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30日下午2时47分，因中风引发器官衰竭，国民党最后一位军政大佬郝柏村去世，享年101岁。
　　这位百岁老人留下遗嘱：家属不必申请任何死后哀荣，过世后，仪式一切从简。而残留在他脑袋里的子弹碎片直到去世前都没有取出。
　　年轻时，郝柏村是亲历广州战役、台儿庄战役、中国远征军的抗战士兵和青年军官。作为一位一生戎马、曾经驰骋神州大江南北乃至两岸多个沙场的“一代名将”，最辉煌的仕途生涯则是在台湾地区，从蒋介石的侍卫官，到担任“陆军总司令”、“国防部参谋总长”，最后出将入相，担任“行政院院长”，并曾一度成为李登辉最有力的国民党党内竞争对手。
　　晚年时，在台湾地区民主化后，国民党和民进党两党轮流执政的今天，和其他不时活跃在选举舞台上为年轻人助选、舍不得离开政治舞台的国民党大佬不同的是，他消失在公众的视野和媒体的聚光灯下，又回到了当年的战场——“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中国对日抗战始终是二次大战亚洲的主体，也是最后胜利的关键，而且决定了近代的历史，影响极为深远，值得研究和纪念。”向两岸年轻人传递和抗战相關的历史信息，成为他人生最后的使命。
　　作为1990年代台湾位高权重的政治人物，郝柏村跨越两岸百年时空的特殊经历与地位，堪称无人能及。
　　这也是为什么郝柏村逝世的消息传来之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甚至当年的“宿敌”李登辉也都纷纷表达哀悼，并颂扬其对维护台海和平与台湾社会发展的贡献;大陆国台办也高度评价郝坚定的“反台独”立场以及生前对促进两岸关系发展所作出的努力。
　　郝柏村的辞世，对近现代中国以及1949年之后的两岸关系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
　　作为老蒋（蒋介石）和小蒋（蒋经国）的亲信，历任总统府侍卫长，台湾当局“国防部参谋总长”，在蒋经国去世后，担任台湾行政院院长，扛起国民党大旗的郝柏村，其政治立场自然也是和蒋介石高度接近，那便是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追求两岸统一，反对台独。这也是台湾的蓝营国民党中当年随军迁到台湾的“外省人”（即深蓝）的主流观点。郝柏村，就是这批人的旗帜，是国民党深蓝的最后一位大佬。
　　郝柏村的去世，意味着这批人的彻底落幕。就台湾政治社会发展的趋势而言，郝柏村的去世，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不仅意味着台湾外省精英力量的消失，也意味着“蒋系反共统派”意识形态以及执着于“抗战正确史观”一代的历史终结。换言之，“本土化”走向极致的台湾主流社会，从此不再有传统“统派”的生存空间。对今后两岸关系的发展无疑将会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

