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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未来世界会出现一个“中国时代”吗?
受访者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首先需要对“中国时代”作出澄清。中国从未提出过“中国时代”的概念,更未把追求所谓 “中国时代”作为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时代”是一些外国媒体和观察家对迅速发展的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概括与预测。
实事求是地看,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远未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走的路还相当长。要说“亚洲时代”的到来,中国可算上一份,而且分量不轻。单说“中国时代”,中国恐怕就承担不起了。
中国可能在40到80年后综合国力总量达到世界第一。但那也谈不上是“中国时代”,因为中国始终会与其他所有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合作。中国不会是唯一起主导作用的国家,而是会与其他一系列重要国家及地区一体化组织共同发挥主导作用。
不可否认,国际格局总的变化趋势是:美国及西方的影响力在下降,非西方力量的影响力在上升,而中国是非西方力量中的重要成员,而且是发展势头最强劲的成员。但是,目前在国际舞台上崛起的不只是中国一家,其他新兴大国也在崛起,众多中小国家的总体实力也在增强。在这样的世界中,不再可能有一个国家的力量达到占绝对优势的程度,就像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中叶后的美国那样。
目前中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国外一些人士所说的“中国时代”所“捧杀”。他们充分肯定中国的成就并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多是出于真心和好意。但由于许多人对中国大量复杂情况了解有限,对中国在国际上所能发挥的作用的判断就必然会打折扣。
问:“中国模式”会取代“美国模式”吗?
受访者
李稻葵(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包括:首先,中国在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实现了人民生活的基本温饱和社会的基本公平,虽然这些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中国取得了人类有史以来,发展速度最快,经济实力提升最快的历史纪录。
其次,中国是一边发展,一边改革。在过去30年里中国基本建立起了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的经济体制,其轮廓已经出现,尽管一些细节还要反复修改、变革。
第三,中国社会实现了有序的制度变迁,中国的民众在改革的同时分享了发展和改革的成果。
未来中国仍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特别是在中国人素质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多容纳和接受广大民众的意见,如何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有更多民众参与的公共决策体制。如果中国能够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模式”完全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借鉴的对象。当然,中国首先需要的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且,世界其它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是其自己国家的事情。
问:中国会不会陷入列强“强盛·扩张·衰落”的陷阱?
受访者
刘立群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中国不会落入这个历史陷阱。
西方列强在强盛之后,往往受利益驱使走上扩张道路。扩张一方面导致同其他列强的矛盾,争夺,甚至战争,另一方面又导致本国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过度消耗。这两方面的作用合在一起,导致它们走向衰落。所以,西方列强衰落的根源不是强盛,而是扩张。中国已经认识到了西方列强的教训,所以才向世界宣示,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历史上,流行着“盛极必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说法。不过人类目前的认识水平已远高于过去,不会简单重复过去所犯的各种错误。只要中国有大智慧,大气度、大战略、大手笔,就可以成功地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并且对世界的和平进步产生很大影响。到那时,问题就不再是中国盛衰与否,而是通过与世界各国尽可能广泛地合作与融合,与世界所有国家一起,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问:中国崛起后会不会称霸世界?
