地说：
“怎么解释慈善呢？慈善实际上就是有同情心的人们之间的互助行为。作为个人行为来讲，慈善在中国存在的时间是很长了。早在先秦，就有‘慈’和‘善’二字出现。老子的《道德经》中，又有了‘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这样的句子。”
接着，他又对“慈”和“善”作了分别的解释。他说：“父母对子女的爱为慈。讲的是纵向关系。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所体现的就是慈。善讲的是横向关系，社会上人对他人的帮助、仁爱。中国把慈善并提，是在《北史》的《崔光传》里。那里面有‘光宽与慈善’这样的提法。”
……
我仔细听这些对我来说还很新鲜的知识，生怕漏下一个字。
那时，我对“慈善”了解还很少，还处在一种懵懵懂懂的认知状态。我想不只是我，包括一些很有些学问的大家也是如此。因为我也算是个作家，对文学界相对熟悉一些。所以《慈善》杂志刚创刊时，我曾向几位水平很高的评论家约写有关慈善的文章。他们都爽快地答应，说两三天就交稿，可十几个、几十个两三天过去了，仍不见一点回音。我问其中的一位快手，他有点沮丧地说：“开始觉得很容易，可面对稿纸，一连几个早上都无从下笔。我对慈善的了解太少了，有关慈善的文章、资料也太少了。”他说的是事实，我自己其实也有这样的感觉。正因为如此，《慈善》刚创刊时，组织稿件实在是太难了。
那时，崔乃夫也说：“慈善作为一项事业，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并没有形成。”
我听着，心里想：这也许是人们对慈善不够了解的一个原由吧。崔乃夫接着说：“慈善作为一种行为在我国早已广泛存在了。比如灾年开粥场，给孤儿救济，帮助老人等等。像北宋的范仲淹，就曾在他的家乡买地100亩办义学。1915年河北发大水淹了一百多个县，曾任北洋内阁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也曾搞募捐，在香山办慈幼园，收留了300多个孤儿，最后发展到600多个。这些孤儿在那里读书、学艺，有了温饱、安定的生活和健康成长的条件。慈幼园在助孤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熊希龄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开拓者。”
我听着，心想：这个大“官”可真是博学多才、博闻强记。他这屋子里的书可不是摆样子的。
在和崔乃夫不多的几次接触中，我又感到他有的可不仅是书本知识，对任何问题他都有自己独到的分析与见解。在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分析上，他认为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慈善的认识有两个误区，一是认为福利救济活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都应该由国家包起来；二是有些人认为慈善活动是伪善，是有钱人从他们剥削他人的钱财中拿出一点点施舍穷人，以掩盖其剥削的行为。崔乃夫说这是我国慈善事业在解放后没有发展的思想上的原因。另外还有物质上的原因，这是更重要的。我还记得那时崔乃夫表情丰富地分析了解放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经济情况，他说：“那时，每人每月28斤粮票、5两油、半斤肉，一年十几尺布票时，就没法开展慈善活动。”接着，他又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社会经济情况。他说：“这时候，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有了落差，也就为慈善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不少人也开始考虑：中国是否需要慈善？能否成立慈善组织？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通过几十年的实践，从国家到老百姓都认识到：事事全靠国家是不行的，还要靠全社会的关心与支援。”
后来，我又听到崔乃夫对现代慈善与传统慈善的分析。他说：“慈善是什么？是老百姓自己帮助自己的事情，是人民之间的互助、互敬和奉献。说它是奉献是说它的精神，只是为了帮助他人，毫无索取。说它是互助互敬，是说现代慈善与传统慈善的区别。传统慈善是施舍，是富人对穷人的帮助，是上对下的关系，而现代慈善是互助互敬的关系，是平等的。我今天给了你帮助，明天你可能给我帮助；我今天虽然给予对方一些钱物和安慰，而对方又给予了我一次奉献社会、陶冶情操的机会，同样也获得了一种帮助。”
崔乃夫对有关慈善的科学分析和他的深邃见解奠定了新中国慈善事业的理论基础，直到现在依旧在指导着我们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
