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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始接触巴塔耶的作品与理论是在2016年初。那时，我在巴黎的留学生活才刚开始不久，在学术研究方面还处于摸索的阶段。说起留学法国，似乎每个留学生的心中都怀着某种憧憬：或是对于文学的热爱，或是对于艺术与电影的痴迷，抑或是对“法国理论”的狂热崇拜：巴特、福柯、德勒兹、德里达……不过，与那些在国内如雷贯耳的法国大作家与理论家相比，巴塔耶在中国知名度并不算高，对他的译介也少之又少，而我个人对他的作品开始产生兴趣，也完全是源于一次偶然。田嘉伟是我留学巴黎的好友，也是我之前的北大校友，有一次他与我谈天说地时聊起了巴塔耶，提到了他在其生前最后一本出版物《爱神的眼泪》（Les Larme d’ ·ros）中，解读过一张被凌迟处死的中国犯人的照片。这不经意的一次闲聊，却激起了我的兴趣。我还记得自己兴冲冲地跑到了索邦大学的图书馆，专门借来了这本书的精装插图版，饶有兴致地翻阅起来。虽然当时读得一头雾水，但没承想这一读就是整整一年。
初读巴塔耶，我只是抱着一种好奇之心，尝试着去接触一个完全陌生的作家罢了。但是，巴塔耶的作品与理论却魅力超常、“传染性”极强，会让人产生一种无法克制的探索欲望；并且，他创作的大量文本之间又有着强烈的互文性，是一个整体，令人不止满足于某一部作品、某一个概念。这样一来，我对巴塔耶的阅读遂逐渐深入，并进而以他对凌迟酷刑的解读为题，完成了我在索邦大学的硕士论文。目前我在南特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巴塔耶也依然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与理论来源之一。而就在我接触巴塔耶的这两年，国内学界似乎也开始重视其人其作了——其译介逐年增多，其行情连续看涨。我自己虽才疏学浅，但仍希望能汇入这股译介之潮中，为巴塔耶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尽绵薄之力。
我是在2016年夏天接受《天空之蓝》的翻译一事的。不过，我虽动笔很早，却一直处于“碎片化”的状态，直到2017年的夏天，我才开始集中时间，进入到这部小说的翻译之中。之所以经常停工，是因为作为留学生，学业上与生活上的种种压力往往扑面而来，我必须应对。但另一个原因也不得不提：我时常审视自己的能力，总觉得自己对巴塔耶的研读远远不够，担心对他理论与作品的粗浅理解还不足以支撑自己的翻译工作。这本小说译自伽利马出版社“七星文库”为巴塔耶出版的《小说与叙述全集》，我在翻译时参考了编者卢埃特教授为作品所做的大量注释，也查阅了许多外部研究资料。正是通过阅读这些资料，我才得以写成了开篇对本作的解读文章。此外，在前文中我提到过，巴塔耶在1957年小说出版前对其手稿进行了一次修改，使文风变得干涩、生硬，而这也让对原文的阅读与理解变得更加困难。因此，为了保证对原文理解与翻译的准确，我不仅参考了小说1935年的手稿（该手稿同样收录在巴塔耶《小说与叙述全集》之中），还参阅了《天空之蓝》的英文译本。该译本英文名为Blue of Noon，译者是美国当代作家哈利·马修斯（Harry Mathews），我所參考的是帕拉丁出版社（Paladin Grafton Books）在1988年发行的版本。在小说原文里，巴塔耶只在前言中做过一个注释。在此译本中，作者的唯一一个原注用“*”号表示，其他以数字编号的注释均为我的译注。
我在北大法语系读书时，曾上过一年王东亮老师教授的法语笔译课程，而在索邦大学学习时，也参加过让-伊夫·马松教授（Jean-Yves Masson）的翻译理论课。我深知，翻译是一件艰深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在翻译《天空之蓝》时，我也一直保持着谦卑之心，只求能准确地将巴塔耶的思想用中文传递出来。记得王老师曾讲过，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翻译风格与立场，他个人的风格则是尽量在译本中保持隐身。王老师的课程对我影响很大，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我也希望自己在这个译本中做到了隐身。如我在前文中所言，这部小说的写作风格比较独特，巴塔耶特意在行文之中追求一种笨拙、生涩的感觉。他大量使用简单句式，句子之间缺乏逻辑关联；用词经常重复，或将许多近义词并列在一起；有时他甚至打破约定俗成的法语语言习惯，将句子的语法破坏，造成一种陌生化的感觉。这样的写作手法给翻译带来了很多麻烦，尤其因为法语与中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想要将这种风格翻译到中文，而同时又确保中文的可读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乎，译者便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我在翻译时尽量保持了原文的文风，除了个别句子实在难以直译，我才做了符合中文习惯的适当修改外，全文基本保持了作者的风格。通过隐去自己，我希望能尽可能地将巴塔耶所追求的那种“稚拙感”传递给国内读者。当然，隐去的是译者的痕迹，绝不是译者的责任。我深知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有限，更不敢以此作为自己的挡箭牌。
