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53年前，十三陵水库建设让一大批优秀劳动者走进公众的视野，成就了一段又一段感人传奇，“七姐妹”“九兰组”就是这些传奇中的典型代表。历史长流，无声地诉说着往昔；时光逝去，不留痕迹。曾经的岁月，承载着那群人怎样的记忆？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退休教师、“九兰组”中的大兰闫秀兰将曾经的那段光辉岁月向我们娓娓道来。
十三陵水库：痛并快乐着的激情岁月
1956年，我正在北京航空工业学校读书，因学校缺少人手，我还没有毕业就开始在实习工厂工作。1957年，我毕业后继续留在实习工厂工作。后来，为响应党的号召，北京航空工业学校207人被下放到农村工作，其中有27名女同志，我是其中之一，去的是北京市昌平区崔村。
1957年12月中旬，十三陵水库建设工作正式开始。1958年1月初，上面组织下放干部到那里参观，我也去了。在水库建设工地，当我看到人们热火朝天的干劲儿时就心动了，于是就留下来参加劳动。后来，在一次劳动比武中，我们几个名字中都带“兰”字的女同志成绩比较突出，有人就把我们大队里名字中有“兰”字的9个女同志挑出来组成了“九兰组”。从此，我们9个姐妹就同吃、同住、同劳动。
十三陵水库建设是要把中间4座挡路的山移走，然后再建水库。那个时候没有机器，完全靠人力。我们刚到建设工地时的工作就是挑土，不分男女挑的重量都一样。刚开始挑的时候很不适应，把扁担放在肩膀上很疼，就用双手举着，但是这样一步三摇的速度很慢，后来就索性不管它了，把重量全压到肩膀上。第二天起床换衣服的时候才发现，肩膀磨破了，和衣服沾在了一起，只有在姐妹们的帮助下才能换衣服，然后就继续去工地上劳动。
等到中间的4座山移走之后，我们“九兰组”就开始在大坝上打夯。为了鼓舞士气，打夯的时候我们会唱一些歌，没有固定的歌词，想到什么、看到什么就唱什么。后来，有人给各个组编了很多歌，没有专业的作曲家，唱的都很随便，但是表明了我们修好水库的决心。我们“九兰组”的歌词是这样的：“九兰组，九个姑娘，九颗心，一个理想；十三陵来建水库，要把家乡变天堂。”上工、下工的时候我们就扛着全国妇联奖给我们的旗子，边唱边走。
那时候，我们9个人挤在一间以前是四口之家的屋子里，床不大，很挤。夜里出去方便，回来之后你原来的位置就没有了，然后看哪里有空地方就挤在那里继续睡。夏天的时候就到外面睡，拿着草席或是自己用麦秸秆编的席子找个地方就睡了，也没觉得有什么蚊子——大家都太累了根本感觉不到。在工地上睡觉开始是累得睡不着，后来是睡不醒，再到后来就是“睡开了花儿”。为什么叫“睡开了花儿”呢？就是有时候正泡着脚，就倒在炕上睡着了。到这个时候姐妹们就会叫我：“闫子姐，赶紧起来，都开花儿了。”
修建十三陵水库完全是义务劳动，我们下放干部每个月要交9块钱和所有的粮票，农村的要交30斤粮食。星期天，城里的人到这里劳动要自备干粮，开始他们带的是白馒头，当看到工地上的社员吃的都是窝窝头之后，就开始带窝窝头不再带馒头了。
一月正值三九严寒，当时北京的温度有零下三四十度。大家吃的窝窝头刚出锅时还是热的，当去拿第二个吃的时候就冻住了，只好用铁锨砸开，然后一人一半地啃，跟现在吃冰棒似的。刚开始的时候有些干部不适应，不过慢慢就好了。后来有人还编了一首关于窝窝头的歌：“窝窝头，窝窝头，过去见了你就发愁，如今和你交了朋友，吃饱了窝头干劲足，干起活儿来赛猛虎。”
因为气温很低，很多时候，收工后回去洗脸，脸根本就没有什么感觉。有时还要下到水中劳动，但是寒冷的气温并没有降低我们的劳动积极性。这就是所谓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吧！
夏天也挺难挨的，因为工地上没有树，都在太阳底下干活，为防止中暑，卫生所的医生会给大家发人丹吃，一杯水好几个人喝。不过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因为热就不出门，天一亮还是按时去劳动，上午9点食堂的师傅会把饭菜送到工地，大家吃过之后继续干，下午是4点开饭。中午的时候喇叭会广播“现在是休息时间”，然后大家就躺在工地上，用草帽遮住脸在太阳下休息。那个时候并没有听到谁叫累喊苦，大家都是尽自己的全力在劳动。“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
见到毛主席：我今生最大的荣耀
