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清晨外出吃早餐，偶遇一位80多岁的老者，坐在我对面开口了：“我是个老球迷，从解放前就看球，真没见过场上裁判跟球队较劲的。我们是看精彩球赛来的，你裁判也是为球队服务的，人品比权力更有威力，良心比黄金更有价值。”老球迷的一番感慨让我陷入沉思。是啊，强者总是会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弱者才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
　　裁判的工作之所以没做好，是足球这个项目的整体风气在价值观上不行。比赛中，很多人低估了人格的力量，他们好像永远不知道，人格是由内在的价值观构成的。我作为嘉宾参与天津电视台的《智评裁判》节目两年多了，中超联赛几乎每轮都会出现错判漏判。从曾经多年从事的裁判工作出发，我感觉这样的判罚的确愧对球迷，也让中国足球大煞风景。
　　2020年中超联赛开始后，上海绿地申花、深圳佳兆业就裁判员的判罚向中国足协提出上诉。第五轮山东鲁能对阵深圳佳兆业的比赛中，裁判错给段刘愚黄牌，对郜林本应直接出示红牌但降格判罚，山东鲁能赛后对此提出异议。在足球圈以及球迷中，一些颇具争议的判罚引发了广泛讨论。
　　客观地讲，本赛季围绕点球的判罚、红黄牌的使用、净比赛时间的减少、视频辅助判罚等问题，裁判工作一直是争论的要点。

谈谈点球的判罚

　　中超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每轮比赛都出现点球的争议判罚。第三轮北京中赫国安与天津泰达的比赛中，泰达队前场进攻，边路传中，国安队员王刚上前堵截，他的手臂扩大了防守范围，破坏了攻方有希望的得分机会，裁判员没有判罚点球。这个战例与广州富力对阵广州恒大淘宝比赛中的点球判罚类似，那一场守方通过扩张手臂将球挡出，主裁判判罚了点球。同一个联赛当中裁判员判罚尺度不统一，不能服众。
　　同样在第三轮，青岛黄海与上海上港一战，上港队14号李圣龙在没有控制球权的情况下，用右腿阻挡对方踢球，有一个隐蔽的犯规动作。这是一次攻方的犯规，裁判员却反判上港罚点球。
　　第四轮大连人队与上海申花比赛中，在争夺反弹球的一瞬间，申花队7号钱杰给向前拦截紧逼，双方形成身体接触。大连队9号龙东顺势倒地，裁判判罚点球。出乎人们意料，这一明显靠演技和假摔获取利益的行为以及裁判员的错判得到中国足协评议组认可，于是，不少球队纷纷效仿。
　　裁判员识别犯规动作的一瞬间，首先考虑的是运动员的目的和企图，对这一点，有过足球运动经历的裁判员更易于判断。在第五轮上海申花对阵江苏苏宁易购的下半场最后时刻，申花队于汉超带球突入禁区，苏宁队李昂左腿滑铲后，右腿有附加动作，将于汉超踢倒，主裁判漏判了点球及黄牌。
　　据不完全统计，前五轮比赛的20次点球判罚，出现6次错判、6次漏判，错判与漏判之和超过了正确判罚。

关于红黄牌的使用

　　开赛以来，裁判员使用红黄牌的勇气有所提升，对制止球场暴力行为起到一定效果。
　　深圳佳兆业对阵河南建业的比赛中，双方争高空球，深圳队员有意针对对方身体严重犯规。在重庆当代对阵青岛黄海的比赛中，青岛球员直接蹬到了对方外援阿德里安的腹部。对这几个可能给对方带来伤害的严重犯规，裁判员果断出示红牌，体现了对足球场上发生的暴力行为和严重犯规零容忍。
　　然而，山东鲁能与深圳佳兆业的比赛也出现了裁判识别犯规的失误，导致黄牌张冠李戴。此时，视频助理裁判没有及时提示主裁判黄牌给错了人，招致山东鲁能队赛后的上诉。
　　在已进行的40场比赛中，裁判员共出示红牌7张，只有2张有争议，但漏判2张。总体看，红黄牌使用是合理的。

越位判罚趋于合理

　　前几轮比赛错判越位的实例不多，几次越位进球都被视频助理裁判纠正过来，相比上赛季，判罚的准确性有所提高。
　　但是在第五轮广州富力对大连人的比赛中，开场后不久，广州富力后场传球，扎哈维处于本方半场启动，单刀直入将球打进。这是一个世界级前锋利用规则、快速启动把握机会的好球，但是，视频助理裁判此时竟然提示越位在先。判罚越位的基本原则第一条是接球队员处在对方半场，中线属于双方共用区域，脚踩中线应视为球员还在本方半场。这样的错判越位，体现出场上的主裁判和助理裁判不够自信，在原本判罚正确的情况下被视频裁判干扰，出现误判贻笑大方。

过度依赖视频判罚

　　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主席皮耶路易吉·科利納认为：“如果足球竞赛规则中写有某些条款，那么它就必须在任何地方得以执行。显而易见，全世界都应该以相同的方式应用视频技术。”

　　就目前执法中超的裁判员而言，很多人的水平难以胜任这种高速、激烈对抗的赛事，判罚基本功欠扎实，对影响得失分的判罚缺乏自信，跑动不到位，选不准最佳的观察角度，需要由大赛经验丰富的裁判员担任视频助理裁判，才能帮助执法团队提高判罚的准确性。反之，裁判很可能对比赛起到负面影响。本文第三部分讲到的战例，就是VAR干扰比赛判罚，给本就脆弱的主裁判和助理裁判的自信心倒推一把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