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预期与小国挑战周边大国的策略选择——以菲、越两国南海制华政策(2009~2019)为例

来源 :当代亚太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Gwmgdemj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文章提出了后冷战时期战略预期导向下小国(主动)挑战周边大国策略选择的分析框架。战略预期有助于小国明确其挑战周边大国“源动力”的强弱,以及预判具备哪些必要条件才能相对成功地挑战周边大国。小国享有大国竞争赋予的重要战略空间,其面对的冲突性议题不是周边大国的战略重点,采取迫使和诱使周边大国保持战略克制的策略,这些对小国则至关重要。在多个小国挑战同一周边大国时,“源动力”相对强烈的小国,不同的战略预期将催生其差异明显的策略模式。根据大国竞争的强度与周边大国“求稳”偏好的水平,此类小国的战略预期可以依次分解为审慎战略预期、进取性战略预期和修正后战略预期;相应的策略选择为侧重温和软制衡或侧重强硬软制衡的对冲、侧重准硬制衡的对冲或硬制衡以及四种潜在的策略修正。菲律宾和越南2009~2019年南海制华政策的演变验证了这一逻辑。掌控南海敏感争议海域新的油气开发格局、积极应对司法化趋势并探索更加包容的争端解决方案,是中国深度塑造菲、越两国南海战略预期的重要着力点。
其他文献
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的不断蔓延,中国对外多形式、多层次的医疗援助与物资供应维护了众多国家的卫生安全.中美两国在维护全球卫生安全上显现出实力要素构成比例失调下的权力变更.由于中国在中低端医疗产业链上具有相对优势,其在抗疫过程中所展现的政府有效性更进一步放大了中国在维护全球公共安全领域的短期领先地位.在中美结构性冲突的大背景下,权力变更正在改变涉及核心利益"低阶政治"领域的权力可让渡性,并激发守成国(美国)采取一系列旨在维持自身优势的预防性行为,客观形成对崛起国(中国)的遏制.不同于传统的权力转移,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企业因政治风险而利益受损的事件时有发生。近来,由于中美竞争升级,华为在5G国际市场拓展的过程中,遭遇了美国联合盟友对其进行封锁的政治风险。然而,美国盟国在接收到美国要求禁用华为的指令后,却对华为5G表现出了禁用、倾向禁用、部分禁用、倾向不禁用或不禁用四种不同的态度。为解释美国盟国的差异性政策,文章引入联盟压力和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两个变量,构建了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框架。其中,联盟压力框定了国家决策范围,跨国公司本地嵌入水平则关系到国家对企业投资项目的成本与收益核算,
2017年6月,中印在洞朗地区发生边界对峙。中方在此次危机中始终保持了克制,并未通过武力方式解决边界危机。这与中国在1962年运用军事手段应对印度的挑衅截然不同。为何针对与同一个对象国出现的同类性质危机,中国的应对方式存在显著差异?文章认为,中国对陆上边界问题的处理方式,主要受到边界功能和决策者对威胁程度的认知这两个因素的影响。基于中国决策者对边界功能是政治与安全功能凸显还是经济功能优先,以及对对象国行为所带来的威胁认知高低程度不同的判断,将导致中国对边界问题采取四种应对方式:诉诸武力、展示决心(包括军事
特朗普政府的退约行为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于国际制度体系运转的广泛关注。退约本质上是为了协调国际制度的刚性承诺与国家的灵活性需求之间的紧张关系。长期以来,国际制度理论对退约的研究相对忽视和不足,尽管“制度困境论”“制度互动论”“制度收缩论”和“制度现实主义论”等学说提供了部分解释,但仍需要明确退约在现有国际制度研究谱系中的位置。究其原因,制度主义在研究设计中用“背叛”研究把退约排除在研究议程之外,而制度扩散长期掩盖了制度退出的影响。本质上,制度主义聚焦制度的形成和维持,是一种关注稳定大于变动的理论。为此,文章从
霸权护持是霸权国在霸权周期内的主要战略目标。通过考察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霸权护持的历史轨迹,可以看出,代理人战略是美国频频实践但仍缺乏深入研究的现象。代理人战略是一种国家不直接出面,而是借助安全与外交领域的代理人实现间接制衡目标的战略手段。明确对手且制定相应策略是美国大战略的重要特征,当前美国政府认定的霸权威胁来源包括战略竞争对手、地区反美国家及恐怖主义等。基于战略目标的不同,美国针对上述三种威胁所采取的代理人战略的类型亦存在差异,分别是国家代理人战略、复合代理人战略以及次国家代理人战略。美国寻找的代理人一般
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以经济合作制度为主的各类制度建设迅速发展,并嵌入到地区秩序中,这些制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历程,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从制度变迁理论的视角来看,地区制度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制度需求、制度构建和制度的维持与深化三个阶段,不同因素在各阶段发挥的作用不同。具体而言,在亚太地区,能力分配、制度共容性和霸权国对地区的战略关注度这三个变量对于地区经贸合作制度构建的成败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文章将后冷战时期的亚太制度变迁分为四个时期,通过考察各个时期内最具代表性的制度来检验上述理论假设。文章认为,当地区内大国
文章遵循历史脉络,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定义权力及其生产方式,将战争理解为权力博弈的一种手段,并考察随着权力及其生产方式的变化,大国获取权力和财富的渠道更为多元,战争的“投入—产出”比下降。文章认为,当政治权力意味着引领构建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经济权力意味着领导全球经济治理和解决发展问题,多边制度体系及其信誉与融资成为新的权力生产方式,战争就不再作为大国博弈的必要选项,多边制度框架下的博弈成为大国战争之外的新主题。遵循制度逻辑、维护制度信誉是大国获得发展融资和治理融资,进而保持权力可持续生产的理性更优
特朗普上台执政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了不少对于国际秩序颇具冲击性的做法,美国与国际规则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国际规则的广泛冲击是特朗普政府高度一致性的政策,其行为逻辑包括以“美国优先”为指导原则,改变原有的话语体系和“适当性逻辑”,不以盟友和对手作为政策区分的基本依据,强调获取明确可见的实际利益,在手段的使用上,通过广泛的极限施压等方式表现出与以往很大的不同。特朗普政府冲击国际规则体系的具体做法包括,对无益于美国的国际规则直接退出、对已经运行良好的协议进行再谈判、瘫痪已有国际组织的职能或降低其行动能力、
在国际体系变迁的背景下,东南亚三个主要的南海争端国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普遍采用对华对冲战略以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不确定性。但是,三国的对华对冲差异何以存在仍是个尚需进一步澄清的理论问题。在政治结构具有较高自主性的情况下,民族主义诉求强度以及国内政治权力结构变迁是影响三国对华对冲差异的主要因素,导致三国分别实施了对抗、均衡与合作三种不同类型的对冲。二者通过执政者的合法化战略影响对冲的实际演化,弱民族主义诉求推动争端国采取合作型对华对冲,但随着民族主义诉求增强且政治权力结构趋于集中化,争端国将采取均衡型对冲;
中美贸易摩擦是体系压力和美国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1980~2018年美国对外贸易争端数据的定量研究,文章采用面板负二项模型对中美两国间的制度距离、文化差异和相对实力差距的缩小等结构性变量,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等单元层次的中介变量、贸易和投资等渠道变量,对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进行了实证考察。研究认为,中美间军事、经济和科技实力差距的缩小即相对实力分布的变化会显著强化美国作为守成大国对中国作为崛起大国发起贸易摩擦的可能性;中美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制度距离和文化差异或价值观的不同也会显著影响中美两国间发生贸易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