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届民族史学科建设联席会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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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1日,由中国民族史学会倡导并主办,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民族学与历史学学院)承办的“首届民族史学科建设联席会议”在昆明召开。此次会议主题为“新时代中国民族史学科的创新发展与‘三大体系’建设”。围绕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民族史研究如何克服挑战并创新发展,加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等民族史学界面临的共同议题,来自全国40余名各高校、科研院所,在民族史研究领域颇有成就的学者积极与会,就民族史学科建设、民族史研究方法、民族史教学等,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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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文部到北周先世传说层累过程,体现了北周统治者为建构自身正统性做出的一系列努力。其不仅模仿《魏书·序纪》编纂了宇文氏的先世传说,同时亦将十六国时代有关宇文部政权的文本一并进行修改,使得北周政权的合法性得以解释。契丹建国之初同样利用了拓跋传说故事解释自身政权正统性问题。北魏及其之后的北族王朝大多面临中原、草原双重正统性的建构,北周与契丹亦从这两个向度使得自身法统得以完备。
清代内外扎萨克蒙古十个盟会的名称是以其会盟地点命名的。清初各盟会的会盟地点未固定,亦无盟名。康熙年间会盟地点固定下来,随之以会盟地点的名称作为盟会的名称,盟会名称逐渐固定下来。内扎萨克六个盟会的名称于康熙四十五年(1706)或四十九年全部固定。至雍正六年(1728)内外扎萨克十盟会的名称全部固定。但是,喀尔喀四盟会因为雍正七年爆发的清朝与准噶尔的战争,其西部三盟游牧地东移,乾隆五年重返故地后会盟地发生变化,至乾隆十二年(1747)新会盟地点固定。同年清廷给内外蒙古十盟会盟长颁发印信,印文中以会盟地作为盟名
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华琛从中国东南沿海区域民间宗教仪式研究经验出发,提出神明“标准化”与仪式“正统行为”命题,从形式、内容两分的视角,建构了一种从民间宗教仪式在地理解中国文化统一性的理论框架。在本文中,笔者考察了广西左江上游地区民间宗教仪式专家与仪式传统,发现民间宗教仪式经由不同仪式传统层叠而成,其中包括地方“底层”的传统,区域政治体的传统以及王朝国家的传统;在仪式的层级与体系里存在着一统性力量,王朝国家的传统起着法力传递与身份认证的关键作用。“层叠统合”是中国文化统一性的一种在地表现形式,构成
人权是历史与发展的统一。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都为人权事业的发展提供了不同助力。新疆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护和促进新疆各族妇女儿童权利是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重要部分。本文通过回顾梳理新疆各族妇女儿童权利保护的制度框架和发展战略,围绕保护新疆各族妇女、儿童的生存权与促进新疆各族妇女、儿童的发展权这一中心任务,指出了全面维护和促进新疆各族妇女儿童权利的思路。
弗雷德里克·巴特作为一位有着深厚功力的田野工作者,对田野工作的性质和方法论有着独特的见解。田野于他不仅是收集资料的场域,而且还是验证各种定说和相关假设的场所。在研究取向上,巴特与同时代的人类学家有着很大的不同。与当时强调社会结构或者文化整体运作的人类学常规范式不同,巴特关注的是个人的实践和选择,即个人如何谋求行动最大化。他承认规范与常规约束以及结构的存在,人们也受到这些制度的限制,但他相信,社会动力来自社会中的个体。结构对个体的限制是存在的,但社会成员懂得如何在规范和约束当中做出选择,尽管这些选择必须受到
本文以柬埔寨华人族群身份的判定标准“社团”为线索,提出华人社会“精英”的分析概念,探寻在柬埔寨政治经济体制和权力变迁过程中,华人社会精英群体的阶层身份所面对的挑战与适应,以及其族群身份认同的表达与应对。在华侨华人研究的“建构论”,尤其是“经济决定论”的基础上,本文将知识分子作为与华商并置的精英阶层,并进一步提出,在海外华人社会中,存在以实利为导向的跨国主义和以文化为标准的等级主义这两种不同的观念体系。这两者既构成海外华人社会内部阶层与族群身份的张力,也是理解海外华人社会变迁与文化适应的基础。
选择唐朝语境下是云偘、贺拔亮家族自北而南的转迁,吐谷浑王族自西向东进入朝廷辖内的变化,粟特人东迁内地的辗转反复这三条线索,以个案为例,该文论述了这些外来者步入汉地后其族属文化与认同发生的转型。高车族属的是云偘、贺拔亮家族将自身命运寄托拓跋政权之后,随其南下以仕职朝廷而“飞黄腾达”,又与汉地士族联姻改变了旧属文化。因吐蕃东向扩张亡国的吐谷浑王族投向唐廷后,以外族王属身份被纳入唐廷的北部防务系统,又在朝官的替换中改变了族属文化。那些群居或个体活动的粟特人及后裔,其族性文化认同因与特定地域社会的结合而呈现出不同
建国于公元初期的骠国是缅甸古代早期的国家政权。《旧唐书》始正式为骠国立传。中缅之间的官方正式交往至迟在南朝刘宋间就已有记载,中国古代正史也早在《梁书》中就正式为该国立传,只是在这些早期史籍中所采用的译名不同,同时该国使团早期多取道经广州来华,不同于中唐以后多取道陆路经云南、四川入长安,所以,人们没有意识到《后汉书》中的盘起、《梁书》中的婆利,也就是《旧唐书》中的骠国。
在一系列有关吐蕃赞普的古藏文文献中,chos与gtsug lag意指礼或与礼相关的礼法、礼俗、礼仪、礼制及天道或天地之道。传统儒家思想,尤其以德治为中心的王道思想,曾对吐蕃的政治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这些文献一再强调吐蕃的礼制永不移易,这是赞普王室对其统治合法性的宣言。吐蕃的政治文化既有欧亚内陆文化的传统,又有中原儒家文化的要素。儒家礼仪制度之引入吐蕃,发生在松赞干布统治时期,其目的在于以成文的礼制的形式,规定上下的权利,区别君臣的名分,确定赞普至高无上的统治地位,从而保证赞普王室的长治久安。
国家起源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关涉他们对国家本质、职能、暂时性与消亡趋势的理解,是他们构想未来共同体时的思想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区别于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标识之一;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写作和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核心理论,国家起源理论也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构建产生过重要影响。学界围绕着血缘与地缘的关系,平等社会与酋邦,马克思恩格斯具体观点上的差异,国家的公共管理职能,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等多个方面,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国家起源理论进行了深入探讨。其中成绩斐然,但也存在着误解和偏差,在研究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