崔乃夫在实践上，同样开创了我们慈善事业发展的先河。
1991年，华东大水灾，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发动了募捐，动员全国人民支援灾区的百姓。那应该是建国以来首次来自群众中的大规模的募捐活动，炎黄子孙纷纷慷慨解囊，国内群众捐款10亿元，国外以华人为主的个人或慈善组织捐助10亿元。海内外华人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
然而，在这种成功面前，崔乃夫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作了特别深入的思考。因为他已经觉察到：一般情况下政府是不宜直接参与募捐的。因为公民向政府纳税了，已经尽了义务。如果再由政府出面动员他们捐赠就不太合适，还是由群众团体来办较好。这时，他就想到了慈善事业。他很清楚，当时的中国还有6300万人口需要脱贫，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不能，也不可能全靠政府。1994年，崔乃夫从民政部部长位置上卸职以后，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中。
1995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之初，崔乃夫一方面组织专家、学者就“慈善”问题进行研讨，探讨慈善事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与作用，为“慈善”正名，澄清由于极“左”思潮影响而对“慈善”的一些模糊认识，从而给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思想理论基础。一方面，组织实施了“为患唇腭裂的孤儿做矫治手术”和“慈善雨水积蓄工程”等几个很成功，影响也很大很好的项目。
为患唇腭裂的孤儿做矫治手术的项目是中华慈善总会开创的第一个慈善项目，而且持续至今，并不断有所发展。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的时候，崔乃夫会长把“扶贫济困”、“安老助孤”作为实施慈善项目的重要思路。为了做好“助孤”方面的慈善项目，在崔乃夫的安排下，总会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青少年发展问题研究室的专家、教授就我国孤儿的现状和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作一次调研，并提出项目的建议与意见。同时，崔乃夫又安排总会工作人员设计“助孤”项目，组织实施落实。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提交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山西大同乳娘村村民在政府安排下助养孤儿的情况，就是在大同附近的一些村庄里，一半以上的妇女都助养政府福利院的孤儿。这一情况引起了总会的注意与重视，并即刻派工作人员到那里对孤儿的情况进行调研。在对几百个孤儿的调查中发现，唇腭裂在新生儿中的发病率是很高的，高的地方甚至要达到0.5%，低的地方也不低于0.1%。这显然在孩子中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有这种残疾的孩子一生都是很痛苦的，他们发音有障碍，说话吐字不清楚，不好与外界交流；吃饭有困难，常常会向外喷饭粒。他们懂事后大都怕羞，不愿见人，没有自信，心理疾患都是很重的。微笑是很难在他们脸上出现的。崔乃夫会长考虑到，总会刚刚成立，慈善项目的资金还不多，选择为患唇腭裂的孤儿做矫治手术的项目，花费比较少，收获却是很快的，而且覆盖面广，社会效益明显。一次手术花费2000元左右，可使孤儿终身脱残。在崔乃夫的主持下，通过会长办公会的认真研究，选择确定了为患唇腭裂的孤儿做矫治手术作为中华慈善总会的慈善项目。全国患唇腭裂的孤儿很多，从哪里着手呢？崔乃夫又建议从儿童福利院做起，也得到了会长办公会的一致同意。
项目确定了，并确定从大同做起。在崔乃夫的主持下，总会的杨团、常寒婴、刘红卫等同志又以科研项目的标准设计了项目的执行方案、项目技术操作方案、项目监督方案等三方面的合同约束，使这个项目做得严密、顺利、健康。为科学准确地设计这个项目的方案，总会的那些同志，还多次深入到大同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在这个项目的执行过程中，每次的工作汇报，崔乃夫会长都认真听，并非常科学地集中正确的意见。从而，使这个项目一直进行得比较完美，为总会以后进行的项目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崔乃夫不但工作严谨、科学、细致，有雄才大略，而且也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
