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期成长于八九十年代的人，现在已经不再年轻了。回望过去，感慨现在，他们会走向何方，又会影响到中国走向何方呢？
　　无论如何，经历怎样的青春，将拥有怎样的青春遗产。这个群体的青春具有一种“悬空”和“断裂”的特征，既不是充溢政治符号的理想主义的年代，也不是打满商业符号的现实主义的年代，而是夹于其中。
　　他们得到的生命、社会体验，独特而深远。

成 长

　　李国是北京某高校的教师，1976年出生在山西的一个小村庄。他的祖父在1956年被错划为“地主反革命”，先坐牢，后在“北大荒”“劳动改造”了20多年，1980年“平反”后才回到家。他的父亲因此从小就没有资格上学，到现在一字不识。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对我说，儿子，现在国家形势大变了，不再“成分论”了，你有机会上学了，长大了一定要做一个有知识的人，不能像爸爸这样，要给爸爸争气，实现爸爸这辈子再也不能实现的愿望。”李国回忆儿时的情景时如是说。
　　父亲类似的话说了千万遍，萦绕在他耳边，伴随他度过了青少年。果然，他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一路读到博士。在“70后”中，像李国这样“代父还愿”的人不少，他们身上肩负了两代人青春的使命与梦想。
　　正是“改革开放”的东风，改变了李国人生的轨迹和全家人的命运，他没再“子承父业”，也不是“反革命”的子孙，从而享有了平等受教育的机会，从一个文盲的儿子，到博士，到著名大学的副教授。
　　像李国这代人，在改革开放中成长，没有像父辈那样从小被“诛连”，被无辜地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在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希望的国土上刻苦学习，在“科学的春天里”汲取人类进步的文明成果，用知识改变了两代人的命运。

理 想

　　这群人的青春与一个伟大的理想联系在一起，从小学开始，就在国旗下举着紧握的小拳头坚定地宣誓：“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类似这样的语言，成为他们青春的话语，也成为当时中小学校园的“主流意识形态”。青春一路全部由“希望”作伴，在改革开放的“春风”的“熏陶”中“定格”，并被其极大地影响和塑造着。“小我”的“青春”与时代、社会、人民、国家等“大我”的“青春”联在一起，共同成长。而后者恰恰就是他们的理想。
　　“我们这代人在青少年时期，心中都有一个梦想，基本上是长大后要成为科学家、教育家、政治家等，报效祖国，为人民服务。我从来没有梦想过做老板，也不会有钱只顾自己享受。”李国谈到青春的梦想时，不禁激动起来，声音变大了，语速很快，脸和脖子都红了。
　　他们真诚地相信这个梦想，它“召唤”出他们青春的热血与内心的力量，也约束着他们的做人：要求他们从小就养成艰苦朴素的作风、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真理的原则。
　　“我青少年时代的理想是成为科学家，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造福全人类，尤其是受苦的人。”当《南风窗》特约记者问他个人的理想是什么的时候，李国深情地回忆道。这个理想伴随了他整个青春期的人生，当然他没有让自己失望，今天他的科研成果已陆续在国内、国际期刊上发表。
　　这群人的青春与以社会主义的宏大叙事为背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以成为政治和文化精英等为奋斗目标的理想血肉相连。青春是有理想的青春，理想是青春的理想。有了这样的青春，他们才有人生努力的方向，从小就知道自己长大了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了这样的理想，他们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生机蓬勃地奔跑在大地上。

迷 失

　　这群人终于长大了，他们开始从“梦中”醒来，紧接着“遭遇”的是一系列重大的社会变革：读大学时毕业不再包分配，1994年高校教育并轨收费，教育产业化的链条与经济紧密相连，取消单位福利分房政策，等等。
　　“1992年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我16岁，在最灿烂的年华，怀着家国责任，抱着伟大梦想，日夜备战在高考线上。然而，大学4年，年迈的父母先后向10几家人借钱，直到我读博士时才还清。我开始意识到我们这代人忽然被体制抛弃了，国家不再管我们了，让我们自己掏钱上学，毕业后自谋职业。”李国说这话时，突然眼睛湿润了，原来这让他想起远方为自己忍辱负重后全身瘫痪的母親。
　　这些变革是绝对现实主义的，是一场场的经济“独角戏”，没有杂音与和音，也没伴随理想主义的叙事。这让李国看不懂了，手无足措的他开始意识到：理想只是理想，现实就是现实；理想是空虚的，现实是残忍的；青春的理想已伴随着青春的逝去而渐渐远去了。但他又别无选择，只能学会适应：适应新时代的生活，适应理想与现实关系的新变化。
　　李国还是幸运的，他虽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有些迷失，在青春理想与残酷现实中历经灵与肉的挣扎，但还有能力尽量去抓命运的天平。他的大学同学露露就不同了。
　　露露1984年出生在某城市，只是命运不济，从小父母离异，在没有信任和父爱缺失的环境里度过了青春岁月。那段时光中，她更多关注的是如何与母亲相依为命，又如何防备经常酗酒而有点禽兽气息的继父。为了生存，从小就学着怎么才能有效地争夺家里的资源。结婚前，做了一个房产商的“地下”情人，后来那个年龄是她两倍的男人把她留在自己的办公室“工作”，还给她买了房子和轿车。
　　从此，她过上了小资生活，也会不自觉地“抖出”小市民气。她过着双重人格的日子，害怕同事知道内幕，也懂得“纸包不住火”，但她犹豫着说：“其实，只要当事人什么都不说，我的‘幸福’就能一直持续着，因现在这社会，被曝光后倒霉的大多是当事人相互翻了脸的。”
　　她说自己也挣扎过，但她又无法在这社会里把握自己的命运，因她想要的东西，通过其它渠道得不到。“我像戏剧《日出》里的陈白露，回不去了。我把青春的‘尾巴’献给了一个老男人，年轻、美貌、物欲、生活的压力和时代的状况像各式各样的绳索，最后编织成一个现代化的‘陷阱’，紧紧地捆住了我的前途和他的身体。也许我比起他来，永远是年轻的，但我心已老。”说这话时，她一脸的痛苦。看来，她“回不去”的不只是青春，还有自己人生的路。 　　李国的大学同学宋瑜要比他俩幸运得多。他父亲是官员，母亲是当地铁矿公司的董事长。大一时就在北京买了房和车。他说那时房价不像现在这样高，否则等毕了业再买就太晚了。当年开着宝马来学校很“拉风”，4年中光女朋友就换了七八個，他还说不是自己和女朋友对感情不坚定，而是物质条件太好对人的诱惑实在太多太大。
　　当《南风窗》特约记者问他未来的打算时，宋瑜语出惊人：“这个社会，如你不时时想着钱，就像‘迷途的羔羊’。我现在有房有车，赚钱又不是我的理想。我目前的心态跟退了休的人差不到哪里去，时常浑身像喝醉了一样，不知哪里痒痒、哪里疼。”实际上，他才31岁。

