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后的曹阿姨本来想通过打工，额外挣点钱，接济一下儿子一家的生活，可哪想到，一场突然而降的交通事故，不但让她丧失了打工挣钱的能力，更让她痛苦与纠结的是：肇事人无赔偿能力且下落不明。
　　那么，当侵权人无赔偿能力时，曹阿姨可否再起诉雇主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呢？
　　曹阿姨成了“打工仔”
　　曹阿姨本来有一个可心的家庭。她曾是一家大型企业的会计，退休后工资3200余元。老伴是机关下派到企业的干部，退休后每月也有3300多元。在消费水平较低的锦州市，老俩口的退休金算是高标准了。可让曹阿姨不省心的是，儿子生活很艰难：5年前，儿子因义气帮朋友打架致伤，治疗中因使用激素类药物过多，导致股骨头坏死。现在需要长年用药，儿媳妇还时常吵着闹离婚。
　　为了从经济上稳住儿媳妇，曹阿姨与老伴商量，决定多挣些钱来接济小俩口的生活。2010年，曹阿姨到一家个体装饰材料店做会计。因曹阿姨有多年做会计的经验，业务娴熟，很快，工资由入职时的1800元升至2800元。这额外挣来的钱，曹阿姨都接济给儿子一家。经济上宽余了，儿媳妇的脸上也有了笑容，小俩口的日子和谐多了。
　　出差途中遭遇车祸
　　难得老板信任，加上儿子一家生活渐渐平稳，曹阿姨工作热情更高了，除了会计工作，只要老板交代的活儿，曹阿姨二话不说，马上就干。2010年年末，曹阿姨带着一位年轻女助手前往广东某公司要账。在打车去公司的路上，因雨天路滑，她们乘坐的出租车被一辆大货车撞飞，60几岁的曹阿姨被撞成重伤住进医院。
　　她被诊断为“左踝骨骨折”、“左眼钝挫伤”、“腰部轻微伤”。住院4个月，治疗费花了7万余元（后续治疗费尚需3万元余）。
　　经交通警察现场认定，大货车承担主要责任，出租车为次要责任。在整个护送及抢救过程中，出租车司机垫付了近万元。
　　判决遭遇执行难
　　因协商赔偿未果，老板李哲主动出资协助曹阿姨起诉两位交通肇事车主及司机，请求法院判其赔偿医疗费、交通费、误工费、精神损失费等共计139000余元。法院最终判决大货车主赔偿曹阿姨损失的75%，出租车主承担25%。
　　判决生效后，曹阿姨立即申请执行，可令她想不到的是，大货车主在判决生效后逃之夭夭，没了踪影。因被执行人下落不明，家中又无其它财产可执行，法院最终做出裁定：终结执行程序。
　　尽管曹阿姨在治病期间，出租车主垫付了钱，老板李哲也垫付了1万元，可其他的费用都是曹阿姨自己支付的。面对无期限的执行难，曹阿姨陷入深深的痛苦与悲愤之中。
　　无奈曹阿姨再起诉
　　为了早日得到赔偿款，曹阿姨不得不找到老板李哲，要求他帮助解决。李哲明确表态：“你的伤是肇事车撞的，而且法院已做出公正判决，执行难，只能慢慢等待，总会有找到人的时候。至于我，一是没有任何过错，二是已为你垫付了一万余元，算对得起你了！”走投无路之时，曹阿姨决定再起诉，要求李哲承担赔偿责任。
　　法庭审理中，李哲的律师强调：曹阿姨已经在侵权行为地向侵权人提起了诉讼，法院亦做出了相应判决。当地法院在执行中仅做出了“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裁定，并非是民诉法规定的执行终结情形，曹阿姨并未失去司法救济途径。在此情况下，曹阿姨又起诉李哲，请求承担赔偿责任，违反了人民法院“一事不再理”的受案原则。而且，曹阿姨一次受伤，只能得到一次赔偿，若再让雇主李哲赔偿，岂不是双赔偿，这没有法律依据。
　　可是最终，人民法院还是支持了曹阿姨的请求，依法判决雇主李哲给付曹阿姨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各项损失10万元（前一判决中已经给付的被扣除）。
　　本案，雇主在无过错情形下也应承担法律责任，是基于《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1条规定，即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主应承担的是不真正连带责任。所谓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数个债务人，基于不同的发生原因，对同一债权人负有以同一给付为标的数个债务，因一个债务人的履行而使全体债务均归于消灭。赔偿权利人在行使诉讼请求权后，只要侵权第三人或雇主任何一方，履行对受害人的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另一方的赔偿责任亦归于消灭，债权人也就失去了请求另一方履行债务的权利。
　　本案正是在曹阿姨起诉、法院判决后未能得到赔偿，曹阿姨作为债权人并没有失去请求另一方履行债务的权利。那么，她再次起诉要求雇主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即是法律授予她的权利，也体现了法律对受害人的法律救济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