受访者
刘立群
刘建飞
马振岗
这个问题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一种担心:有人说中国现在“不称霸”是权宜之计,因为还没有称霸的资格。将来强大了,有资格称霸了,就会放弃现有的外交政策。
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原因有二:
第一,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对近数百年来世界大国的兴衰交替作过很好的研究,认识到大国称霸只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不仅不利于世界和平,對本国的发展也不利。历史上任何霸权都有一个兴衰的过程,称霸者必然要走向衰落。
第二,中国外交思想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区别,其中之一就是我们讲平等、和平。中国很早就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又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各国一道建设和谐世界。这都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关。
未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使霸权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美国拥有占全球一半的军费,是个绝对的超级军事强国,但却不能免遭“9·11”恐怖袭击之祸,随后又在阿富汗、伊拉克陷入困境。这都是追求霸权的结果。
中国崛起后,最终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但不可能称霸世界。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自古是农耕民族,善守势而非攻势,骨子里就缺少对外侵略扩张的“基因”,不存在称霸的文化元素。西方社会普遍对此不甚了解,误以为中国会像西方过去那样,在强大之后注定要对外扩张或称王称霸。可以断言,中国在强大之后也不会像美国那样在全球拥有军事基地,到处派驻军队。
“非此即彼”式的冷战思维是弱智的思维方式,西方一些军事战略家往往热衷于“预测”将来爆发战争,原因通常归结为边界及领土争端、资源争端等,这显然过于肤浅和简单化。他们把人类矮化为纯经济动物、丛林暴力动物,实在是需要接受新的启蒙。
问:中国还能维持多少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受访者
李稻葵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计算,认为在未来30年的头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为9%;第二个10年为7%。
上述判断依据是:中国依然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中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周期,而且发展是可持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意味投资力度还在增加。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推动需求增长旺盛。而节能减排的推进,也需要新设备、新投入,这也会带动经济增长。
按照这个速度走,30年我们就能够翻三番。到那时,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1.2万到1.5万美元的水平。
这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放缓。3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不再是追赶型的,不再拥有后发优势。到那时,中国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制度优势和科技进步,依靠生产率提高和制度演进。我们预计,2050年之后,中国的平均增长将是5%。
问: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受访者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们见到的最新的一个预测是,2009年 4月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说:中国极有可能在2027年超过美国。高盛的预测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即没有计入通胀因素。
目前,一个总体判断是,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崛起进程。因为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其他主要经济体己经陷入严重衰退,由此凸显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加之结构调整速度加快,中国经济仍处于加速发展阶段。
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在2001年曾为经合组织写过一份报告,按照200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他得出了一组很有意思的数据:
年 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比
中国美国
1880年1414
1913年 8.919.1
1950年 4.521.2
1973年 4.622
1998年11.521.9
2001年12.321.4
2030年18.417.7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在1880年时,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相当,此后两国的差距开始拉开。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低的时期。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追赶美国,到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回到了 1880年旗鼓相当的状态。
问:中国东西部地区差距会扩大还是缩小?
受访者
李善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
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孙飞(东中西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长)
在很多发达国家,可能各区域的发展存在很大差距,但是就去医院看病的条件或上学的条件而言,你会发现它们的水平是相当的。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未来60年,中国东西部在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方面的差距会缩小,但是发展的差距则不好判断,只能说差距拉开的速度可能不会太快。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东西部的差距在最近的十年内可能会越来越大,但是 10年以后这个差距会逐步缩小。这是因为,那时候东部地区的发展会越来越饱和,要进行产业转移,而西部地区有创富的动力,处于产业建设升级的阶段,可以进行很好的对接。
此外,目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比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要快一点,但是由于它的基数比东部小,因此这个差距在5到10年内不会缩小。而1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以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曲线到了一个峰值,它的增长就会像东部一样稳定,那时西部和东部还会存在一些差距,但这个差距会逐步缩小。
区域差距过大,往往容易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许多国家都釆取非常积极的政策来协调不同区域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实施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特别开发计划,试图缩小地区差距。中国也不例外。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未来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我们祝福中国。
问:北京和天津会合并成一个超级大都市吗?
受访者
吕斌(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教授)
从建制上来讲,两个城市完全合并为一个城市可能存在着问题,但如果北京和天津要连成一大片,在几条高速路的沿线,加上廊坊,形成一个城市连绵带,是相当有可能的。
从国内外的例子来看,城市群如果要连成一片的话,需要两个因素。一个是主要城市,在这里就是指北京、天津以及廊坊有向外扩张的动力;另一个是连接这些城市的农村地区要有自己的活力,自己能够成长起来。
回到北京和天津会不会合并的问题上来。城市扩建是有动力的,北京不是已经建到六环了吗?北京的人口规模和产业密集度,都使城市有着向外扩张的需要;廊坊地区为了向两个重要城市靠拢,也会向外扩张。现在要做的,一是使城市间的交通更为便捷,现在只是有了铁路,在其它方面還差得很远;另一方面,是需要城市间的农村地区发展起来。如果这些地区经济不发达,城市之间的缝隙就没有人会去投资,基础设施也发展不起来,那除了去吃“农家乐”,还能做什么呢?
问:南水北调工程会不会带来生态和环境灾难?
