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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成就感吗?有。但是快乐吗?不快乐。一个朋友跑去告诉了我父母,他们说我毁了整个家族的清白。我没有朋友,见不得人啊
几杯酒下肚,他的脸上开始有些红晕,眼睛喜欢向下看,像捧着一杯满满的水,小心翼翼地不让它泼洒出来。他用手来回摩挲着沙发的扶手,然后极力去捻落在上面的一根头发,捻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他索性又喝下一杯,然后开始喃喃自语:
我还没到22岁,但在夜场混了快6年了,真××快!我从端盘子的做起,挣不到钱啊,就去做少爷,陪那些老女人喝酒、跳舞,后来就上床。再后来,我骗过不少小子跟我一起混,现在也是。我买房子了,深圳的,两套,当然还贷了款。
有成就感吗?有。但是快乐吗?不快乐。一个熟人朋友跑去告诉了我父母,他们说我毁了整个家族的清白。潮汕人,家族观念很强的。我没有朋友,见不得人啊;我满脑子就是那种他妈的龌龊的东西、肮脏的东西。
因为大部分时间是晚上出来工作,白天睡觉,我都很久没见过太阳了。今天下午出来,才觉得感觉很好。你能想象吗,我这个年龄的人,成天见不到太阳,没有一个朋友,闷的时候想给人发短信,才发现我的手机里存着的号码,不是仔子的,就是客人的。
做这个究竟能挣到多少钱?从他的回答中,我大概可以知道MB这个大多数人陌生的行业是怎样的行情。
最便宜的仔子,快餐300,两个小时;如果是包夜,就500。一般在成都、重庆的场子里,快餐300到500是最平常的情况。如果有条件特别好的,一般是一些男模,你知道的,现在男模过剩啊,拍照机会少,钱也少,就来做这个。他们一般可以开到1000块左右,极品的可以一次3000块。
我一般跟他们五五分成,他们还要交给我400块一个月的管理费。把他们介绍到其他会所交流,我也可以拿到一笔介绍费。主要还是靠分成赚钱。我的成本主要就是网络维护、打广告、电话费。另外,我还要给一些仔子们提供食宿。
他多次自嘲,说无论是金钱还是地位,MB都远远不及那些夜场“小姐”。虽然在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靠出卖肉体获取财富,但在很多人的内心里,MB是最被瞧不起的,“他们是性工作者中的弱势群体、边缘地带”。
“我是作孽”
他对这个行业一度欲罢不能,但是现在,他近乎决绝地发下了毒誓:洗手不干。促成这个决定的最直接原因,是他手下的一个MB被检测出了艾滋病病毒。这让他恐惧,并且忏悔。
多年混迹夜场,阿新本人对身体和健康一直心有余悸。以前做少爷的时候,他还不到20岁,正是血气方刚。但是,终日靠身体吃饭、被人百般蹂躏的经历让他感到逐渐虚弱、力不从心。他吃两种药:一种是壮阳的,这使得他的工作能够维系;一种是补药,补肾的,像六味地黄丸他就常备。
他并不怕身体被整垮,但怕死。艾滋病,是每一个性工作者最感恐怖和无助的。即便现在不再上“一线”工作,当起了老板,他还是不愿看到手下有人感染上与死亡相关的病毒。他说,“自己终究还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是贪财,有时也确实残忍。为了钱,到了凌晨3点,已经出过4次台的“红牌”如果还有人点,我仍旧会毫不犹豫地让他出去。24小时应召是我对客人的承诺,也是我能最大限度利用仔子挣钱的必须手段。
但是,我做过夜场的,我也知道他们的痛苦,最起码,我一直希望他们赶紧挣到一些钱,然后去找一份好端端的工作,成个家,过正常人的生活。我绝对不想让他们得病。这个病太可怕了啊,将心比心,都是这么年轻的人,还有多少年的好日子等着我们。一次检测,就毁掉了一个人。我是作孽。
在成都的日子里,我和阿新手下的5个MB见了面。他们告诉我,这个年轻老板与别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会关注MB的健康。在其他会所里,安全套都是MB自己买,即便是老板给的,也是那种街边性用品商店买来的最廉价的套子,几毛钱一个。阿新都是去大超市里买,有品牌的,每个人发好几盒,并且嘱咐他们,不管对方许诺给多少小费,都不能不戴套。有好几次,阿新会自己掏钱让他们去医院做艾滋病的血清检测。但他们有时拿到钱就去买衣服或者泡酒吧了,“300多块钱呢,不想交给医生”。阿新为此很恼火,还动手打过一个MB。