我总也忘不了他说到甘肃如何干旱缺水时的那副忧心忡忡的神情。
“1995年，甘肃大旱，河断流，井无水，庄稼枯死，树苗被晒干，有300多万人、200多万头牲畜几乎没有水喝。中部陇东地区40多万人为了生活用水，半夜起身到几十公里外的山沟里拉水。在拉水回来的路上，竟能看到这样的奇观：饥渴难耐的野狐、飞鸟一路跟着水车，吸食水车滴落的水珠，怎么轰都轰不走。当水车停下，用大桶、小桶分水时，有的鸟竟不顾死活地冲向水桶……”
那时，从他的眼睛里能明显地看到一种悲哀一种伤感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崔乃夫还常常对人们介绍说，每逢旱年，那里的孩子上学前，只能由大人含一口水喷到孩子脸上，算是洗脸了。主妇每天煮饭也只有一瓢浑水。他还常常拍着厚厚的一本书对大家说：“处于干旱带上的甘肃省志上有这样的记载：隋朝以来，甘肃先后发生较重大旱灾640次，平均每两年一次。近半个世纪，发生旱灾四十余次。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拨出大量专款兴修水利，截至1995年底解决了600万人的饮水问题，但仍有27%的人处在干旱无水饮用的威胁之中。”
崔乃夫会长曾亲自带队深入甘肃干旱贫困山区考察，冒着小雪和寒风走访了定西县团结乡寒树村和榆中县连川乡高窑沟村。正是由于崔乃夫对甘肃缺水地区情况的深入了解与研究，正是由于他对贫困地区人民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崔乃夫所领导的中华慈善总会于1997年启动了“雨水积蓄工程”。
崔乃夫早就深入了解到：生活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人们，经过千百年的摸索，找到了修水窖存雨水，供人畜全年饮用的土法子。崔乃夫说：“以往的水窖都是用红黏土打成的，费工又不牢固，蓄水效益和卫生条件都很差，后来长期致力于干旱农业研究的科技人员，在深入考察与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和科学实验，摸索出一整套集水工程系统方案。经过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而且还进一步扩展到农业灌溉，为百姓脱贫带来希望。”
正是基于对甘肃干旱地区情况的这种深入的了解，中华慈善总会“雨水积蓄工程”启动的时候，向社会募集资金，帮助甘肃尚未解决水荒的贫困百姓每户投入800元，修建一个100平方米的集雨面和一个30立方米的水泥水窖。这样可帮助一个3～5口之家解决常年的人畜饮水问题。崔乃夫在这一项目运作中多次强调：“这个项目，不是政府拨款，而是募集的善款，是协助贫困户打水窖的。一定要选准对象，不能优亲厚友，不能营私舞弊，不能挪作他用。资助的钱不到农户，而是由甘肃省慈善会给贫困户买成水泥，农民出工和准备沙石，要求在两个月内完成，确保在7～9月的雨季里，把水蓄起来。”在崔乃夫会长的领导、统筹下，这个项目当年立项，当年筹款，当年上规模，为甘肃贫困百姓打了一万口水泥水窖，修了百万平方米的集雨面，当年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地百姓拍手称快，社会反响也非常之好。这个项目后来一直成功地延续着。
……
在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的位置上，崔乃夫干的时间并不很长，但他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贡献与影响却是长久的。
1986年4月中旬。一个星光满天的夜晚，晚餐后的国家民政部部长崔乃夫正慢慢地在神农架林区的一条小河边散步。那时，他的思绪并不像他的步子那样缓慢、那样轻松，他还在思考。崔乃夫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思考很难使他真正地轻松、平静下来。
崔乃夫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在大学读书期间，他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并于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他给山西省委书记当过秘书，后调入大学工作，29岁时成为兰州大学宣传部长、教务长，后来又在副校长的岗位上主管教学和科研。“文革”中，他在“五七”干校度过了几年不平凡的岁月。1978年，他被调至国家民政部，先后当了11年的部长。
