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晚明的风雨飘摇和思想激荡当中，大多文人都向往隐逸生活，乐于参禅学道，追求身心自由。但受到身世经历、个人性格等条件的影响，每人的思想倾向与处世态度各不相同。身为公安派副将的江盈科，选择了东方朔作为自己的精神楷模。查江氏诗文，东方朔的出现频率极高。东方朔是一位形象多面、层次丰富的名士。《汉书》称他为“滑稽之雄”，其人“应谐似优，不穷似智，正谏似直，秽德似隐”。这些正与江盈科“吏隐”的处世态度相合，相隔数百年的两人由此奏出了一段奇妙的和弦。
　　一
　　江盈科（1553—1605），字进之，湖南桃源人，明万历二十年进士，历任长洲县令、户部员外郎、大理寺正，卒于四川提学副使任上。他在诗文中常常将吏隐与东方朔并提。如“就此堪栖隐，但容曼倩知”；“婆娑吏隐谁能解？千古惟输曼倩知”；“大隐不妨朝市里，还期曼倩在承明”等。这一联系并非毫无来由。虽然东方朔没有明确提出“吏隐”一词，实际上却已对这一概念有明确阐释：“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汉书》评东方朔“正谏似直，秽德似隐”，正是其兼“吏”“隐”于一身的写照。怀着同样心态的江盈科，笔下亦处处流露出同样的情绪。
　　“朔虽诙笑，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无所为曲”。东方朔一直怀着极高的政治抱负。《汉书》中记载了数件东方朔劝谏武帝事，如劝阻武帝修筑上林苑，反对馆陶公主之男宠董偃入宫。在这些事情上，东方朔并不是采用戏谑出格的方式来讽谏，而是单刀直入地表示反对，并且引经据典，以逻辑严密的论证来说服皇帝。作为官员的江盈科，同样时刻怀着一颗关注家国、悲悯苍生的心。江氏有数量可观的以国家大事为主题的论说文，均讨论国家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及治国方略，如赋税问题、立嗣问题、内外战乱问题等。在家庭出身与为官责任的双重作用下，江盈科亦十分关注百姓疾苦。府志中所载的江盈科传记往往突出他体恤民情的一面，如倾囊解救因失金而欲投水的人，征收赋税时常对百姓放宽要求等等，他的诗歌中也有大量哀民生之多艰的作品。遵守上司要求和关怀百姓同是官员的职责，但这二者之间常常发生冲突。晚明时赋税沉重，长洲富庶之地尤甚。如遵上级要求，则要苛责百姓，甚至断其生路；如要保护百姓，则不能按时足量完成税收任务。这一难以调和的矛盾成为江盈科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万历二十六年，江盈科报迁吏部主事，但很快改迁为大理寺正。大理寺正主管刑狱，压力更大，这使得江盈科坚定了由“吏”入“隐”的道路。
　　东方朔最为知名的《答客难》、《非有先生论》二文，均述士人处世之道，其中不乏对隐者的描述。东方朔因为诙谐善谑且执韩非、商鞅之语而不得重用，于是作《答客难》自我排解。谓因时势不同，士人的生存状态亦不同，在“太平盛世”中，士人当返修自身，“今世之处士，魁然无徒，廓然独居，上观许由，下察接舆，计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与义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东方朔年轻应诏之时意气风发，踌躇满志，颇有恃才放旷之意。但随着时间推移，他非但没有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反而被视为俳优之流，无奈选择了陆沉。这种隐于庙堂的处世方式在后世一直绵绵不绝，成为许多士人共同的精神追求。江盈科向往与东方朔一样的“吏隐”，但他的经历与东方朔不同，求“隐”并非因为怀才不遇，而是因为力不从心。他在与友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及自己令长洲乃是以绵薄之才当巨邑，因而疲于奔命以致形容枯槁，字里行间很难看出多少加官晋爵的强烈愿望。繁杂的公事牢牢束缚着江盈科的身心，使他无法舒展自己的天然性情。然而家族责任又令他无法逃离官场，于是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吏隐”一途。如果说东方朔选择“吏隐”是大志难申、委曲求全的消极选择，那么江盈科的“吏隐”某种程度上是自主的积极追求。他不仅在与友人的书信中毫不掩饰地透露出对于能够掌控自身、脱离官场、优游山水之生活状态的艳羡，诗歌中也多次表露出对脱离尘俗的向往。如：“暂时抛吏牍，小隐向官衙。”“葛洪余道味，叶令薄官衙。便拟拾瑶草，宁能待鬓华？青牛从此跨，共尔出流沙。”“闲曹吏隐觉非凡，门不关封印不缄。懒病自来无药疗，贫根何处着锄芟？”既然此身非我所有，那么就转而寻求内心的平和自在，向释、道二家寻求解决：“从今登觉路，无喜亦无嗔。”“客中滋味薄，转觉道心甜。”“门绝俗流惟道侣，官无家累有余粮。”江盈科对佛、道思想有积极吸纳，并以之作为解决人生困境的有力武器。相较于对待佛家的谨慎，江盈科更为欣赏道家。他的诗文中毫不掩饰对于道家神仙生活的向往。而东方朔的形象随着正史与野史杂录中的不断演绎，倾向于道家与道教的一方面被逐渐突出，如将东方朔视为“岁星精”，乃神仙下界，且有他上天宫为汉武帝求取长生之药、窃取王母仙桃等传说流行。东方朔形象的道教化、神仙化正合江盈科之意，“仙”对他来说即是“隐”的最高境界。当然，江盈科所期望的成“仙”非道教之飞升，而是达到神仙之自适的状态。