说到阿新的这次放弃,这些MB们没一个表现出惊奇和诧异。他们都笃信,这一行中没一个能干得长久。当初,或者由于生活所迫,或者由于利欲熏心,他们无奈地进入这个极其小众的圈子。但除却极个别以此为乐的MB之外,绝大多数MB都对这份见不到太阳的职业感到羞耻。
他们中的一个给我看了他自己设了密码的博客,上面有一段话特意用斜体和加粗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他获知那个“同事”被检出病毒之后写下的感触:“无数次地躺在男人身下,让男人在自己的身体上肆意妄为之后,再从他们的手里接过一叠渴望的人民币。这一切除了给自己带来挥霍的本钱,也有可能是为自己挣下的一笔丧葬费。”
写博客的人告诉我,曾经,他在农村老家也是一个文学青年,最喜欢读海子。
阿新说自己并不了解他的手下,尤其是他们的过去。很难有人会向他敞开心扉。每天的交流几乎是“复制、粘贴”过来的:下单、议价、要钱、再下单,循环往复。即便是有人在无聊时跟他讲话,他也半信半疑。在他心目中,MB意味着欺骗,MB与他的关系仅限于金钱。
“自己很可悲,但不可怜”
他有个女朋友,也是潮汕人,泡得一手好茶,现在留在深圳混夜场,会跳钢管舞。他不止一次地对我强调,女友卖艺不卖身。
他说老家的习惯是结婚,自己也不想破了规矩,这次回去以后,就想张罗张罗,“把事情办了”。结婚的钱他早就存好了,现在最操心的是:能有几个人会来参加婚礼。老家的村子不大,不少人对他家已经指指点点。在中国的农村,从事性工作,尤其是给同性提供性服务,还是普遍不能被接受的事。
不敢想太多,我想把过去的一切忘掉,就是噩梦啊,天天都在做噩梦。我准备回深圳去做个生意,开个店面吧,劝她也别做了,跟我一起。我说句真心话,我感到自己很可悲,但是并不可怜。真正可怜的是那些嫖客们,不管是嫖男的还是嫖女的。对性的欲望必须要借助金钱,这不可怜吗?我没有一点鄙视他们,但是他们也应当有自己的爱情,而不是出来嫖。这一切不能怪MB,只能怪嫖客,没有嫖客了,就不会有MB了,也不会有那些脏病了。
说完这段话,他的手机响了,铃声是《隐形的翅膀》。他接电话的时候,声音像换了一个人,充满了生气,还有幸福。电话那头是在深圳的女朋友,提醒他今天是母亲节,该给老妈去个电话。
他最后一次联系我,是告诉我已经订好了机票,3天后就动身,从成都飞往汕头。中午12点10分的航班,两个小时后经停广州新白云机场,休整到4点多再度起飞,晚饭的时间可以到家。
从那一晚开始,他的手机也可以跟着一起休眠。
几杯酒下肚,他的脸上开始有些红晕,眼睛喜欢向下看,像捧着一杯满满的水,小心翼翼地不让它泼洒出来。他用手来回摩挲着沙发的扶手,然后极力去捻落在上面的一根头发,捻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他索性又喝下一杯,然后开始喃喃自语:
我还没到22岁,但在夜场混了快6年了,真××快!我从端盘子的做起,挣不到钱啊,就去做少爷,陪那些老女人喝酒、跳舞,后来就上床。再后来,我骗过不少小子跟我一起混,现在也是。我买房子了,深圳的,两套,当然还贷了款。
有成就感吗?有。但是快乐吗?不快乐。一个熟人朋友跑去告诉了我父母,他们说我毁了整个家族的清白。潮汕人,家族观念很强的。我没有朋友,见不得人啊;我满脑子就是那种他妈的龌龊的东西、肮脏的东西。
因为大部分时间是晚上出来工作,白天睡觉,我都很久没见过太阳了。今天下午出来,才觉得感觉很好。你能想象吗,我这个年龄的人,成天见不到太阳,没有一个朋友,闷的时候想给人发短信,才发现我的手机里存着的号码,不是仔子的,就是客人的。
做这个究竟能挣到多少钱?从他的回答中,我大概可以知道MB这个大多数人陌生的行业是怎样的行情。
最便宜的仔子,快餐300,两个小时;如果是包夜,就500。一般在成都、重庆的场子里,快餐300到500是最平常的情况。如果有条件特别好的,一般是一些男模,你知道的,现在男模过剩啊,拍照机会少,钱也少,就来做这个。他们一般可以开到1000块左右,极品的可以一次3000块。
我一般跟他们五五分成,他们还要交给我400块一个月的管理费。把他们介绍到其他会所交流,我也可以拿到一笔介绍费。主要还是靠分成赚钱。我的成本主要就是网络维护、打广告、电话费。另外,我还要给一些仔子们提供食宿。
他多次自嘲,说无论是金钱还是地位,MB都远远不及那些夜场“小姐”。虽然在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靠出卖肉体获取财富,但在很多人的内心里,MB是最被瞧不起的,“他们是性工作者中的弱势群体、边缘地带”。