崔乃夫担任民政部部长期间常常在全国的贫困地区跑来跑去，常常在平民百姓之中，并总有自己独立的观察与深入的思考，那时他就已经深刻感受到：老百姓的疾苦贫穷不是政府一个渠道能解决的，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援。他曾很明确地指出：老百姓的困难是多方面的，政府制定的政策有的符合实际，有的不一定符合实际。比如发放救济款，定一个杠杠，什么情况补助多少钱，结果有的人拿了正合适，有的用不了，有的还不够。在那之前的一年（1985年）崔乃夫在乡村救灾中发现，农村贫困人群很需要棉被衣物，而城市中不少人有多余的棉被衣物放着无用，弃之可惜，卖又不值钱。他当时就想可否把城市人多余的物品捐赠给灾民这一问题进行了思考，并得出了肯定的答案。从1985年至1986年，他就呼吁这件事。现在看来，很自然、做得也很多的这种好事，当时却遇到许多阻力，一些人并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这样做是给中国政府脸上抹黑，大家脸上无光。可崔乃夫还是坚持在民政系统这样做了，并收到了很好的反响和效果。后来，这种做法也得到党中央的肯定，江泽民总书记还专门批示说，要把这件事作为经常性的事来抓。
和崔乃夫在一起，听他说事，看他做事的时候，人们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学者。和崔乃夫接触较多的那些年里，我也见过他发火的时候，可我记忆库中的他，却总是他那满脸平和的微笑，那是一种使人人都没有距离感的微笑。崔乃夫在我的印象与记忆里总是一副谦谦君子的样子。他身材修长，长脸、大眼、阔鼻。尽管岁月在他的脸上也留下了历史的沧桑，但仍可以清晰地在他身上领略到好男人的英俊与风采。他讲起话来连贯自如、层次分明、逻辑严谨、常常是慢慢的柔柔的，语调抑扬顿挫，又总能使人从心底上感到一种很大的力量。
……
崔乃夫在夜幕下、河水边慢慢走，思考着白天里他见到的事情。他和国务院其他几个部的部长这次到这里，是随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三峡地区考察。
他慢慢走着，忽然看到迎面走来的赵紫阳总理。
他和赵总理相互问好后，赵总理问他：“老崔，民政工作现在好搞不好搞？”
崔乃夫笑了笑说：“说好搞是事实，说不好搞也是事实。”
总理显然对崔乃夫的回答感兴趣，接着问：“怎么讲？”
崔乃夫回答说：“现在，随着社会财富的普遍增加，国家对民政的投入也在增加，所以比以前钱少的时候好搞了。另一方面，随着人们的收入差距加大，一部分人由于自然条件、社会和自身心理或生理等原因贫困的问题也突出了。如果真实、全面地面对现实，我国需要救济、优抚的对象就要增加，需要建立和改善的社会福利设施也要增加。我们主要是为穷人办事，可资金匮乏，一些社会福利事业很难发展。”
赵总理又问：“解决这方面问题你还需要增加多少钱？”
崔乃夫在这方面早就有深入的考察和思考，马上回答说：“每年大约20亿。”
赵总理略作思考，说：“国家没这笔钱呀，你有什么办法吗？”
崔乃夫试探着问：“我们能不能搞点彩票？把那些富裕些的人的闲钱集中起来办福利事业。”
崔乃夫或许也没有想到，赵总理听到这里很兴奋，又询问了许多有关彩票的具体问题。
在此之前，崔乃夫早就意识到了，单靠国家财政的拨款，民政的许多难题都无法解决。他一直苦苦思考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如何为困难群体解决更多的实际问题。
崔乃夫曾在与一位热心中国民政事业的海外华人会谈时坦言了自己的难处，这位人士提供了三条取财之道：一是搞赛马卖马票；二是增收筵席税；三是搞彩票。
崔乃夫的兴奋点一下被彩票点中，由此，他指示民政部的相关部门开始彩票的可行性调查。
经过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情况调查分析，崔乃夫发现，不论经济发达还是欠发达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以发行彩票的方式弥补国家财政对福利事业拨款的不足。然而，几十年来一直被视为禁区的彩票能否被国人和国家领导接受呢？
……
赵紫阳总理静静地听，他的情绪显然被这位能够面对现实，又善于思考的部长感染了。他肯定地说：
“我看这么搞没什么问题，但要做好宣传工作，好事情要办好，不要引起大家的反感，特别是要听听民主人士的意见。”
三峡考察结束了，在返回的专列上赵紫阳总理决定立即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请崔乃夫将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的想法向同行的人士作了介绍。
在当时的情况下，在中国社会发行彩票，这个动议无疑会给大家的思想上一个震动，一个不小的震动。崔乃夫介绍了自己的想法后，大家纷纷议论，也都兴奋起来。
这是一次特别的会议，无论地点、形式还是内容都将会留在历史记忆中。
崔乃夫回京后，正值民政部有一个考察团将前往苏联和东欧，崔乃夫安排这个考察团同时调查这些国家发行彩票的情况，并捎回了沿途能买到的所有彩票。