受访者
吕斌
2009年以来,中国在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进行了中央生态补偿机制的试点,对跨省区流域、主要矿产资源,重要生态区开展了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试点。这一机制的实行,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南水北调工程确实给沿线地区带来一些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困扰。
南水北调工程所涉及的河流达到三、四十条,工程所走的线路要么是从河流上跨过去,要么是从河床下潜过去,因为它要求绝对封闭,不能与其他的水系混合起来。也就是说,遇到河流需要穿过,则要么架高架桥,要么打涵洞。另外,工程沿路都要把底部的土硬化,否则土地的盐碱会进入到水里面,就满足不了生活用水的要求。既然要动土,必然会对生态和环境造成影响。世界上也有许多大规模的调水工程,像巴基斯坦的西水东调,也是这样的,生态系统和环境肯定会受到影响。但要说成为灾难,还远远达不到那样的程度。
其实,我们现在更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还有没有水可调?现在丹江口的水资源也是很紧张的。如果我们花了巨大的成本,结果反而没水可引,就成为天大的玩笑了。
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将如何持续下去?
受访者
胡春力(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员)
苏 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将围绕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展开。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实现了GDP量上的飞跃,但是质的优化、结构的调整,却仍然任重道远。未来,中国若想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显然不能再以GDP论英雄。
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也成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过去多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同大量消耗能源、资源“捆绑”而来的,是建设依靠低价产品竞争、依靠廉价劳动力盈利的制造业工厂。
研发将得到更多的重视。长期以来,我们缺乏自主创新。很多企业长期停留在简单加工、耗能耗资源、压低劳动力价格的“怪圈”里,只大不强。这种方式发展到现在,已经看不到赢家。政府为资源能源的消耗头疼,劳动力价格被压低,企业还在抱怨利润太低。
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转化,使中国不得不面对“出口转内需”的紧急任务。这也将是中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长期问题。
此外,未来如何协调行业之间的薪酬关系,也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这一改革的成功,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
问:中国人何时登陆火星?
受访者
焦维新(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
实现登陆火星是为了人类长远的需求,我们教人登陆火星也是为了探讨人类的未来。因为火星和我们居住的地球最像,如果将来地球人口膨胀到150亿以上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建造第二个人类的家园,进行太空移民呢?另外,通过载人登陆火星,我们也是为了研究火星上是否有水有生命,更好研究地球的起源和演变过程。
目前,我国登月还没有实现。虽然我们开展了载人航天,但还是处于低地球轨道,距离地球表面不过300多公里,而到达月球的话需要40万公里,停留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生命保障系统,特别是长期在六分之一的重力情况下,人体将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反应,需要我们进行研究。
目前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载人登陆火星的计划在2030年左右实现,现在奥巴马上台后重新审核载人登月的计划,如果有调整,可能载人登陆火星的计划也会因此推迟。若美国都要到2030—2040年之间才能登陆火星,那么我们可能要到2050年以后才有可能。
问:中国反腐败斗争能成功吗?
受访者
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唐均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在未来60年,中国有可能解决好腐败问题,或者说中国的腐败问题能得到有效遏制。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未来解决腐败问题的策略有三种:第一种是思想教育;第二种是社会运动;第三种就是制度建设。
这三种策略中,最佳的反腐败战略是制度建设,而要彻底地遏制腐败,最根本的是要看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度和惩治腐败的力度。只有通过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真正消除导致腐败的那些基因。
问:“剩男”“剩女”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
受访者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不少人认为,未来城市“剩女”多,农村“剩男”多。
在大都市里,男的總是愿意接受等于或低于他的层次的女性,害怕层次高于自己的女性,所以这样就会出现“甲女丁男”的现象,甲男找乙女,乙男找丙女,最后剩下的就是甲女丁男。“甲女”就是处在较高阶层的女人,“丁男”就是处于较低层次的男人。在现有婚姻制度下,如果择偶的观念不改变,随着女性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剩女”在大城市里就会越来越多。
一般来说,中国人的结婚习惯是男的往下找,女的往上找。边远山区的女性渴望往平原嫁,平原往沿海嫁,沿海往城市里嫁,这样也会造成城市中的女性成为“剩女”。
还有一种情况。中国传统的观念是:女性最好的生活是相夫教子。现代的女性很多是不需要依靠男人来生活的,她们独自生活也能生活得很好,所以城市里“剩女”要比“剩男”多。
当然,还有另一个角度。什么叫“剩女”?我们的观念本身是可以改变的。认为没有获得合法婚姻的女性就是“剩女”,这种词汇本身是带有某种歧视。所谓“剩”,就是指不好的东西,不好才剩下来。而事实上这些女性是很优秀的。所以不应该使用这个词汇。肯定会有一批优秀的女性不能获得我们传统的婚姻。但是她们并不是不能获得性爱,不能获得情感生活,她们可以有情人,有其他的方式获得。
问: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会发生变化吗?