在巴黎留学这几年，我常常在塞纳河畔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学习，《天空之蓝》也基本是在这里翻译完成的。图书管理员是巴塔耶一生中做得最长久的职业，而图书馆也是他汲取知识、思考哲学问题的重要场所。行文至此，抬头望望没有尽头的书架，浩如烟海的书籍，愈发感到自己的渺小。但环顾四周，却也看到身边形形色色的、与我一样同在奋斗的青年学人们，便似乎不再孤单。于是长舒一口气，翻开书页，抖擞精神，投入到了新的旅程之中。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语学士，巴黎第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现在巴黎第十大学攻读美学博士。本文系《天空之蓝》一书译后记。）
初读巴塔耶，我只是抱着一种好奇之心，尝试着去接触一个完全陌生的作家罢了。但是，巴塔耶的作品与理论却魅力超常、“传染性”极强，会让人产生一种无法克制的探索欲望；并且，他创作的大量文本之间又有着强烈的互文性，是一个整体，令人不止满足于某一部作品、某一个概念。这样一来，我对巴塔耶的阅读遂逐渐深入，并进而以他对凌迟酷刑的解读为题，完成了我在索邦大学的硕士论文。目前我在南特尔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巴塔耶也依然是我的主要研究对象与理论来源之一。而就在我接触巴塔耶的这两年，国内学界似乎也开始重视其人其作了——其译介逐年增多，其行情连续看涨。我自己虽才疏学浅，但仍希望能汇入这股译介之潮中，为巴塔耶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尽绵薄之力。
我是在2016年夏天接受《天空之蓝》的翻译一事的。不过，我虽动笔很早，却一直处于“碎片化”的状态，直到2017年的夏天，我才开始集中时间，进入到这部小说的翻译之中。之所以经常停工，是因为作为留学生，学业上与生活上的种种压力往往扑面而来，我必须应对。但另一个原因也不得不提：我时常审视自己的能力，总觉得自己对巴塔耶的研读远远不够，担心对他理论与作品的粗浅理解还不足以支撑自己的翻译工作。这本小说译自伽利马出版社“七星文库”为巴塔耶出版的《小说与叙述全集》，我在翻译时参考了编者卢埃特教授为作品所做的大量注释，也查阅了许多外部研究资料。正是通过阅读这些资料，我才得以写成了开篇对本作的解读文章。此外，在前文中我提到过，巴塔耶在1957年小说出版前对其手稿进行了一次修改，使文风变得干涩、生硬，而这也让对原文的阅读与理解变得更加困难。因此，为了保证对原文理解与翻译的准确，我不仅参考了小说1935年的手稿（该手稿同样收录在巴塔耶《小说与叙述全集》之中），还参阅了《天空之蓝》的英文译本。该译本英文名为Blue of Noon，译者是美国当代作家哈利·马修斯（Harry Mathews），我所參考的是帕拉丁出版社（Paladin Grafton Books）在1988年发行的版本。在小说原文里，巴塔耶只在前言中做过一个注释。在此译本中，作者的唯一一个原注用“*”号表示，其他以数字编号的注释均为我的译注。
我在北大法语系读书时，曾上过一年王东亮老师教授的法语笔译课程，而在索邦大学学习时，也参加过让-伊夫·马松教授（Jean-Yves Masson）的翻译理论课。我深知，翻译是一件艰深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在翻译《天空之蓝》时，我也一直保持着谦卑之心，只求能准确地将巴塔耶的思想用中文传递出来。记得王老师曾讲过，不同的译者有不同的翻译风格与立场，他个人的风格则是尽量在译本中保持隐身。王老师的课程对我影响很大，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我也希望自己在这个译本中做到了隐身。如我在前文中所言，这部小说的写作风格比较独特，巴塔耶特意在行文之中追求一种笨拙、生涩的感觉。他大量使用简单句式，句子之间缺乏逻辑关联；用词经常重复，或将许多近义词并列在一起；有时他甚至打破约定俗成的法语语言习惯，将句子的语法破坏，造成一种陌生化的感觉。这样的写作手法给翻译带来了很多麻烦，尤其因为法语与中文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想要将这种风格翻译到中文，而同时又确保中文的可读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乎，译者便需要做出自己的选择。我在翻译时尽量保持了原文的文风，除了个别句子实在难以直译，我才做了符合中文习惯的适当修改外，全文基本保持了作者的风格。通过隐去自己，我希望能尽可能地将巴塔耶所追求的那种“稚拙感”传递给国内读者。当然，隐去的是译者的痕迹，绝不是译者的责任。我深知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有限，更不敢以此作为自己的挡箭牌。
在巴黎留学这几年，我常常在塞纳河畔的法国国家图书馆学习，《天空之蓝》也基本是在这里翻译完成的。图书管理员是巴塔耶一生中做得最长久的职业，而图书馆也是他汲取知识、思考哲学问题的重要场所。行文至此，抬头望望没有尽头的书架，浩如烟海的书籍，愈发感到自己的渺小。但环顾四周，却也看到身边形形色色的、与我一样同在奋斗的青年学人们，便似乎不再孤单。于是长舒一口气，翻开书页，抖擞精神，投入到了新的旅程之中。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语学士，巴黎第四大学比较文学硕士，现在巴黎第十大学攻读美学博士。本文系《天空之蓝》一书译后记。）