很快一份包括有彩票实物在内的关于苏联及东欧等国家发行彩票的详细资料，送到了赵总理的办公桌上。
1986年8月18日，民政部向国务院正式报送了《关于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的请示》报告。报告中除陈述社会福利资金紧缺外，还分析了城乡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储蓄总额已达2500亿元的有利条件；并提出每年发行10亿元奖券，考虑人民的承受力，每张奖券面额不宜过大，一般以1元为好。每年的筹资将大部分留归销售地区发展社会福利；建议成立“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作为有奖募捐的发行法人，独家发行。
1986年12月20日，国务院召开第128次常务会议，讨论了民政部的报告。会议原则同意开展有奖募捐活动，肯定了这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同时也客观地指出了其有消极的一面，即容易助长人们的投机心理，因此，要从严控制，只限社会福利。并由民政部组织一个“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委员会”负责，可以请一些知名人士参加。
为慎重起见，赵总理提出：此事再报请中央书记处审议。
1987年2月5日，中央书记处12届第323次会议讨论民政部的报告，也表示同意，会议决定事项通知中还明确指出：“除民政部门开展社会福利有奖募捐活动外，其他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搞类似有奖募捐活动。”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又报送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常委们均表示同意。
至此，“中国能否发行彩票”的问题，经过两年的调研和一连串慎之又慎的酝酿、论证之后，终于在中国最高决策机关顺利通过了。
1987年7月27日，新中国诞生后第一批800万张面值一元的“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在河北，江苏，浙江，上海等10个省市试点发行，从而揭开了新中国彩票史的第一页，彩票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进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1993年10月和1994年5月，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发行中心分别被国际彩票组织（INTERTOTO）接纳为正式会员。
为了与国际接轨，崔乃夫在民政部的一次部务会议上决定将福利有奖募捐券改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机构正式定名为“中国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
中国第一个彩票的获奖者出现了，他的出现无异于一个深水炸弹在平静的海面上引起的波浪。许多人在羡慕的同时，也做起了发财梦。也许是正是这个原因，福利彩票的发行量急速地扩大，社会福利资金也在迅速增加。
占大多数的，没有中奖的那些人，并没有因此影响自己的生活，也没有太多的遗憾和沮丧。因为正是由于他们买了福利彩票，一些老人院、儿童福利院新添了许多新的设备。一些孤残儿童的疾病也因此得到了及时的救治。许多人也因此感到了一种过去不曾感到过的荣耀。
彩票，这既是一种经济现象，也是一种政治文化现象。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在中国发行福利彩票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胆的前所未有的创举。当时的国家民政部长崔乃夫是完成这一创举最关键的人物。这个创举，是中国传统的慈善性募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无疑也为七年后新中国慈善组织的重新出现，中国慈善慈善事业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慈善、慈善事业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我国被重新提起，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的，中华慈善总会与一些省市慈善会也从那时开始相继成立。这种现象与当时的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的变化、人们认知的改变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与1986年在我国发行“中国社会福利有奖募捐券”，即福利彩票也不无关系。应该说，福利彩票在中国的发行为新中国慈善组织出现、发展，为中国慈善事业的重新崛起提供了一片肥沃的土地。