受访者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
郭志刚(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人口问题专家)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包括生育政策、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政策。奖励优待政策和限制处罚政策等几个方面,其中生育政策是整个计划生育政策的核心。
30年已经过去,计划生育取得了伟大成绩: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26‰降到2007年的5‰,年净增人数从1970年的2114万降到2007年的681万。并且,中国即将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最终实现人口零增长。我们现在面临新的人口形势,也面临着新的战略抉择:即人口零增长后怎么办?
所以,应当适时对生育政策加以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应当采取分步实施较为稳妥,总的方向则应当是向着每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方向不断靠拢。这就意味着,未来计划生育会有很大改观,行政干预趋于越来越少。但是,中国仍然应当追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人口的协调发展,也就是说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并不会改变。
问:中国失业问题会越来越严峻吗?
受访者
莫 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周永生(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中国的就业问题不同于发达国家——他们主要面临青年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不同于其他转轨国家——他们主要面临转轨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和再就业问题;还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主要面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问题。
中国就业面临着转轨就业、青年就业和农村转移就业同时出现。相互交织的“三碰头”局面,这决定了就业形势之严峻,就业工作之复杂,就业任务之艰巨,都是世界任何国家未曾有过的。
未来60年里,中国就业形势将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发生重大的变化。
首先,充分就业的目标将实现。未来 60年,中国经济发展要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二、三步目标,即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也意味着要实现充分就业。
其次,人口高峰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将对就业产生巨大影响。总体看,我国劳动力供给大的特点并没有变化,对就业岗位的巨大需求将是长期的。
第三,城市化将产生巨大的第三产业就业机会。未来城乡人口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将转移到城市,将催生大量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
问:中国内部的社会矛盾会制约中国发展乃至导致中国崩溃吗?
受访者
马振岗、刘立群、刘建飞
从中国历史上多数王朝看,都是因为内部矛盾尖锐而最终崩溃的。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前,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关于中国共产党会不会重复过去王朝“其兴也悖,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问题时说,民主是共产党避免周期率的法宝。所以,民主政治建设是很重要的事情。从实践上看,中国共产党已经积累了很多处理内部矛盾的成功经验,而且正在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崩溃是完全能够避免的。
可以预计,再过若干年或几十年之后,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会进一步提升,民众的整体素质也会进一步提高,虽然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矛盾依然会错综复杂,处理会越来越得当、越成熟,使其始终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并且逐步缓解,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中国全方位改革是采取循序渐进式的,既坚持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又不采取激进的方式。中国始终不会掉以轻心,因为转型期存在诸多矛盾,一些矛盾也存有激化的危险。所以,在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创新方面必须有紧迫感,也要居安思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都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逐步克服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勇于解决各种棘手的问题。
(摘自《环球》2009.10.16)B12
受访者
马振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
刘立群(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首先需要对“中国时代”作出澄清。中国从未提出过“中国时代”的概念,更未把追求所谓 “中国时代”作为发展的战略目标。“中国时代”是一些外国媒体和观察家对迅速发展的中国的现状和未来的概括与预测。
实事求是地看,中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远未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走的路还相当长。要说“亚洲时代”的到来,中国可算上一份,而且分量不轻。单说“中国时代”,中国恐怕就承担不起了。
中国可能在40到80年后综合国力总量达到世界第一。但那也谈不上是“中国时代”,因为中国始终会与其他所有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合作。中国不会是唯一起主导作用的国家,而是会与其他一系列重要国家及地区一体化组织共同发挥主导作用。
不可否认,国际格局总的变化趋势是:美国及西方的影响力在下降,非西方力量的影响力在上升,而中国是非西方力量中的重要成员,而且是发展势头最强劲的成员。但是,目前在国际舞台上崛起的不只是中国一家,其他新兴大国也在崛起,众多中小国家的总体实力也在增强。在这样的世界中,不再可能有一个国家的力量达到占绝对优势的程度,就像19世纪的英国和20世纪中叶后的美国那样。
目前中国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被国外一些人士所说的“中国时代”所“捧杀”。他们充分肯定中国的成就并希望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大多是出于真心和好意。但由于许多人对中国大量复杂情况了解有限,对中国在国际上所能发挥的作用的判断就必然会打折扣。
问:“中国模式”会取代“美国模式”吗?
