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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系统观念，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五项原则之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作出的战略部署、提出的明确要求，意义十分重大。
减污降碳协同可收“一举四得”之效：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绿色转型，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利于推动污染源头治理，收到碳减排与环境质量改善的协同效果；有利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减污降碳协同，是系统观念的具体体现。协同在于两个或者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的协调，协同一致地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1971年，德国科学家哈肯提出系统协同思想，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之间普遍存在有序或无序现象。无序是混沌，有序是协同。产生协同效应的两个子系统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相辅相成。没有协同，人类难以生存，生产不能发展，社会不能进步。
降碳，是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强度。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减污，是减少污染物排放；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排向大气、水体、土壤等介质中的污染物减量化；至少存在8（23）个协同关系，比如大气污染物减排与降碳协同、水体污染物减排与降碳协同、土壤污染物减排与降碳协同。还可以细分为次一个层次的协同：大气污染物减排与水体污染物减排协同；大气污染物减排与土壤污染物减排协同；水体污染物减排与土壤污染物减排协同；如果考虑大气、水体、土壤中二氧化碳减排，还可以列出若干协同关系。中国工程院的有关研究表明，能源-环境-气候具有同源性，可以协同共治。
大气污染物减排与降碳的协同。要采用系统观念，以能源开发、转化、利用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作为分析脉络，可以发现不少环节存在協同可能性。例如，在煤炭发电过程中要尽可能将余热、水汽等回收利用起来，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还能产生减少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协同效应。污染物治理设施的一体化，不仅可以减少污染物治理能耗，还能收到以尽可能少的投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效果。
在电厂烟气排放环节，可对高浓度二氧化碳进行捕集利用。国内的一家企业通过“等离激元效应”加上太阳能热利用生成油气，在七台河电厂进行中试并取得成功；北京能源俱乐部的相关专家就此召开座谈会。虽然“等离激元”效应50多年前就已提出，但直到2015年纳米材料的出现才有应用专利，近年来才用于工程；是碳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上大有可为。
水污染物减排与降碳的协同。水污染减排包括源头减排、治理过程减排、淤泥利用、水处理厂的增汇以及通过水处理厂景观美化以吸引游客参观等方面。
第二代水处理概念厂已经诞生，主要从处理药剂、运行能耗、淤泥利用等方面入手，曲久辉院士等专家启动的污水处理概念厂在升级之中。还可以利用水处理厂房，进行立体化开发，推进建筑物与光伏发电一体化，至少可以提供负压解决水处理厂气味问题；可以对水处理厂的园区进行绿化，这样不仅能美化环境，还能增加碳汇。近年来，一些地方重视污水处理与淤泥处理的协同，而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协同效应还有很多文章可做。不同条件的地方，协同的做法与实践模式也应当不同，但追求以尽可能少的成本协同处理水污染物与降碳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
土壤污染物减排与降碳的协同。近年来，土壤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一起成为热点。应当以发展的思路进行生态修复治理，用综合开发的观念对需要修复的场地进行规划、治理，而不是土地平整等习惯做法。要以需求为导向，满足当地乃至不同居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治理被污染的土壤，传统的做法是种桑（桑叶养蚕-缫丝-丝绸形成产业链），不仅能改良土壤，还能增加土地肥力，更提升增加土壤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中科院的专家采用种草吸收土壤中的有害成分，不仅治理了土壤，还能增加土壤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本质是利用自然界相生相克原理，进行生态修复治理。中央电视台曾报道过这样的做法。
要集中力量，实施核心技术产品“攻尖”和自主创新产品“迭代”应用计划，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核心关键技术的全面突破。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显著提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在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上不断取得突破，产业基础高级化、标准化、绿色化、智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以收到节地、节能、节水和减材（如汽车轻量化）、减污（减少污染物排放）、减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效果，实现减少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其实现途径包括企业进入产业园区（企业集群）、产业集聚，结果是发展集约，通过集约发展以提高园区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另外，还可以通过产业链招商进行补链，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不仅要充分利用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老三论）的知识体系，还需要采用突变论、混沌理论、协同论（新三论）。协同，不仅需要理念创新，更需要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而创新的事情在实践中难免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障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加以完善。
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加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整体治理，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建设。建设清洁低碳能源体系，把发展非化石能源、削减化石能源消费量作为治本之策。加大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力度，推动公转铁、公转水和多式联运。选择典型地区和城市，开展环境质量达标与碳排放达峰“双达”试点示范，积累经验加以推广。
