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的《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收集了作者自六十年代以来发表的佛学论文十篇。
　　《论丛》不是一本系统、完整的中国佛学思想专史。但是，它透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佛教大师思想的研究，剖析佛教的宇宙观、方法论和认识论，寻觅佛教思想和儒家、道家的思想关系，探求佛教哲学的理论思维教训，涉及这一时期佛教哲学思想的最基本内容，并且阐明隋唐时期佛教学派的形成和思想特点，论述中国佛教对中国哲学史的影响。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论丛》收到了专史的部分效果。
　　《论丛》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努力做到史论结合。例如，《论隋唐时代佛教宗派的形成及其特点》着重摄取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和宗派的典型事件、典型资料，分析不同宗派形成的独特原因。同时，在浩繁典籍中，举出天台宗的“方便法门”、“一心三观”说，唯识宗的“阿赖耶识”说，华严宗的“事事无碍”说以及禅宗的“性净自悟”说，通过这样一些最有代表性的佛教思想，运用少量的史料进行深入的分析，严密的论证，最后归结为三点带有规律性的结论，体现了相当的理论高度。这种方法，既避免了史料罗列，也不致离开史料空谈理论、主观臆断。
　　宗教理论学说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但是这种必然性又被佛教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所掩盖。因此，研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揭示佛教理论学说与其产生的历史条件的内在因果联系，从而利学地揭示理论的真正本质。《论丛》在这方面也做出了成绩。例如，《论竺道生的佛学思想》一文阐明了竺道生把般若学与涅学结合起来，从般若学转而倡导涅学，主张“人人皆有佛性”，“顿悟成佛”。从此开创了佛教一代风气。作者指出，竺道生在佛教理论上的转变，是历史和时代所使然。他的佛教理论正是以所谓人人皆能成佛，人在成佛方面的平等，来掩盖与维护东晋南北朝时代阶级的不平等，为当时门阀世族的世袭特权作辩护。如作者所指出的，这“是严重的社会阶级矛盾和突出的等级矛盾折射为一种宗教神学的理论表现。”(第155页)这种分析是中肯的。作者对佛教思想和人物，注意贯彻具体分析的方法。例如，书中对慧远的“因果报应论”、僧肇的“不真空论”和“物不迁论”等，既指出了它们对人类思维发展史的贡献，又说明了它们究竟是从哪一点，通过什么渠道，滑向唯心主义，导致荒谬结论的。书中也注意使用比较研究法，通过相关思想的比较研究，找出它们的同中之异与异中之同，从而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结论。如在论述支遁的逍遥论的神秘主义人生观时，探讨了他这一思想与魏晋玄学家向秀、郭象哲学思想的联系和区别。此外，《论魏晋时代佛学与玄学的异同》和《中国哲学史中的佛学影响》两篇论文，更是侧重于对佛学与中国固有传统哲学思想比较研究的探索，颇富有启发性。
　　
　　(《魏晋南北朝佛教论丛》，方立天著，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四月第一版，1.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