受访者
李稻葵(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包括:首先,中国在非常落后的条件下,实现了人民生活的基本温饱和社会的基本公平,虽然这些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但中国取得了人类有史以来,发展速度最快,经济实力提升最快的历史纪录。
其次,中国是一边发展,一边改革。在过去30年里中国基本建立起了一个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化的经济体制,其轮廓已经出现,尽管一些细节还要反复修改、变革。
第三,中国社会实现了有序的制度变迁,中国的民众在改革的同时分享了发展和改革的成果。
未来中国仍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特别是在中国人素质不断提高的大背景下如何更多容纳和接受广大民众的意见,如何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有更多民众参与的公共决策体制。如果中国能够解决好这些问题,“中国模式”完全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借鉴的对象。当然,中国首先需要的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且,世界其它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是其自己国家的事情。
问:中国会不会陷入列强“强盛·扩张·衰落”的陷阱?
受访者
刘立群
刘建飞(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中国不会落入这个历史陷阱。
西方列强在强盛之后,往往受利益驱使走上扩张道路。扩张一方面导致同其他列强的矛盾,争夺,甚至战争,另一方面又导致本国人力、物力,财力资源的过度消耗。这两方面的作用合在一起,导致它们走向衰落。所以,西方列强衰落的根源不是强盛,而是扩张。中国已经认识到了西方列强的教训,所以才向世界宣示,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历史上,流行着“盛极必衰”“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等说法。不过人类目前的认识水平已远高于过去,不会简单重复过去所犯的各种错误。只要中国有大智慧,大气度、大战略、大手笔,就可以成功地克服各种艰难险阻,并且对世界的和平进步产生很大影响。到那时,问题就不再是中国盛衰与否,而是通过与世界各国尽可能广泛地合作与融合,与世界所有国家一起,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问:中国崛起后会不会称霸世界?
受访者
刘立群
刘建飞
马振岗
这个问题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一种担心:有人说中国现在“不称霸”是权宜之计,因为还没有称霸的资格。将来强大了,有资格称霸了,就会放弃现有的外交政策。
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原因有二:
第一,中国在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对近数百年来世界大国的兴衰交替作过很好的研究,认识到大国称霸只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不仅不利于世界和平,對本国的发展也不利。历史上任何霸权都有一个兴衰的过程,称霸者必然要走向衰落。
第二,中国外交思想与西方国家有很大区别,其中之一就是我们讲平等、和平。中国很早就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现在又提出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各国一道建设和谐世界。这都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关。
未来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使霸权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美国拥有占全球一半的军费,是个绝对的超级军事强国,但却不能免遭“9·11”恐怖袭击之祸,随后又在阿富汗、伊拉克陷入困境。这都是追求霸权的结果。
中国崛起后,最终会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但不可能称霸世界。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自古是农耕民族,善守势而非攻势,骨子里就缺少对外侵略扩张的“基因”,不存在称霸的文化元素。西方社会普遍对此不甚了解,误以为中国会像西方过去那样,在强大之后注定要对外扩张或称王称霸。可以断言,中国在强大之后也不会像美国那样在全球拥有军事基地,到处派驻军队。
“非此即彼”式的冷战思维是弱智的思维方式,西方一些军事战略家往往热衷于“预测”将来爆发战争,原因通常归结为边界及领土争端、资源争端等,这显然过于肤浅和简单化。他们把人类矮化为纯经济动物、丛林暴力动物,实在是需要接受新的启蒙。
问:中国还能维持多少年的高速经济增长?
