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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缔造英特尔辉煌的传奇CEO，最为人称道
的商业法则是时刻保持警觉、义无反顾选择改变
安迪·格鲁夫，1936年出生于布达佩斯，20岁时逃至美国，后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1968年加入英特尔，1987年任CEO，1997年任董事长。2016年3月21日，格鲁夫去世。
苹果新手机iPhoneSE发布、阿尔法狗李世石大战的新闻沸沸扬扬占据了美国主要科技媒体的头版，紧随着的是一条讣告——英特尔前CEO安迪·格鲁夫去世，影响整个硅谷的“偏执狂”离开了我们。
硅谷大咖纷纷表示对格鲁夫的崇敬。“硅谷有史以来最好的公司创始人，也许后无来者。”投资人安德里森更新了博客，以此悼念。微软创始人盖茨对格鲁夫崇拜无比：“我跟他站在一起总会被他的才华和愿景折服。”而格鲁夫最有名的追随者是乔布斯。乔布斯曾说，这是自己唯一愿意效劳的人。回到苹果前，他还特地打电话征询格鲁夫的意见。
让格鲁夫功成名就的是——亲手缔造了芯片巨人英特尔，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格鲁夫也是硅谷精神的开创者。有人说，乔布斯对产品的偏执“师从”格鲁夫，后者有句响当当的名言，“偏执的人才能生存”。历经纳粹阴影、右耳失聪、难民逃亡，还有英特尔无数次的灭顶之灾，格鲁夫一生充斥着恐惧。但他把这种恐惧转化成一种管理手段，影响了一代硅谷人。
多翻几张格鲁夫的照片你会发现，他总爱穿一身纯色高领衫。以硅谷的标准看，原来乔布斯只是个“拿来主义者”。2004年辞去公司职务后，格鲁夫再出现在公众面前，常常是去高校演讲。讲台上的他身材匀称，依旧是纯色高领衫，高仰着头，不时斜眼看下面的听众。
格鲁夫还有个身份标签，在美国生活半世纪，英语仍带着匈牙利语的味道。
匈牙利的首都、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格鲁夫的故乡就在这里。布达佩斯曾被誉为“世界上最安静的首都”，二战期间却步德国后尘，走上了纳粹法西斯道路。格鲁夫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少年生活笼罩在纳粹阴影下。他3岁时患上猩红热，为了治疗，耳后的骨头被凿开，捡回小命后，落下右耳失聪的终生残疾。
20岁时，格鲁夫终于逃出了匈牙利。在回忆录里，他描述了这段“难民史”。“二战刚刚结束，无数民众起义被镇压在枪口下，在这段民主混乱时期，20万匈牙利人逃到西方——我便是其中一个。”
格鲁夫还在回忆录里写道，此后再也没回过匈牙利。他感谢美国的自由土壤。他当年兜里揣着20美元到了美国，仅仅用了3年便自己学会英语，靠当服务员支付了学费，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纽约州立大学毕业。又过了3年，格鲁夫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工程学博士学位。
再后来格鲁夫认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伙伴诺伊斯和摩尔，著名的英特尔“三驾马车”——3位联合创始人。其实在英特尔之前，“三驾马车”就有了第一件创业作品，他们与其他5位工程师共同创建仙童半导体。这家公司在硅谷历史上地位举足轻重，被称为硅谷基石、工程师孵化器。上世纪80年代，硅谷70家半导体公司有一半员工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也是在仙童，格鲁夫有了脾气火爆、决不让步、坚毅好斗等伴随他一生的评价。1968年，仙童骨干们纷纷离职创业，诺伊斯和摩尔创立英特尔，邀请格鲁夫加入时，他毅然决定投身另一战场，成为英特尔第三名员工。
“三驾马车”如此分配角色：如果说诺伊斯是英特尔的灵魂，摩尔是心脏，那么格鲁夫就是公司的拳头。没有诺伊斯，英特尔不会是一家著名公司；没有摩尔，英特尔不会成为行业领袖；而没有格鲁夫，英特尔甚至都不会成为公司。
所以，在英特尔其他两位创始人性情温和的情况下，格鲁夫的雷厉风行就显得尤其重要。1976年上任首席运营官，他更彻底地表现出了强悍作风——从当时的芯片巨人摩托罗拉手里，抢下2500家客户。