1958年5月23日上午，当我们正在水库上劳动时，工地指挥部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来了：“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告诉十万劳动大军一个特大喜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刘少奇同志等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国驻华大使到工地上来了！”大家激动得开始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声音惊天动地。
我当时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就是想见见毛主席。现在回想起来，见到毛主席也是我今生最大的荣耀。我下放的时候，单位领导鼓励我的话就是：“闫秀兰同志，希望你到地方后好好工作，做出成绩去见毛主席。”那一天，我的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当天上午，毛主席一行在工地上劳动了半个小时后就去忙别的事了。下午，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十三陵水库指挥部接见了在修建水库中涌现的劳模，其他优秀集体都是派代表去，唯独我们“九兰组”和“七姐妹”是全员参加。当时，周总理就坐在我的旁边，他跟我说：“你是大兰吧，当大姐不容易啊。”国家领导人和我们谈起话来很家常，鼓励我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毛主席、周总理很和蔼、很平易近人，和他们在一起并不觉得他们是“神人”，就觉得他们很亲切，让人感到希望。
毛主席一行走了之后，下午五六点，我们这些先进集体和个人又与其他国家的驻华友人见了面。因为我们“九兰组”在劳动时歌唱得好，大家就让我们给他们唱我们干活儿时唱的歌。他们对我也很感兴趣，因为我是一名国家干部，但是与姐妹们吃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穿的也一样，如果事先不知道根本就不会把我和国家干部联系到一起。后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斯图依卡就向周总理提议让我们“九兰组”到罗马尼亚访问，向罗马尼亚人民展示新中国妇女的形象，周总理当即批准了。第二天，高音喇叭里就播出了这条新闻。十三陵水库修建完工之后，也就是8月23日，我们9个姐妹就出国赴罗马尼亚了。
郑州航院：那段平静却充实的生活
水库修建结束后，我们“九兰组”又在一起办了个养猪场，后来又改成养鸡场，反正一直都是在劳动，直到1962年我随爱人来到郑州航院。虽然我们9个姐妹从此分开，但是我们的情谊却从来没有淡过。现在有电话，联系起来很方便，我们经常通过电话聊天。到现在，我还能记得我们一起劳动时的点点滴滴。记得那时我出去开会，在外面吃饭时我总会给姐妹们带点回去，看着她们吃，我很高兴，她们也很感动。
到郑州航院后，我先是在图书馆工作，后来又调到人事处。由于我比较热心，也就是俗话说的“爱管闲事”，谁家有困难了，我都想“搭把手”，后来就被调到工会为教职工服务。
当时的工会结构很简单，整个工会只有我一个人，像民事调解、婚丧嫁娶、文娱活动、宣传活动、体育活动这些其他部门都不管的事，就是我的事。为了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和学校协商后，我在校内建了一个露天影院，隔一段时间我就到电影院租人家的电影胶片拿回去放。放电影的时候人山人海的，附近的好多市民都来看，很热闹。1988年，我退休的时候，工会已经从最初的只有1个“光杆司令”发展到拥有6个人的正规组织。
1997年，我应邀回郑州航院担任中专部会计专业一个班的班主任。当时3个班共有118名学生，全都是十五六岁。这个时期的孩子正处于成长“叛逆期”，可塑性很强，老师在对孩子的性格形成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开学军训的第一天我就对学生说了这样一席话：“来到学校，来到我这个班里，就要把这里当做你们自己的家，把我当成你们的妈妈。在这里，大事找学校，小事找妈妈。”后来，同学们就都亲切地称呼我“班妈”。