“母亲，开门”念兹在兹

　　郝柏村的故乡在江苏盐城，属于苏北平原。虽然出生于大户人家，衣食无忧。但3岁那年哥哥、姐姐与他同时染上天花，哥哥、姐姐不幸病故，他大难不死，顽强地活了下来。郝柏村的父亲郝绪龄是非常传统的读书人，但恰逢清政维新，从未参加过科举，一生没有功名。当时苏北农村的教育，仍以私塾为主，父亲对郝柏村的教育颇为用心。
　　6岁那年，在其他孩童仍在地上摸爬滚打时，父亲就让他单独在一个房间里，按照私塾的模式，读书识字，而且让他洒扫庭院，整理卧室，以养成自立的习惯。三年后，父亲送郝柏村到十五里外的其他村小学读四年级。十五里路，对于小孩子来说够远了，而且父母没办法接送他，只好让不到9岁的郝柏村寄宿。1935年，他考取了江苏知名的常州中学高中部，后前往南京报考军校，被录取为黄埔军校（此时已经更名为陆军军官学校）第十二期炮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军校由南京迁到江西庐山，不久又迁到武昌。
　　战争让他的学业支离破碎，1938年，他被迫提前毕业随部进入湖南零陵炮兵学校，学习由苏联援助的火炮使用技术。那年，他被安排去了广州，以观测官身份随炮兵十四团第二营第五连参加其人生中第一场抗战——广州战役。战争中，他所搭乘的吉普车遭到日机攻击，头部中弹。同一辆车的战友身亡，他劫后余生。在写给双亲的信中说，头部生了小外症但已痊愈，一切安好。父亲了解其中含意，复信说：“汝头痛，余心痛。汝母倚间，望汝早归。”但是母亲患病一事，父亲从未提及，以免郝柏村挂念在心。1940年时值端午，忽接父亲来电说“母亲逝世，速回”，如晴天霹雳，郝柏村立刻泪如泉涌。父亲还说母亲弥留时，频呼郝柏村的乳名。但战事吃紧，回乡奔丧是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随后，他又亲历了武汉战役——作为中尉排长，在皖南，国军负责封锁长江以阻断日军连通武汉的水路补给线。
　　1941年，他原本有机会拿着录取通知书，从战场赴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报道，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被迫中止。次年秋天，他远赴印度，成为中国远征军的一位军官。
　　1943年，他收到老父亲从盐城寄到印度的信，在信中，父亲描述了当年苏北农村的悲惨遭遇，他的老家财物被其他中国军人洗劫一空。这是他父亲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一年后父亲过世，如同四年前母亲过世一样，因为战争，他均未及返乡奔丧。
　　郝柏村曾回忆道，在1938年参加抗战前，他获得了一个小长假回到家乡看望父母亲。在军校三年以来，因为种种原因，从未放过寒暑假。当时的政治部长陈诚体恤这些即将开赴抗日战场的学生，报由蒋介石核准“凡能回家者，准假十日，再往分发单位报到”。
　　郝柏村和几个同为苏北的同学，一路舟车劳顿赶回家乡。到家时已是午夜，郝柏村用力敲门许久，母亲才开门。
　　母亲为此责怪郝柏村为什么不喊“妈妈开门”。时过境迁，柏村从未忘这句话。
　　要上战场，生死未卜，再度离家，或许是最后一次全家团聚了。于是，柏村建议大家到盐城住两天。进城的主要目的，是照一张全家福，这也是他母亲生平第一次照相。也完成了他从小的愿望——长大工作后，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母亲看看她从未见过的现代世界，母亲因此第一次看城墙，第一次坐黄包车。 　　“当时我想啊，我马上要回到军中去了，我不知道有没有机会再和父母见面，所以全家照了一个相。这张照片，现在在我家里。我的子孙、大家都要记得的，这是我同我的父母，最后一次见面。”但双亲最终未能等到劫后余生的郝柏村。那张照片之前，郝柏村还在武昌拍了一张黄埔军校的毕业照，主持毕业典礼的是蒋介石。后者成为郝柏村此后一生追随的对象。