受访者
李稻葵
我们有一个简单的计算,认为在未来30年的头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为9%;第二个10年为7%。
上述判断依据是:中国依然处于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中,中国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周期,而且发展是可持续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意味投资力度还在增加。同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升级推动需求增长旺盛。而节能减排的推进,也需要新设备、新投入,这也会带动经济增长。
按照这个速度走,30年我们就能够翻三番。到那时,中国的人均GDP将达到1.2万到1.5万美元的水平。
这之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将放缓。30年之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不再是追赶型的,不再拥有后发优势。到那时,中国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制度优势和科技进步,依靠生产率提高和制度演进。我们预计,2050年之后,中国的平均增长将是5%。
问:中国经济总量何时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受访者
陈凤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们见到的最新的一个预测是,2009年 4月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说:中国极有可能在2027年超过美国。高盛的预测是按不变价格计算的,即没有计入通胀因素。
目前,一个总体判断是,金融危机加速了中国经济的崛起进程。因为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其他主要经济体己经陷入严重衰退,由此凸显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加之结构调整速度加快,中国经济仍处于加速发展阶段。
英国经济史学家麦迪森在2001年曾为经合组织写过一份报告,按照2000年的美元价值计算,他得出了一组很有意思的数据:
年 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百分比
中国美国
1880年1414
1913年 8.919.1
1950年 4.521.2
1973年 4.622
1998年11.521.9
2001年12.321.4
2030年18.417.7
从上面的数据可以看出,在1880年时,中美两国经济实力相当,此后两国的差距开始拉开。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中国经济增长最低的时期。8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开始追赶美国,到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中美两国的经济总量回到了 1880年旗鼓相当的状态。
问:中国东西部地区差距会扩大还是缩小?
受访者
李善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
陆学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孙飞(东中西区域发展和改革研究院副院长)
在很多发达国家,可能各区域的发展存在很大差距,但是就去医院看病的条件或上学的条件而言,你会发现它们的水平是相当的。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在未来60年,中国东西部在基础设施,公共产品方面的差距会缩小,但是发展的差距则不好判断,只能说差距拉开的速度可能不会太快。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东西部的差距在最近的十年内可能会越来越大,但是 10年以后这个差距会逐步缩小。这是因为,那时候东部地区的发展会越来越饱和,要进行产业转移,而西部地区有创富的动力,处于产业建设升级的阶段,可以进行很好的对接。
此外,目前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比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要快一点,但是由于它的基数比东部小,因此这个差距在5到10年内不会缩小。而10年或者更长一点的时间以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曲线到了一个峰值,它的增长就会像东部一样稳定,那时西部和东部还会存在一些差距,但这个差距会逐步缩小。
区域差距过大,往往容易导致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许多国家都釆取非常积极的政策来协调不同区域的发展,有针对性地实施促进落后地区发展的特别开发计划,试图缩小地区差距。中国也不例外。在这个问题上,尽管未来有很多不确定因素,但我们祝福中国。
问:北京和天津会合并成一个超级大都市吗?
受访者
吕斌(北京大学环境学院城市与区域规划系主任、教授)
从建制上来讲,两个城市完全合并为一个城市可能存在着问题,但如果北京和天津要连成一大片,在几条高速路的沿线,加上廊坊,形成一个城市连绵带,是相当有可能的。
从国内外的例子来看,城市群如果要连成一片的话,需要两个因素。一个是主要城市,在这里就是指北京、天津以及廊坊有向外扩张的动力;另一个是连接这些城市的农村地区要有自己的活力,自己能够成长起来。
回到北京和天津会不会合并的问题上来。城市扩建是有动力的,北京不是已经建到六环了吗?北京的人口规模和产业密集度,都使城市有着向外扩张的需要;廊坊地区为了向两个重要城市靠拢,也会向外扩张。现在要做的,一是使城市间的交通更为便捷,现在只是有了铁路,在其它方面還差得很远;另一方面,是需要城市间的农村地区发展起来。如果这些地区经济不发达,城市之间的缝隙就没有人会去投资,基础设施也发展不起来,那除了去吃“农家乐”,还能做什么呢?
问:南水北调工程会不会带来生态和环境灾难?
