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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邓小平的追随者自居。阿兰·加西亚·佩雷斯（Alan Garcia Perez）曾于1985至1990年、2006至2011年间两度执政，任秘鲁总统。在他刚卸任的这一届，中国与秘鲁的贸易额比其任前增长了两倍，中国超过美国成为秘鲁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
在佩雷斯先生看来，中国在对待世界强国和拉美地区或者斐济这样的小国之间没有任何区别，这是一些国家所做不到的。他对中国儒家思想推崇备至，认为正是这些在2500年以前儒家思想就包含的品质才让如今的中国有能力书写世界速度。
中国报道：在您的第二届任期里，秘鲁和中国的贸易额几乎翻了两番，中国也成为秘鲁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在您看来，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是什么？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首先，我们清楚地明白，秘鲁应该向世界敞开大门。秘鲁正处在向世界开放贸易的阶段，但对进口贸易的税费和壁垒仍比较焦虑。那时的秘鲁政府将进口税由平均13%调低至3%，对86%的进口货物实现零关税，还签署了一系列国际贸易条款，比如和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当然，我们还看到中国受中央政策引导发挥的作用。與混乱无章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它更能够为自由贸易创造良好条件。当今世界上不仅存在着有序资本主义、计划性资本主义，还有被称为“民主”的无序资本主义。与无序资本主义打交道，你不可能通过与其总统会谈获取哪怕一家小企业的投资。而中国却不是这么回事。中国有长远的发展计划，这并不是领导者的意图，而是与整个现实相符的。
中国报道：在您执政期间，秘鲁和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于2010年3月1日起生效，到今天，这一协定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在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之前，两国就已经达成了战略联盟，这让在秘鲁投资的中国企业有所期待，从2008年开始商讨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以该战略联盟为蓝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让经济的发展有了指引，在两国的贸易交往中，2005年年初投资的40亿美元如今已经增长至120亿美元。我相信这就是增长的速度。未来几年内，我们将更容易把两国贸易额再翻一番。
中国报道：您如何看中国近十几年的发展？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在我看来，中国实现飞速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在于邓小平一代领导人的卓越才能，当然还有个人和集体的努力。我一直将邓小平视为最杰出的领袖，中国所经历的不仅是20世纪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与20世纪苏联发生的社会变革所导致的贫困截然不同。
让一个民族实现大范围的丰衣足食，这就叫做变革。1970年，人类开启新信息通讯时代新篇章的伊始，这一切就被他预见，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他的重要性。
中国报道：您曾八次到访中国，对中国的哪些变化印象深刻？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我关注的焦点不是楼房和公路，而是中国人，我关注人们眼中流露出的情感，他们穿的衣服、吃的东西以及使用的交通工具。30年前的中国与现今中国的巨大改变，全都体现在每个人身上。
以我对今天中国的了解和多方面的认知，我可以肯定地说，人们生活的满足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充分地说明了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一位客人，我感到十分高兴，在这个国家里我们可以尽情地和青年人交流、攀谈，没有国界的限制。而穿着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时髦的中国人也没有了30年前的胆怯，这样的改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报道：秘鲁能够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取什么吗？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1983年的一个夜晚，我有幸与邓小平同志会谈。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深圳特区和北京郊区建设，随后我们进行了实地考察。那时，这一切还只是停留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而已，而现在，它们都变成了现实。那时我还不能像邓小平一样清晰地看到无国界、全新的信息技术将会带来如此之多的投资方式，而这些投资方式还在不断增加。
中国报道：当今世界的困境在于国家主权与世界安全之间时常发生的冲撞，比如利比亚和叙利亚的问题。您如何看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担任的角色？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在我政治生涯开始的初期，平等地与别国交往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纸空言。但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却切实将其履行。中国在对待世界强国和拉美地区或者斐济这样的小国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中国尊重他们，这是儒家学说中最伟大的思想之一，更是一些国家所做不到的，别的国家会以国家大小、贫富、军备实力不同区别对待。在我33岁的时候，有幸与当时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共进晚餐，当时我几乎不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小国家的政党领袖。从那时起，我真的相信，尊重与和谐并不是空谈。
中国报道：您认为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找到答案吗?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高速度、高创造力的新世界要求有竞争力。以往，秘鲁和拉美经济依靠自然资源和自身市场与其他国家相抗衡，但如今，这种竞争力已经突破了地域的界限。只有更勤奋、更律己的民族才能用最少的资源创造出最大的财富，这一新的速度正在由中国书写。而欧洲却在肆意浪费丰富的社会资源，只享受、不生产。如果没有像中国这样具备强大竞争力的国家作支撑，这种现状难以继续。