我带了3年学生，从未呵斥过任何一个学生。我始终认为，孩子有错误不能凶他们，要为他们树立榜样，为他们创造改正错误的机会。我爱干净，教室的卫生我总是在孩子们进教室之前就打扫得干干净净，课间孩子们去活动时，我又将教室的果皮纸屑收拾干净，在孩子们桌边放上装垃圾的塑料袋。后来，孩子们心疼我也就很自觉地跟我一起打扫卫生，平时也注意不随便乱扔果皮纸屑了。有些孩子喜欢看球赛，只要不是上课时间，我都会把家里的钥匙给他们，让他们到家里看比赛。总之，就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自己的朋友来对待。
现在我带的学生有很多已功成名就，遍布祖国的四面八方。有当局长的，有当经理的，我屋里现在还有学生寄来的各种纪念品和小吃。不管是在郑州工作的还是在外地工作的学生，都经常来看我。家里面有三张桌子就是专门为他们在家里吃饭准备的，和他们坐在一起吃饭、说话，我觉得自己年轻了很多。
现在彻底退休了，闲余时间也多了，楼道里的卫生没有人打扫，我就每天早起先打扫楼道卫生，再把家里的边边角角收拾干净。有段时间，楼前街道没人打扫，我也定期去扫街道。早起收拾完，没事的时候我就在家里绣十字绣，偶尔也去打太极拳。绣十字绣是因为我带过的毕业生李娜当时要跟同班另一名同学结成连理，求我送一件百福图的十字绣，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后来，有同学看到了成品也嚷嚷着要我送，我就一一答应了下来。绣第一个的时候用了160天，这个数字是我绣一天、记一天得到的。第二个就快了，用了130多天……
采访结束，闫秀兰动情地说：“回想这一生，我做出过一些成绩，但是也有一些遗憾。”据闫秀兰介绍，1953年她还在北京航空工业学校的时候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是因为她父亲的一些缘故，她没有被批准入党。
“我也不想给组织上添麻烦，以后也就再没有说过这件事。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一直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要求自己在思想上入党。我想，让别人见到我的时候能说‘咦，她怎么还不是共产党员呢’，可比‘咦，她怎么是共产党员呢’好听多了。我的入党申请书现在还在北京昌平放着呢，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就把我一个月的工资寄到了昌平作为‘特殊党费’交了上去。”闫秀兰回忆说。
责编：路 童
十三陵水库：痛并快乐着的激情岁月
1956年，我正在北京航空工业学校读书，因学校缺少人手，我还没有毕业就开始在实习工厂工作。1957年，我毕业后继续留在实习工厂工作。后来，为响应党的号召，北京航空工业学校207人被下放到农村工作，其中有27名女同志，我是其中之一，去的是北京市昌平区崔村。
1957年12月中旬，十三陵水库建设工作正式开始。1958年1月初，上面组织下放干部到那里参观，我也去了。在水库建设工地，当我看到人们热火朝天的干劲儿时就心动了，于是就留下来参加劳动。后来，在一次劳动比武中，我们几个名字中都带“兰”字的女同志成绩比较突出，有人就把我们大队里名字中有“兰”字的9个女同志挑出来组成了“九兰组”。从此，我们9个姐妹就同吃、同住、同劳动。
十三陵水库建设是要把中间4座挡路的山移走，然后再建水库。那个时候没有机器，完全靠人力。我们刚到建设工地时的工作就是挑土，不分男女挑的重量都一样。刚开始挑的时候很不适应，把扁担放在肩膀上很疼，就用双手举着，但是这样一步三摇的速度很慢，后来就索性不管它了，把重量全压到肩膀上。第二天起床换衣服的时候才发现，肩膀磨破了，和衣服沾在了一起，只有在姐妹们的帮助下才能换衣服，然后就继续去工地上劳动。
等到中间的4座山移走之后，我们“九兰组”就开始在大坝上打夯。为了鼓舞士气，打夯的时候我们会唱一些歌，没有固定的歌词，想到什么、看到什么就唱什么。后来，有人给各个组编了很多歌，没有专业的作曲家，唱的都很随便，但是表明了我们修好水库的决心。我们“九兰组”的歌词是这样的：“九兰组，九个姑娘，九颗心，一个理想；十三陵来建水库，要把家乡变天堂。”上工、下工的时候我们就扛着全国妇联奖给我们的旗子，边唱边走。
