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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领域出现“文化”轉向后，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改写理论引起了翻译领域的激烈讨论。勒菲弗尔主张“翻译即改写”，并突出强调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三要素在翻译作品中的重要作用。莫言作为中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他的作品在国外享有很高关注度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结于翻译家的努力。本文试用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分析莫言作品在文本选择和翻译策略方面的体现，并对其他文学作品的英译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改写理论 莫言作品 翻译研究
一、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的国内外研究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翻译理论一直都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勒菲弗尔认为，文学是一个“人为”的系统，是由许多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换句话说，文化，社会是文学系统的环境，文学系统和其他系统相互影响。同时，两个控制因素使得文学系统与组成社会的其他子系统不至于脱节，一个是文学系统的内部因素，即专业人士；另一个是外部因素，即赞助人因素。而对翻译而言，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即为“改写”，而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等都是“改写”活动。勒菲弗尔《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中从7个方面论述了赞助人的力量，诗学，论域，翻译，语言的发展与教育，翻译技巧，还有中心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操控因素就是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勒菲弗尔的理论可以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可以视为勒菲弗尔该翻译理论的萌发时期，即传统译论时期。1976年，勒菲弗尔发表了《翻译学的学科目标》
（Translation Studies：The Goal of the Discipline）。他指出“翻译作为一种元文学学科比另一种元文学形式评论更适合推广文学作品，也更具有科学性”。进入20世纪80年代，勒菲弗尔的思想发生转折开始转向系统和描写研究范式，出现了我们所熟知的范畴和概念。这一时期勒菲弗尔提出了折射理论以及表明了它的文学系统观，并把诸如赞助人，诗学等概念引入了人们的视线。20世纪90年代是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成熟期。1990年他与Bassnett发表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不仅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也标志着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走向了成熟。
勒菲弗尔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中国。据陈梅等人的查证共有101篇关于勒菲弗尔理论的文献发表在国内外刊物上，时间主要集中在1999至2008年。国内的学者对勒菲弗尔理论主要经历了理解，消化，应用乃至批判的过程。通过调查，一方面，对勒菲弗尔所代表的文化学派的相关译论思想进行介绍和批判性解读。另一方面，更多关注相应理论的应用层面，即用勒菲弗尔的理论来研究现实的译作和文化现象。通过研究我们也发现，国内学者的视线主要集中在勒菲弗尔提出的三个控制要素上面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其他方面涉猎较少。这一方面显示出中国学者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宽广的空间。
二、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视角下莫言的翻译研究
2012年10月，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首位中国人，莫言作品也越来越引起翻译学界的重视。美籍比利时人勒菲弗尔提出了改写理论（1985，1992）。该理论强调翻译研究应该将关注的焦点从单纯的文本转向复杂的语境，从语言学层面转向文化层面进而研究社会的诸多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活动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即文化圈的职业（Professionals within the literary system），文化圈外的赞助人（Patronages outside the literary system），诗学因素（The dominant poetics）。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The rewriting theory）作为翻译学界的一个重要理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和国外都被进行了深入探索。本文试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评析莫言作品。
文化圈内的职业（Professionals within the literary system）主要包括文学评论家，教师及翻译家。他们是与原作最接近的人。诺贝尔文学奖设立100余年来，又非西方语言的写作者获奖寥寥。翻译，成为通往诺奖之路的一道障碍。莫言的作品要想走出国门，必须要有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翻译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译者的个性，身份，偏好，生活经历，翻译目的及本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等有密切的联系。在翻译莫言作品的人群中，葛浩文这个名字一定如雷贯耳。在中国日报采访葛浩文时他说“这就像是要我在自己的孩子中选一个最喜爱的一样难。《酒国》可能是我读过的中国小说中在创作手法方面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作品；《生死疲劳》堪称才华横溢的长篇寓言；《檀香刑》，正如作者所希望的，极具音乐之美。如果周四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正是莫言的名字，我想我应该有机会去翻译一些此前未能触及的较为早期的作品。”葛浩文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对于莫言作品的热爱，让他在翻译中使用了许多改写技术。
（1）原文：江队长说：“我们希望余司令加入八路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战。”
译文：“we want you to jion the Jiao-Gao regiment.”