　　二
　　东方朔的诙谐幽默和狂放不羁，乃是他实现避世金马门的具体手段。幽默诙谐既可讽谏君主，又可自我排遣；狂放不羁既能彰显个性，亦能躲灾避祸。江盈科身处“吏”带来的矛盾漩涡中，向“外家”寻求解脱，自然而然在处世方式上表现出与东方朔相类似处，最为突出的便是其幽默诙谐的性格和对“神仙”式生活的向往。《汉书》云：“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浮浅，行于众庶，童儿牧竖莫不炫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著之朔，故详录焉。”可见东方朔在民间的形象定位。东方朔的诙谐幽默是性格使然，也是避祸保身的一种方式。江盈科没有处在伴君如伴虎的位置上，他的诙谐显然并不是为了避祸，而是为了挣脱“吏”带来的拘束，释放自己的性情。公安派成员乃至与其相交的文人中，机智幽默的并不仅江氏一人，唯江氏对笑话谜语这类“小道”特别偏爱。
　　东方朔机智背后重要的支撑是他广泛而渊博的知识积累。江盈科虽不及东方朔那样无所不知，却也兴趣广泛。试看江氏作品，不但有各类诗文集，还有医学方面的文章（《疽方引》、《幼科大成引》），内容广博的杂录（《刘子威杂俎序》），征引广泛的解经之作（《经言枝指序》），星象形家之作（《相地经序》）以及笑话集（《耳谭引》、《笑林引》）等。江氏自谓素喜读书，“然少困樵牧，壮苦簿领”，自恨不能阅尽天下书，故此喜爱内容丰富、视野广大的作品，尤其是“耳目不经、奇伟绝特之事，间或揣理必无、涉世偶有者”。至于新奇、有趣、可一浇胸中块垒的笑话奇谈，既能宣泄情感，又可有补于世，亦不可偏废。江盈科对各类知识的渴求和追求新奇不避俚俗的态度正是其集“吏”“隐”于一身的表现。在各类“外家之语”当中，江盈科最偏爱的当属笑话、趣闻一类。江氏文集中这类作品集中创作、整理于万历二十八年，即江盈科任大理寺正期间，也正是他从长洲令的繁杂事务中脱身担任闲散职务的时候。“隐”的条件达成，江盈科便不再满足于阅读他人的作品，开始亲力亲为整理创作自己所喜爱的驳杂而有趣的作品。“谐史编成谋发刻，劈头自注冷官衔”。“自怜性格成书癖，人道诙谐是笑痴。随分长林栖卧羽，更无心绪拣高枝”。在被转官的消沉情况下选择编辑笑话，更多是自我排遣与安慰，向诙谐当中求脱俗隐逸的情怀。
　　万历二十六年的改官是江盈科仕途上的一次挫折。经此打击，他的官场进取之心几乎彻底淡漠了，所谓“无心更与时贤竞，散发聊便卧上皇”。所幸大理寺正这样的闲职为他提供了实现“吏隐”理想的某些客观条件，如有足够的空闲时间让他可以舒展身心，畅遂生机。在失落的情绪和充裕的闲暇双重作用下，江盈科选择将“闲懒”作为吏隐的最佳状态。“闲”带来的“懒”在他看来已是超越佛、道的人生之最高境界：“诗从练后添生意，心入闲中似死灰。种种世魔降欲尽，不需面壁见如来。”“晴窗自理悟真篇，但觉参同事杳然……但是花开流水处，行吟坐啸即神仙。”“面壁”乃是达摩苦修典故，《悟真篇》与《周易参同契》均为道教内丹修炼典籍。这些煞费苦心的修行之法在他看来都不如内心沉静、无拘无碍的生活状态来得更好。看淡官场起伏，自在地行吟坐啸便是神仙。江氏诗文中的“闲”与“懒”往往与“吏隐”相伴出现。如“官闲尘事少，吏隐胜情孤”。“倦后从欹枕，闲来任索居。齁声惊壁虎，谭沫溅书鱼。老遣需来报，穷留骨未除。自怜如曼倩，谐谑送居诸”。“卸带腰相贺，加冠首欲逃。垢常停洗沐，痒亦忍爬搔。坐久嫌溲急，睡来愁梦劳。自知成懒癖，中散正吾曹”。闲懒是身体自由放松的状态，亦是能够自由支配自身的状态。与公事缠身、疲于奔命的生活相反，这才是方外的生活方式，是他理想的神仙境界。
　　东方朔是个层次丰富的人物。他既符合儒家忠臣直谏的要求，又行事张狂似方外之士；诙谐调笑近于弄臣，道教传说则将他列为真仙。这样一个性格多面、身份复杂的人物，正是江盈科身世经历与性格之间多重矛盾的写照。东方朔之避世金马门是“吏隐”的最佳诠释：一方面积极参与国政，直言切谏；一方面个性张扬而又狂狷似隐。江盈科本人性好诙谐，向往神仙式的无拘无束，又与东方朔的狂诞不羁和幽默滑稽契合。宦海浮沉身不由己，欲求“乐”而难离庙堂，唯有吏隐一途是最佳解决之道。“闲思曼倩安身处，混沌中间是乐场”二句，恰是江盈科处世心态的最佳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