那时候，我们9个人挤在一间以前是四口之家的屋子里，床不大，很挤。夜里出去方便，回来之后你原来的位置就没有了，然后看哪里有空地方就挤在那里继续睡。夏天的时候就到外面睡，拿着草席或是自己用麦秸秆编的席子找个地方就睡了，也没觉得有什么蚊子——大家都太累了根本感觉不到。在工地上睡觉开始是累得睡不着，后来是睡不醒，再到后来就是“睡开了花儿”。为什么叫“睡开了花儿”呢？就是有时候正泡着脚，就倒在炕上睡着了。到这个时候姐妹们就会叫我：“闫子姐，赶紧起来，都开花儿了。”
修建十三陵水库完全是义务劳动，我们下放干部每个月要交9块钱和所有的粮票，农村的要交30斤粮食。星期天，城里的人到这里劳动要自备干粮，开始他们带的是白馒头，当看到工地上的社员吃的都是窝窝头之后，就开始带窝窝头不再带馒头了。
一月正值三九严寒，当时北京的温度有零下三四十度。大家吃的窝窝头刚出锅时还是热的，当去拿第二个吃的时候就冻住了，只好用铁锨砸开，然后一人一半地啃，跟现在吃冰棒似的。刚开始的时候有些干部不适应，不过慢慢就好了。后来有人还编了一首关于窝窝头的歌：“窝窝头，窝窝头，过去见了你就发愁，如今和你交了朋友，吃饱了窝头干劲足，干起活儿来赛猛虎。”
因为气温很低，很多时候，收工后回去洗脸，脸根本就没有什么感觉。有时还要下到水中劳动，但是寒冷的气温并没有降低我们的劳动积极性。这就是所谓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吧！
夏天也挺难挨的，因为工地上没有树，都在太阳底下干活，为防止中暑，卫生所的医生会给大家发人丹吃，一杯水好几个人喝。不过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因为热就不出门，天一亮还是按时去劳动，上午9点食堂的师傅会把饭菜送到工地，大家吃过之后继续干，下午是4点开饭。中午的时候喇叭会广播“现在是休息时间”，然后大家就躺在工地上，用草帽遮住脸在太阳下休息。那个时候并没有听到谁叫累喊苦，大家都是尽自己的全力在劳动。“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是当时很多人的想法。
见到毛主席：我今生最大的荣耀
1958年5月23日上午，当我们正在水库上劳动时，工地指挥部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来了：“特大喜讯，特大喜讯！告诉十万劳动大军一个特大喜讯！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刘少奇同志等国家领导人以及外国驻华大使到工地上来了！”大家激动得开始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声音惊天动地。
我当时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就是想见见毛主席。现在回想起来，见到毛主席也是我今生最大的荣耀。我下放的时候，单位领导鼓励我的话就是：“闫秀兰同志，希望你到地方后好好工作，做出成绩去见毛主席。”那一天，我的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当天上午，毛主席一行在工地上劳动了半个小时后就去忙别的事了。下午，毛主席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在十三陵水库指挥部接见了在修建水库中涌现的劳模，其他优秀集体都是派代表去，唯独我们“九兰组”和“七姐妹”是全员参加。当时，周总理就坐在我的旁边，他跟我说：“你是大兰吧，当大姐不容易啊。”国家领导人和我们谈起话来很家常，鼓励我们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毛主席、周总理很和蔼、很平易近人，和他们在一起并不觉得他们是“神人”，就觉得他们很亲切，让人感到希望。
毛主席一行走了之后，下午五六点，我们这些先进集体和个人又与其他国家的驻华友人见了面。因为我们“九兰组”在劳动时歌唱得好，大家就让我们给他们唱我们干活儿时唱的歌。他们对我也很感兴趣，因为我是一名国家干部，但是与姐妹们吃住在一起、劳动在一起、穿的也一样，如果事先不知道根本就不会把我和国家干部联系到一起。后来，罗马尼亚部长会议主席斯图依卡就向周总理提议让我们“九兰组”到罗马尼亚访问，向罗马尼亚人民展示新中国妇女的形象，周总理当即批准了。第二天，高音喇叭里就播出了这条新闻。十三陵水库修建完工之后，也就是8月23日，我们9个姐妹就出国赴罗马尼亚了。