福利彩票出现后到2007年6月30日全国累计销售福利彩票达2423亿元，资助兴、改、扩建社会福利院、农村敬老院和社区老年之家等社会福利设施的建设项目11万多个，包括孤残儿童、困难群众在内的直接受益人数有1000余万人。同时，各地慈善组织与“福彩”合作实施的慈善项目也很多很有成效。我特别注意到，刚刚过去的2007年中国福利彩票年销量突破620亿元，为国家筹集福利资金217亿元。
从考虑在中国发行福利彩票，从发行福利彩票取得最初成功的时候，崔乃夫就已经在考虑新中国的慈善事业了。
回想起来，我第一次能诠释“慈善”，完全是因为感悟了他对“慈善”的介绍。那是1995年初春，崔乃夫担任中华慈善总会会长不久的一天下午，就在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在一个幽静的院落里。那里曾经是清朝的一个王府。那办公室很大，由于室外有大屋檐，屋里的光线不是很足，但冬暖夏凉、舒适宜人，是高楼大厦难比的。那里面最多的两样东西，一是各种各样的书籍，一是各种各样的石头。在放了许多书的小小圆桌旁，崔乃夫一边轻轻用手比划着，一边流畅而清楚地说：
“怎么解释慈善呢？慈善实际上就是有同情心的人们之间的互助行为。作为个人行为来讲，慈善在中国存在的时间是很长了。早在先秦，就有‘慈’和‘善’二字出现。老子的《道德经》中，又有了‘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这样的句子。”
接着，他又对“慈”和“善”作了分别的解释。他说：“父母对子女的爱为慈。讲的是纵向关系。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所体现的就是慈。善讲的是横向关系，社会上人对他人的帮助、仁爱。中国把慈善并提，是在《北史》的《崔光传》里。那里面有‘光宽与慈善’这样的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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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仔细听这些对我来说还很新鲜的知识，生怕漏下一个字。
那时，我对“慈善”了解还很少，还处在一种懵懵懂懂的认知状态。我想不只是我，包括一些很有些学问的大家也是如此。因为我也算是个作家，对文学界相对熟悉一些。所以《慈善》杂志刚创刊时，我曾向几位水平很高的评论家约写有关慈善的文章。他们都爽快地答应，说两三天就交稿，可十几个、几十个两三天过去了，仍不见一点回音。我问其中的一位快手，他有点沮丧地说：“开始觉得很容易，可面对稿纸，一连几个早上都无从下笔。我对慈善的了解太少了，有关慈善的文章、资料也太少了。”他说的是事实，我自己其实也有这样的感觉。正因为如此，《慈善》刚创刊时，组织稿件实在是太难了。
那时，崔乃夫也说：“慈善作为一项事业，长期以来在我们国家并没有形成。”
我听着，心里想：这也许是人们对慈善不够了解的一个原由吧。崔乃夫接着说：“慈善作为一种行为在我国早已广泛存在了。比如灾年开粥场，给孤儿救济，帮助老人等等。像北宋的范仲淹，就曾在他的家乡买地100亩办义学。1915年河北发大水淹了一百多个县，曾任北洋内阁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也曾搞募捐，在香山办慈幼园，收留了300多个孤儿，最后发展到600多个。这些孤儿在那里读书、学艺，有了温饱、安定的生活和健康成长的条件。慈幼园在助孤方面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熊希龄可以称得上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开拓者。”
我听着，心想：这个大“官”可真是博学多才、博闻强记。他这屋子里的书可不是摆样子的。