担任CEO的10年，格鲁夫带领英特尔打了无数硬仗。最严峻的一次是1985年，公司险些被挤出市场。此前英特尔一直是生产存储器的公司。在所有人心目中，英特尔就等于存储器。但这时日本的存储器厂家日益壮大，他们靠提供低价格高质量的产品站稳脚跟。在这场价格战中，英特尔出现了大危机，1986年亏损1.7亿美元，随后两年，每天绕在格鲁夫耳边的都是裁员、减薪、关门。
有一天，格鲁夫和时任公司董事长摩尔谈论公司困境。他意志消沉地问：“如果我们下台，来了新总裁，他会怎么办？”摩尔犹豫了一下：“他会放弃存储器的生意。”“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动手？”格鲁夫决定赌一把——他相信依赖微处理器的PC市场终会崛起，来一次大变身吧。
格鲁夫赢了。英特尔突围成功，转型成一家微处理器公司，多年后几乎垄断了全球的微处理器市场。如今还如雷贯耳的奔腾，就是这场战役中的主打产品。
从这之后，“偏执狂”成了对格鲁夫最广为流传的评价。“偏执是怀疑和恐惧。”格鲁夫天生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危机感，“这个世界说不定哪天偏要和你作对。产品没人买怎么办？公司倒了怎么办？”他为人称道的商业法则是，保持警觉，时刻为意料外的变化做准备，而面临转折危机，要像偏执狂一样，义无反顾地选择改变。
人们也常把格鲁夫的管理风格和他的经历联系起来。格鲁夫是个暴君，他的苛刻近乎无情，比如在变革中，随时可能大手一挥、眼睛不眨地裁掉万名员工。
格鲁夫打造了英特尔的狼性文化，他要求每位员工战战兢兢拿出125%的工作效率，还会对犯错的女下属怒吼，“如果你是个男人，我早就打断了你的腿”。公司内部有一条规则，如果你没有明确的观点和足够充分的证据，那就千万不要出现在会议室。不过即便如此，同事仍会为他正名，“他只是为了找到最能解决问题的手段”。
格鲁夫也有柔软的一面。在家庭角色里，格鲁夫是温柔的丈夫和爸爸，来美国的第二年，他与伊娃相识，两人相爱厮守终老。他们的两个女儿，格鲁夫也甚是疼爱。而在英特尔，格鲁夫没有独立办公室，没有特殊停车位，这些亲民措施后来被脸谱等硅谷公司效仿。
30年前，摩尔提出一条被公认的定律：一美元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24个月翻一倍以上。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飞速，现在想来，也预示着硅谷人的更新换代。如今，格鲁夫的离世让人猛地想起，有位传奇CEO书写了一部经典的移民发迹史，开创了为后人敬仰的硅谷精神。
的商业法则是时刻保持警觉、义无反顾选择改变
安迪·格鲁夫，1936年出生于布达佩斯，20岁时逃至美国，后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学位。1968年加入英特尔，1987年任CEO，1997年任董事长。2016年3月21日，格鲁夫去世。
苹果新手机iPhoneSE发布、阿尔法狗李世石大战的新闻沸沸扬扬占据了美国主要科技媒体的头版，紧随着的是一条讣告——英特尔前CEO安迪·格鲁夫去世，影响整个硅谷的“偏执狂”离开了我们。
硅谷大咖纷纷表示对格鲁夫的崇敬。“硅谷有史以来最好的公司创始人，也许后无来者。”投资人安德里森更新了博客，以此悼念。微软创始人盖茨对格鲁夫崇拜无比：“我跟他站在一起总会被他的才华和愿景折服。”而格鲁夫最有名的追随者是乔布斯。乔布斯曾说，这是自己唯一愿意效劳的人。回到苹果前，他还特地打电话征询格鲁夫的意见。
让格鲁夫功成名就的是——亲手缔造了芯片巨人英特尔，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格鲁夫也是硅谷精神的开创者。有人说，乔布斯对产品的偏执“师从”格鲁夫，后者有句响当当的名言，“偏执的人才能生存”。历经纳粹阴影、右耳失聪、难民逃亡，还有英特尔无数次的灭顶之灾，格鲁夫一生充斥着恐惧。但他把这种恐惧转化成一种管理手段，影响了一代硅谷人。
逃离“最安静的首都”
多翻几张格鲁夫的照片你会发现，他总爱穿一身纯色高领衫。以硅谷的标准看，原来乔布斯只是个“拿来主义者”。2004年辞去公司职务后，格鲁夫再出现在公众面前，常常是去高校演讲。讲台上的他身材匀称，依旧是纯色高领衫，高仰着头，不时斜眼看下面的听众。
格鲁夫还有个身份标签，在美国生活半世纪，英语仍带着匈牙利语的味道。
