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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最受关注的国家最高科技奖授予了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于敏。
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于敏是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核物理学家，也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曾经为了我国的核武器研究而“隐身”近30年。
国产土专家
于敏出生于1926年8月，从小他就爱问为什么，对于新知，总喜欢探究其所以然。读高中时，他就以门门功课第一的成绩闻名全校。
1944年，于敏考进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1946年，出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当时，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榜首。
不久，于敏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1年，他在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巅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
5%的氢弹设计时间
1961年1月12日，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他谈话，秘密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从那一天起，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连于敏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于敏自己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
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指氢弹，但氢弹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一方面原子弹和氢弹技术原理不相同，另一方面，国际上核大国对氢弹的研究绝对保密，没有任何公开资料，这意味着氢弹理论探索要从零开始。
1965年，于敏被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9月，他带领小分队赶往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当时，我国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但其95%的时间被分配给了原子弹计算，只有5%的时间能留给氢弹设计。于敏领导的工作组只能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
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终于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创造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1966年12月28日，中国进行氢弹原理试验。5个多月后，1967年6月17日，我国西北罗布泊上空，蔚蓝色的天空骤然升起一团炽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几百个太阳还要亮的光芒，急剧翻滚的烈焰腾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
中国人从此拥有了氢弹，当量330万吨级，于敏这个名字从此也与中国氢弹技术紧紧连在了一起，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赫然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目前，全世界只有两种氢弹构型——美国的T-U构型和中国的于敏构型。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称于敏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在代表获表彰科学家发言时总结说：“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中国人只用了2年8个月，中国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45次核试验
第一颗氢弹只是试验装置，还不能用作导弹运载的核弹头，属于第一代核武器。要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必须提高核装置威力并将其小型化，发展第二代核武器。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领导突破二代初级和次级原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不但在初级小型化和中子弹原理试验方面取得了圆满成功，第二代核武器研制实现重大决定性进展，而且次级小型化技术途径已明确，核武器事业跻身世界水平已指日可待。
但于敏没有盲目乐观，他将视线投向全球。当时美国仍在不断做地下核试验，于敏分析，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为保持美国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美国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署全面核禁试条约。
如果必须做的核试验没有做，该拿到的数据没有拿到，岂不是要“功亏一篑”？于敏心急如焚。他顾不上当时邓稼先已身患重病，就直奔医院谈了自己的想法，邓稼先亦有同感。几经思考，邓稼先和于敏给中央打报告，正式提出加快核武器进程的建议。正是这封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我国才争取了宝贵的十年热核试验时间，完成了必须做的核试验。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于敏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花在用计算机做模拟试验上，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禁止核试验后，如何保持我国核武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于敏早已未雨绸缪。他提出，一定要把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科学的高度，用计算机模拟等新方式开展深入研究，确保库存核武器安全、可靠和有效。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至今它仍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如今，89岁高龄的于敏仍然担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以平生所学继续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提供咨询和建议。（来源：综合《科技日报》、《四川日报》、《南方都市报》 责任编辑/和恩馨）
