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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曾筑室会稽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是集心学之大成者，他在前人的思想基础上，将儒释道三者融合，再加上自己的切身体验，最终构成了庞大的心学体系，从而把中国古代的唯心主义推向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境地，造就了中国思想史上少有的学术繁荣景况。
王阳明生活的时代，时局比较动荡，意识形态的状况也十分混乱。程朱理学发展到此时已经十分腐败，失去了教化人心的作用，许多人“知行”脱钩，只“知”不“行”或只“行”不“知”，僵死的、形式化的教条规范不了机诈多变、超然法外的人，伦理道德甚至成为一些人营私舞弊的工具和打击反对派的棍子。知识分子读书不求甚解，胸无大志，甚至寡廉鲜耻，丧失人格，腐朽的理学不可能造就出贤才，一些焦灼于现实的学者就开始注意吸收陆象山的心学，使早已衰微的陆象山心学有复燃之势。与此同时，佛教道教也深入人心，逐渐浸入儒学，一些儒家学者就很擅长用儒、道、佛混合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总的来说，在当时程朱理学已支撑不住局面，陆象山心学有复燃之势，其他思想如道家、道教、禅宗，以及这些思想与儒家思想从不同侧面，以不同程度产生的复合品在知识分子中流传不息，三教合一已成趋势，不过由于它们不能用世或用世不全面，不能帮助统治者解决社会矛盾，加上自身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所以还不足以动摇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从主观上看，阳明心学是为了挽救明王朝的社会危机，也是为了改革由于朱学的僵化而造成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弊端，它是在批斗程朱理学的基础上产生的，深受当时各种学说的影响，这由王阳明本人的思想历程可见一斑。
王阳明的思想历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公元１４７２年到公元１５０５年，这是王阳明的青少年时期，他学无定知，涉猎多方；后期从公元１５０６年到公元１５２８年，这是集心学之大成的时期，也是王阳明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的重要时期。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个时期他多次镇压农民起义，并平定宁王叛乱，之后又与嫉妒他的皇帝、宦官、奸臣周旋，屡次化险为夷，他认为这正是得益于他的心学，“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年谱》正德十六年，《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黄宗羲把这两个时期概括为“三变”：
先生（王阳明）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第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明儒学案》卷十）
阳明心学属于儒学体系，但由于其吸收了许多其他宗教的东西，有不少偏离正统儒学之处，在当时被人们称为“阳明禅”，一直以来还有很多人批评心学为“阳儒阴释”，其实阳明心学是实实在在地深入到骨子里的儒学。王阳明讲心、讲性、讲良知、讲修齐治平、讲万物一体等，就多得之于传统儒学的基本概念；同时，阳明心学还深刻体现了儒学思想，与以往的儒学一样，自觉地从建立伦理秩序和培植理想人格的角度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与纲常礼法，其对世界的价值判断、对主体的内在要求等具体内容完全来自传统儒学，并对之做了合乎逻辑的发展。
第一，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不同，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但“心即理”的学说是王阳明针对朱熹以“心”、“理”为二的弊端而提出的，对程朱理学有所批判有所吸收，两者在世界观上是相通的。所谓“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指的是封建伦理道德之“理”，“物”除了指客观事物外，还指人们的事亲、事君等封建道德伦理行为，他说：
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书诸阳卷（甲申）》，《王文成公全书》卷八）
他把“理”规定为忠、孝、信的封建道德，把“物”规定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封建伦理行为，甚至直接把“理”规定为“礼”，发于外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足见其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制度的实质。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具有很重要的世界观意义，撇开以“心”为本体不看，阳明心学的思想内容与传统儒学没有什么区别，两者都认为世界是存在道德法则的世界，所谓君臣、父子、夫妇秩序井然，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伦理的世界。心学的“万物一体”，正是强调世界所固有的这种伦理秩序，使万物各得其所。在这个伦理世界的基础上，王阳明同样持积极入世的态度，追求封建统治阶级理想的和谐社会状态，因此阳明心学的世界观与传统儒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第二，阳明心学对个体修养的要求也是与儒学相通的。儒家的最高理想是“成圣”，心学的最高追求也是“成圣”。王阳明有着笃厚的儒学修养，一心想做儒家的圣人，他把自己所遭的厄运比喻为圣人当年所遭的厄运，将自己的处境圣人化，将客观之物伦理化、儒学化，一点一滴无不以圣人思想为标准。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良知”即是“圣”：