从（1）中不难看出葛浩文避免使用“八路军”和“共产党”等政治词汇，避免了西方读者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可能存在的差异，让西方的读者更容易接受。
（2）原文：我父亲吃完了一张拤饼，脚踏着被夕阳照得血淋林的衰草。
译文：Father finished his fistcake as he stood on the withered grass， turned blood-red by the setting sun. “拤饼”是一種中国特有的食物，葛浩文把它翻译成做法相似的西方食物“fistcake”非常贴切，是的目的语的读者清楚的明白中国的这种特有的食物，
翻译家对莫言的作品如此理解，如此欣赏，就不能想象他的翻译作品是多么的深刻和真切。正如莫言发表的获奖感言“讲故事的人”中所表达的“感谢那些把他的作品介绍给外国人的翻译家们”。
文化圈外的赞助人（ Patronages outside the literary system）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因素（The ideological components）”，“经济因素（The economic components）”，“社会地位因素（The status components）”。莫言的作品主要体现了农村劳动人民的艰苦，很少反映城市文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外国人已经基本了解中国城市状况，但是中国广大农村却少有问津。所以，一种新鲜文化被翻译家介绍到国外，很容易引起轰动。例如在《蛙》里：
（3）原文：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
译文：Sensei， an old sustom in my hometown dictated that a new-born child is given the name of a part or organ. Nose Chen， for instance， Eye Zhao， Colon Wu， Shoulder Sun...
译者在介绍中国农村的起名方法时使用了“直译”的方式，激发了目的语读者对于中国农村起名文化的兴趣。
文学因素 （The dominant poetics）对莫言的获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勒菲弗尔的理论把它进一步分成文学手段（Literary devices）和文学作用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role of literature）。总所周知，莫言的作品主要运用了魔幻主义和意识流的写作手法，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独特的情节安排。这些特点都会让外国读者和美国著名小说家威廉姆·福克纳的《喧嚣与躁动》以及《八月之光》等作品联系在一起。西方评审很容易将莫言作品定义为经典，因为莫言的作品对他们有一种独特的亲切感和吸引力。
三、结语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改变了翻译家只是转换两种语言的机械作用，提升了翻译者在不同语言中的桥梁作用。同时改写理论还指出文学作品不仅仅是语言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莫言作品的成功和关注度离不开自身的“诗学”特征，离不开翻译家的努力，也离不开日益强大的中国在对于世界读者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1]陈梅，刘军，张玉.Lefevere理论在中国的发展[J].外语学刊， 2008.
[2]何绍斌.作为文学改写形式的翻译[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
[3]李文静.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2.
作者简介：李雪梅（1988.12-），女，汉族，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
【关键词】改写理论 莫言作品 翻译研究
一、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的国内外研究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作为一个重要的翻译理论一直都被国内外学者所关注。勒菲弗尔认为，文学是一个“人为”的系统，是由许多系统组成的复杂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换句话说，文化，社会是文学系统的环境，文学系统和其他系统相互影响。同时，两个控制因素使得文学系统与组成社会的其他子系统不至于脱节，一个是文学系统的内部因素，即专业人士；另一个是外部因素，即赞助人因素。而对翻译而言，勒菲弗尔认为翻译即为“改写”，而文学批评，传记，文学史，电影，戏剧等都是“改写”活动。勒菲弗尔《翻译，历史与文化论集》中从7个方面论述了赞助人的力量，诗学，论域，翻译，语言的发展与教育，翻译技巧，还有中心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操控因素就是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
勒菲弗尔的理论可以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可以视为勒菲弗尔该翻译理论的萌发时期，即传统译论时期。1976年，勒菲弗尔发表了《翻译学的学科目标》
（Translation Studies：The Goal of the Discipline）。他指出“翻译作为一种元文学学科比另一种元文学形式评论更适合推广文学作品，也更具有科学性”。进入20世纪80年代，勒菲弗尔的思想发生转折开始转向系统和描写研究范式，出现了我们所熟知的范畴和概念。这一时期勒菲弗尔提出了折射理论以及表明了它的文学系统观，并把诸如赞助人，诗学等概念引入了人们的视线。20世纪90年代是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成熟期。1990年他与Bassnett发表的《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不仅提出了翻译的“文化转向”也标志着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走向了成熟。
勒菲弗尔的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中国。据陈梅等人的查证共有101篇关于勒菲弗尔理论的文献发表在国内外刊物上，时间主要集中在1999至2008年。国内的学者对勒菲弗尔理论主要经历了理解，消化，应用乃至批判的过程。通过调查，一方面，对勒菲弗尔所代表的文化学派的相关译论思想进行介绍和批判性解读。另一方面，更多关注相应理论的应用层面，即用勒菲弗尔的理论来研究现实的译作和文化现象。通过研究我们也发现，国内学者的视线主要集中在勒菲弗尔提出的三个控制要素上面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其他方面涉猎较少。这一方面显示出中国学者的局限性，另一方面也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较为宽广的空间。