沉 重

　　这群人经过主流意识形态宣传的“洗礼”，青春的“理想”像折断了翅膀的天使，再也不能飞翔，但却沉积和埋在了内心深处。瞬息万变又不可捉摸的时代、残酷无情的市场竞争法则，像魔鬼一样折磨和拷打着他们的人生信念。他们思考着“生”与生命的同时又不得不直面沉重的现实。
　　李国已真的不小了，他在家乡的“发小”刚已做了祖父母了。当记者问他为什么还一个人“北漂”时，他有些难堪：“像我这样‘大叔级’的人，又从农村来，也无老可‘啃’，负担重得让我天天喘不过气，是一穷二白的‘穷二代’，谁愿跟我结婚来遭罪呢？现在的人都很实际。况且我自己的命运应由自己来承受，也不愿殃及别人。”
　　这时宋瑜在旁边插话：“我一直劝你找一个有房、有车又有钱的人家的女孩，你长得帅，有优势，或在学生里‘培养’一个，但你都不听，所以才混得这么‘矬’。”
　　他沉重地摇了摇头：“我有过充满理想的青春年华，相信知识改变命运，一直想用自己的双手来创造幸福的生活；我有过有坚持、有操守的青春理想，不能耗尽千百年来凝聚起来的‘教师’这个职业的灵魂。”说完，他茫然地看着天。也许，他的生活太沉重了，有些不能承受。
　　这群人既有受社会主义理想影响的“青春”，又有受消费主义影响的“当下”，青春的理想与当下的生活剧烈冲撞。2003年起10年房价翻10倍的“传奇”，成为他们婚姻与生活中的“黑洞”，也可能将成为“压死”他们青春理想的“最后一根稻草”。

拷 问

　　曾经的青春理想让他们不愿出卖灵魂，而现实的重压又逼迫出卖它。那么，是“困守”还是“逃离”，成为摆在这群人面前的二难难题。他们3人，做出了不同的人生抉择。
　　“困守”是一种坚持、一种希望，是不放弃，是一种对现在的担当，更是一种对未来的信任，因“我的未来还有梦”或“我的未来不是梦”；“逃离”是一种解脱、一种绝望，是放弃，是一种对现在的逃避，更是一种对未来的焦虑，因“我的未来没有梦”或“我的未来只是梦”。
　　以上关于这群人的事，仔细想想，其实也是当下正执掌政治、经济、文化大权的“50后”及部分“60后”这代人的事。
　　宋瑜悲愤地说：“我们这一代人如果毁了，不全是自己的责任。我们的青春为改革开放的精神和理想主义的意识所塑造，我们有理想，有坚持，就是现在没啥机遇。今天，固化的阶层，阻断了年轻人进步的阶梯。我个人今后无论再怎么努力，未来都基本可见，就是与现在差不多。所以我才天天盼着退休。”
　　要直面的是：无论如何，至少都不能再任由目前这种日趋严重的“富二代”、“官二代”等五花八门、层出不穷的“二代”现象猖獗了，否则它们会像瘟疫一样弥漫在社会空间的任一地方，最终将会毁掉一代代人的“青春”与理想。
　　也许“50后”和部分“60后”的社会担当，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70后”、“80后”这群人对待“青春”的态度和清理“青春遗产”的方式，以及对未来的抉择。而呵护后者及其“青春遗产”，是前者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紧迫的时代在“拷问”几代人，也在考验所有人的智慧与能力。
　　（应被采访者的要求，文中人物部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