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书魏师孟卷》，《王文成公全书》卷八）
而“良知”实质上仍是指封建伦理和封建道德：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王文成公全书》卷二）
因此，王阳明心学追求“成圣”，仍然以封建伦理道德作为准则。其圣人观虽与传统儒学有些差别，但究其根本，阳明心学仍继承了传统儒学的道德修养理想和准则。
此外，佛学思想对于儒学的渗透是阳明心学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禅学思想对于心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尤为深刻。王阳明早年曾徘徊于佛老之学，其学说吸收借鉴了许多佛家的思想和修养方法，在《传习录》的记载中，经常出现他以佛家的公案公理来阐明心学的例证。自古以来人们就评价阳明心学为近禅、似禅、带有禅味，其禅味主要体现在本体论和方法论当中。
在本体论上的相通
禅宗是绝对唯心主义的，以心为本体，认为“自心是佛”，人心不仅具有佛性，是成佛的依据，而且人心也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本源，佛在本心，道、法、智亦在本心，世界的一切均在本心。王阳明吸取了禅宗这一思想，阳明心学以心为本体，心是天地万物的最高本体，所谓“心外无物”，他用著名的观花之喻解释：
先生（王阳明）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二）
心不仅产生万物，也产生万物之理，他强调了事物的法则并不在主体的意识之外，而是在人的心中，心就是事物的法则，“心外无理”：
天下宁有心外之性，宁有性外之理乎，宁有理外之心乎？（《书诸阳卷（甲申）》，《王文成公全书》卷八）
在方法论上的相通
禅宗讲究“直观”、“顿悟”，认为佛性本自清明，众生的糊涂全在于世间的烦恼，人心妄念遮蔽了真如本性，只要除去妄念，自识本心，直见本性，言下便悟，即可顿然成佛，即“明心见性”，而阳明心学也反对循序渐进的格物方法，“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主张以发明本心或“致良知”作为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这同样是一种直觉的认识方法。一个人只要能“致良知”，就能成圣，所以要做的就是“致良知”，而不是努力获取知识才能，一切认识与知识均在良知中，而获取良知的方法就是“格心”，“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这种直觉的方式确实简便直接，与禅宗的“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是何其相似。
从所起的历史作用来看，阳明心学冲破了宋明理学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朱熹和陆象山的纷争，使儒释道达到了最高水平的融合，然而也正是由于王阳明对传统儒学的改造，使其有了荡轶礼法、蔑视伦常的一面，成为后来进步思想家用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武器，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异端思想的启蒙。实际上，阳明心学并没有起到挽救明王朝社会危机的作用，它的出现只是代表了宋明理学的破坏和解体。
（作者单位：衡水学院中文系）
编校：张红玲
王阳明生活的时代，时局比较动荡，意识形态的状况也十分混乱。程朱理学发展到此时已经十分腐败，失去了教化人心的作用，许多人“知行”脱钩，只“知”不“行”或只“行”不“知”，僵死的、形式化的教条规范不了机诈多变、超然法外的人，伦理道德甚至成为一些人营私舞弊的工具和打击反对派的棍子。知识分子读书不求甚解，胸无大志，甚至寡廉鲜耻，丧失人格，腐朽的理学不可能造就出贤才，一些焦灼于现实的学者就开始注意吸收陆象山的心学，使早已衰微的陆象山心学有复燃之势。与此同时，佛教道教也深入人心，逐渐浸入儒学，一些儒家学者就很擅长用儒、道、佛混合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总的来说，在当时程朱理学已支撑不住局面，陆象山心学有复燃之势，其他思想如道家、道教、禅宗，以及这些思想与儒家思想从不同侧面，以不同程度产生的复合品在知识分子中流传不息，三教合一已成趋势，不过由于它们不能用世或用世不全面，不能帮助统治者解决社会矛盾，加上自身没有形成比较完善的体系，所以还不足以动摇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从主观上看，阳明心学是为了挽救明王朝的社会危机，也是为了改革由于朱学的僵化而造成的社会政治、思想的弊端，它是在批斗程朱理学的基础上产生的，深受当时各种学说的影响，这由王阳明本人的思想历程可见一斑。
王阳明的思想历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从公元１４７２年到公元１５０５年，这是王阳明的青少年时期，他学无定知，涉猎多方；后期从公元１５０６年到公元１５２８年，这是集心学之大成的时期，也是王阳明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的重要时期。值得强调的是，在这个时期他多次镇压农民起义，并平定宁王叛乱，之后又与嫉妒他的皇帝、宦官、奸臣周旋，屡次化险为夷，他认为这正是得益于他的心学，“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之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年谱》正德十六年，《王文成公全书》卷三十二）。黄宗羲把这两个时期概括为“三变”：
先生（王阳明）之学，始泛滥于词章，继而遍读考亭（朱熹）之书，循序格物，顾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无所得入，于是出入于佛、老者久之。及至居第处困，动心忍性，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学凡三变而始得其门。（《明儒学案》卷十）