蒋公的中將侍卫长

　　抗战结束后，同为苏北人，亦为黄埔出身的国军上将顾祝同成为郝柏村的伯乐。

　　顾祝同是蒋介石黄埔嫡系将领，1946年任陆军总司令，与海军总司令陈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并列。据郝柏村回忆，顾祝同早年曾任黄埔军校教官，虽然并未教过郝柏村却对黄埔军校出身的这位家乡小弟心存信任。顾祝同曾对郝柏村说：“你跟着我就行。”
　　顾祝同1948年5月接替陈诚出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后，把郝柏村调到身边，年仅29岁便出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办公室上校随从参谋。这个岗位成为郝柏村此后平步青云的关键。此后，郝柏村目睹了蒋介石在大陆的惨败——1949年11月，解放军即将对重庆形成合围之势，蒋介石坐镇重庆，郝柏村一直跟随顾祝同在重庆。11月30日，解放军攻取重庆，蒋介石从重庆飞往成都，郝柏村也随之一起逃往成都。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乘坐“中美号”专机，从成都飞往台北，从此，蒋介石永远离开了中国大陆。同一天，郝柏村随顾祝同从成都飞往海南岛，一个月后郝柏村从海口飞往台北，从此定居台湾。
　　那一天，郝柏村和他的弟弟妹妹们也彻底告别，从此与弟妹们失联。直到1993年，郝柏村才和家人联系上，但他比大多数弟妹高寿，待1999年首次访问大陆时，在世者寥寥无几。
　　在台湾时，因为顾祝同的提拔，郝柏村仕途一帆风顺，并且娶了曾任“国防部部长”的郭寄峤的侄女郭婉华为妻。
　　1958年，郝柏村经历其人生最后一场真枪实炮的战争。在金门，他以“少将师长”的身份参加了炮战。那场炮战中，郝柏村获得了蒋经国的赏识。“经国先生长我九岁，我们都是20世纪初叶出生的一代。我和经国先生相处，是在来台湾以后。1958年‘8·23炮战’期间，经国先生在炮火声中来到了小金门，开始了我三十年的追随”。
　　1965年，因为一项特殊任命，46岁的郝柏村来到台北士林官邸，成为蒋介石身边第一位非浙江籍的中将侍卫长。“有一天，经国先生打电话叫我到台北来见他一趟。我坐火车到他家里，见面以后他说，你调任侍卫长。第二天，老‘总统’就要见我，说你马上到职。于是我就到‘总统府’来担任侍卫长了。”
　　侍卫长虽然是“中将”军衔，但实际上扮演的是蒋介石军事秘书的角色，同时还需要负责蒋介石和家人的安全保卫。此外，他还是士林官邸的“大总管”，吃、穿、住、行诸项事宜都得经手。
　　“选我做侍卫长，我想他当然有培养我的意思。因为过去侍卫长一般都是浙江人，而且很少有带兵的，没什么当过师长、军长的人来做，我是例外，既不是浙江人，又带过兵。”虽然郝柏村认为蒋介石之所以委以重任和信任是因为自己“背景单纯”，但不可否认的是不管是其早年的伯乐顾祝同，还是妻子的伯父郭寄峤都是两蒋极为信任的“自己人”。此后，由于战功显赫，以及作为蒋公“侍卫长”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郝柏村几乎拿到了所有的“国军”高级荣誉：卿云勋章、青天白日勋章、云麾勋章与虎字荣誉旗，在军中从此一帆风顺。1981年，蒋经国钦点郝柏村担任“参谋总长”，按照台湾军界的规定，“参谋总长”任期两年，可是郝柏村连任了四届，一共在任八年。由于台湾地区领导人兼任所谓的三军总司令一职，所谓“国防部部长”也必须由非军人（包括已经退役的军人）担任，因此“参谋总长”基本上成为台湾军队现役军人里的最高职位。

