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民，毛泽东的弟弟，1896年4月3日生，字咏莲，后改为润莲。毛泽民幼年只读了4年私塾，从小就在家务农，因受父亲的影响，他还能写会算。毛泽民1921年参加革命，192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随兄毛泽东到湘潭、湘乡开展农民运动，同年9月进入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随后辗转到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31年初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
　　1931年深秋，毛泽民负责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管理后勤事务。1931年11月7日，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开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
　　身处残酷战争环境的苏维埃共和国，经济补给极为困难，财政金融秩序混乱。因此，成立国家银行，统一财政，统一货币，刻不容缓。由谁来出任国家银行的行长呢？中央执行委员们最后达成共识：这个行长非毛泽民莫属！
　　巩固苏维埃金融，发展苏维埃经济
　　毛泽民虽读书不多，但从小就帮着父亲管家理财。自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便登上了开创红色经济的大舞台。在担任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和党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时，毛泽民已显示出很强的经营理财能力。
　　1932年3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瑞金叶坪村宣布成立，借用的是一家农民简易的两层土楼，工作人员算上行长毛泽民也只有5名。
　　在毛泽民的主持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很快就制定出来了。《章程》指出，国家银行的宗旨是“巩固苏维埃金融，帮助苏维埃经济发展”。
　　建行之初，毛泽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国家银行没有启动资金，其财政来源主要是战争中的缴获物资。每逢红军有重大作战行动，国家银行都会组织“没收征集委员会”，随部队到前方筹粮筹款。
　　红军创立初期，红军战士们对国民党的东西非常仇恨。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时，有的红军战士把缴获的国民党纸币全部烧掉。毛泽民注意到了这些缴获的物品，他说：“缴获国民党的东西，只要是能用的，我们都要利用。”
　　1932年毛泽东指挥的漳州战役大胜后，毛泽民也随军来到漳州。他走街串铺，找商人们谈话，宣传红军的政策，希望商人们与红军保持经常的贸易联系，互通有无。同时，国家银行在漳州城颁布了有关没收和征集的布告，宣称红军不没收商店，但可以要求商店老板捐款。这一政策受到漳州大小商户的拥护，他们纷纷捐款。这次出征，红军不仅得到大批军用物资，还筹得105万大洋的军费。
　　身为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管钱管物，权限很大，但他从来不搞一点特殊。即便哥哥毛泽东来视察工作，或者弟弟毛泽覃来看望他，招待的也是普通的伙食标准，有时仅是一杯开水。有的同志给他提意见：“毛行长，按家庭论，毛泽东同志是你的哥哥；可在中央苏区，他是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动用公家几个钱招待一下，是理所当然的。”毛泽民微笑着回答说：“公私分明是共产党人的品德，手足之情也应该‘君子之交淡如水’嘛！”
　　统一苏区货币，统一苏区财政
　　印刷发行苏区统一货币是国家银行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印刷纸币必须用坚韧耐磨的特殊纸张，这种纸张只能从白区进口，国民党对此严密封锁。毛泽民开始想办法自己造纸，他想起茶叶店包茶叶用的一种皮纸，又坚韧又耐磨，就向当地有造纸经验的工人和群众做调查。得知这种纸是用附近山上一种老树皮做原料的，他就立即组织人员上山采集树皮。
　　从白区购买油墨也很困难，毛泽民去请教吉安城“和茂钱庄”的老板。老板献计说，用土方法造出的油墨也很好用，就是将松膏烧成烟油，再调上熟桐油就可以了。毛泽民于是带领红军战士上山砍松木，取松膏，试制油墨。
　　1932年7月7日，国家银行正式发行统一的新纸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币券，又称“苏维埃国币”。纸币正面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的字样，还印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财政部长邓子恢和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的亲笔签字。
　　1933年初，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人进入中央苏区后，命令国家银行“开足马力”，多印票子，支援战争。
　　缺乏财政支持，滥印票子，必然导致国家银行纸币贬值。毛泽民虽然无力从根本上改变滥印票子的做法，但作为国家银行行长，他必须尽其所能，采取措施，维护国家银行货币的信誉。
　　1934年初，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一再失利，苏区财政每况愈下，纸币流通受阻，信誉严重降低。为此，毛泽民又一次亲临前线筹集物资，还请外贸总局组织货源。回到瑞金后，他指示金库拿出现洋，按1元苏区纸币换1元现洋的比价，进行公开兑换。告示贴出后，群众争相抢兑。两天过去了，眼看着银行库存的现洋所剩无几，大家都很担心，几次请示毛泽民是不是停止兑换。毛泽民态度坚决地说：“现在群众挟币势头正高，不能停兑！”