匈牙利的首都、多瑙河畔的布达佩斯，格鲁夫的故乡就在这里。布达佩斯曾被誉为“世界上最安静的首都”，二战期间却步德国后尘，走上了纳粹法西斯道路。格鲁夫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少年生活笼罩在纳粹阴影下。他3岁时患上猩红热，为了治疗，耳后的骨头被凿开，捡回小命后，落下右耳失聪的终生残疾。
20岁时，格鲁夫终于逃出了匈牙利。在回忆录里，他描述了这段“难民史”。“二战刚刚结束，无数民众起义被镇压在枪口下，在这段民主混乱时期，20万匈牙利人逃到西方——我便是其中一个。”
格鲁夫还在回忆录里写道，此后再也没回过匈牙利。他感谢美国的自由土壤。他当年兜里揣着20美元到了美国，仅仅用了3年便自己学会英语，靠当服务员支付了学费，以第一名的成绩从纽约州立大学毕业。又过了3年，格鲁夫获得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工程学博士学位。
再后来格鲁夫认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伙伴诺伊斯和摩尔，著名的英特尔“三驾马车”——3位联合创始人。其实在英特尔之前，“三驾马车”就有了第一件创业作品，他们与其他5位工程师共同创建仙童半导体。这家公司在硅谷历史上地位举足轻重，被称为硅谷基石、工程师孵化器。上世纪80年代，硅谷70家半导体公司有一半员工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也是在仙童，格鲁夫有了脾气火爆、决不让步、坚毅好斗等伴随他一生的评价。1968年，仙童骨干们纷纷离职创业，诺伊斯和摩尔创立英特尔，邀请格鲁夫加入时，他毅然决定投身另一战场，成为英特尔第三名员工。
“偏执是因为恐惧和怀疑”
“三驾马车”如此分配角色：如果说诺伊斯是英特尔的灵魂，摩尔是心脏，那么格鲁夫就是公司的拳头。没有诺伊斯，英特尔不会是一家著名公司；没有摩尔，英特尔不会成为行业领袖；而没有格鲁夫，英特尔甚至都不会成为公司。
所以，在英特尔其他两位创始人性情温和的情况下，格鲁夫的雷厉风行就显得尤其重要。1976年上任首席运营官，他更彻底地表现出了强悍作风——从当时的芯片巨人摩托罗拉手里，抢下2500家客户。
担任CEO的10年，格鲁夫带领英特尔打了无数硬仗。最严峻的一次是1985年，公司险些被挤出市场。此前英特尔一直是生产存储器的公司。在所有人心目中，英特尔就等于存储器。但这时日本的存储器厂家日益壮大，他们靠提供低价格高质量的产品站稳脚跟。在这场价格战中，英特尔出现了大危机，1986年亏损1.7亿美元，随后两年，每天绕在格鲁夫耳边的都是裁员、减薪、关门。
有一天，格鲁夫和时任公司董事长摩尔谈论公司困境。他意志消沉地问：“如果我们下台，来了新总裁，他会怎么办？”摩尔犹豫了一下：“他会放弃存储器的生意。”“那我们为什么不自己动手？”格鲁夫决定赌一把——他相信依赖微处理器的PC市场终会崛起，来一次大变身吧。
格鲁夫赢了。英特尔突围成功，转型成一家微处理器公司，多年后几乎垄断了全球的微处理器市场。如今还如雷贯耳的奔腾，就是这场战役中的主打产品。
从这之后，“偏执狂”成了对格鲁夫最广为流传的评价。“偏执是怀疑和恐惧。”格鲁夫天生有一种无法摆脱的危机感，“这个世界说不定哪天偏要和你作对。产品没人买怎么办？公司倒了怎么办？”他为人称道的商业法则是，保持警觉，时刻为意料外的变化做准备，而面临转折危机，要像偏执狂一样，义无反顾地选择改变。
心里的刺柔软起来
人们也常把格鲁夫的管理风格和他的经历联系起来。格鲁夫是个暴君，他的苛刻近乎无情，比如在变革中，随时可能大手一挥、眼睛不眨地裁掉万名员工。
格鲁夫打造了英特尔的狼性文化，他要求每位员工战战兢兢拿出125%的工作效率，还会对犯错的女下属怒吼，“如果你是个男人，我早就打断了你的腿”。公司内部有一条规则，如果你没有明确的观点和足够充分的证据，那就千万不要出现在会议室。不过即便如此，同事仍会为他正名，“他只是为了找到最能解决问题的手段”。
格鲁夫也有柔软的一面。在家庭角色里，格鲁夫是温柔的丈夫和爸爸，来美国的第二年，他与伊娃相识，两人相爱厮守终老。他们的两个女儿，格鲁夫也甚是疼爱。而在英特尔，格鲁夫没有独立办公室，没有特殊停车位，这些亲民措施后来被脸谱等硅谷公司效仿。
30年前，摩尔提出一条被公认的定律：一美元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24个月翻一倍以上。定律揭示了信息技术进步飞速，现在想来，也预示着硅谷人的更新换代。如今，格鲁夫的离世让人猛地想起，有位传奇CEO书写了一部经典的移民发迹史，开创了为后人敬仰的硅谷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