出将入相

　　从军队退伍后，他开始步入从政生涯。
　　在李登辉时期，郝柏村先是入阁，成为“国防部部长”，最后官至“行政院院长”。恰逢台湾民主化初期，他遭遇了比当年同样是“参谋总长”出身的“行政院院长”陈诚更多的争议。同时，他也和李登辉的关系从“肝胆相照”逐步沦为政敌。
　　蒋经国辞世后，李登辉接任。彼时李登辉最大的竞争对手还不是刚刚可以合法走向街头的民进党人，而是党内的竞争对手。
　　而孙中山留下的“五权宪法”下的“双重行政首长制”依然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因此李登辉选择谁来担任“行政院院长”成为当时台湾人最关心的政治议题。
　　当时，欲争取该职位的人包含“司法院长”林洋港、台湾省主席邱创焕、“经济部长”陈履安等。尤其是林洋港和陈履安二人，当年已经具备和李叫板的能力了。1988年发生的“二月政争”，以李登辉顺利接任落幕。
　　最终，郝柏村成为李登辉邀请的对象，令人大跌眼镜。郝在被约谈当天下午，即出面召开紧急记者会，宣布接受李登辉邀请出任“行政院院长”。此举引发台湾政坛不小的波澜，讽刺郝柏村为“军人干政”，甚至引发民进党号召“反对军人干政”抗议游行，但郝柏村仍在国民党拥有多数席位的民意机构的表决同意之下就任。
　　媒体分析，李此举是为了避免其他更有影响力的党内大佬成为其今后的竞争对手。但李登辉可能没想到，像堂吉诃德一样坚守着自己价值观的郝柏村会成为此后其一生中最重要的政敌。 　　在“李郝体制”期间，二者互相猜度、较量。郝柏村接任后，便对所谓的“国防组织法”进行修订，让军政、军令系统二合一，并由“国防部长”直接向“行政院院长”负责，郝的举动出乎李登辉意料，同時也引起李不满，李登辉为压制郝在军系的声望，重用参军长蒋仲苓、“国安局长”宋心濂，安插自己的势力而忽略郝柏村，李郝之间逐渐产生缝隙。
　　在李登辉的默认下，民进党也在当时推波助澜，“立委”叶菊兰揭发郝柏村每月在“行政院”召开军事会议，召集参谋总长及军团司令等一众高级将领进行军事汇报，企图分化地区领导人的军事统帅权。李登辉随即采取行动，安排非郝系的刘和谦为参谋总长，李登辉势力长躯直入军系，郝系势力在此事件中大受打击。
　　李登辉当时还未展现出其真正的政治立场，仍然张口闭口大谈统一和中华民族，但是二者核心议题上已有交锋。民主化和程序正义遇到主权认同问题，剪不断，理还乱——这样的矛盾贯穿着以郝柏村为代表的戎马一生、退居台湾、既认同“一个中国”又坚持国民党传统价值观的国民党大佬们的一生。
　　二者竞争最为激烈时，李登辉更于后来推动修改所谓的宪法，取消“行政院院长”的副署权，让自己人事任用不受阁揆限制。直至1992年，台湾“立法院”全面改选，李登辉以“推行‘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为由，要求内阁总辞，但郝柏村认为须由国民党中常会通过才会辞职，二者的矛盾对外曝光。
　　1993年初，台湾举行了所谓的国民大会。闭幕时，在民进党与部分国民党主流派民意代表的一片“郝柏村下台”的呼喊声之下，郝高呼了两声“‘中华民国’万岁，消灭台独”，随即宣布辞职，“李郝体制”也正式成为历史。
　　1996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林洋港和郝柏村不敌李登辉和连战。年事已高，加上台湾本土势力在崛起，这一仗后，郝柏村淡出台湾地区的政治舞台。其子郝龙斌接过接力棒，投入到台湾地方选举中，曾当选台北市市长，也曾担任中国国民党副主席。
　　纵观郝柏村一生，其价值观非常坚定。在错综复杂的两岸关系、国共关系中，从抗战、中国远征军、内战、金门炮战，戎马一生，再到军人从政组阁、与李登辉之间的种种政争，到晚年以向两岸年轻人传播抗战历史为己任，郝柏村一直坚守自己的价值认同。
　　在郝柏村辞世后，新加玻总理李显龙在个人脸书发文哀悼，肯定郝是一位深受尊重的领导人，为台湾安全、繁荣、两岸关系等做出许多贡献。在李显龙眼里，这是一位非常传统的中国老派军人。
　　2014年4月11日，当时已95岁的郝柏村率团访大陆，探访对日抗战遗址，这一年适逢“七七事变”77周年。“抗日战争是中国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牺牲最惨重的一场抵御外侮，也是成果收获最丰富的，取消了不平等条约，收回了台湾。”
　　（刘博荐自《看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