要强化政策协同，实现“学理性与行政性的统一”，并体现在规划、政策之中。强化工作统筹，统一政策规划标准制定、统一监测评估、统一监督执法、统一督察问责，为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提供支撑保障。
减污降碳协同可收“一举四得”之效：有利于推动经济结构绿色转型，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利于推动污染源头治理，收到碳减排与环境质量改善的协同效果；有利于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保护生物多样性；有利于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减污降碳协同，是系统观念的具体体现。协同在于两个或者以上的不同资源或者个体的协调，协同一致地完成某一目标的过程或能力。1971年，德国科学家哈肯提出系统协同思想，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事物之间普遍存在有序或无序现象。无序是混沌，有序是协同。产生协同效应的两个子系统之间存在必然的内在联系，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相辅相成。没有协同，人类难以生存，生产不能发展，社会不能进步。
降碳，是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降低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碳排放强度。降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措施；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负责任大国应尽的国际义务，这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
减污，是减少污染物排放；可以进一步细分为排向大气、水体、土壤等介质中的污染物减量化；至少存在8（23）个协同关系，比如大气污染物减排与降碳协同、水体污染物减排与降碳协同、土壤污染物减排与降碳协同。还可以细分为次一个层次的协同：大气污染物减排与水体污染物减排协同；大气污染物减排与土壤污染物减排协同；水体污染物减排与土壤污染物减排协同；如果考虑大气、水体、土壤中二氧化碳减排，还可以列出若干协同关系。中国工程院的有关研究表明，能源-环境-气候具有同源性，可以协同共治。
大气污染物减排与降碳的协同。要采用系统观念，以能源开发、转化、利用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和二氧化碳作为分析脉络，可以发现不少环节存在協同可能性。例如，在煤炭发电过程中要尽可能将余热、水汽等回收利用起来，这样不仅可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还能产生减少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协同效应。污染物治理设施的一体化，不仅可以减少污染物治理能耗，还能收到以尽可能少的投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的效果。
在电厂烟气排放环节，可对高浓度二氧化碳进行捕集利用。国内的一家企业通过“等离激元效应”加上太阳能热利用生成油气，在七台河电厂进行中试并取得成功；北京能源俱乐部的相关专家就此召开座谈会。虽然“等离激元”效应50多年前就已提出，但直到2015年纳米材料的出现才有应用专利，近年来才用于工程；是碳循环经济的重要内容，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上大有可为。
水污染物减排与降碳的协同。水污染减排包括源头减排、治理过程减排、淤泥利用、水处理厂的增汇以及通过水处理厂景观美化以吸引游客参观等方面。
第二代水处理概念厂已经诞生，主要从处理药剂、运行能耗、淤泥利用等方面入手，曲久辉院士等专家启动的污水处理概念厂在升级之中。还可以利用水处理厂房，进行立体化开发，推进建筑物与光伏发电一体化，至少可以提供负压解决水处理厂气味问题；可以对水处理厂的园区进行绿化，这样不仅能美化环境，还能增加碳汇。近年来，一些地方重视污水处理与淤泥处理的协同，而城市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协同效应还有很多文章可做。不同条件的地方，协同的做法与实践模式也应当不同，但追求以尽可能少的成本协同处理水污染物与降碳的方向应该是一致的。
土壤污染物减排与降碳的协同。近年来，土壤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一起成为热点。应当以发展的思路进行生态修复治理，用综合开发的观念对需要修复的场地进行规划、治理，而不是土地平整等习惯做法。要以需求为导向，满足当地乃至不同居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的新期待。治理被污染的土壤，传统的做法是种桑（桑叶养蚕-缫丝-丝绸形成产业链），不仅能改良土壤，还能增加土地肥力，更提升增加土壤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中科院的专家采用种草吸收土壤中的有害成分，不仅治理了土壤，还能增加土壤储存二氧化碳的能力，本质是利用自然界相生相克原理，进行生态修复治理。中央电视台曾报道过这样的做法。
要集中力量，实施核心技术产品“攻尖”和自主创新产品“迭代”应用计划，解决“卡脖子”问题，实现核心关键技术的全面突破。激发人才创新活力，显著提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能力，在新基建、新技术、新材料、新装备、新产品、新业态上不断取得突破，产业基础高级化、标准化、绿色化、智慧化，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高，以收到节地、节能、节水和减材（如汽车轻量化）、减污（减少污染物排放）、减碳（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效果，实现减少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的协同。其实现途径包括企业进入产业园区（企业集群）、产业集聚，结果是发展集约，通过集约发展以提高园区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另外，还可以通过产业链招商进行补链，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
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实现减污降碳协同。不仅要充分利用系统论、控制论、博弈论（老三论）的知识体系，还需要采用突变论、混沌理论、协同论（新三论）。协同，不仅需要理念创新，更需要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理论创新；而创新的事情在实践中难免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或障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加以完善。
聚焦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加强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整体治理，突出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严格控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建设。建设清洁低碳能源体系，把发展非化石能源、削减化石能源消费量作为治本之策。加大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力度，推动公转铁、公转水和多式联运。选择典型地区和城市，开展环境质量达标与碳排放达峰“双达”试点示范，积累经验加以推广。
要强化政策协同，实现“学理性与行政性的统一”，并体现在规划、政策之中。强化工作统筹，统一政策规划标准制定、统一监测评估、统一监督执法、统一督察问责，为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提供支撑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