“我是作孽”
他对这个行业一度欲罢不能,但是现在,他近乎决绝地发下了毒誓:洗手不干。促成这个决定的最直接原因,是他手下的一个MB被检测出了艾滋病病毒。这让他恐惧,并且忏悔。
多年混迹夜场,阿新本人对身体和健康一直心有余悸。以前做少爷的时候,他还不到20岁,正是血气方刚。但是,终日靠身体吃饭、被人百般蹂躏的经历让他感到逐渐虚弱、力不从心。他吃两种药:一种是壮阳的,这使得他的工作能够维系;一种是补药,补肾的,像六味地黄丸他就常备。
他并不怕身体被整垮,但怕死。艾滋病,是每一个性工作者最感恐怖和无助的。即便现在不再上“一线”工作,当起了老板,他还是不愿看到手下有人感染上与死亡相关的病毒。他说,“自己终究还是一个善良的人”。
我是贪财,有时也确实残忍。为了钱,到了凌晨3点,已经出过4次台的“红牌”如果还有人点,我仍旧会毫不犹豫地让他出去。24小时应召是我对客人的承诺,也是我能最大限度利用仔子挣钱的必须手段。
但是,我做过夜场的,我也知道他们的痛苦,最起码,我一直希望他们赶紧挣到一些钱,然后去找一份好端端的工作,成个家,过正常人的生活。我绝对不想让他们得病。这个病太可怕了啊,将心比心,都是这么年轻的人,还有多少年的好日子等着我们。一次检测,就毁掉了一个人。我是作孽。
在成都的日子里,我和阿新手下的5个MB见了面。他们告诉我,这个年轻老板与别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会关注MB的健康。在其他会所里,安全套都是MB自己买,即便是老板给的,也是那种街边性用品商店买来的最廉价的套子,几毛钱一个。阿新都是去大超市里买,有品牌的,每个人发好几盒,并且嘱咐他们,不管对方许诺给多少小费,都不能不戴套。有好几次,阿新会自己掏钱让他们去医院做艾滋病的血清检测。但他们有时拿到钱就去买衣服或者泡酒吧了,“300多块钱呢,不想交给医生”。阿新为此很恼火,还动手打过一个MB。
说到阿新的这次放弃,这些MB们没一个表现出惊奇和诧异。他们都笃信,这一行中没一个能干得长久。当初,或者由于生活所迫,或者由于利欲熏心,他们无奈地进入这个极其小众的圈子。但除却极个别以此为乐的MB之外,绝大多数MB都对这份见不到太阳的职业感到羞耻。
他们中的一个给我看了他自己设了密码的博客,上面有一段话特意用斜体和加粗的方式呈现出来,这是他获知那个“同事”被检出病毒之后写下的感触:“无数次地躺在男人身下,让男人在自己的身体上肆意妄为之后,再从他们的手里接过一叠渴望的人民币。这一切除了给自己带来挥霍的本钱,也有可能是为自己挣下的一笔丧葬费。”
写博客的人告诉我,曾经,他在农村老家也是一个文学青年,最喜欢读海子。
阿新说自己并不了解他的手下,尤其是他们的过去。很难有人会向他敞开心扉。每天的交流几乎是“复制、粘贴”过来的:下单、议价、要钱、再下单,循环往复。即便是有人在无聊时跟他讲话,他也半信半疑。在他心目中,MB意味着欺骗,MB与他的关系仅限于金钱。
“自己很可悲,但不可怜”
他有个女朋友,也是潮汕人,泡得一手好茶,现在留在深圳混夜场,会跳钢管舞。他不止一次地对我强调,女友卖艺不卖身。
他说老家的习惯是结婚,自己也不想破了规矩,这次回去以后,就想张罗张罗,“把事情办了”。结婚的钱他早就存好了,现在最操心的是:能有几个人会来参加婚礼。老家的村子不大,不少人对他家已经指指点点。在中国的农村,从事性工作,尤其是给同性提供性服务,还是普遍不能被接受的事。
不敢想太多,我想把过去的一切忘掉,就是噩梦啊,天天都在做噩梦。我准备回深圳去做个生意,开个店面吧,劝她也别做了,跟我一起。我说句真心话,我感到自己很可悲,但是并不可怜。真正可怜的是那些嫖客们,不管是嫖男的还是嫖女的。对性的欲望必须要借助金钱,这不可怜吗?我没有一点鄙视他们,但是他们也应当有自己的爱情,而不是出来嫖。这一切不能怪MB,只能怪嫖客,没有嫖客了,就不会有MB了,也不会有那些脏病了。
说完这段话,他的手机响了,铃声是《隐形的翅膀》。他接电话的时候,声音像换了一个人,充满了生气,还有幸福。电话那头是在深圳的女朋友,提醒他今天是母亲节,该给老妈去个电话。
他最后一次联系我,是告诉我已经订好了机票,3天后就动身,从成都飞往汕头。中午12点10分的航班,两个小时后经停广州新白云机场,休整到4点多再度起飞,晚饭的时间可以到家。
从那一晚开始,他的手机也可以跟着一起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