在和崔乃夫不多的几次接触中，我又感到他有的可不仅是书本知识，对任何问题他都有自己独到的分析与见解。在对我国慈善事业的分析上，他认为解放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慈善的认识有两个误区，一是认为福利救济活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都应该由国家包起来；二是有些人认为慈善活动是伪善，是有钱人从他们剥削他人的钱财中拿出一点点施舍穷人，以掩盖其剥削的行为。崔乃夫说这是我国慈善事业在解放后没有发展的思想上的原因。另外还有物质上的原因，这是更重要的。我还记得那时崔乃夫表情丰富地分析了解放后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的社会经济情况，他说：“那时，每人每月28斤粮票、5两油、半斤肉，一年十几尺布票时，就没法开展慈善活动。”接着，他又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以后，特别是进入90年代以后的社会经济情况。他说：“这时候，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有了落差，也就为慈善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不少人也开始考虑：中国是否需要慈善？能否成立慈善组织？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通过几十年的实践，从国家到老百姓都认识到：事事全靠国家是不行的，还要靠全社会的关心与支援。”
后来，我又听到崔乃夫对现代慈善与传统慈善的分析。他说：“慈善是什么？是老百姓自己帮助自己的事情，是人民之间的互助、互敬和奉献。说它是奉献是说它的精神，只是为了帮助他人，毫无索取。说它是互助互敬，是说现代慈善与传统慈善的区别。传统慈善是施舍，是富人对穷人的帮助，是上对下的关系，而现代慈善是互助互敬的关系，是平等的。我今天给了你帮助，明天你可能给我帮助；我今天虽然给予对方一些钱物和安慰，而对方又给予了我一次奉献社会、陶冶情操的机会，同样也获得了一种帮助。”
崔乃夫对有关慈善的科学分析和他的深邃见解奠定了新中国慈善事业的理论基础，直到现在依旧在指导着我们国家慈善事业的发展。
崔乃夫在实践上，同样开创了我们慈善事业发展的先河。
1991年，华东大水灾，任民政部部长的崔乃夫发动了募捐，动员全国人民支援灾区的百姓。那应该是建国以来首次来自群众中的大规模的募捐活动，炎黄子孙纷纷慷慨解囊，国内群众捐款10亿元，国外以华人为主的个人或慈善组织捐助10亿元。海内外华人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
然而，在这种成功面前，崔乃夫并没有沾沾自喜，而是作了特别深入的思考。因为他已经觉察到：一般情况下政府是不宜直接参与募捐的。因为公民向政府纳税了，已经尽了义务。如果再由政府出面动员他们捐赠就不太合适，还是由群众团体来办较好。这时，他就想到了慈善事业。他很清楚，当时的中国还有6300万人口需要脱贫，需要做的事情很多，而且不能，也不可能全靠政府。1994年，崔乃夫从民政部部长位置上卸职以后，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中。
1995年，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之初，崔乃夫一方面组织专家、学者就“慈善”问题进行研讨，探讨慈善事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地位与作用，为“慈善”正名，澄清由于极“左”思潮影响而对“慈善”的一些模糊认识，从而给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较好的思想理论基础。一方面，组织实施了“为患唇腭裂的孤儿做矫治手术”和“慈善雨水积蓄工程”等几个很成功，影响也很大很好的项目。
为患唇腭裂的孤儿做矫治手术的项目是中华慈善总会开创的第一个慈善项目，而且持续至今，并不断有所发展。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的时候，崔乃夫会长把“扶贫济困”、“安老助孤”作为实施慈善项目的重要思路。为了做好“助孤”方面的慈善项目，在崔乃夫的安排下，总会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所青少年发展问题研究室的专家、教授就我国孤儿的现状和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作一次调研，并提出项目的建议与意见。同时，崔乃夫又安排总会工作人员设计“助孤”项目，组织实施落实。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提交的调研报告中，提到山西大同乳娘村村民在政府安排下助养孤儿的情况，就是在大同附近的一些村庄里，一半以上的妇女都助养政府福利院的孤儿。这一情况引起了总会的注意与重视，并即刻派工作人员到那里对孤儿的情况进行调研。在对几百个孤儿的调查中发现，唇腭裂在新生儿中的发病率是很高的，高的地方甚至要达到0.5%，低的地方也不低于0.1%。这显然在孩子中是一种常见病、多发病。有这种残疾的孩子一生都是很痛苦的，他们发音有障碍，说话吐字不清楚，不好与外界交流；吃饭有困难，常常会向外喷饭粒。他们懂事后大都怕羞，不愿见人，没有自信，心理疾患都是很重的。微笑是很难在他们脸上出现的。崔乃夫会长考虑到，总会刚刚成立，慈善项目的资金还不多，选择为患唇腭裂的孤儿做矫治手术的项目，花费比较少，收获却是很快的，而且覆盖面广，社会效益明显。一次手术花费2000元左右，可使孤儿终身脱残。在崔乃夫的主持下，通过会长办公会的认真研究，选择确定了为患唇腭裂的孤儿做矫治手术作为中华慈善总会的慈善项目。全国患唇腭裂的孤儿很多，从哪里着手呢？崔乃夫又建议从儿童福利院做起，也得到了会长办公会的一致同意。