受访者
吕斌
2009年以来,中国在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地进行了中央生态补偿机制的试点,对跨省区流域、主要矿产资源,重要生态区开展了生态环境补偿机制试点。这一机制的实行,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南水北调工程确实给沿线地区带来一些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困扰。
南水北调工程所涉及的河流达到三、四十条,工程所走的线路要么是从河流上跨过去,要么是从河床下潜过去,因为它要求绝对封闭,不能与其他的水系混合起来。也就是说,遇到河流需要穿过,则要么架高架桥,要么打涵洞。另外,工程沿路都要把底部的土硬化,否则土地的盐碱会进入到水里面,就满足不了生活用水的要求。既然要动土,必然会对生态和环境造成影响。世界上也有许多大规模的调水工程,像巴基斯坦的西水东调,也是这样的,生态系统和环境肯定会受到影响。但要说成为灾难,还远远达不到那样的程度。
其实,我们现在更需要思考的问题,是还有没有水可调?现在丹江口的水资源也是很紧张的。如果我们花了巨大的成本,结果反而没水可引,就成为天大的玩笑了。
问: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将如何持续下去?
受访者
胡春力(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产业所研究员)
苏 剑(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将围绕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展开。
在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实现了GDP量上的飞跃,但是质的优化、结构的调整,却仍然任重道远。未来,中国若想实现可持续的发展,显然不能再以GDP论英雄。
与此相伴随的,则是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这也成为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过去多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同大量消耗能源、资源“捆绑”而来的,是建设依靠低价产品竞争、依靠廉价劳动力盈利的制造业工厂。
研发将得到更多的重视。长期以来,我们缺乏自主创新。很多企业长期停留在简单加工、耗能耗资源、压低劳动力价格的“怪圈”里,只大不强。这种方式发展到现在,已经看不到赢家。政府为资源能源的消耗头疼,劳动力价格被压低,企业还在抱怨利润太低。
金融危机向实体经济的转化,使中国不得不面对“出口转内需”的紧急任务。这也将是中国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长期问题。
此外,未来如何协调行业之间的薪酬关系,也是一个比较艰巨的任务。这一改革的成功,将有助于提高中国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
问:中国人何时登陆火星?
受访者
焦维新(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
实现登陆火星是为了人类长远的需求,我们教人登陆火星也是为了探讨人类的未来。因为火星和我们居住的地球最像,如果将来地球人口膨胀到150亿以上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建造第二个人类的家园,进行太空移民呢?另外,通过载人登陆火星,我们也是为了研究火星上是否有水有生命,更好研究地球的起源和演变过程。
目前,我国登月还没有实现。虽然我们开展了载人航天,但还是处于低地球轨道,距离地球表面不过300多公里,而到达月球的话需要40万公里,停留时间比较长。这样的话,生命保障系统,特别是长期在六分之一的重力情况下,人体将会有一个怎么样的反应,需要我们进行研究。
目前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载人登陆火星的计划在2030年左右实现,现在奥巴马上台后重新审核载人登月的计划,如果有调整,可能载人登陆火星的计划也会因此推迟。若美国都要到2030—2040年之间才能登陆火星,那么我们可能要到2050年以后才有可能。
问:中国反腐败斗争能成功吗?
受访者
莫纪宏(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唐均冲(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在未来60年,中国有可能解决好腐败问题,或者说中国的腐败问题能得到有效遏制。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未来解决腐败问题的策略有三种:第一种是思想教育;第二种是社会运动;第三种就是制度建设。
这三种策略中,最佳的反腐败战略是制度建设,而要彻底地遏制腐败,最根本的是要看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度和惩治腐败的力度。只有通过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够真正消除导致腐败的那些基因。
问:“剩男”“剩女”是越来越多,还是越来越少?