作为“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于敏是我国自主培养的杰出核物理学家，也是我国核武器研究和国防高技术发展的杰出领军人物之一，曾经为了我国的核武器研究而“隐身”近30年。
国产土专家
于敏出生于1926年8月，从小他就爱问为什么，对于新知，总喜欢探究其所以然。读高中时，他就以门门功课第一的成绩闻名全校。
1944年，于敏考进北京大学工学院机电系。1946年，出于对理论研究的热爱，于敏转到理学院物理系，并将专业方向定为理论物理。当时，他的学习成绩总是名列榜首。
不久，于敏被慧眼识才的钱三强、彭桓武调到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1年，他在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开始了科研生涯。他与合作者提出了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
在研制核武器的权威物理学家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未曾留过学的人，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站到世界科技的巅峰。彭桓武院士说：“于敏的工作完全靠自己，没有老师，因为国内当时没人熟悉原子核理论，他是开创性的。”
1957年，以朝永振一郎（后获诺贝尔物理奖）为团长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场论方面的访华代表团来华访问，于敏的才华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回国后，发表文章称于敏为中国“国产土专家一号”。
5%的氢弹设计时间
1961年1月12日，正当于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中可能取得重大成果时，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他谈话，秘密交给他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于敏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分配。
从那一天起，于敏开始了长达28年隐姓埋名的生涯，直到1988年解密。连于敏妻子孙玉芹都说：“没想到老于是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的。”于敏自己说：“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
国际上，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都是指氢弹，但氢弹设计远比原子弹复杂。一方面原子弹和氢弹技术原理不相同，另一方面，国际上核大国对氢弹的研究绝对保密，没有任何公开资料，这意味着氢弹理论探索要从零开始。
1965年，于敏被调入二机部第九研究院（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的前身）。9月，他带领小分队赶往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当时，我国仅有一台每秒万次的电子管计算机，但其95%的时间被分配给了原子弹计算，只有5%的时间能留给氢弹设计。于敏领导的工作组只能人手一把计算尺，废寝忘食地计算。
100多个日日夜夜，于敏先是埋头于堆积如山的计算机纸带，然后做密集的报告，终于率领大家发现了氢弹自持热核燃烧的关键，找到了突破氢弹的技术路径，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案。
创造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1966年12月28日，中国进行氢弹原理试验。5个多月后，1967年6月17日，我国西北罗布泊上空，蔚蓝色的天空骤然升起一团炽烈耀眼的火光，迸射出比几百个太阳还要亮的光芒，急剧翻滚的烈焰腾空而起，形成了一朵巨大无比的蘑菇状紫色烟云，中国第一颗氢弹试验圆满成功！
中国人从此拥有了氢弹，当量330万吨级，于敏这个名字从此也与中国氢弹技术紧紧连在了一起，在《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核武器分册中，“于敏”的条目下赫然写着：“在氢弹原理突破中起了关键作用”。
目前，全世界只有两种氢弹构型——美国的T-U构型和中国的于敏构型。诺贝尔奖得主、核物理学家玻尔称于敏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1999年9月18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在代表获表彰科学家发言时总结说：“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3个月，前苏联用了6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法国用了8年6个月，中国人只用了2年8个月，中国创造了研制氢弹的世界纪录。”
45次核试验
第一颗氢弹只是试验装置，还不能用作导弹运载的核弹头，属于第一代核武器。要与运载装置导弹适配，必须提高核装置威力并将其小型化，发展第二代核武器。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于敏被任命为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兼核武器理论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领导突破二代初级和次级原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不但在初级小型化和中子弹原理试验方面取得了圆满成功，第二代核武器研制实现重大决定性进展，而且次级小型化技术途径已明确，核武器事业跻身世界水平已指日可待。
但于敏没有盲目乐观，他将视线投向全球。当时美国仍在不断做地下核试验，于敏分析，美国核战斗部的设计水平已接近理论极限，为保持美国的核优势，限制别人发展，美国很可能会加快核裁军谈判进程，促成国际上签署全面核禁试条约。
如果必须做的核试验没有做，该拿到的数据没有拿到，岂不是要“功亏一篑”？于敏心急如焚。他顾不上当时邓稼先已身患重病，就直奔医院谈了自己的想法，邓稼先亦有同感。几经思考，邓稼先和于敏给中央打报告，正式提出加快核武器进程的建议。正是这封建议书提前规划了我国核试验的部署，党中央做出果断决策，我国才争取了宝贵的十年热核试验时间，完成了必须做的核试验。
相比美苏上千次、法国200多次的核试验次数，我国的核试验次数仅为45次，不及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于敏选择的是既有发展前途、又踏实稳妥的途径，大多时间花在用计算机做模拟试验上，集思广益，保证了技术路线几乎没有走过弯路。
禁止核试验后，如何保持我国核武器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于敏早已未雨绸缪。他提出，一定要把经验的东西上升到科学的高度，用计算机模拟等新方式开展深入研究，确保库存核武器安全、可靠和有效。该建议被采纳并演化为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重要支柱，至今它仍是我国核武器事业发展的指导思想。
如今，89岁高龄的于敏仍然担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以平生所学继续为祖国的核物理事业提供咨询和建议。（来源：综合《科技日报》、《四川日报》、《南方都市报》 责任编辑/和恩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