郑州航院：那段平静却充实的生活
水库修建结束后，我们“九兰组”又在一起办了个养猪场，后来又改成养鸡场，反正一直都是在劳动，直到1962年我随爱人来到郑州航院。虽然我们9个姐妹从此分开，但是我们的情谊却从来没有淡过。现在有电话，联系起来很方便，我们经常通过电话聊天。到现在，我还能记得我们一起劳动时的点点滴滴。记得那时我出去开会，在外面吃饭时我总会给姐妹们带点回去，看着她们吃，我很高兴，她们也很感动。
到郑州航院后，我先是在图书馆工作，后来又调到人事处。由于我比较热心，也就是俗话说的“爱管闲事”，谁家有困难了，我都想“搭把手”，后来就被调到工会为教职工服务。
当时的工会结构很简单，整个工会只有我一个人，像民事调解、婚丧嫁娶、文娱活动、宣传活动、体育活动这些其他部门都不管的事，就是我的事。为了丰富大家的业余文化生活，和学校协商后，我在校内建了一个露天影院，隔一段时间我就到电影院租人家的电影胶片拿回去放。放电影的时候人山人海的，附近的好多市民都来看，很热闹。1988年，我退休的时候，工会已经从最初的只有1个“光杆司令”发展到拥有6个人的正规组织。
1997年，我应邀回郑州航院担任中专部会计专业一个班的班主任。当时3个班共有118名学生，全都是十五六岁。这个时期的孩子正处于成长“叛逆期”，可塑性很强，老师在对孩子的性格形成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在开学军训的第一天我就对学生说了这样一席话：“来到学校，来到我这个班里，就要把这里当做你们自己的家，把我当成你们的妈妈。在这里，大事找学校，小事找妈妈。”后来，同学们就都亲切地称呼我“班妈”。
我带了3年学生，从未呵斥过任何一个学生。我始终认为，孩子有错误不能凶他们，要为他们树立榜样，为他们创造改正错误的机会。我爱干净，教室的卫生我总是在孩子们进教室之前就打扫得干干净净，课间孩子们去活动时，我又将教室的果皮纸屑收拾干净，在孩子们桌边放上装垃圾的塑料袋。后来，孩子们心疼我也就很自觉地跟我一起打扫卫生，平时也注意不随便乱扔果皮纸屑了。有些孩子喜欢看球赛，只要不是上课时间，我都会把家里的钥匙给他们，让他们到家里看比赛。总之，就是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孩子、自己的朋友来对待。
现在我带的学生有很多已功成名就，遍布祖国的四面八方。有当局长的，有当经理的，我屋里现在还有学生寄来的各种纪念品和小吃。不管是在郑州工作的还是在外地工作的学生，都经常来看我。家里面有三张桌子就是专门为他们在家里吃饭准备的，和他们坐在一起吃饭、说话，我觉得自己年轻了很多。
现在彻底退休了，闲余时间也多了，楼道里的卫生没有人打扫，我就每天早起先打扫楼道卫生，再把家里的边边角角收拾干净。有段时间，楼前街道没人打扫，我也定期去扫街道。早起收拾完，没事的时候我就在家里绣十字绣，偶尔也去打太极拳。绣十字绣是因为我带过的毕业生李娜当时要跟同班另一名同学结成连理，求我送一件百福图的十字绣，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后来，有同学看到了成品也嚷嚷着要我送，我就一一答应了下来。绣第一个的时候用了160天，这个数字是我绣一天、记一天得到的。第二个就快了，用了130多天……
采访结束，闫秀兰动情地说：“回想这一生，我做出过一些成绩，但是也有一些遗憾。”据闫秀兰介绍，1953年她还在北京航空工业学校的时候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但是因为她父亲的一些缘故，她没有被批准入党。
“我也不想给组织上添麻烦，以后也就再没有说过这件事。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一直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要求自己在思想上入党。我想，让别人见到我的时候能说‘咦，她怎么还不是共产党员呢’，可比‘咦，她怎么是共产党员呢’好听多了。我的入党申请书现在还在北京昌平放着呢，2008年汶川地震时，我就把我一个月的工资寄到了昌平作为‘特殊党费’交了上去。”闫秀兰回忆说。
责编：路 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