究其原因，除了现在的中国人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越来越多样的交流方式以及为了创造财富而必须具备的能力之外，还有什么？借用亚伯拉罕·加德纳的话来说，我想这应该归结于“基本人格”。中国人的基本人格从几千年前就开始形成，自我反省，集体劳动，对历史和前辈的尊重，和谐的理念以及对苦难的承受。正是这些在2500年以前儒家思想里就存在着的品质，才让如今的中国有能力书写世界速度。
在佩雷斯先生看来，中国在对待世界强国和拉美地区或者斐济这样的小国之间没有任何区别，这是一些国家所做不到的。他对中国儒家思想推崇备至，认为正是这些在2500年以前儒家思想就包含的品质才让如今的中国有能力书写世界速度。
中国报道：在您的第二届任期里，秘鲁和中国的贸易额几乎翻了两番，中国也成为秘鲁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在您看来，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是什么？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首先，我们清楚地明白，秘鲁应该向世界敞开大门。秘鲁正处在向世界开放贸易的阶段，但对进口贸易的税费和壁垒仍比较焦虑。那时的秘鲁政府将进口税由平均13%调低至3%，对86%的进口货物实现零关税，还签署了一系列国际贸易条款，比如和中国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当然，我们还看到中国受中央政策引导发挥的作用。與混乱无章的资本主义制度相比，它更能够为自由贸易创造良好条件。当今世界上不仅存在着有序资本主义、计划性资本主义，还有被称为“民主”的无序资本主义。与无序资本主义打交道，你不可能通过与其总统会谈获取哪怕一家小企业的投资。而中国却不是这么回事。中国有长远的发展计划，这并不是领导者的意图，而是与整个现实相符的。
中国报道：在您执政期间，秘鲁和中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于2010年3月1日起生效，到今天，这一协定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在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之前，两国就已经达成了战略联盟，这让在秘鲁投资的中国企业有所期待，从2008年开始商讨的自由贸易协定就是以该战略联盟为蓝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让经济的发展有了指引，在两国的贸易交往中，2005年年初投资的40亿美元如今已经增长至120亿美元。我相信这就是增长的速度。未来几年内，我们将更容易把两国贸易额再翻一番。
中国报道：您如何看中国近十几年的发展？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在我看来，中国实现飞速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在于邓小平一代领导人的卓越才能，当然还有个人和集体的努力。我一直将邓小平视为最杰出的领袖，中国所经历的不仅是20世纪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上最为深刻的社会变革，这与20世纪苏联发生的社会变革所导致的贫困截然不同。
让一个民族实现大范围的丰衣足食，这就叫做变革。1970年，人类开启新信息通讯时代新篇章的伊始，这一切就被他预见，直到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他的重要性。
中国报道：您曾八次到访中国，对中国的哪些变化印象深刻？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我关注的焦点不是楼房和公路，而是中国人，我关注人们眼中流露出的情感，他们穿的衣服、吃的东西以及使用的交通工具。30年前的中国与现今中国的巨大改变，全都体现在每个人身上。
以我对今天中国的了解和多方面的认知，我可以肯定地说，人们生活的满足以及生活质量的提高，充分地说明了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作为一位客人，我感到十分高兴，在这个国家里我们可以尽情地和青年人交流、攀谈，没有国界的限制。而穿着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时髦的中国人也没有了30年前的胆怯，这样的改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中国报道：秘鲁能够从中国的经济增长中获取什么吗？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1983年的一个夜晚，我有幸与邓小平同志会谈。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深圳特区和北京郊区建设，随后我们进行了实地考察。那时，这一切还只是停留在基础设施建设的规划而已，而现在，它们都变成了现实。那时我还不能像邓小平一样清晰地看到无国界、全新的信息技术将会带来如此之多的投资方式，而这些投资方式还在不断增加。
中国报道：当今世界的困境在于国家主权与世界安全之间时常发生的冲撞，比如利比亚和叙利亚的问题。您如何看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问题上担任的角色？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在我政治生涯开始的初期，平等地与别国交往在我看来只不过是一纸空言。但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国政府和人民却切实将其履行。中国在对待世界强国和拉美地区或者斐济这样的小国之间没有任何区别，中国尊重他们，这是儒家学说中最伟大的思想之一，更是一些国家所做不到的，别的国家会以国家大小、贫富、军备实力不同区别对待。在我33岁的时候，有幸与当时的中国国家领导人共进晚餐，当时我几乎不觉得自己只是一个小国家的政党领袖。从那时起，我真的相信，尊重与和谐并不是空谈。
中国报道：您认为今天发生的一切都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思想中找到答案吗?
阿兰·加西亚·佩雷斯：高速度、高创造力的新世界要求有竞争力。以往，秘鲁和拉美经济依靠自然资源和自身市场与其他国家相抗衡，但如今，这种竞争力已经突破了地域的界限。只有更勤奋、更律己的民族才能用最少的资源创造出最大的财富，这一新的速度正在由中国书写。而欧洲却在肆意浪费丰富的社会资源，只享受、不生产。如果没有像中国这样具备强大竞争力的国家作支撑，这种现状难以继续。
究其原因，除了现在的中国人拥有越来越多的自由、越来越多样的交流方式以及为了创造财富而必须具备的能力之外，还有什么？借用亚伯拉罕·加德纳的话来说，我想这应该归结于“基本人格”。中国人的基本人格从几千年前就开始形成，自我反省，集体劳动，对历史和前辈的尊重，和谐的理念以及对苦难的承受。正是这些在2500年以前儒家思想里就存在着的品质，才让如今的中国有能力书写世界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