　　3天后，外贸总局从白区搞来一大批百货，各消费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布匹和食盐。国家银行又贴出告示：合作社出售的所有货物，只收苏币，不收现洋。群众纷纷争兑纸币，购买急需，一些暂时没有购物愿望的群众也来兑换纸币。结果，银行收回的现洋比兑换出去的还要多。
　　邓子恢十分钦佩毛泽民的理财能力，他曾回忆说：“他搞银行工作搞得很好，很出色……我1932年10月到瑞金，到了年底，苏区财政就统一了，这是泽民同志的一大功劳。”
　　想方设法搞生产，充实国家银行家底
　　为了充实国家银行的家底，毛泽民想方设法地搞生产，淘金、熬盐、炼铁、造纸、打造农具……
　　一天，红三军团某部的一名小通信员带着一砣乌黑的石头和一封信，来找毛泽民。毛泽民接过沉甸甸的石头，仔细地端详着。他打开信，信上说：“距我部驻地两里，有个叫铁山垅的地方产钨砂。红军到来之前，广东矿商在这里组织开采。据说，洋人的胃口大得很，有多少，他们收多少……”
　　“一担稻谷才卖2块大洋，一担钨砂却能卖8块大洋！”毛泽民兴奋不已。他立即动身，顶着腊月的寒风，匆匆赶往会昌县铁山垅(今属江西于都县)。一到矿区，他便挨家挨户地走访会挖钨砂的农民，进行调查了解。
　　赣南素有“钨都”之称，如此丰富的钨矿资源，可是苏区的聚宝盆呀！毛泽民说干就干，一下子动员了500多名工人，组成了5个挖砂中队。1932年1月中旬，铁山垅钨矿场成立，中华苏维埃第一个公营钨矿场正式开张，毛泽民兼第一任总经理。他扩大了3个矿场，把钨出口香港，1933年钨产量达1800吨，1934年产值达200多万元。从1932年初铁山垅钨矿开工，到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止，中央苏区共生产钨砂4193吨，出口总值达400多万元，增加了苏维埃共和国的财政收入，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
　　毛泽民还兼任没收征集委员会的领导，为筹粮、筹款，常常亲赴前线，随部队活动。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敌人对苏区加强经济封锁，财经状况很是困难，再加上坏人的造谣捣乱，纸币流通受阻，信誉严重降低。毛泽民很是着急，一次次地跑到前线筹集物资，还通知前线部队，把缴获没收的物资统统运回苏区合作社，然后指示金库拿出光洋、银圆，公开兑换苏区纸币。
　　在苏区与白区之间建立贸易“特区”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反革命“围剿”一再失败，便愈发加紧经济封锁，妄图从经济上把苏区围死、困死。敌人的经济封锁几乎断绝了苏区与白区之间的贸易往来，根据地生产的稻谷、豆子、茶油、木材、茶叶、烟叶等农产品和土特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苏区急需的食盐、棉花、布匹、煤油、西药等物资运不进来，严重地影响了苏区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红军的给养。
　　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民经济部下设的外贸总局号召苏区群众有组织地到白区进行买卖，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钨砂出口是苏区对外贸易的重头戏，毛泽民决定亲自出马，打通出口渠道。
　　当年，许多国民党军政要员都有自己的买卖。广东军阀陈济棠既炒黄金，又收钨砂。粤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李振球也曾经营过钨砂出口，为此还成立了“双田公司”。
　　毛泽民了解到，李振球的外甥是赣州城“广益昌”店的少老板，而赣州地下党员刘东门生经营的杂货店一直从“广益昌”进货，与“广益昌”的少老板很熟悉。他决定把牵线的任务交给刘东门生。
　　刘东门生机灵过人，很快便吊起“广益昌”少老板的胃口。陈济棠、李振球听说又有新的发财门道，立刻派亲信与红军进行秘密谈判。
　　后来，红军与粤军达成钨矿交易秘密协定：苏区急需的进口货物由李振球派人护送运入苏区后，苏区即运钨砂给“双田公司”。就这样，钨砂被源源不断地运出中央苏区，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食盐、布匹、棉花、西药、枪支、弹药、煤油、文具纸张等，还有白花花的银圆。
　　1933年5月，毛泽民兼任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1934年9月兼任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领导苏区银行、财政、贸易、工矿等经济工作，并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1936年2月，他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
　　毛泽民长期执掌财政大权，却廉洁奉公。他常说：不能乱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的，一定要勤俭节约。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化名周彬，与陈潭秋等同志到新疆做统战工作，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
　　1942年9月17日，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新疆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敌人对毛泽民等软硬兼施，严刑审讯，逼他招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搞“暴动”的所谓阴谋，逼他脱离共产党，说出共产党的组织。毛泽民等人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义正词严地回答：“决不脱离党，共产党员有他的气节”“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
　　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与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他仅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