阳明心学属于儒学体系，但由于其吸收了许多其他宗教的东西，有不少偏离正统儒学之处，在当时被人们称为“阳明禅”，一直以来还有很多人批评心学为“阳儒阴释”，其实阳明心学是实实在在地深入到骨子里的儒学。王阳明讲心、讲性、讲良知、讲修齐治平、讲万物一体等，就多得之于传统儒学的基本概念；同时，阳明心学还深刻体现了儒学思想，与以往的儒学一样，自觉地从建立伦理秩序和培植理想人格的角度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与纲常礼法，其对世界的价值判断、对主体的内在要求等具体内容完全来自传统儒学，并对之做了合乎逻辑的发展。
第一，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不同，属于主观唯心主义，但“心即理”的学说是王阳明针对朱熹以“心”、“理”为二的弊端而提出的，对程朱理学有所批判有所吸收，两者在世界观上是相通的。所谓“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理”指的是封建伦理道德之“理”，“物”除了指客观事物外，还指人们的事亲、事君等封建道德伦理行为，他说：
理也者，心之条理也。是理也，发之于亲则为孝，发之于君则为忠；发之于朋友则为信。（《书诸阳卷（甲申）》，《王文成公全书》卷八）
他把“理”规定为忠、孝、信的封建道德，把“物”规定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封建伦理行为，甚至直接把“理”规定为“礼”，发于外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足见其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制度的实质。他的“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具有很重要的世界观意义，撇开以“心”为本体不看，阳明心学的思想内容与传统儒学没有什么区别，两者都认为世界是存在道德法则的世界，所谓君臣、父子、夫妇秩序井然，整个世界就是一个伦理的世界。心学的“万物一体”，正是强调世界所固有的这种伦理秩序，使万物各得其所。在这个伦理世界的基础上，王阳明同样持积极入世的态度，追求封建统治阶级理想的和谐社会状态，因此阳明心学的世界观与传统儒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第二，阳明心学对个体修养的要求也是与儒学相通的。儒家的最高理想是“成圣”，心学的最高追求也是“成圣”。王阳明有着笃厚的儒学修养，一心想做儒家的圣人，他把自己所遭的厄运比喻为圣人当年所遭的厄运，将自己的处境圣人化，将客观之物伦理化、儒学化，一点一滴无不以圣人思想为标准。在王阳明的心学体系中，“良知”即是“圣”：
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书魏师孟卷》，《王文成公全书》卷八）
而“良知”实质上仍是指封建伦理和封建道德：
盖良知只是一个天理自然明觉发见处，只是一个真诚恻怛，便是他本体。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怛以事亲，便是孝；致此真诚恻怛以从兄，便是弟；致此真诚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王文成公全书》卷二）
因此，王阳明心学追求“成圣”，仍然以封建伦理道德作为准则。其圣人观虽与传统儒学有些差别，但究其根本，阳明心学仍继承了传统儒学的道德修养理想和准则。
此外，佛学思想对于儒学的渗透是阳明心学得以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中禅学思想对于心学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尤为深刻。王阳明早年曾徘徊于佛老之学，其学说吸收借鉴了许多佛家的思想和修养方法，在《传习录》的记载中，经常出现他以佛家的公案公理来阐明心学的例证。自古以来人们就评价阳明心学为近禅、似禅、带有禅味，其禅味主要体现在本体论和方法论当中。
在本体论上的相通
禅宗是绝对唯心主义的，以心为本体，认为“自心是佛”，人心不仅具有佛性，是成佛的依据，而且人心也是宇宙万事万物的本源，佛在本心，道、法、智亦在本心，世界的一切均在本心。王阳明吸取了禅宗这一思想，阳明心学以心为本体，心是天地万物的最高本体，所谓“心外无物”，他用著名的观花之喻解释：
先生（王阳明）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二）
心不仅产生万物，也产生万物之理，他强调了事物的法则并不在主体的意识之外，而是在人的心中，心就是事物的法则，“心外无理”：
天下宁有心外之性，宁有性外之理乎，宁有理外之心乎？（《书诸阳卷（甲申）》，《王文成公全书》卷八）
在方法论上的相通
禅宗讲究“直观”、“顿悟”，认为佛性本自清明，众生的糊涂全在于世间的烦恼，人心妄念遮蔽了真如本性，只要除去妄念，自识本心，直见本性，言下便悟，即可顿然成佛，即“明心见性”，而阳明心学也反对循序渐进的格物方法，“纵格得草木来，如何反来诚得自家意？”（《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主张以发明本心或“致良知”作为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这同样是一种直觉的认识方法。一个人只要能“致良知”，就能成圣，所以要做的就是“致良知”，而不是努力获取知识才能，一切认识与知识均在良知中，而获取良知的方法就是“格心”，“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王文成公全书》卷三），这种直觉的方式确实简便直接，与禅宗的“明心见性”、“顿悟成佛”是何其相似。
从所起的历史作用来看，阳明心学冲破了宋明理学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朱熹和陆象山的纷争，使儒释道达到了最高水平的融合，然而也正是由于王阳明对传统儒学的改造，使其有了荡轶礼法、蔑视伦常的一面，成为后来进步思想家用以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武器，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异端思想的启蒙。实际上，阳明心学并没有起到挽救明王朝社会危机的作用，它的出现只是代表了宋明理学的破坏和解体。
（作者单位：衡水学院中文系）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