项目确定了，并确定从大同做起。在崔乃夫的主持下，总会的杨团、常寒婴、刘红卫等同志又以科研项目的标准设计了项目的执行方案、项目技术操作方案、项目监督方案等三方面的合同约束，使这个项目做得严密、顺利、健康。为科学准确地设计这个项目的方案，总会的那些同志，还多次深入到大同进行了艰苦细致的工作。在这个项目的执行过程中，每次的工作汇报，崔乃夫会长都认真听，并非常科学地集中正确的意见。从而，使这个项目一直进行得比较完美，为总会以后进行的项目提供了许多可供借鉴的经验。
崔乃夫不但工作严谨、科学、细致，有雄才大略，而且也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
我总也忘不了他说到甘肃如何干旱缺水时的那副忧心忡忡的神情。
“1995年，甘肃大旱，河断流，井无水，庄稼枯死，树苗被晒干，有300多万人、200多万头牲畜几乎没有水喝。中部陇东地区40多万人为了生活用水，半夜起身到几十公里外的山沟里拉水。在拉水回来的路上，竟能看到这样的奇观：饥渴难耐的野狐、飞鸟一路跟着水车，吸食水车滴落的水珠，怎么轰都轰不走。当水车停下，用大桶、小桶分水时，有的鸟竟不顾死活地冲向水桶……”
那时，从他的眼睛里能明显地看到一种悲哀一种伤感一种沉重的责任感。崔乃夫还常常对人们介绍说，每逢旱年，那里的孩子上学前，只能由大人含一口水喷到孩子脸上，算是洗脸了。主妇每天煮饭也只有一瓢浑水。他还常常拍着厚厚的一本书对大家说：“处于干旱带上的甘肃省志上有这样的记载：隋朝以来，甘肃先后发生较重大旱灾640次，平均每两年一次。近半个世纪，发生旱灾四十余次。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拨出大量专款兴修水利，截至1995年底解决了600万人的饮水问题，但仍有27%的人处在干旱无水饮用的威胁之中。”
崔乃夫会长曾亲自带队深入甘肃干旱贫困山区考察，冒着小雪和寒风走访了定西县团结乡寒树村和榆中县连川乡高窑沟村。正是由于崔乃夫对甘肃缺水地区情况的深入了解与研究，正是由于他对贫困地区人民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崔乃夫所领导的中华慈善总会于1997年启动了“雨水积蓄工程”。
崔乃夫早就深入了解到：生活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人们，经过千百年的摸索，找到了修水窖存雨水，供人畜全年饮用的土法子。崔乃夫说：“以往的水窖都是用红黏土打成的，费工又不牢固，蓄水效益和卫生条件都很差，后来长期致力于干旱农业研究的科技人员，在深入考察与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和科学实验，摸索出一整套集水工程系统方案。经过实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而且还进一步扩展到农业灌溉，为百姓脱贫带来希望。”
正是基于对甘肃干旱地区情况的这种深入的了解，中华慈善总会“雨水积蓄工程”启动的时候，向社会募集资金，帮助甘肃尚未解决水荒的贫困百姓每户投入800元，修建一个100平方米的集雨面和一个30立方米的水泥水窖。这样可帮助一个3～5口之家解决常年的人畜饮水问题。崔乃夫在这一项目运作中多次强调：“这个项目，不是政府拨款，而是募集的善款，是协助贫困户打水窖的。一定要选准对象，不能优亲厚友，不能营私舞弊，不能挪作他用。资助的钱不到农户，而是由甘肃省慈善会给贫困户买成水泥，农民出工和准备沙石，要求在两个月内完成，确保在7～9月的雨季里，把水蓄起来。”在崔乃夫会长的领导、统筹下，这个项目当年立项，当年筹款，当年上规模，为甘肃贫困百姓打了一万口水泥水窖，修了百万平方米的集雨面，当年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当地百姓拍手称快，社会反响也非常之好。这个项目后来一直成功地延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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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慈善总会会长的位置上，崔乃夫干的时间并不很长，但他对中国慈善事业的贡献与影响却是长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