受访者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李银河(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不少人认为,未来城市“剩女”多,农村“剩男”多。
在大都市里,男的總是愿意接受等于或低于他的层次的女性,害怕层次高于自己的女性,所以这样就会出现“甲女丁男”的现象,甲男找乙女,乙男找丙女,最后剩下的就是甲女丁男。“甲女”就是处在较高阶层的女人,“丁男”就是处于较低层次的男人。在现有婚姻制度下,如果择偶的观念不改变,随着女性社会地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剩女”在大城市里就会越来越多。
一般来说,中国人的结婚习惯是男的往下找,女的往上找。边远山区的女性渴望往平原嫁,平原往沿海嫁,沿海往城市里嫁,这样也会造成城市中的女性成为“剩女”。
还有一种情况。中国传统的观念是:女性最好的生活是相夫教子。现代的女性很多是不需要依靠男人来生活的,她们独自生活也能生活得很好,所以城市里“剩女”要比“剩男”多。
当然,还有另一个角度。什么叫“剩女”?我们的观念本身是可以改变的。认为没有获得合法婚姻的女性就是“剩女”,这种词汇本身是带有某种歧视。所谓“剩”,就是指不好的东西,不好才剩下来。而事实上这些女性是很优秀的。所以不应该使用这个词汇。肯定会有一批优秀的女性不能获得我们传统的婚姻。但是她们并不是不能获得性爱,不能获得情感生活,她们可以有情人,有其他的方式获得。
问: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会发生变化吗?
受访者
夏学銮(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
郭志刚(北京大学社会系教授、人口问题专家)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包括生育政策、计划生育、避孕节育政策。奖励优待政策和限制处罚政策等几个方面,其中生育政策是整个计划生育政策的核心。
30年已经过去,计划生育取得了伟大成绩: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26‰降到2007年的5‰,年净增人数从1970年的2114万降到2007年的681万。并且,中国即将在20年左右的时间里最终实现人口零增长。我们现在面临新的人口形势,也面临着新的战略抉择:即人口零增长后怎么办?
所以,应当适时对生育政策加以调整。但是,这种调整应当采取分步实施较为稳妥,总的方向则应当是向着每对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方向不断靠拢。这就意味着,未来计划生育会有很大改观,行政干预趋于越来越少。但是,中国仍然应当追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人口的协调发展,也就是说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并不会改变。
问:中国失业问题会越来越严峻吗?
受访者
莫 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周永生(中国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
中国的就业问题不同于发达国家——他们主要面临青年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不同于其他转轨国家——他们主要面临转轨带来的结构性失业和再就业问题;还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他们主要面临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问题。
中国就业面临着转轨就业、青年就业和农村转移就业同时出现。相互交织的“三碰头”局面,这决定了就业形势之严峻,就业工作之复杂,就业任务之艰巨,都是世界任何国家未曾有过的。
未来60年里,中国就业形势将伴随社会经济发展发生重大的变化。
首先,充分就业的目标将实现。未来 60年,中国经济发展要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的第二、三步目标,即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这也意味着要实现充分就业。
其次,人口高峰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将对就业产生巨大影响。总体看,我国劳动力供给大的特点并没有变化,对就业岗位的巨大需求将是长期的。
第三,城市化将产生巨大的第三产业就业机会。未来城乡人口结构将发生重大变化,农村人口和劳动力将转移到城市,将催生大量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
问:中国内部的社会矛盾会制约中国发展乃至导致中国崩溃吗?
受访者
马振岗、刘立群、刘建飞
从中国历史上多数王朝看,都是因为内部矛盾尖锐而最终崩溃的。中国共产党在成为执政党之前,毛泽东在回答民主人士关于中国共产党会不会重复过去王朝“其兴也悖,其亡也忽”的周期率的问题时说,民主是共产党避免周期率的法宝。所以,民主政治建设是很重要的事情。从实践上看,中国共产党已经积累了很多处理内部矛盾的成功经验,而且正在加强民主政治建设。中国崩溃是完全能够避免的。
可以预计,再过若干年或几十年之后,中国各级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会进一步提升,民众的整体素质也会进一步提高,虽然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矛盾依然会错综复杂,处理会越来越得当、越成熟,使其始终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并且逐步缓解,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
中国全方位改革是采取循序渐进式的,既坚持改革的方向和目标,又不采取激进的方式。中国始终不会掉以轻心,因为转型期存在诸多矛盾,一些矛盾也存有激化的危险。所以,在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创新方面必须有紧迫感,也要居安思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都有足够的信心和力量,逐步克服各种复杂的矛盾和问题,勇于解决各种棘手的问题。
(摘自《环球》2009.10.16)B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