二、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视角下莫言的翻译研究
2012年10月，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作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首位中国人，莫言作品也越来越引起翻译学界的重视。美籍比利时人勒菲弗尔提出了改写理论（1985，1992）。该理论强调翻译研究应该将关注的焦点从单纯的文本转向复杂的语境，从语言学层面转向文化层面进而研究社会的诸多因素对翻译的影响。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活动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即文化圈的职业（Professionals within the literary system），文化圈外的赞助人（Patronages outside the literary system），诗学因素（The dominant poetics）。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The rewriting theory）作为翻译学界的一个重要理论，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和国外都被进行了深入探索。本文试以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评析莫言作品。
文化圈内的职业（Professionals within the literary system）主要包括文学评论家，教师及翻译家。他们是与原作最接近的人。诺贝尔文学奖设立100余年来，又非西方语言的写作者获奖寥寥。翻译，成为通往诺奖之路的一道障碍。莫言的作品要想走出国门，必须要有一个具有影响力的翻译家。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译者的个性，身份，偏好，生活经历，翻译目的及本人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等有密切的联系。在翻译莫言作品的人群中，葛浩文这个名字一定如雷贯耳。在中国日报采访葛浩文时他说“这就像是要我在自己的孩子中选一个最喜爱的一样难。《酒国》可能是我读过的中国小说中在创作手法方面最有想象力，最为丰富复杂的作品；《生死疲劳》堪称才华横溢的长篇寓言；《檀香刑》，正如作者所希望的，极具音乐之美。如果周四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正是莫言的名字，我想我应该有机会去翻译一些此前未能触及的较为早期的作品。”葛浩文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对于莫言作品的热爱，让他在翻译中使用了许多改写技术。
（1）原文：江队长说：“我们希望余司令加入八路军，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英勇抗战。”
译文：“we want you to jion the Jiao-Gao regiment.”
从（1）中不难看出葛浩文避免使用“八路军”和“共产党”等政治词汇，避免了西方读者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可能存在的差异，让西方的读者更容易接受。
（2）原文：我父亲吃完了一张拤饼，脚踏着被夕阳照得血淋林的衰草。
译文：Father finished his fistcake as he stood on the withered grass， turned blood-red by the setting sun. “拤饼”是一種中国特有的食物，葛浩文把它翻译成做法相似的西方食物“fistcake”非常贴切，是的目的语的读者清楚的明白中国的这种特有的食物，
翻译家对莫言的作品如此理解，如此欣赏，就不能想象他的翻译作品是多么的深刻和真切。正如莫言发表的获奖感言“讲故事的人”中所表达的“感谢那些把他的作品介绍给外国人的翻译家们”。
文化圈外的赞助人（ Patronages outside the literary system）主要包括“意识形态因素（The ideological components）”，“经济因素（The economic components）”，“社会地位因素（The status components）”。莫言的作品主要体现了农村劳动人民的艰苦，很少反映城市文化。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外国人已经基本了解中国城市状况，但是中国广大农村却少有问津。所以，一种新鲜文化被翻译家介绍到国外，很容易引起轰动。例如在《蛙》里：
（3）原文：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
译文：Sensei， an old sustom in my hometown dictated that a new-born child is given the name of a part or organ. Nose Chen， for instance， Eye Zhao， Colon Wu， Shoulder Sun...
译者在介绍中国农村的起名方法时使用了“直译”的方式，激发了目的语读者对于中国农村起名文化的兴趣。
文学因素 （The dominant poetics）对莫言的获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勒菲弗尔的理论把它进一步分成文学手段（Literary devices）和文学作用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role of literature）。总所周知，莫言的作品主要运用了魔幻主义和意识流的写作手法，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独特的情节安排。这些特点都会让外国读者和美国著名小说家威廉姆·福克纳的《喧嚣与躁动》以及《八月之光》等作品联系在一起。西方评审很容易将莫言作品定义为经典，因为莫言的作品对他们有一种独特的亲切感和吸引力。
三、结语
安德烈·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改变了翻译家只是转换两种语言的机械作用，提升了翻译者在不同语言中的桥梁作用。同时改写理论还指出文学作品不仅仅是语言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莫言作品的成功和关注度离不开自身的“诗学”特征，离不开翻译家的努力，也离不开日益强大的中国在对于世界读者的吸引力。
参考文献：
[1]陈梅，刘军，张玉.Lefevere理论在中国的发展[J].外语学刊， 2008.
[2]何绍斌.作为文学改写形式的翻译[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
[3]李文静.中国文学英译的合作，协商与文化传播——汉英翻译家葛浩文与林丽君访谈录[J].中国翻译，2012.
作者简介：李雪梅（1988.12-），女，汉族，安徽阜阳人，硕士，研究方向：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